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和批判从回答“人生何以可能”的角度划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主要有两类：提倡宗教人生观的神学形而上学和提倡科学人生观的理性形而上学。
神学形而上学以上帝的存在为中心神秘地展开。
经院哲学家千方百计地论证上帝的存在。
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最为著名。
他断言，上帝观念本身隐含着上帝的绝对存在。
每个人心中都有上帝观念，即使说“上帝不存在”的人也不例外。
上帝观念的意思是“绝对完善者”。
既然上帝绝对完善，那他就不可能仅仅存在于人的心中。
因为上帝若仅在心中，我们就可能在现实中找到比它更完善的存在物。
安瑟伦的结论如下：上帝不仅存在于人的心中，而且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其实，这种论证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神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同语反复，它至多只能证明论证者本人“自我意识”的存在，绝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
因为在这种证明的前提中已经包含了所要证明的结论。
然而，经院哲学家一厢情愿地认为“本体论证明”是牢不可破的，并且从上帝这种绝对存在中推出具有偶然性的人的存在。
人的存在带有“原罪性”，因此基督教要求人们赎罪，在祈祷和忏悔中度过一生。
经院哲学家把信仰上帝看成人生的首义，宣布只有上帝在生活各个领域君临之后，人们才能在动荡的世界中找到心灵的安宁之所。
由此可见，神学形而上学是宗教人生观的理论基础。
若要否定宗教人生观，首先就必须动摇神学形而上学。
尼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展开对神学形而上学的批判。
尼采指出，世界上根本没有上帝这种东西，所谓上帝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假设、想象的存在，根源于人类理智的失误和对自然现象的错误解释。
所以，上帝是同实在没有任何干系的“虚无”。
有人寻找使他能蔑视人们的原则，便发明另一个世界以诋毁和诽谤此岸世界，然而实际上他在任何时候只能达到虚无，于是就把‘虚无’当作上帝建立起来”。
〔1〕神学家为了私利，把社撰出来的观念充当一般的价值尺度，人为地规定上帝是决定人的存在的命运因素。
统治者接受这种观念，能够满足树立权威的需要。
上帝概念中包含“父亲”、“法官”、“赏罚者”等意义，有利于维护统治者自身利益和统治秩序。
进而，尼采提出以下四个命题：“第一命题。
将‘此岸’世界说成是假象世界的那些理由，毋宁说证明了‘此岸’世界的存在性——另一种存在性是绝对不可证明的。
第二命题。
被归诸事物之‘真正的存在’的特征，是不存在的特征，虚无的特征。
‘真正的世界’是通过同现实世界相对立而构成的：既然它纯属道德光学的幻觉，它事实上就是虚假的世界。
第三命题。
虚构一个‘彼岸’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倘若一种诽谤、蔑视、怀疑生命的本能在我们身上还不强烈的话，在后一种场合，我们是用一种‘彼岸的’、‘更好的’生活向生命复仇。
第四命题。
把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只是颓废的一个预兆——是衰败生命的表征……。
”〔2〕尼采从道德心理寻根溯源，以期取消神学形而上学。
神学形而上学来自“道德光学的幻觉”，即道德心理的虚构。
人们把世界加以二分经过这样一种道德心理过程：此岸世界是有条件的、充满矛盾的、令人恐惧的，因而根据道德原则必定存在着一个无条件的、摆脱矛盾的、令人神往的彼岸世界。
正是对此岸世界的失望，促使人们想象一个更有价值的彼岸世界，并武断地宣称此岸世界是没有实在性的。
其实，彼岸世界才是虚假的，认为此岸世界是虚假世界的说法恰恰说明它具有实在性。
神学形而上学“抑此岸扬彼岸”的思想倾向，源于人们生命本能的衰竭，源于缺乏向现实苦难斗争的勇气。
它表达的正是虚弱的生命意志，其功用在于安抚弱者的心灵，诱使强者屈从并听命于既成的道德律令。
尼采上述命题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神学形而上学，而且指向理性形而上学。
实际上，他有时干脆把神学形而上学和理性形而上学当成一个东西，认为可以一以贯之地进行爬梳。
形而上学滥觞于柏拉图。
柏拉图虚构一个“真正世界”（理念世界），并把它许诺给“智者、虔诚者、有德者”，要求人们象服膺真理那样拜倒在它的脚下，遵守它所规定的道德律令。
后来，基督教神学继承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直接用来论证一个不可称名的、没有表象的、唯一的上帝的信仰。
当然，基督教神学的手法更具有欺骗性——不直接地宣布自己现在已把握到了“真正世界”（彼岸世界）真理，而是申明美好的“真正世界”尚未到来。
达到“真正世界”的途径是虔诚地悔过，等待上帝的救赎。
十八世纪的康德搬出“自在之物”，即不可证明、不可达到的“真正世界”，给形而上学罩上一层怀疑论的迷雾。
但是，“自在之物”仍然是道德命令的前提和道德义务的源泉。
因此，康德的形而上学与神学形而上学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仍是一个旧的太阳”。
孔德的实证主义是形而上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发挥康德的怀疑论，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
既然“真正世界”不能达到，那么可以认为不能达到就是永不知道。
尼采看到，即使象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也在寻求“真正的实在”，力图把形而上学建立在“罪恶与盲目意志”的基点上。
由此之故，尼采十分赞赏孔德的勇气，认为它象征着“实证主义的鸡鸣”。
通过考察形而上学历史可知，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兼有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两种因素。
基督教神学发挥了柏拉图后一种因素，而康德等人的理性形而上学的主要来自柏拉图前一种因素。
可见，柏拉图是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共同的源头。
共同的源头决定了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具有共同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共同的源头导致相同的二分世界的模式。
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对世界的划分是一致的，只是叫法不同罢了。
“真正世界”在理性形而上学那里称“理念世界”，而在神学形而上学那里称“彼岸世界”；“虚假世界”在理性形而上学那里称“现实世界”，而在神学形而上学称“此岸世界”。
第二，共同的源头导致相同的范畴称谓。
一部分理性形而上学所说的“心灵”（自我、精神）其实就是神学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剔除其“不可灭坏、永恒的、不可分的”等人为虚构的属性；我们发现它们不过是一种活动，一种过程，或者说是神经系统的功能，另一部分理性形而上学所说的“物”的概念不过是“心灵”的衍生物。
孤立、静止、抽象的“物”是人的自我意识投射的结果。
“物”只是一种关系概念，或者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为我之物”的意义上使用“物”这个词。
而“为我之物”与理性形而上学标谤的“实在所是之物”（Thingsas they really are）毫无共同之处。
第三，共同的源头导致相同的实体硬核。
理性形而上学的“心灵”实体，“物”实体同神学形而上学的“上帝”实体是一个东西，都属于确定性和统一性的“实在”。
“实在”是一个空洞的虚构，它来自哲学家的想象和理性的谬误，应当予以摒弃。
用这一条来衡量实证主义，也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实证主义仍然追求事物的确定性和既定的事实法则，同样把自己留在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黑夜。
黑夜毕竟要过去，“太阳”必将升起。
尼采指出，只有摧毁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才能建立新的形而上学。
为此，首先必须清除“真正世界”（“理念世界”或“彼岸世界”），取消两个世界的划分。
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我们每日生活于其中的生活变化的现实世界。
然后再消解实体硬核，具有确定性、统一性的“实在”（上帝、自我、精神、物）不足以成为本体。
经过这样两个步骤之后，就可以展开新形而上学的视域。
新形而上学的核心是人的现世生存。
在尼采看来，新形而上学的本体是以生命本能充溢为特征的“强力意志”。
“强力意志”能够塑造天性健康、真诚、有创造力的人。
物质的东西先天地“是其所是”，动物受物种的固定性限制，而人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既定本质。
人是尚未定型的存在，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所以说人是自由的。
人的自由就是创造的自由。
人的自由创造需要一个高于自身的目标，因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断超越自身，抛弃旧我，重塑新我。
人自我超越趋向的目标就是“超人”。
以肯定人的生命创造潜能为前提的新形而上学，在这里通过憧憬尚未诞生的“超人”终于划上了休止符。
尼采是一位先驱者，他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建立以人的现世生存为中心的新形而上学的尝试深深启发了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面临的情形是：在启蒙思想家和尼采的攻讦之下，神学形而上学土崩瓦解，而理性形而上学仍大行其道。
因之，海德格尔把着眼点放在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上。
尼采所说的二分世界模式在海德格尔这里被称作主客二分。
海德格尔认为，理性形而上学是建立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相互分离的基础上的，其结果一向从现成的、被规定的东西——“存在者”出发展开哲学视域，所谈论的“存在”实际上指“存在者”，这样一来，“存在”与“存在者”被错误地当成同一个概念。
海德格尔这样评价理性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断地以各种极其不同的方式说出存在。
形而上学造成了并使人相信一种假象，似乎它探究并且回答了存在的问题。
其实，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解答过存在的真理问题，因为它从来没有追究过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思考存在时，只是把存在作为存在者来想象，它指的是作为整体的存在者，谈的却是存在。
它提到存在，所指的却是作为存在物的存在者。
形而上学从开端到其完结，它的各种命题都一向是令人奇怪地把存在者与存在相互混淆了。
”〔3〕在这茫然无绪的混淆中，“存在”的问题被人们遗忘了。
“存在”绝对不是一个“最普遍的”、“不可定义的”、“自明”的概念，一如理性形而上学通常认为的那样。
理性形而上学总是追问“存在是什么”，这种发问方式不可避免地把“存在”与“存在者”搅在一起。
只要问之所问是“存在”，而“存在”又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那么被问及的东西只能是“存在者”本身。
“存在”作为问之所问要求一种本己的展开方式，这种方式有别于对“存在者”的揭示。
海德格尔认为，一切“存在者”的根本性质就是存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因为它首先存在。
因此，“存在”应该在一切“存在者”之先，没有“存在”就没有“存在者”。
海德格尔经常用光形容“存在”：光普照一切，让一切“存在者”出场。
但是，理性形而上学只注意光中的各种对象（存在者），忽视了光（存在）本身。
这是理性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根本原因。
“存在”应在尚未规定的情形下显示出来，在大千世界中，唯有人具备这一特性。
海德格尔极力称道的“存在”其实指人的存在（即“此在”）。
唯有人是实在的东西，其它东西都是不实在的，只是幻象式的人类观念。
人的存在性还在于只有人才能表达“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
至此，海德格尔的意图如天机般泄露出来：理性形而上学因遗忘“存在”变得毫无用处，迫切的任务是在其废墟上组建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新形而上学—“基础本体论”。
用他的话说，“基础本体论”是“此在的基本事件”。
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新形而上学都高扬人的自由本性。
不过，尼采强调创造的自由，而海德格尔强调向死的自由。
在海德格尔看来，死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烦忙烦神而是作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面前，于是摆脱了“常人式”的幻想，确知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自由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