胡适政治思想研究述评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简评胡适的文化现代化思想———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郭　静(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摘　要]胡适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并不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全盘西化”实为“全力西化”,是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手段而非目的。

胡适并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其文化现代化的思路是通过全力西化的努力,使中西文化充分交融,经过“适者生存”法则的选择,最终建立包含中西文化精华,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关键词]胡适;全盘西化;文化现代化[中图分类号]I 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9)02-0049-03[收稿日期]2009-03-15[作者简介]郭　静(1968-),女,山东莘县人,聊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聊城建设学校高级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经过器物层面的自强运动、社会政治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后,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开始楔入文化层面。

综观这一过程,作为后起外源型现代化的中国,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向西方学习。

但是,在文化现代化这个最高级、最复杂的层面上,围绕“如何向西方学习”这个课题,从五四时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尤其是1929年到1935年,争论非常激烈。

胡适就此发表了许多颇有影响的文章和演讲,主张全力向西方学习。

过去在评价胡适这一思想时,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加之后来胡适在政治上的反共和投靠国民党,因而武断的批判代替了允当的研究,胡适被戴上了“全盘西化论”者的帽子,甚至有人把他当作“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五四前后,胡适并没有提出全盘西化。

胡适1910年至1917年在美求学,期间已涉足国内新文化运动,不断发表文章,反对封建文化。

1917年胡适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①中提出,中国文化主要的问题是采取最有效的形式吸收西方现代文化。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后，无论是鼓吹文学革命，率先用白话文写作，还是倡导整理国故，教育救国，胡适都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己任，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毋庸置疑的一位核心人物。

但终其一生，如他自述所言：他的整个思想基本上是杜威的实验主义。

这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对胡适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

由于信奉实验主义，胡适不仅把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贯穿于文学改良、整理国故的实践中，更致力于在思想界大力提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社会改造实验。

在胡适看来，一切学说的具体内容都包含了学说提出者本人的成长背景、个性，以及当时的特定情势，因而任何学说都只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背景，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具有永久、普遍的有效性；只有长期用于具体问题研究，并获得实验验证的研究方法，才具有客观的独立性，能够长久地显示它们的价值。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整个学术活动，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文学历史的具体研究，都是围绕着他所说的“科学方法”展开的，始终关胡适、实验主义与解放思想———也谈胡适思想的影响○苑容宏注的是各种学术思想背后的研究方法、态度与精神，而不是其具体内容本身。

由这种理念出发，胡适毕生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

（胡适：《实验主义》）因为，“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

人定的真理不可徒说空话，该当考察实际的效果”；“生活是活动的，是变化的，是对付外界的，是适应环境的。

我们明白了这两个从科学得来的重要观念，方才可以讲到杜威博士一派的实际主义了”。

（胡适：《谈谈实验主义》）胡适这种对真理看法的实验主义立场，使他既不为共产党接受，也和国民党保有距离。

早在与蓝志先、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就反复强调：“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浅析胡适的生平及其主要新闻思想摘要：本文通过介绍著名学者、诗人胡适的生平，列举出了他一生的主要贡献，之后将论文的重点落在了他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并总结出了四点他的主要新闻思想：1、倡导自由主义 2、推动新闻的白话文运动 3、尝试独立办报 4、强化报纸舆论导向关键词：胡适；新闻思想；自由主义；白话文；独立办报；舆论导向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这个名字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对于他一生成就的研究人们做得比较多、比较深入的大部分是在政治和历史上，但是胡适还是一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新闻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总结的。

在目前的新闻史和新闻理论中，对胡适较少论及，我认为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忽略的，需要对胡适的新闻活动做一下研究。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作家。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等职。

一、胡适的生平经历（一）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者，这与他的自幼所受教育和求学、工作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胡适1981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幼年时随母亲去台湾。

198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又随母亲离开台湾回到上海，最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入家塾读书。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进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科，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

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假学校讲学。

1926年与其老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同年7月至次年5月游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人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站在新旧时代的一代文宗——胡适胡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

他在勤奋的一生中，扮演了许多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自由民主的倡议者、史学家、考证学家、外交官、公众人物等等。

这些角色，有的是他自觉有意为之的；有的是环境迫使他不能不尽的责任；有的则是半被动而心中却未尝不是乐意接受的。

作为旧时代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最初一位相知，他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和曲解，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过两次大型的“批胡高潮”，第一次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第二次是1954年11月开始的，它的触机便是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不管近现代学者们对胡适先生有什么评价，但我对他是十分的敬仰和敬佩，对他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等思想也是十分赞扬的。

第一次接触胡适先生，是在学习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作为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运动，致力于推翻两千多年的文言文的学者。

经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发现他的思想不仅仅限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下面我就我的理解阐述一下胡适先生重要思想及我对其的感悟评价。

胡适先生“暴的大名”的是开创了现代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变革，胡适先生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1929年10月，胡适先生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文中就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

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二是“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应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

”从上述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反对传统封建的思想，提倡解放思想，敢于批评的精神。

胡适先生之所以会受到那么多学者和文人的批判，是因为他们觉得胡适先生赞扬“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思想完全否定了传统孔子的儒家学说。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作者：思媚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3年第06期摘要：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掀起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范围遍及全国的思想争论运动，并成为了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桩历史“公案”。

本文通过分析“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社会背景、争论概况，以及胡适个人成长经历及思想背景，进而客观地分析评价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其与李大钊的“志同，道不同”的真友情，他的学理思想和思维范式以及问题意识等，力求还原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以及挖掘其中蕴含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关键词：问题；主义；胡适；思想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1919年7月20日，他在进步刊物《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这一争论成为一桩历史公案，建国前后，史学界对此次争论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下了定论，对于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观点更是引来各种争议，尤其在文革时期，他备受国内学者“青睐”，批评他的文章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史学界将该争论定义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的尖锐斗争。

[1]然而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力求重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胡适在这场论战中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以及他的不足。

本文力求还原胡适先生在争论中思想的真实面目，挖掘其思想包含的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一、重回“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情境（一）社会背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境，传统的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统治、政治渗透及改良和反抗封建专制、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统治构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主流。

[2]无数仁人志士都奋发图强，力争寻求改变陈旧体制、救国救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以及外来“主义”纷纷传入中国。

怎样评价胡适其人陈守礼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适全集》并为之刊登了一份《广告》。

胡适是一个历史人物,出版他的著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和分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一份资料。

但是,怎样评价胡适,如何宣传胡适那是另一个问题。

一、《广告》对胡适的评价和介绍是否符合事实安徽教育出版社为出版《胡适全集》所作的《广告》,整整一版刊登于2003年12月4日《光明日报》B4版。

为了使公众能将本文所述的真实的胡适与《广告》所评价、宣传的胡适作比较,现将这一份《广告》照录如下:一代文化巨匠传世精品工程《胡适全集》主编:季羡林副主编:耿云志严云绶共44卷定价:2860.00元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县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胡适曾历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教务长,哲学、文学等系主任,中国公学校长,北大文学院院长、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秘书,抗战时期一度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58年起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他曾先后参与创办或编辑、撰稿《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著名刊物。

发表和出版过《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哲学史大纲》、《红楼梦考证》、《白话文学史》、《尝试集》、《胡适文存》等一大批戛戛独造、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

他在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活动领域,都曾发挥重要影响,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安徽教育出版社有感于这位乡贤一生不懈追求科学文明,孜孜探求学术的巨大勇气、可贵精神和丰硕成就,积十年之功,耗资数百万元,精心组织《胡适全集》这个宏大出版工程,以期一代宗师的特出思想要旨、学术精义、文化底蕴以及人生风范,泽被来者,传诸久远。

《胡适全集》凡44卷,2000余万字,除包含国内外曾发表、出版的胡适的论著、创作、书信、日记、译文以及用英文写作的文章外,还辑录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等地秘藏的诸多未刊稿,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上一期里，我已做了五千多字的《三论问题与主义〉一篇文章。

后来我觉得还有几点小竞思，不曾发挥明白，故再说几句。

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亊业，是极赞成的。

我曽说过：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

若要用这种参考的材料，我们自然不能不做一些输入的事业。

但是输入学理，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做的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

我对于输入学理的方法，颇有一点意见，写出来请大家研究是否可用。

（1）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都是当时的某种不满意的情形所发生的。

这种时势情形，乃是那学说所以出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若不懂得这种原因，便不能明白某人为什么要提倡某种主义。

当时不满意的时势情形便是病症，当时发生的各种学说便是各位医生拟的脉案和药方。

每种主义初起时，无论理想如何髙超，无论是河中高远的乌托邦〔例如柏拉图的《共和国》），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

这些药方，有些是后来试验过的,有些是从来不曾试验过的。

那些试验过的（或是大试，或是小试)药方,遇若别时别国大同小异的症状，也许可以适用，至少可以供一种参考。

那些没有试验过的药方,功用还不能决定，至多只可以在大同小异的地方与时代，做一种参考的材料。

但是若要知道一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我们须先知道那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可以有比玟，然后可以下判断。

譬如药方,若要知道某方是否可适用于某病，总得先知道当初开这方时的病状，究竞是个什么样子。

当初诊察时的情形，写的越详细完备，那个药方的参考作用便越大。

单有一个药方，或仅仅加上一个病名，是没有什么大用的,是有时或致误事的。

我们对胡适的思想应该持一种重新礼敬的态度胡适是一面旗帜，一方面拒绝了激进主义，另一方面拒绝了拘守现实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这是一面足以激发人们合理地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旗帜。

它表现在如何对现代中国持有一个真正符合国家需要的、理性主义的眼光，尤其是既有一种坚守理性主义的基本能力，又能保守我们的文化传统，这对中国的健全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这正是我们对胡适表示敬意的最切近的理由。

有人说胡适是被台湾的保守分子气死的，也许这个说法言过其实，但很显然，胡适的基本主张由于最理性、最合理地切进了现代中国建构的核心命题，因而他从来不讨激进主义者和保守分子的好。

今天大家可能仅仅是把他当做一个文化名人来对待，成为一个符号性意义。

我们有必要去重新激活这个思想符号吗？对于激活这个思想符号我们是没底的，可能更为关键的并不是想去清理胡适的遗产，而是想在胡适的思想中，发现从晚明以来一直处在现代转变的中国的当下，他还有没有政治上的指引意义？这就是《重思胡适》这本书的来历。

胡适的传统文化修养不弱于大陆新儒家仅就“重思胡适”这个论题来讲，我想强调两个意思：一是我们在学术史上应当认真对待胡适，二是在当下谋求中国出路应当借重胡适。

大家都知道，今天流行的、中国大陆的新儒家理念，对胡适充满着与港台地区及海外新儒家一样的愤怒，有人骂胡适先生掘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祖坟，是中国文化的叛逆。

我想，今天，无论是中国大陆的还是港台地区的，或是海外的新儒家，对胡适的理解都有不到位的地方。

港台地区及海外新儒家因为传统文化修养深厚，而且接受过传统文化没有受到根本破坏的条件下的文化教育，他们有资历与胡适讨论尊重不尊重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有资格与胡适商榷对传统文化的修养怎么样。

但是，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其实很多也是我们的同道、朋友，是学术界长期合作的研究者，我想对他们说一句话，不要以为胡适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会在任何层次和角度上，弱于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

胡适“暴得大名”靠的是什么？2015-05-11 09:58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叶胜舟286次点击:我要评论胡适有才、有名，是个细心帅哥、体贴绅士，一生非常有女人缘，他也擅长关心女性。

据说胡适在北大教书时，课堂上若有风，临窗又有女生，他就会走过去关上窗户。

1955年11月，张爱玲到纽约，与胡适见面两次后恰逢感恩节，胡适打电话约张爱玲跟朋友们一起去中国餐胡适(1891年-1962年)，原名嗣穈，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

安徽绩溪人。

1910年入康乃尔大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

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

文学革命暴得大名“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首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名叫《兰花草》，改编自胡适1921年10月4日写的白话诗《希望》。

胡适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影响最大、最深、最远的贡献，是他首倡了白话文运动，掀起了“文学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第一部白话学术论著，他的《终身大事》是第一部白话戏剧，他的《短篇小说》是第一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集，他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白话诗《希望》就是其中一首。

这些均为开山之作。

《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新文学的“八不主义”，是胡适的成名之篇。

先在《留学生季报》发表，反响风平浪静，泡沫都没起一个，又抄了一份寄给国内的《新青年》。

陈独秀独具慧眼，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上发表后，文章轰动全国，胡适风靡学界，成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播种机”。

胡适当初没想到，“一稿两投”竟然无心插柳柳成荫。

历史吊诡之处在于，这篇大作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帷幕，却用文言文来写。

胡适打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

陈独秀接着写了篇《文学革命论》，首提“文学革命”概念，狠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比胡适的“火药味”更猛。

简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王晶晶　杨娅娟（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摘　要：1954年底，以“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运动，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次批判运动作简单评述。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中期；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795（2010）03-0104-02收稿日期：3作者简介：王晶晶（5），女，天津人，从事中共党史(偏党建、思想史)方向的研究。

胡适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文化界、思想界等诸领域批胡派、拥胡派之间的争论至今未休。

尤其在20世纪整个50年代中期，大陆对胡适的批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规模，这场运动对胡适思想及胡适本人的定性，所持的基本论调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本人仅想就这场批判运动谈几点看法。

一、学术名义下的政治运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一场产生于微妙历史语境下的政治运动。

其一，发端于学术争论，但并非学术批判运动。

1954年3月，“新红学”代表人、胡适的得意门生俞平伯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红楼梦简论》一文，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扼要总结。

结果受到青年学者李希凡和蓝翎的质疑与批判。

李、蓝两人的论文《评<红楼梦研究>》在《光明日报》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尖锐地批评了俞平伯的观点，指出“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随后，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散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向全国提出了一个思想战斗的任务:“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该信使学术领域内的正常讨论顿时升级为政治声讨和历史清算，偏激的政治声讨加剧了批判的火药味，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由此上升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胡适自由主义的来源及基本内涵摘要：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胡适是一位非常值得探讨的人物，其自由主义观念尤为著名。

胡适自由主义的来源主要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杜威实验主义和美国民主政治生活的实践。

根据这些来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胡适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

关键词：胡适；自由主义；基本内涵1929年，胡适针对国民党政府发布的“保障人权”的命令，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

随后众多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发动了影响深远的人权运动，向国民政府要人权和自由。

人权运动虽然参与人数不多，并且持续时间也比较短，但运动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思想不仅对当时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并且对后来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主张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胡适是这场人权运动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之一，他虽然没有像罗隆基那样在人权理论方面作细致深入的研究，但是他的一些著作以及平常的言论中折射了诸多的人权思想，尤其是其人权主义观念对中国现代化影响深远。

一、胡适自由主义的来源每个思想家思想体系的建立都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和民族传统息息相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时代环境固然对胡适人权思想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但是胡适的留学经历，更是对其人权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余英时先生曾经提及：胡适留学美国的七年是他思想体系定型的关键时期。

1.易卜生个人主义思想对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个人主义产生之初是作为反对神权、保护人权的思想利器出现的。

个人主义思潮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在20世纪初期传入我国。

个人主义以保护个人利益为核心，强调个人利益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权利都要让位于个人权利。

个人主义认为其他权利都是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是个人权利的集中表现，其他权利内涵的阐释都要以个人权利为基础。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个人人格独立、个体思想自由以及个体的社会责任。

易卜生认为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个体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产生独立自由的思想，并为之向社会负责。

胡适思想的当代考察作者：任剑涛等来源：《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06期【编者按】今年是胡适（1891.12.17-1962.2.24）逝世五十周年。

胡适的学生毛水子为其所撰的墓志铭中讲：“（胡适先生）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

”胡适不只是一位学术人物，也不只是一位政治人物，他的温文尔雅、慎思明辨，他对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融通把握，他对中国前程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与关注，使得他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激荡转型中的一面旗帜。

2012年12月16日，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在北京大学召开“纪念胡适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参会嘉宾全为1962年出生的学人。

这次会议对胡适的学术与政治思想、中国思想界当下对中国问题的学术争论、中国转型与民族复兴等问题展开了深刻讨论。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教授发起，先后由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全喜教授主持。

以下为会议记录整理稿。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非常感谢各位出席此次讨论会。

我们这次会议，受到一些朋友的好评，但也受到一些朋友的质疑，他们指出，1962年胡适逝世，跟你们1962年出生有什么关系？因此，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会议说明。

首先，为什么此次是1962年出生的学人参加会议以纪念胡适逝世五十周年？从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的角度讲，我们1962出生，跟胡适1962逝世确实没有关系。

但按照历史学家的事件描述方式，说某某大师这一年去世，刚好某某人出生，这种偶然的机缘还是存在一定暗含意义的。

我想，1962学人跟胡适逝世，让后来者两相思考之时，还是会有独特的体验。

1962年胡适的逝世，由复杂因素导致，包括当时的学界因素、台湾政治因素、他对中国前程的担忧，以及这些因素交叠起来带给胡适的身心俱疲。

就像唐德刚所说的，胡适不只是一个学术人物，也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踩在政学两界，关注国家民族的现代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终生推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代表性人物的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