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考

求实　2006.2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关于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考黄明哲,赖路成(中共赣州市委党校,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在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原理,并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特点和社会实际,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在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艰苦斗争中,探索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道路,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关键词]中央苏区;马克思中国化;实践;问题[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6)02-0011-06[收稿日期]2005-12-13[作者简介]黄明哲(1964—),男,江西宁都人,中共赣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赖路成(1964—),男,江西定南人,中共赣州市委党校党建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其实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中进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几个时期。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在目前几乎是空白的领域的探讨,阐述在那个战乱纷飞、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猖獗的年代,我们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拿起“批判的武器”对错误进行批判的,以图当今有启示之义。

一、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影响较大的当数“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有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在文化和实践层面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建党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阶段的话,那么,中央苏区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艰苦探索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昔日的盟友国民党变成新军阀,成为革命的主要敌人;革命的内容发生了变化,由国民革命转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革命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由一般的群众斗争到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工作重点发生了变化,由主要力量集中于城市转向分散的农村。

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领导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

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太上皇”式的直接指挥,使中国革命也经历了巨大的波折。

尤其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不仅政治上指导错误,而且组织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了消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中国党的领导人选的多次干涉。

在1928年6月党的“六大”上,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都非常欠缺的向忠发成为党的总书记,共产国际发挥了重要作用,认为知识分子不可靠,向忠发是工人,可靠。

李立三犯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

后来共产国际要李立三下台的着眼点,并不是因为李立三有左倾错误,而是认为他没有完全听共产国际的话,指责他“公然敢于把共产国际的忠实态度拿来和对中国革命的忠实态度对立”,是“反国际”。

[1]共产国际在反“立三路线”中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

然而在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共产国际就又指责瞿秋白、周恩来犯了“调和主义”错误,逼他们在全党公开检讨,以致他们无所适从,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于是共产国际又派米夫来华,亲自主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百分之百忠于共产国际”的王明推上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来又有李德来华直接指挥中国红军作战。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内事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干涉,非但没有加强中国党的领导,反而严重地削弱了党的领导才能,以致重复犯左倾错误,而且愈陷愈深,使得这时期的党中央没有能够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站在全党认识的前列。

与当时党中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思想禁锢和党内教条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尤其是中央苏区的缔造者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曾于1928年3月、1929年6月、1931年12月、1932年10月4次受到错误排挤和打击而毫不屈服。

在逆境中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同教条主义斗争的经验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大量反映中国革命规律又具有鲜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文章。

从实践和理论上回答了土地革命、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现实而重大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新概念,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二、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山挺进赣南闽西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我们称之为中央苏区时期。

依照毛泽东于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九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的说法,中央苏区时期仅仅六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霎那间,但就在这霎那的六年时间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1.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大部分力量被迫从城市转到山区、农村,开始发动游击战争。

此时,以瞿秋白等为领导的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依然习惯于“城市中心”,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显露出来。

瞿秋白等人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吸取下面创造的新鲜经验,在指导思想上不断有所创新。

如提出暴动首先要从乡村搞起,在离城市较远的地方开展武装割据,不要急于攻打城市;[2]武装起义在具体实施步骤上要第一步占领乡村,第二步夺取城市;[3]“游击战争仍是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4]等等。

即使犯有冒险错误的李立三,也认识到中国与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不同,指出:“柏林暴动,可以———而且必然———使整个德国起来响应,巴黎的胜利便是在整个法国胜利,但中国却没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这样的作用。

”[5]而王明则大不同,他打着“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的旗号,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在中国革命力量大部分转移到农村,农村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依然系统地坚持“城市中心”理论,致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

在1930年4、5月间,党内还发生过一场关于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议。

有“左”倾错误思想的认为:“以为不要城市而用农村包围城市可以取得胜利,这无论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是不通的。

”[6]为此,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从哲学高度对党内的革命道路问题争论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精神出发,批判了照抄书本、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着重强调了以下三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批评那种企图以教条主义的态度重复“本本”就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二是必须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

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

这就是说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三是必须独立思考,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党的路线与政策。

可以说,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在党内树起了一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作了思想导向。

2.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最初尝试———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政权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实质,总结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同样,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国家政权问题。

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苏维埃政权,让劳苦大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在一开始发动和领导土地革命战争时,就明确了这一奋斗目标。

随着革命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到1930年5月,全国建立了大大小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

尤其是1931年9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1个县城,约五万平方公里,250万人口的红色区域。

与此同时,其他各地也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各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当时发展起来的各红色区域都已分别成立了各地方的工农民主政权机关。

但是,就全国红色区域来说,还没有一个中央政权机关。

于是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5月开始积极筹备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于1931年11月7日至21日在江西瑞金的叶坪,正式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除了在领导和组织革命战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外,在政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主要表现在:(1)政治民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在苏维埃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参政、议政、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民主权利,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受教育的权利。

苏维埃政权保证彻底地实行妇女解放,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所有这些,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法西斯统治相比,形成鲜明的对比。

(2)办事高效。

由于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精干的政府工作机构,同时注意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加强工作的检查监督和经常开展革命竞赛,树立争当第一的良好风尚,因此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具有较高的办事效率,使各项工作任务都能迅速完成。

(3)清正廉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级政权机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廉洁的政府,机构人员精简,一切工作人员,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到技术工作人员,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纪律对于一切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他们所得薪俸不超过每个工人农民的收入。

总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立起来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的一次伟大尝试。

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实践,“不仅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骨干”,[7](P548)这批骨干成为建国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

毛泽东称颂说:“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

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