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新时代我国产学研政策的演变路径制度困境与科学对策近年来，我国的产学研政策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通过回顾我国产学研政策的演变路径，发现存在一些制度困境，同时也需要采取科学的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产学研政策的演变路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起步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开始探索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这一阶段主要依靠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吸引和培育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对产学研合作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等形成合作关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第三个阶段是转型升级阶段，近年来，我国的产学研政策逐渐向着创新驱动发展、深度融合的方向转变，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我国的产学研政策在实施中也面临一些制度困境。
政策的执行存在不均衡性。
一些地方和企业得到了较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而其他地方和企业则相对较少。
这种不均衡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合理，影响了产学研合作的效果和质量。
政策实施中缺乏科学的评估和监督机制。
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学研政策时，缺乏科学的评估和监督机制，导致政策出现失误和误导。
制度建设跟不上实际需求。
随着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现有的产学研政策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求，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
为了解决这些制度困境，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科学的对策。
政府需要加强政策的统筹规划。
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和企业的差异性和特点，合理分配资源，避免不平衡现象的出现。
要注重产学研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避免频繁的政策调整和变动，给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建立科学的评估和监督机制。
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产学研政策的评估和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和误区，及时调整政策和措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
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产学研政策的研究和制度建设，不断创新政策和措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和挑战。
法官员额制实施的困境和破局法官是司法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们的公正和权威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正义。
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和确保法官能够独立行使职权，许多国家都采取了法官员额制度。
这一制度在实施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和挑战，本文将就法官员额制实施的困境和破局进行探讨。
法官员额制实施的困境在于如何确保公平和公正。
在一些国家，法官的选拔和任命往往受到政治和权力的影响，这就容易导致一些不够公平和公正的情况出现。
政治干预可能使得不适合或者不称职的人成为法官，这将直接影响司法系统的公正性，进一步损害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对法治的尊重。
即便法官员额制度本身相对独立，但也会存在很多利益集团对法官选拔和提拔施加影响，这可能导致法官职务的不公平竞争，进而影响司法的公正性。
法官员额制实施的困境还表现在法官的能力和素质。
在一些国家，法官员额制度可能使得法官的选拔和提拔更加注重资历和经验，而忽视了其它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这就可能导致法官队伍中的新鲜血液不足，陷入一成不变的局面，难以满足不同时代和社会的要求。
由于选拔标准的不合理或者狭窄，也容易导致法官队伍中出现能力较弱或者不适应司法现代化要求的情况。
法官员额制实施的困境还表现在法官队伍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在一些国家，法官员额制度可能限制了法官队伍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使得法官队伍缺乏性别、种族、文化等多元化。
这就可能导致法官队伍对社会的不敏感，难以真正代表社会的多元需求和利益。
由于选拔标准的狭窄或者不合理，可能使得一些特定群体难以进入法官队伍，从而陷入对司法权威的怀疑和不信任的境地。
面对以上困境，为了破局法官员额制实施的问题，首先需要加强对法官选拔和提拔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其独立和公正。
政府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法官选拔和提拔机构，制定科学合理的选拔标准，严格执行程序，杜绝政治和权力的干预。
需要不断完善法官培训和评价制度，提高法官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能力素质。
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法官培训机制，注重培养法官的审判意识、专业技能和道德修养，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官绩效评价机制，加强对法官队伍的管理和监督。
新时代我国产学研政策的演变路径制度困境与科学对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学研合作也逐渐成为政策制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产学研政策也不断演变，从最初的“南北走廊计划”到现在的“互联网+产业创新”，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始终贯穿其中。
在政策的演变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制度困境。
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政策实施不到位导致的落地难、政策协调不够导致的矛盾冲突等。
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够协调，导致政策实施的落地难。
在产学研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例如，不同政策部门之间的责任划分不清，政策叠加导致的政策矛盾等等。
此外，对于政策的执行标准和质量评估也需要进一步提高，以确保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政策的过于片面，缺乏整体性和长远性。
一些政策只注重某个方面的问题解决，而缺少对于整个产业生态的考量，缺失整体性和长远性，难以满足大局的需要。
因此，需要在制定政策时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全面发展，进一步营造开放、有序、可持续的创新发展环境。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科学对策来加以解决：一、完善政策制定的协同机制，确保各政策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
政府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灵活的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积极推动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
例如，建立政策统筹委员会等协调机构，加强政策的整合和协调，建立政策协调标准和质量评估，确保政策的执行效果。
二、统筹产业生态，加强整体性和长远性的规划。
政策制定应该更好地统筹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更好地考虑市场的需求，让科技创新真正满足市场需求，促进高质量发展。
同时，应该建立产业生态保护机制，加强生态环境的管理，推动产业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三、加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对接和合作，鼓励企业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
政府和企业之间应该建立平等、互动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可以采用政府引导、市场化机制、企业带动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产学研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三农”难题化解中的制度缺陷与路径创新[摘要]三农难题的有效化解不仅有赖于政府宏观财政投入,而且也需要持续规范的金融支持。
现实层面中金融支农存在着四大制度缺陷：政策性金融步履维艰、商业性金融市场失灵、合作性金融发展迟滞、非正规金融发育失范。
为此,应从三个层面进行路径创新：一是整合农村金融资源,优化金融支农体系；二是优化政府宏观导向功能,消除金融市场运作失灵；三是强化三农自身发展,提高吸纳资金能力。
[关键词]金融支持；制度缺陷；路径创新三农难题的有效化解有赖于持续规范的资金注入与金融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作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主要出发点就在于解决三农难题中的资金缺乏问题。
近年来的改革实践充分表明,金融支持已经成为继政府财税支持之后,推动“三农”工作可持续发展的“第二动力”。
大量的实证分析显示,在三农难题化解过程中,金融支持体系存在着显著的制度缺陷,从而制约与束缚了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
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发展的视角出发系统地探讨未来金融支持体系的创新路径选择。
一、金融支持制度缺陷分析从宏观层面考察,尽管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与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农村金融格局,但这一体系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却存在结构性缺陷与功能性缺陷两大困境。
从结构性视角出发,表现为政府主导型金融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民间型、互助型、区域型、地方型金融严重不足；从功能性视角出发,表现为金融支农功能残缺不全、自我发展机制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化。
从现实层面分析,在农业与农村经济运行过程中,金融支持体系的制度缺陷大致通过以下几个层面表现出来。
1．政策性金融步履维艰。
作为国家政策性金融主体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其创设的主旨在于及时修正“市场失灵”,运用资本运作完成那些不能借助于竞争性市场来实现的农村金融目标,为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支持,因此,农业发展银行的功能具有财政无偿拨付与金融有偿借贷的双重特征。
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困境与出路作者：姜国强来源：《中外企业家》 2014年第9期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05-0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过30年的变迁，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就,但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诸多重要制度安排尚未健全,存在明显的制度困境。
有效制度缺失表现在制度供给数量的不足和制度供给质量的瑕疵，正是这种制度供给上的不足与滞后导致有效制度缺失。
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加大，不确定因素增加，新制度实施将更加困难。
对于当前阶段改革来说，人们势必要承担更加复杂的改革所带来的高成本，所以新制度往往不受欢迎，这无疑增大了制度创新的阻力,使改革陷入制度困境。
改革本身会触动一些集团的既得利益，使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必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进而影响改革的进程。
这就会新制度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没有广泛的对新制度的内部需求，会造成有效制度缺失。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缺失表现（一）法律制度有待完善法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没有法制作保障，就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也就没有市场经济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必须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达200多项，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的作用。
但是制度转型时期，随着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客观上产生着的越来越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和利益关系，给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换言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虽然中国己经制定了不少的经济法律，但仍然很不完备，有些法律法规不能适应新的经济体制的需要，存在大量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但已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法规，这些行政法规不仅过时，而且互不衔接甚至相悖。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不健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必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否则，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的。
浅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困境与创新[论文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变迁困境制度创新[论文摘要]农村公共产品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其在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低效率，形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困境。
而要破解这种困境，就需要进行制度创新，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
农村公共产品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生产条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建国以后，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虽几经变革，但以制度外筹资方式为特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却无实质性的改变。
城乡有别的供给政策和以制度外财政为主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不仅造成了农民负担的沉重，而且形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困境长期以来，城乡非均衡的公共财政政策和以制度外供给为特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供给主体权责失衡、“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偏离农民需求等一系列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的进行，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加剧了这种困境。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建国后，我国实行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伴随着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也形成了城乡政策有别的二元供给格局。
长期以来，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向城市倾斜，而对农村提供的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公共产品却极为有限。
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例，1991－2004年，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占10．26％、10．05％、9．49％、9．20％、8．43％、8．82％、8．30％、10．69％、8．23％、7．75％、7．71％、7．17％、7．12％、8．28％(从1998年起，“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含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
官僚制的困境与创新汇报人：日期:•官僚制概述•官僚制的困境•官僚制创新的重要性目录•官僚制创新的途径与方法•官僚制创新的实践案例•总结与展望01官僚制概述官僚制是一种以等级为基础、以规则为约束、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定义官僚制强调规则、程序和层级结构，注重组织效率和稳定性，但也容易导致僵化和缺乏创新。
特点官僚制的定义与特点官僚制起源于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后来在欧洲的封建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官僚制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领域。
发展历史官僚制在组织管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现代社会的运行提供了基础保障。
影响官僚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自由和创新精神，也容易导致组织僵化和腐败现象。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官僚制也需要不断适应和创新，以适应新的挑战和需求。
02官僚制的困境官僚制组织通常具有多个层级，导致信息传递缓慢，决策过程冗长。
层级过多程序繁琐缺乏灵活性官僚制强调规则和程序，但过度的规则和程序可能导致工作效率下降。
官僚制组织往往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
030201效率低下官僚制组织的决策过程通常涉及多个层级和部门，导致决策时间过长。
决策过程复杂官僚制组织中的员工往往缺乏工作动力和激励机制，导致决策效率低下。
缺乏激励机制由于官僚制组织中的信息传递不畅，可能导致决策者无法充分了解情况，从而做出缓慢的决策。
信息不对称决策缓慢资源浪费人力浪费官僚制组织中的人员通常被分配到固定的职位和任务，可能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
物力浪费过度的规则和程序可能导致物资和设备的浪费。
财力浪费由于决策缓慢和资源分配不合理，可能导致资金浪费。
官僚制组织中的员工往往遵循既定的规则和程序，缺乏创新思维。
思维僵化官僚制组织中的员工往往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激励机制。
缺乏激励机制由于官僚制组织中的信息传递不畅，可能导致员工无法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从而影响创新能力。
“划一”与“创新”的制度困境及其消解
“划一”与“创新”的制度困境及其消解 ——以组织理论的视角审视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的变革 陆江兵
【专题名称】公共行政 【论文网络来源】http://www.csscipaper.com/D01 【论文期刊期数】2008年08期 【论文期刊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8年3期第80～85页 【英文标题】Dilemma Faced by "Stereotyped" and "Innovative" Systems and Solutions ——Viewing modern social systems of the West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LU Jiang-b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8)03-0080-06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技术理性充斥的世界。技术理性的片面化发展，使整个社会陷于标准化的技术理性控制之下，社会的政治制度当然也不例外。技术理性的标准化、可计算性、可还原性以及向社会普遍蔓延的特点，使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二难困境，表现为制度创新与技术理性标准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 一、西方社会组织技术标准化趋势与制度创新的二律背反 笔者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制度发展所出现的这一尴尬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技术理性片面化统治形式与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它导致了制度体系的标准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间二律背反。 其一，按照技术理性发展的逻辑，标准化、可计算性是技术发展的理性目标。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的高度发展，客观上为技术理性片面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使技术标准化的模式不仅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的领域，而且也广泛涉及社会的政治制度领域，因而技术理性的模式成为政治制度发展的蓝本；技术理性标准化的模式向社会政治领域的渗透，要求制度体系以技术理性标准化为根据，从而也使制度体系呈现出标准化的倾向，其主要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是政治领域的标准化统治模式——科层制（或称官僚制）的形成和发展。 其二，按照制度发展自身的逻辑和组织发展的必然性逻辑，制度创新是制度在物质技术成就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然逻辑，是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更新，作为生产关系范畴及其体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当然也必须随着生产力技术条件的变化和发展而不断改变自身，以获得其继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种旧的制度，当它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时候，它的变革就显得越来越具有迫切性，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体现。在现代西方社会，私有制的社会性质竭力鼓励和怂恿技术理性片面性的增长，“资产阶级要求一种绝对的自由，他们决定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只要利润自由地涌现，一切便都是正当的和合理的。”[1](P416)这就使技术理性的片面化发展与社会生产力自身发展本性之间产生严重的价值背离，它越来越表现为对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否定。如果制度形式仍然竭力维护和放任这种技术理性的片面化发展，那么，这种制度形式也就成为实质上的落后制度，制度的创新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二、资本主义制度二难困境的现实——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批评 事实上，当代西方社会中一些理论家早已发现了西方社会制度中“划一”与“创新”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存在，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标准化技术理性的存在对制度创新的消极作用作出了分析和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H.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有两个特点：一是走向工艺技术合理化，使之达到极其完备的状态和趋势；二是努力把这种趋势遏制在现有制度的范围内。马尔库塞把这样一种现象称之为“合理的不合理性”。他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优势的不自由，是一种舒适的、温和的、民主的因而也是“合理的”不自由，因此，社会对个性的压抑，如果表现在劳动机械化、个体企业集中为大公司、自由竞争等等方面的对个性的压抑似乎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这种“合理性”之中包含着不合理性：社会一方面似乎日益能够满足个人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人的自由中那些独立思考、自治和政治上反对极权等等批判性职能也逐渐被剥夺。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在它对机器生产程序的操纵和对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控制，从而使机器成为最有效的政治统治工具，这就限制了技术进步的合理性。 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哈贝马斯也指出，资本主义标准化技术理性的发展是造成现有社会制度结构的政治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非政治化的根本原因。在《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书中，他认为，在国家干预主要用来解决技术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即主要用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前提下，必然要求对人民群众实行非政治化，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普遍的技术理性彻底浸润，“科学技术也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入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的隐蔽的意识形态”[2](P44)。因此，他们丧失了对现实制度的批判功能，早已成为“无批判”的非政治性个体。因此，他指出，要想在此基础上进行对现有制度的创新，就必须恢复人民群众的政治批判功能，重新成为政治化的个人，其转变的关键是使交往具有合理性。
总之，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制度创新方面遇到了二难困境：一方面是技术标准化的现实对制度创新意图的压抑和限制，另一方面是制度的创新的必然要求对技术标准化的摒弃和反抗，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标准化与制度创新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冲突与矛盾，这种矛盾与冲突的焦点在于所有制层面，因而标准化技术理性与制度创新方式矛盾的最后解决、制度真正能够获得创新与完善，有待于对西方社会所有制方式的彻底变革。 三、制度创新与标准化角色行为的冲突——从制度反叛到制度介入 社会制度的创新，与社会中所有组织形式制度的创新是一致的。在现有组织的“划一”制度下，组织制度的标准化模式——官僚制的超稳定结构，使组织成员的创新意识在这种结构面前力不从心：组织中的个人一旦加入某一组织，他就必须以组织的目标为目标，让渡出自己作为个人的一部分本质给组织，以表明自己对组织的忠诚心，从而使自己成为“组织的个人”；组织成员只是为了达成组织目标而设定的具体角色，其行为方式要受到组织制度的限制。因此，人的本质的实现，在特定的正式组织中只能兑现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的那些部分；而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则有待于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完全一致——这是人的本质的理想化的状态，与正式组织中的人性部分缺失的前提是相冲突的，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在正式组织中是不能完全实现的；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组织角色的个人可以是正式组织中的人，也可以是非正式组织中的人，而非正式组织就成为组织成员实现自己本质的补充环节和有效手段，只有在非正式组织中，人性的缺失部分才有可能得到一定的弥补。这就意味着，组织目标与组织个人（成员）的目标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对正式组织而言，组织制度的创新不一定符合组织成员的愿望，组织（正式组织）制度与组织成员的角色行为——制度“划一”的结果——之间就存在着不完全一致性，从而形成组织冲突。 根据现代组织行为学理论，所谓组织冲突是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成员与组织之间、组织中各不同部门或单位之间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或利益上的矛盾状况等等，其中的一方或彼此之间产生相互抵触、争执、攻击或阻碍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行为。对整个社会组织来说，组织的制度必须随着组织物质基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尽管组织制度的创新是必然的，然而组织冲突的存在和作用，使组织创新的目标不能如期或如愿实现。笔者认为，这一局面的出现，直接的原因是由于组织目标与组织成员的目标的不一致性，组织创新的必然性没有得到组织成员的充分认同，而根本的原因则是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组织所有制方式的普遍作用。如果说，一种所有制方式是组织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组织中所有成员理想的所有制方式，那么，组织的成员就会把组织的目标看做是自己个人的目标，组织制度的创新也就成为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望，组织制度的创新就会顺利开展并最终实现。由此可见，组织制度的创新与组织成员在组织所有制基础上对创新认同程度的深浅，是组织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性要素；同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制度创新也必然是社会目标与社会成员的个人目标相互耦合的过程。 西方组织理论的人道主义学派即古典行为主义学派对组织制度创新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总的说来，从本世纪初梅奥等等为代表的霍桑实验对组织成员的行为研究开始，到人际关系学派的最后形成，对组织制度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他们学术研究的焦点，目的是寻求“人与组织的和谐”，“使人的需要和向往恰当地适应于组织的要求和目标”[3](P473)。他们认为，制度对人而言是外在于人的并对人的本质的一种对抗力量；而人又是在制度面前无能为力的，只能消极被动地认同它和无可奈何地接受它，组织中的个人对制度的发展变化是无足轻重的。这就意味着，制度的变革与人的发展在本质上说是相互分离的。 随着古典行为主义向现代行为主义的发展，以巴纳德、西蒙为代表的组织理论把组织成员的行为角色与组织制度的变化发展联系起来，创立了现代行为主义理论，使行为主义学派进入到科学主义时代，标志着行为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现代行为主义不再把制度变革与人的发展看做是两张皮，而是把组织成员的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