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1版2003年12月2次印刷。
躺在书架上装逼多年了，一直未通读。
是日取之读之，仍感困窘，原因在于，如果说胡适“书虽然读得不多（傅斯年语）”，那么自己就是文盲一个。
于是先全力搜索相关评论资料。
《大纲》上卷自1919年2月出版后便不胫而走，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发行，到1922年8月已出至第8版，两年内总计印刷7次，累计发行量达一万六千册。
1932年13年的出版周期内，就再版达15次。
仅民国时期对此书发表评论的大师级学者就有章太炎、王国维、陈垣、梁启超、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柳诒徵、蔡元培、冯友兰、李季、贺麟、顾颉刚、刘文典、容庚、吴虞、余家菊等30余位，可见其在学术界的影响。
蔡元培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
梁启超欣赏作者的“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
他认为，此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
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北大教授刘文典称赞之为“近代一部epoch making的书，就是西洋人著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和美国的Thilly二位名家的书，著得同样的好”。
冯友兰的“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
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
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
心中疑惑，有那么好么。
再联系他“自吹”的“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
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
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
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它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
”以及搜出的一些八卦例如其活动能力，名望地位，半部先生等等，恶感顿生，感觉是学霸政客一个。
加上“批判”二字搜索，从学术上，此书的恶评不少；从政治上，国共两党对其人似乎都不甚待见。
甚是感慨，不过如此。
仔细查看诸多“学术”批判，分述如下。
章太炎收到胡适送他的《大纲》，简单回信指出其中讲庄子进化论的一段文字训诂有误：“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
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
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定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义。
仍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庄子说的“万物皆种也”你看作《易传》说的“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
又说“首出庶物”这是万物一元的话。
后来又说“群龙无首。
天德不可为首也。
”却是无尽缘起的话。
自说自破。
庄子也曾说一元的话，只“万物皆种也”一段。
就说无尽缘起的话。
仿佛佛家由阿赖耶缘起。
如来藏缘起。
转入无尽缘起。
万物一元。
其实尚差。
他不说万物同种。
却说万物皆种。
明是彼此更互为种。
所以下边说“始卒若环。
莫得其伦”。
这就是华严“无尽缘起”的道理。
若万物一元的话。
古今中外。
大概不异。
只是所指的元不同。
却不是庄子的意。
你要细看。
”章太炎把对胡适的不满还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给柳诒徵的一封信上，他不无掩饰的发泄对《大纲》的不满说：“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尚书史体未备，如尧典首章不详实事，有如碑颂，甘誓发端不记主客之类，是由当时史法未成，不得谓非信史，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康长素之唾余，此种议论，但可哗世，本无实证，且古人往矣，其真其伪，不过据于载籍，而载籍之真伪，则由正证反证勘验得之，墨家亦述尧舜，并引诗书，而谓是儒家托古，此但可以欺不读书之人耳，长素之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推其所至十七史之作者，骸骨亦已朽矣，一切称为伪托，亦奚不可，而儒家孔子究竟有无其人，今亦何从质验，转益充类，虽谓我生以前无一事可信，无一人是真可也，此其流弊，恐更甚于长素矣”。
章太炎此信本是答复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而作，其意在褒扬柳对自己“旧说”的指摘，但通观全文此信却成了对胡适的“声讨书”。
章、柳的这种唱和之作缘起于前述柳诒徵的《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
虽然柳文指摘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一些论点，但明眼人不难发现其主要矛头在于胡适的《大纲》，以及作为《大纲》论学框架之一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柳文从《大纲》入手，认为“胡氏论学之大病。
在诬古而武断。
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
举古书一概抹杀。
故于《书》则斥为没有信史的价值。
《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还列举了《大纲》中多处自相矛盾之处，如提到胡适认为先秦显学只有儒、墨、道三家，而儒家之书又大多不可信，因此道墨两家才真正是“胡氏所心折也”，矛盾之处在于“胡氏疑古。
而道墨两家，则皆信古”，更甚者“墨子之书，动辄称引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胡适说这是“温故知新，彰往知来”。
柳诒徵于是下结论说“胡氏之说，在皆失其根据矣。
”胡适用进化论来解释庄子思想，不仅中国学界的元老不能接受，实际上连西方哲学家罗素都不认可。
1923年，罗素在评论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时说：“胡适博士认为这一时期的某些哲学家已经具有生物进化的观念，但是就他引用的材料来看，似乎并不能证明这一点。
”（《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
1922年3月梁启超在北大讲演《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收载于其《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八》中，梁的批评在以下几个方面：1、“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
胡适声言，“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但《大纲》撇开夏、商、周三代，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不免让人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
《大纲》疑古太过，凡所怀疑的书决不征引，只得拿孔子、老子前二、三百年的《诗经》的资料作唯一的时代背景，这“岂不是拿明末清初的社会来做现在的背景吗”？3、从老子讲起是不对的，因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
4、以“知识论”来讲孔子，只是“弃著华而取糟粕”。
因为知识论在孔子哲学上只占得第二、第三的位置。
孔学的根本精神是如何做到“我的思想行为与我的生命融合为一”及“我的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孔子的“学”并非如《大纲》所言“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而是“活动”和“体验”。
5、相信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这是厚诬了孔子，是对孔子人格的不敬。
6、以生物进化论来比附庄子哲学，不可取。
庄子和孔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只是实现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
7、总说一句，“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如果说梁启超对《大纲》还有称赞的话，中共早期成员，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季就纯属高级喷子了。
其193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我的生平》，在第三卷洋洋洒洒十余万字，用“辩证唯物法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把《大纲》从里到外喷了个体无完肤，此书有完整的djvu格式电子书。
后单本发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一书，我找到相关的电子书籍并转成了pdf格式，可惜有缺页不全。
兹摘录《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目录如下：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根本缺点；二、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三、对于所谓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思潮的批评；四、介绍梁启超所说的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并加以批评；五、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老子杨朱庄子的批评；六、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评；七、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墨子和别墨的批评；八、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法家的批评；九、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前三世纪思潮的批评；十、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古代哲学中绝的批评；十一、对于《哲学史》的总批评。
专业！相当的专业。
要么胡适怎么说“批评我的书，李季写的还比较好”。
可惜这个李季长期消失在官方历史中，如今也仅能找到关于其生平事迹的零星片语。
山东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季》对李季的思想作了评述，其中对涉及李季喷胡适《大纲》的内容有总结：1、质疑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理想方法”胡适著哲学史的“理想方法”主要包括述学、明变与求因、评判。
李季认为述学是“一部书的关键”，胡适的“述学”方法“狭溢浅薄”。
他对胡适提出的“述学”三个步骤逐一进行解剖。
他认为胡适"搜集史料”的范围过狭，史料的内容不仅包括“各哲学家的著作”“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还包括考古学所得的材料如殷墟的甲骨文。
胡适在史料方面的缺陷导致他“不明先民自然史和文化史的情形，不懂他们经济结构和阶级形成的状况”“不能探溯哲学的起源”，因此也“不能做出一部正确的哲学史”。
其次李季说，胡适“审定史料”的方法也有问题，尤其指出“旁证仅限于从别书里寻出的证据，这自然是不够的”。
最后，李季批评胡适整理史料的方法太单一，仅限于“校勘”、“训诂”、“贯通”三种方法。
胡适所说的“明变”，主要是“思想前后的传授关系和古代思想演变底前后的顺序”，是一种从思想到思想的方法，根本就找不出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规律来。
因此李季说：“所有思想的变迁与歧异绝非随意形成，有思想本身的原因，也各自有其深刻的背景。
”，胡适的明变犯了“用唯心论作解释的毛病”。
胡适列举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约有三种：个人才性不同；所处的时势不同；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
李季批评他“求因不从阶级着眼，偏从个人的才性着眼，是弃其大者而取其小者，不从社会基础的经济入手，偏从空洞的时势入手，是弃其根本而取其枝叶，不从实际生活中去找线索，偏从思想学术中去找线索，是弃其重者而取其轻者”气胡适以效果作为“评判”标准，这些效果是（甲）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
（乙）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
（丙）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
李季说：这“是实验主义唯心观的表现。
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所隶属，断没有超阶级的人。
所以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同一种思想或学说的效果的估价是不同的。
对于一阶级的人有效果的东西，对于另一阶级的人未必有效果，也未必有价值。
如庄子的定命主义，自荀子看来是没有用的，对陶渊明，苏东坡看来是有用的。
所谓效果，有用都是主观的，都是随阶级的不同而互异的”。
总之，正如叶青在《胡适批判》中所说：“胡适底中国古代哲学史……在原因方面是错误；在变迁方面是不足，等于没有说到；在叙述方面是任意割裂，断章取义，并未把握着人家底全体系。
而在评价方面，则纯是在实用主义底外观下做实际上的主观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