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政治思想的特点
何谓"法家"？中国古代社会"法"与"刑"不分，孔子"德主刑辅"，荀子的"治之经，礼与刑"，以及当时社会的"刑不上大夫"等等，都是"法"与"刑"不分，而在"法家"理论中，"法"的真正含意是"刑"，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家"与其叫"法家"，不如叫"刑家"。特别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并不是现代意义上"法制"理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家"与其说是"以法治国"，不如说是"以刑治国"，这种"以刑治国"的理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独裁理论。他是为封建专制帝王服务的，但是对于中国广大民众来说是则是一种残暴的统治理论。
法家的派别，其形成不同于儒、墨，有些近似于道家。它不是由一个宗师培养出来的统一学派，然后又分化成若干分支流派。而法家的师承关系并不那么直接、明显，如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但不是受业于法家，而是荀子的弟子。虽然如此，法家，还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成就最大的一个学派。从时间上看，它贯通整个战国年代，从空间上看，它活跃在七雄并立的各国舞台上。
战国时期的法家，依其生活的年代，可以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以李惺、商鞅、慎到、申不害为代表，后期法家以韩非为代表。据载，李俚在魏国变法，着有《法经》，后商鞅携此书去秦国，作为改革的重要依据。此书已佚，在前期法家中，商鞅重于刑治，申不害重于术治，慎到重于势治。这也是法家中影响重大的几派学说。韩非是法家中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前期法家思想阶前提下，创立了刑术势兼用的政治理论。
法家学说的一般特点主要有以下四点：
１、强调以刑治国是法家学说的核心，严刑重罚，使人们不敢犯法，令行禁止，信赏必罚，达到"严而少恩"的地步。法家强调"刑治"与儒家强调"仁政"是不同的，儒家的"仁政"是用来对统治者进行约束的，而法家所谓"法治"则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两者的目的不同的。
２、绝对尊君，强化独裁。先秦备学派对君主的态度，儒、墨、法有共同点，都强调尊君，都维护专制制度。但又有不同，儒家的尊君是有条件的，即"从道不从君"，君与道比较，道高于君，也就是政治理想和原则比君更重要，行道是尊君的前提。因而，孔子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出仕当官是为了行道，而不只是为了荣华富贵。"邦无道，富且贵，耻也。"墨子主张"尚同"，天下臣民一同于君主，是君之所是，非君之所非，君主的好恶就是是非的己标准。但他在"天志"中，还主张天子与各级官吏应是民选的，会参考"民意"；又提出"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孝慈，"强调的是君民上下的各自人格和相互关系。道家不否定君主，但不主张专制，特别是庄子倡绝对自由，敌视君主与专制。先秦诸子，影响重大的学派，唯有法家把君主说成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而臣民都应当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工具或材料。国君说一不二，他的谱就是法。"一断于法"，唯君例外。他们还主张采取一切办法加强国君的权力，大权完全集中于一人之手，保证君主绝对地成为国家之"主"，有效地进行专制和独裁。
３、人性好利与以刑治民。法家把性恶论推向极端，荀子认为人性恶，需要教化，可以转变。法家则认为人人是唯利是图，本性不可改，包括父母子女，只
能晓以利害，为我所用。慎到就说，木匠打棺材，愿意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商鞅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从生到死都是围绕名利转动。韩非的类似说话更多。这是法家的共识，因而，他们的共同主张是，对民众的行动只能用严刑峻法，进行镇压，使之不敢妄动：用高奖重赏，以利诱导，为我役使。在精神上，只要进行"以吏为师"、"以刑为教"的教育即可，其它一切文化、道德都可以不要。在法家的心目中，君主对民的要求，只是平时用其力，战时用其死，如此而已。对臣下，君臣间是"一日而百战"，是不得已不用的劲敌，要警惕百倍，随时有可能篡权，随时有可能杀头。人际间唯有利害，相互间有如豺狼。因而，他们认为仁义慈惠是亡国之途，唯有靠峻法威胁才能富国强兵。
二、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
（一）慎到的势治理论
１、关于"势"的决定作用
慎到的政治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他较全面地看到了刑、术、势在治国中的作用，因而他的论述中全面涉及到法家学说的这三个基本范畴，不过在这三者之中，他更为突出了"势"，更强调势的作用。二是为了得到"势"，他在倡尊君的同时，看到了法的制约作用和民的作用，这是后期法家所无的。
慎到认为，在刑、术、势诸因素中，势至为重要。所谓"势"，就是地位、权势，因而有了势，就能指挥一切，失去势，则只能听命于人。对此，他说："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譬如，当尧是老百姓的时
候，对其左邻右舍也难于调动，而称帝以后，就能在全国今行禁止。"由此现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下引只注篇名）有了权势，缺德少才的人就能支配贤德智能之士，可见权势决定一切。因此，他认为君主所以成为君主，主要是因为他掌握了权势，而不是由于他道德才能多么超众。正为此，"势"对国君是至为重要的。
基于对于权势重要性的认识，慎到创造出独特的权力制衡理论。即在一元统治下的权力制衡。慎到认为，君主为保持其政治地位，必须实行独裁统治，国家不能存在二元或多元的统治中心，"两则争，杂则相伤。"（《德立》）关于这一点，慎到说，国家可以多贤，但不可以多君，国家可以无贤，但不可以无君，也就是说，君主的一元化独裁统治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慎到的制衡，不是指君臣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在君主握有绝对权力条件下，重臣之间的分工与制约。他说："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德立》）就是说有两个重臣同时握有权力，出现并行权力，必然要相互争夺，比高下，形成动乱，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在国君的牢固控制下重臣之间各有所能，又能权力制衡。
２、关于势治的要领
君主如何控制手中的政治权力，以实现其独裁统治，慎到提出了以下几点要领：第一，君主以得民要挟臣下。君主要能有效地进行独裁统治，巩固权势，就需要有力量制服群臣，如何制服，慎到提出，最重要的是设法使自己在民众中树立成信，通过得民，来挟制臣下。
第二，不尊贤。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其中，儒墨两家持之犹力。慎到则一反儒墨的观点，认为实现君主的绝对统治，必须以否定尊贤为原则。他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佚文》）第三，"君无事，臣有事"的统治术。慎到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尽量地发挥臣下的作用，让臣下尽职尽责，把事情作好，君主坐收其利，做到"君逸乐而臣任劳"。
（二）申不害的术治理论
申不害，京（今河南蒙阳县东南）人，生卒年已不可详考。曾为郑国大臣，后来郑被韩国所灭，申不害归于韩，韩昭侯时任他为相。申不害是战国法家的一个重要流派，在政治上，申不害侧重于术，同时也较为重视刑和势的作用。关于申不害的着作，《汉书艺文志》裁有《申子》六篇，今仅存一篇，保存在《群书治要》中，名为《大体》。
１、关于术
关于术，顾名思义，即指权术。术与刑不同，用法的对象是民众，所以法要公之于众，使人人皆知，而用术的对象是群臣，只能由君主藏于胸中，一人操纵。为什么君主要用术来驾驭臣下？申不害完全是为君主的利益考虑的，他认为，对君主的致命威胁主要是来自群臣。他说，国君所以要修筑牢固而高大的城墙和严实的门闾，就是为了防止盗贱敌寇的强盗入侵，然而，"今夫弑君而取国政，非必愈城郭之险而犯门间之闭也。"（《大体》）即那些杀掉国君、夺取政权的，不一定是那些越城人户的贼寇。往往是君主左右的近臣。因此，君主首
先应该防犯的是大臣，这些人最有篡国弑君的可能。所以，申不害提醒君主们，对于臣下要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大臣都是靠不住的，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必须使臣下慑服，其关键在于运用术来驾驭臣下。
２、用术的要领
申不害有关实行术治的论述较多，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明君使臣并进辐凑"。（《大体》）即在君臣关系上，有如车轮，国君比作车毅，臣下好象辐条，君臣之间洽如辐条集中于轮毅，臣下每人都直接向君主负责，集大权于国君一人。这样，就可以防止重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大体》）从而，做到"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主处其大，臣处其细。"（《大体》）以达到集国家最高权力子国君一人之手。这就是申不害主张君主用术的目的。
第二，"正名责实"。即根据每个臣下担任的职位，首先要正名，然后要根据臣的名分去督察他的职守，责令他们完成本职工作，要求每个官吏做到名实相符，忠于君主，检其得失，论其赏罚。这也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大体》）。正名责实的目的是控制臣下的行为，使臣下严格洛守自己盼职分，即"治不逾官"，而群臣的职分又都是君主规定的，治不逾宫就是要求臣下不得违背君主的旨意，逾职行事或擅自妄为。
第三，"示天下以无为"。无为，本来是道家政治思想的基本范畴，但在申不害的思想体系中，无为与道家的含义己有重大差别。申不害所说的无为，其主要点就是君主把自己的想法或意见隐藏起来，"去听"，"去视"，"去智"。喜怒不
形于色，使臣下感到君主神秘莫测，既无法去迎会君主所好以成己之私，又不敢违背君主的意志而擅自妄为。这即为"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 就是君主不暴露自己，臣下则迷惑不测，忐忑不安；反之，君主乐于显示自己，共结果则是不论说的、做的对与不对，都给臣下提供可乘之机，有空子可钻。所以，慎到认为聪明的君主，应该是不露声色，统观全局，洞悉一切。简言之，这叫"藏于无事"。
三、商鞅的政治理想
商鞅本着"良乌择木而栖"的原则，向秦孝公进行试探。前三次会见，首次商鞅谈以"帝道"，秦孝公直打磕睡，"弗听"。第二次语及"王道"孝公比前次更不爱听。第三次说之以"霸道"，"孝公善之"。到第四次会见，商鞅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非常高兴，与商鞅"语数日不厌"，深得孝公赏识。于是任以左庶长（秦国官爵分为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主持变法。从公元前三五九年始到前三五０年的十年间，在商鞅主持下，两次进行变法，被晋升为大良造（官爵第十六级），后又封于商（今陕西商县），称为商君。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也正为当时统治者服务。关于商鞅政治思想的着作，《汉书·艺文志》着录《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商君书》二十四篇，为商鞅及其后学所着，其成书年代不出战国。在战国法家的诸流派中，商鞅以重视刑的作用而独成一家。与慎到、申不害比较起来，商鞅虽然也谈到"术"与"势"但其刑治理论更为细密。
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定分》）就是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防止人民作恶的工具。因而，他认为，治国而抛弃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饿，而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而不要衣服；希望
向东而两走，愈走愈远。就是说，治国不可一日无法令，法令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前提和根本。商鞅的"法令"也就是统治民众的"刑法"。
"刑法"对治国如此重要，主要是由于法有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一是"刑法"能够"定分"。"分"指的是人们之间的财产分界或所有权。商鞅说，一个兔子在野地跑，会有一百个人追逐，并非由于兔子可以分为一百份，乃是由于兔子归属的名分未定；在市场上出卖的兔子到处可见，而盗贼不敢夺取，这是由于兔子的归属名分已定。以小喻大，一兔如此，就国事看，名分未定，则会"令好恶大起，人主夺（失去）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其结论是"故大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定分》）这就是说，确定名分，明确财产所有权，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甚事会招至失权亡国丢掉社稷的后果。因而，要防止社会动乱，达到君安国治的根本办法是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分界，即定分。然而，定分又必须通过法令来实现，法令不明，名分则不定。因此，商鞅主张"立法明分"，象古代帝王制造了秤和尺一样，计量明确，大家公认，共同遵守，他说："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因此，要"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努诛之"（《修权》），就是合于法定\\\'程序的给予赏赐，损害公益秩序的者予以惩罚，而前提是有法，有"国之权衡"。
二是"法令"能够"胜民"。商做说的"胜民"就是要制服民众。他很明确地指出，法律的对象就是人民，法律如果就能起到约束人民行为的作用，国家则必然强盛。他说："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说民》）要使法能够胜民，其前提是把国家所有的臣民都视为好民，而且要依靠好民。他说："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好民治，必治至强。（《说民》）就是说，国家要得到治理和强大，要依靠的是奸民，而非"良民"，这是由于在商鞅看来，所谓"良民"是讲道义的，
顾及个人情义，不肯揭发他人罪恶以自利，个人讲良心但对国家不利。"奸民"则与此相反，为私利不顾一切，以告好、陷害他人个人获利为荣，个人无良心可言但对国家有利，这样，全国人民就会相互监视，彼此告发。法就可以胜民。很明显，在商鞅认为，法律的对象的人民，最主要的功能，是由统治者用来作工具，制服民众，镇压人民。真正做到了这一步，就会国富兵强，所向无故。基于上述认识，商鞅对于实行"法令"提出了如下一些原则：
第一，全国上下都要依法行事，作到令行禁止。对于君主他说："明君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明君严格遵守法度，不合法度的言、行、事，就不听从，不推崇，不去办。其次是臣属，臣下则"不可须臾忘于法"，"使吏非法无以守"。（《慎法》）即各级官吏等执法人员，时刻不能忘记法，除了法度以外，没有任何可遵循的东西。至于被法所治的民，更是要遵法畏刑，唯法是依，因而，商鞅说："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说民》）即有法度的国家，政事不听从国君，人反不服从官吏，一切依法行事。当然，这种法度也是法制化了的统治者的意志，然而条今化了法律，终究要比随心所欲，信门开河的指示规范化、制度化，较大程度地限制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第二，要刑无等级。商鞅认为，"法令"的基本精神是"公"，不以私害法是国家得治的根本保证。这里所谓的"公"，实际上指的是国家的根本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相对说"私"也就是一己一家一族的局部的、暂时的要求或利益。所以，历来的统治者思想家也讲"公"与"私"，提倡以公去私或不以私害公。商鞅认为，由于"公"的利益和法律"公"的性质，决定了所有臣民必须共同遵守。所以他主张圣人治国，要"一赏"、"一刑"、"一教"，即统一的赏赐、刑罚和教育。
关于"刑"，他的解释："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
玉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赏刑》）所谓"刑无等级"，就是不以人的社会地位、政治等级为转移，一切依法定刑，爵禄不能抵罪，功不得抵过，善不可顶恶，"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赏刑》）不仅如此，人的道德品质的高下以及血缘关系的远近，都不能作为减免刑罚的依据，"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按罪轻重，当罚则罚，该杀则杀。至于国家执法官吏如有违法行为，则要严加处罚，"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第三，要明法以利民。明法，即要公布"法令"，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者"，让人人知晓，以培养吏民的法制观念，做到"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官也。"（《定分》）从而，使境内臣民都成为知法守法者。
欲使臣民都能够知法守法，必备的条件有二：一是"法令"条文本身明确易知，"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定分》）即法律条文必定是明白易知，确定名分，愚人或智者都能懂得。二是培养一批熟知"法令"的官吏宣传法律。"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定分》）官吏的首要条件是熟悉法律条文，能够作民众学习法律的老师。同时，向民众宣传法"律又是官吏的义务，做不到这一点便是失职，有的还要问罪。
为什么要明法？商鞅认为，"法令"不同于势，势应为国君所独具，而法则应为君臣所共操，公布法律，主要是为了便利民众，使民众能够"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天下万民既然知道了法律的基本内容，也就自然懂得了如何不犯法，免于刑戮，这样民众便在知法守法之中获得了利益。关于这一点，商殃说，历史上那些圣王治理天下，民没有受刑的人，并不是他们不使用刑罚，而是在于"法令"明白易知，人民自然得福。
第四，要轻罪重罚。商轶认为，为了实现刑治，就必须使民众对于"法令"有所
畏惧，其办法就是轻罪重罚，严刑苛法，商鞅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藉刑以去刑。"（《开塞》）他说："禁好止过，莫若重刑。"（《赏刑》）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了历史上一个故事。春秋时五霸之一晋文公想要修明刑罚，使百姓不犯法，以体现对百姓的爱护，于是召集诸侯大大众\\\'自员于宫内，他的一位宠臣叫颠颔的迟到了，众目膀膀，司法的官吏问晋文公应怎样治颠领的罪？文公坚定他说，杀掉他！行刑的人员按指示，腰斩了颠颌，并以之示众。于是，晋国的人都心惊胆战，大家议论，象颠颔那样得宠，还被腰斩示众，轻罪重罚，何况我们！这以后不久，晋文公先后发兵攻打了曹、郑、卫、楚等国，连战皆胜。他的命令，号令三军停止前进，则"止之如斩足"，号令前进，则"行之如流水"。"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赏刑》）就此他得出结论说，古代圣王设的刑法，无论是杀头，斩足，还是黥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好止过也，故禁好止过"，莫若重刑。"（《赏刑》）相反地，他认为，重罪轻刑，人们不畏刑，则是鼓励犯罪。所以，国家有了"法令"但犯罪的人屡见不鲜，这是由于刑罚太轻的缘故，轻刑等于无刑。
根据，"以刑去刑"的逻辑，商鞅主张，"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画策》）显然商鞅也认为战争、杀人、刑戮都不是什么好事，怄只要能用战争去消灭战争，用杀人的办法止住杀人，用重刑得以免刑，战、杀、重刑，都是可用的。这种主张，从逻辑上看似乎有道理，有点辩证法的意味，但是，在那种封建的专制主义制度下，这种逻辑一旦化为现实，被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必然要出现酷刑虐杀、残害无辜和民无宁日的悲惨局面。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人的违法犯罪，其原因都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战国时代，刑轻绝不是人民犯法的主要原因，同样，重刑也制止不了人们犯法。
在主张轻罪重罚的同时，商鞅还主张"刑于将过"。即在人们出现犯罪苗头时就要用刑罚去制止它。他认为，刑罚加在民众已经犯罪之后，好邪就不会断绝，只有。：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开塞》）如果说，能防患于未然，在犯罪初露苗头就能制止，从施法上看当然是好事，然而，"将过"毕竟不是事实，如何确定是否构成犯罪，这里大有文章，处理不当，必然形成刑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使更多的无辜受害。
商鞅的刑治理论，在先秦法家中很具是典型的专制思想，虽然他主张刑无等级、一断于法，但他的刑治思想并不是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臣民在法律面前才是平等的。在理论上，在专制体制下"法令"是专制君主的统治工具，他体现专制君主的意志，专制君主绝对不受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因而，在商鞅的刑无等级的背后，又掩盖着极大的不平等。实行商鞅刑治的结果，只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残暴；其次，在以刑治国上，商鞅片面强调的是法胜民则国治的这种反人民的一面，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法令"只能用于约束人民的行为，人民对法只有服从、守法的义务，但"法令"却不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个人尊严。商鞅刑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法令"使除君主外的任何人都变成没有独立人格的奴仆。再次。商鞅的刑治理论，虽然主张法令公开，执法要公正，但他同时主张刑于将过，法于未然，而"将过"却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规定性。以有规定性的法律付之于没有规定性的"将过"，其结果只能是使法令变成随意迫害的工具。由执法者随心所欲地去判定被害人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和沿续至今的法律一直只是一种统治和镇压民众的工具，却未曾出现法制保证民权的制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法治理论的这些特征所决定的。
与商鞅的刑治思想相联系，商鞅主张耕战思想，商鞅认为，国家只有两件事最
为重要，一是耕，二是战。国家的强盛与否，主要决定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实力，而耕和战则是政治、经济实力的象征，只要把这两件事抓好，国家就可以富强。他说："国侍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兵农怠而国弱"。《弱民》）因此，他提醒君主，要千方百计把民众引导到耕战的轨道上来，做到"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算地》）耕与战在表面上虽然是互不相千的两件事，但是，在商鞅的政治思想中，耕战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两项事业。
第一，耕的目是为了养战。商鞅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仅可以使国家富强，为战争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农田生产本身就是培养武卒的学校。他说："归心于农，则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农战》）商鞅认为"农"总是和"朴"连在一起，"归心于农，则朴。""属于农则朴"，所谓"朴"，就是愚昧无知，盲目顺从。有了这个"朴"，民也就好治理，易役使，不顾性命地守土作战了。和"朴"相连的是"穷"。商鞅认为，人穷，就会不吝气力而看轻死亡，畏怕刑罚而不怕艰苦，统治者善于利用这种特征，趋之于土地和战场，地利就会充分得以发挥，军队的战斗力也会大为发扬。因此，在商鞅看来，农民贫困并不是坏事，反而是发展耕战事业的有利条件，这是因为贫困的农民更容易为专制国家出力卖命作工具。
第二，农战结合，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商鞅认为，农业的主要作用在于"生力"，即增殖力量，而力量一旦增加到一定数量，就需要"杀力"，即消耗力量，而战争的作用就在于能够"杀力"。因而，他主张农与战相互交替是十分必要的。他说，人民的力量增强了而国家不去役使，民众就会觉得有力无处施展，自然要谋私利，人人谋私，国家就要削弱。"故日能生力不能杀力，日自攻之国，必削。"（《说民》）也就是说，一旦民众的生活水准和国家的财力达到了一定
的程度，就需要发动战争，消耗民力与财力，从而，使民众再处于贫困线上，这样，民众就得努力生产，创造财富，战争便起到了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
那么，怎样把农民统一到耕战这条轨道上来呢？商鞅清醒地认识到，农与战，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苦难之事。他说："夫农，民之所苦也；而战，民之所危也。"（《算地》）如何解决？使农民能勤于耕勇于战，他提出只有用法律作为工具，把民众驱使到耕战的轨道上来。具体措施有二：一是赏，二是罚。他说："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乐死。"（《弱民》）在赏与罚的驱使下，民众就不得不力耕，不得不死战。
实行刑治以保证耕战事业的另一方面，则是以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领域，其中包括，最大限度限制商贾技巧之人的数量，提高谷物价格，禁上农业以外的一切事业，使境内绝大多数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平时钉在农日上，战时绑在战本上，农业生产力量与兵源相互转化，则可收到国富兵强的成效。
商鞅的耕战思想，就其具体主张来说，是一种反人民的思想，他的思想不仅对人民立足在残暴的"刑治"，而且还把国家的治理和统一放在愚民和战争上，商鞅的这种思想是有其思想根源，他的理论与大多数"法家"一样是立中足在反人性的的人性好利论上。商鞅认为，人性好利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他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算地》）由于人这种生存的需要，人在利弊的权衡中，自然取利去弊。同时，他还认为，人好利的本性，并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算地》）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而且这种好利的本性又是不可改变的，"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赏刑》）由于人的一生都是在计较名利，追逐权势，因而礼义法度对于人的行为不起任何约束作用。他举例说，盗贼抢窃，上触犯国法，下失臣民的礼义，名
声可耻，生命危险，然而他还要干，为的是什么？"利也"。又如，古代有些士人，过着"衣不暖肤，食不满肠"的生活，经常在"苦其意志，劳其四肢"，甚至"伤其五脏"，然而他却胸怀广阔，恰然自得。这不是人之常情，可是他们竟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名也"。因而他说："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算地》）因此，商鞅认为，礼义法度约束限制不了人的好利本性，也改变不了这种与生具来的天性。由于人的这种天性。鞅认为，人们有这样的欲望并非坏事，君主正可以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人们好利的本性，用田宅和爵禄来争取民众，君"操名利之柄"以致功，国家通过赐田宅，赏军功，鼓励民众勤干农事，勇于公战。这样，民众通过务农、参战，获得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好利的本性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而国家也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四、韩非的政治思想
据载，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着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学术上，韩非生活的年代，正是几百年来的"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已达于鼎盛的年代，即将来临的是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的时期，正由于韩非是百家争鸣时期最后的一位学术界的大师，他有可能依据时代的要求，批判地吸收百家的成果。具体说，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综合了法家的三大思想，祖述商鞅，以其法治理论为起点，吸收了慎到的势治、申不害的术论，并把三者融为一体，创立了法术势兼用的君主专制理论。韩非在政治思想上是战国末期最激进的一位思想家，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秦统一天下的舆论准备和指导思想，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国家服务。
韩非留下了《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完整地保留了韩非的政治思想。（一）君主至上的理论
君主、国家、臣民三者间的关系，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孟
子以人性善和仁政学说为出发点，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以性恶论和隆礼学说为出发点，主张尊君爱民。而韩非则站在极端君主专制制度的立场，认为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君权至上，国君必须是位至尊，势无比，权最大，是一国的绝对权威，可以独断专行。这种君权至上说是韩非政治理论的核心。
关于君主与国家的关系，韩非说："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下引只注篇名）在理论上，韩非认为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则是君主的私有物，因此，君主的利益也就体现着国家的利益。
关于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是韩非谈论的详尽而具体的问题，在他的论说中，虽然也强调君主应该有臣下的辅佐，认为治国霸天下，"必君臣具有力焉"，然而，在君主利益与臣下的利益孰为重要，以及如何处理君臣关系的问题上，韩非则主张一切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臣下的利益应该绝对服从君主的利益。他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外储说右下》）国君，就是要按既定要求责成臣下尽职尽责以报效自己。而为人臣的，则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侍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以上尽制之。"（《有度》）就是说，臣下对于君主只能是一心一意，要紧跟上面而行动，一切以君主意志为转移，要毫无主见地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不作评论。所以，有口只能为君言，有目只能为君视，排除一切为个人的东西。完全象一台开关操在君主手中的机器。至于吏，同样是君主藉以统治民众的工具。君主治理好了臣下，也就治理好了万民。因而，臣下任何时候都是为了满足君主政治的需要而存在，一切妨害君主利益的臣下，都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清除。关于君主和民众的关系，韩非认为，民众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能为君主所利用，"君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六反》）民对君的用处
只在于他们能出力和卖命。然而怎样能做到这一点，韩非认为只能用利禄等手段的交易关系以取得。因而，君民之间不能同心同德，民众只有无条件地接受君主的统治，无条件地守法是民众的根本义务。在《韩非子》中有一段寓言：秦襄王有病，百姓为之祈祷，病愈，又杀牛祷谢神灵。襄王知道此事，命臣下查明是那个乡里干的，并罚其里正、伍老两付军甲。其臣下不理解问他为何不赏反罚，襄王答道："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故遂绝爱道。"（《外储说右下》）即民众为我所用并非因为我对他们仁爱，而是由于我的权势所在。所以，君主列于民众，不能行爱道，只能用仅势使民众绝对服从，这之间并没有什么仁爱恩义可言。对于民众，韩非也认为有头脑的人，不肯驯服他为君主所利用，只有那种愚昧厚朴，守法殉诚的民众，才是理想的良民。
韩非的以君主利益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其核心的一点，是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的说法是："欲利其身，先利其君，欲官其家，先富其国。"一切以满足君主的利益需要为前提，是韩非提出的处理君与臣民之间关系的准则，韩非的这一思想，无疑是"民为贵，君为轻父\\\'思想的反动。韩非这种思想也是时代的产物，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战争频繁，一国存在只有靠实力，你不吃掉别国就被池国所吃掉，这就要富国强兵，全力以赴，以力竞存。在一国内部，当政者之间也在篡权弑杀，内乱不已，政权逐步下移。在动乱中，不少贵族垮台了，政权集中在一家，分权变成集权，而且要巩固既得利益，必须加强这种集权。这样，无论从一国内部或列国兼并的关系来看，都要加强集权，增强实力。按韩非的说法："当今争于气力"，是个以力竞存的时代，是个强权政治的时代。因而，也就必然突出了君权，用至尊的君权，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图生存，吞异国，混一天下。
（二）刑、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
以君主利益至上为出发点，韩非主张君主应该法、术。势兼用。在战国前期法家中，慎到重于势，申不害重于术，商殃重于法，而韩非则兼取三家之长，同时也指出了三家不能兼用法术势的缺陷。韩非认为申不害"用术于上"，但"未擅其法"，评论商殃是用法于秦，但"无术以知好"。确实，韩非关于法、术、势的理论，较之战国前期法家，在内容的充实和深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刑、术、势三者之间，韩非认为，三者是相辅相戍的。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也就是说，法和求是人主统治臣民最重要的工具，而势则是能够运用法和术的前提和条件。就法、术、势之间的关系来说，战国前期法家远未及韩非论述的明确和周。从而，韩非也就为君主专制，如何来治国、御臣、役民提供了一整套的政论和治术。
关于法。韩非对于法的明确定义是："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难三》）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法有如下的特征：第一，法是设在官府，并以文字形式肯定下来的成丈法。这同习惯法的显着差别，就是成立：法律不带有随意性。第二，法律的统治对象是民众，自然"要布之于百姓者也"。第三，法律要公开，要大张旗鼓地让人人都知道。知法是守法的前提，"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知也。"（《难三》）韩非认为，法律是全体臣民的行为规范，"一民之轨，莫如法。"（《有度》）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全体人民才有统一的行动。其次，法律是制止社会动乱的有力工具，只有实行法治，才有可能使"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守道》）才会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欺凌、争夺，建立起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秩序。实际上韩非的"法"，仍然只是一种针对民众的"刑法"，因此，韩非
的"法"从严格的意义并不只是用来镇压民众的"刑法"。
基于上述认识，韩非认为，法是国君进行统治的基本手段，最重要的工具。他说："治民无常，唯治为法。《心度》）"故法者，王之本也。"（《心度》）即法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因而，法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怯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因此，韩非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反对人治。因而，他反对儒、墨两家的上贤主张，他认为治国应该"上法而不上贤。"（《忠孝》）这是因为，如果去法上贤，把治国希望只寄托在贤人身上，就没有必要的手段制止社会的混乱，"废常上贤，则乱。"（《忠孝》）再是离开法律，贤人也无从治国。他以形象的比喻发明，离开法术而凭主观意向，圣明的帝尧也不能恰好国家一去掉规矩而胡猜乱想，善于造事的能人奚仲也难做成一个车轮：废弃尺寸而鉴别短长，最巧的工匠王尔也不会臆中半数。他的结论是"使中主守治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用人》）就是说，治国最可靠的是"法术"，做工最可信的是"规矩尺寸"，有了它，乎庸的君主也能治好国家，不灵巧的工匠也能制出器物。片面地强调贤人，对治国是无益的。
关于实行法治的具体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法一而固。韩非认为，法律是全体臣民的行为准则，因而，法律必须统一，全国只能有一个法律，同时，法律要有相对稳定性，"法莫如一而固。"（《五蠧》）如果法律彼，此矛盾，朝令夕改，民众将无所适从，也就无法收到治理国家的效果。
在这个问题上，韩非总结了申不害在韩国进行改革的经验教训。他指出，申不害辅佐韩昭侯，善于用术，但对法在治国中的作用重视不足，以至在韩国出现，"晋（韩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
收，而后君之今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好多故。"（《定法》）其结果是，国内犯法的事情很多，在列国间也未形成霸业。
第二，以其所重禁其所轻。韩非认为，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任何人都不会冒生命危险而谋取轻利，因此，应该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达到使人们奉公守法的目的。其根本途径是运用严刑苛法，轻罪重罚，制止人民犯罪。
韩非说："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守道》）对此，他又举了一个寓言，据说，殷朝时（《史记》载为商鞅时）有一条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内储说上》）这里说的子贡、孔子都是以寓言形式假托他们的名义，实际表达的是韩非的意见。弃灰断手，确履轻过重罚。但韩非的意见是，重罚的目的，不只是惩罚违犯者本人，更重要的是杀一儆百，使其它人都不敢以身试法。小罪不敢犯，大罪也就可避免了。这叫着"重一好之罪而止境内之邪"（《六反》）。又称之为"籍刑以去刑"。即用严刑峻法，使民众自然而然地产生对法律的畏惧心理，使人们不敢违法。这样，便起到了制止一切好邪行为的作用，从而，就会建立起统治者所需要的社会秩序。
第三，法不阿贵。韩非认为，在法律面前，全体臣民是平等的，法律是高于一切的，任何个人都不得枉法。"法之所加，知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这也称之为"法不阿（偏）贵"。法不阿贵的根本保证是官吏的公正执法。韩非指出，官吏的职守就是贯彻法令，执行法令。他假借孔子之口说："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外储说左下》）"概"：古代平准量具的器械。这就是说，官吏执法，就要象平准平衡的量器那样公平，不阿贵，不殉私。大臣犯法与平民同罪，匹失有功与权贵同赏，公正一律。同时"法也者，官之所师也。"（《说疑》）
简论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异与同 ——从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看xx传统文化 黄仁芬华夏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思想瑰宝,很有发掘弘扬的必要。华夏文化时空跨度大,有记载的就有儒、法、道、兵、墨、易等众多学派,号称诸子百家。其中,尤以儒家和法家对我国历史发展影响最大。由于其著述丰盈,博大精深,难以概全,本文仅从人治的角度,就两者用人政策方面的异同,展开比较研究,以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之目的。 一、儒家思想的人治特征 儒家学说自开始起就是讲求个人的修养，首先从个人出发以个人感受的角度来寻求个人内在和谐与平和。如《论语》“学而篇”第一句就是讲“说”、“乐”、“不愠”，达到这样的境界才是有德有养的君子。按照同样的模式，整个论语就是以孔子自己的行为表现和道德修养活动来教诲他人。而个人修养的最终目的除了使得个人感觉到愉悦之外，还在于达到社会本身的和谐，如《论语》“学而篇”第一十二句说：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因此，孔子非常讲求“礼”。 个人修养和良好品德还要服从于礼，以礼服人，以礼度人。只有讲求“礼”，符合“礼”的要求的人才属于“君子”，脱离了低俗品味和野兽生活的达到文明状态的人。而“礼”原意指的是对神上和祖上的祭祀，祭祀就要强求次序和秩序。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在祭祀活动中具有确定的次序，从而在祭祀中可以这样的次序来向神上和祖上表示自己的敬意。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次序进行祭祀活动，就可以做到井然有序，而有序就表示祭祀活动顺利、成功地举行和完成，达到了祭祀表示敬意的目的。而且，祭祀活动也是表明参与祭祀者之间亲密关系的方式，不仅提醒祭祀者之间具有亲密关系，而且通过祭祀活动来加强之间的亲密关系。周公制礼就是根据祭祀活动所具有的这种功能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将祭祀中人人之间关系的指导准则运用到其他的方面，如婚姻、军事、生产、活动等。根据“礼制”设计者的愿望，按照“礼”进行社会生活就能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这就成为社会层次上的“礼治”。春秋社会末期，礼乐出现变动，社会也出现了混乱局面，这个时期的人们，特别是了解
法家思想对当今中国影响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 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势力。 他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 法家思想又叫黄老法家。 黄指黄帝，老指的是道家学说。 有人说“道法不分”，这实际是说法家后世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即因顺天时，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 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 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法家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
为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 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 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 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论和性恶论两个重要观点。 他们认为"古今不一度"，社会是不断演变向前发展的。 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摘要：我们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无有以及人之幼”的和谐蓝图与和谐之愿；又说要建立法制社会，推进法制化进程，而在公元前两百多年，韩非就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以法治国，举措而已。”儒家和法家作为先秦时的两大重要思想流派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般。儒家尚礼，法家重法且尤种刑，但两者异中又不乏共同之处，探讨儒法两家的异同并从中总结出了两者各自的优劣从而扬起所长避其所短、兼采二者之优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不无裨益。 关键词：历史背景联系区别“德”“法”结合标本兼治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变；凡育所学，皆成性格。政治思想作为政治和思想的结合物，既有政治的广度又具备了思想的深度，既给人史的明智，又给人诗的灵秀既让人有数学的周密，又让人有科学的深刻，还使人不乏伦理学的庄重与逻辑修之学的善辩。；历史证明儒法两家就是涵盖了政治是思想这一特质的思想流派。 一、儒、法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姑且不论道从何来，一、二、三优势什么，可以推知的是：万事万物皆有因果。追溯先秦时代的历史，儒法政治思想之“果”产生的因由。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在华夏大地上纷纷兴起，诸侯国各霸一方，王权被削弱，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人民展开了残酷的斗争，烽烟四起，连年战乱，生灵遭殃，百姓涂炭，中华大地陷入了分离与征战的局面。乱世造英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思想家，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纷纷招徕门徒，宣扬自己的思想，希望借此来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用“夏政”，道家“无为而治”，法家立言，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家思想应运而生。 儒家产生于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思想家为改革时弊、实现天下太平，分别提出了诸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孔子尚仁、礼，孟子主张“仁政”，荀子认为当礼法并用。法家也产生于礼崩乐坏、诸侯国割据称雄的先秦时期，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一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后期代表人物是韩非。前期法家中，商鞅重视“法”，申不害重视“术”，慎到重视“势”。后期法家的代表是法家的集成大者，在继承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前提下创立了法、术、势皆用的政治思想。 二、儒、法政治思想的联系 两家除在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相似之处外，在思想观点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无论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法并用”还是法家的“法”“术”“势”，其服务的对象都是统治者，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扩大自己的通知权益、加强对百姓的统治力度的一种策略。儒家随在法体上属于人治——博施济众、立人达人，但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在主张治人的同时又提出了治法：一曰用人之法，二曰劝禁之法，三曰正名之法。荀子的礼治思想，究其实质实际上是礼法并用，如《荀子·王制》说：“礼仪者，治之始也”，《君道》则曰：“法者，治之端也”，意思是说礼仪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荀子·劝
1、孔子:政治上主张“德治”与“仁政”,着重伦理道德教育。“仁学”就是孔子思想的精髓,也就是其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以及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前提。1、“仁学”的内容: 1)、孝悌——仁学之血缘基础2)、“仁者爱人”3)、恭、宽、信、敏、惠4)、克己复礼为仁 2、“克己复礼”——孔子的救世“良方” 1)、礼制文化2)、礼与仁3、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想人格4、“仁学”现代价值之思考:1)、积极的入世之主体精神。2)、自觉的道德自律意识。3)、以人为本的仁爱精神。4)、恭敬与尊重的礼仪文明导向。2、孟子的“仁政”思想: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提出仁政主张与“民贵”“君轻”的思想,发挥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性善论的伦理观,2、孟子的仁政学说:A、省刑罚,这与法治有关;B、薄税敛,这就是属于财政问题;C、深耕易耨,这就是属于经济建设;D、教化,以孝悌忠信为大要。6、“仁政”学说的当代价值A、孟子的仁政学说,对我国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以德治国”B、孟子的民本思想, 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的主张,对当代“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观念的贯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强调以人为本,即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所谓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统治-人。C、“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自我价值完善方法。“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义胜利为治世,利胜义为乱世。”见利思义、舍生以取义。“修身养性” 3、荀子把人治与法治统一起来,把自律与她律统一起来,把教育感化
与强制约束统一起来。提出的隆礼重法、王霸并用的治国模式,把儒家的人文精神渗透进法治理论当中,强调执法者应当抱着“爱民”的态度,又把法的精神引入儒家思想里,实现了儒法两家传统治国理念的优势互补。历史证明,荀子的这一构想,为未来的统一大帝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为汉代以降历代王朝所实际奉行。 1. 老子它以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崇尚自然,倡导无为,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无为而无不为的社会、政治、人生论1、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观老子所提出的“道”,开辟了一个超越了现实世界的本体世。界。这个本体世界的开辟,为以后中国哲学家、中国知识分子安顿自己的心灵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从而开启了超越的人文精神。超越的人文精神与入世的人文精神,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老子的无为而治,也对以后中国政治思想与现实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历史上,无为政治与有为政治总就是相辅相成的。西汉初年,就通过无为政治取得了“文景之治”的成效。 范文澜对老子思想的总的评价。她说:“老子就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她观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万物变化的情状;她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古与今相互间的关系与因果,她发现并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更广泛更深刻。……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古代哲学家中,老子确就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中国通史简编》第五章)
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刑法思想之比较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主张实行“德政”，推行“仁政”，提倡“礼治”。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主张“依法治国”，提倡“法治”。 一、先秦时期刑法思想的渊源 ㈠礼与刑的起源 中国刑的起源是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在生产力提高，私有财产出现，社会逐渐划分阶级以至形成国家的全过程中，氏族血缘纽带的顽强存在和加固；对上天崇拜的礼逐渐具有阶级性，频繁的战争促进了刑的形成和发展；氏族首领的权威则随着这些进程的加剧而日益强化。 ㈡礼与刑的关系 “以礼为治，以刑为用，出礼入刑。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礼进入阶级社会后其内容与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风俗习惯与国家制度融为一体。礼在进入阶级社会前主要指部落成员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生活规范与起源于战争的刑罚有不同的制约对象。礼用于部落内部，以教化为主。刑用于部落见间的讨伐及对战败部落的惩罚。夏商周时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礼与刑的结合，礼既是刑罚维护的对象，又是刑罚实施的准则，出礼而入刑便是这种制度的概括。礼与刑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礼中有刑，礼刑一体。礼是刑的指导原则刑受礼的制约，罪行的大小以及刑罚的轻重都要依礼的精神原则和具体礼仪规范确定。 二、儒家与法家刑法思想的形成 ㈠儒家的刑法思想 ㈡法家的刑法思想儒法两家在治国思想上存在对立与斗争，而在治国行动上坚持各自主张的前提下又有些交流与融合，各取对方之长以补己方之短。在政治思想上趋向儒法合流，既有仁义道德的公开宣传又有专断刑杀的实际专制。德主刑辅制度的确立，正反映了儒法两家刑法思想的特点和趋势，同时也实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客观需要，表现在⑴借助儒家的刑法思想把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宣传成仁政教以麻痹人民。⑵借助法家的刑法思想把他们的封建专职统治落实到严刑酷罚的有力保证当中。招牌打的是冠冕堂皇的德治仁政，骨子里实行的都是寡恩鲜义的刑杀为戒。②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封建统治才得以连续存在两千多年。因为儒家和法家的刑法思想，特别是法家的刑法思想仍有其社会价值和生命力，我们应对他们进行研究，通过系统的研究和科学分析，去其糟粕，吸收精华，这对我们今天同严重的刑事犯罪作斗争是非常必要和有用的。 三、两家刑法思想的分析对比 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 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汉人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法家的缺点："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到了宋代，苏轼说："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然秦韩之治行于一时，而其害见于久远，使韩非不幸获用于世，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清代卢文弨则认为："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当圣道大明之日，其说之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于禁绝。若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 但是，近现代以来，为法家伸冤平反之声，此起比落，不绝于耳。这种现象的时代背景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之路。儒家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和宪政，则提醒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是我们"古已有之"的相类物，于是我们发现曾有过法家"以法治国"的思
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比较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纷纷 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与法家属于当时的“显学”，两家所持政治思想迥异，却都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法家思想为秦王朝所用，统一了六国，而儒家思想再后来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 的正统思想。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礼、德、法、中央集权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分别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因为两家从根本上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因而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从其哲学基础，人性观念，平等思想，政治统治思想以及民本和战争思想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点。 一、阶级立场和哲学基础 儒家思想代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提出的政治主张是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的；法家思想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锐意改革，主张征战，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的。儒家从自己阶级立场出发，崇尚周朝“礼”，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仁”，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源自于道家的“道”的观点，认为人应该遵道行事，即法家所主张的“法”。 二、政治思想的主要观点 儒家认为，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理想的工具，是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做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自能达
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而臻于治平。儒家提倡的礼崇尚节制，杜绝争乱，使贵贱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是一种伦常的理想，渴望建立起儒家理想的西周初年的政治统治。 法家认为，法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理想的工具，主张“以法治国”，“一断于法”。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在执法上，主张赏罚分明，轻罪重罚。重视法律作用忽视仁义、教化。法家主张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认为君主应当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利，主张君主利用法、术、势来家与群臣，统治民众。 总之，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儒家以道德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律之力量。 三、人性论与政治统治方法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故而以人为本，提出一些民本思想，主张德治与人治。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 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 “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 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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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和法家法律思想的异同(转载） 一、所谓的儒家，是以“兴经”为理论经，以“仁义”作为理论核心，以尧舜作为祖先，以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圣君，以孔子作为创始人，最注重道德的学派。 儒家的法律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崇礼治，主张“为国以礼”。 先秦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孔子－以人入理，突出礼的伦理性和强制性。他的思想主要包括等级法律观；重德轻刑观；“为政在人”论；犯罪预防观；用刑适中论；“父子相隐”论。孟子－倡导“仁政”，使礼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他的思想主要有养民富民的经济立法主张；省刑慎刑的法刑观；辅贤伐暴的君臣关系论；贤人和良法并重的人法关系论。荀子－沟通礼法，使礼理论化，系统化，制度化。荀子的思想主要包括礼法论，德刑论，人治论。 2．德礼为主、法刑相辅的礼治观。 主要内容：德礼优于行政；注重教化，恤刑慎刑；为政在人，贤人治国。3．强调人治，主张“为政在人”。 认为人治是由德治和礼治派生的。 二、所谓的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 法家的法律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 1．关于法的概念法家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规范，包括赏与罚两种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 2．关于法的性质法家认为法具有强制制裁性，法具有客观公平性，法具有严格等级性，法具有时代民情性。
3．法的起源是与国家的起源联系在一起，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4．法的作用主要有定分止争，禁恶止乱，制民胜民和尊君、独裁。 三、由此比较得出儒家和法家的异同点如下： 1．先秦儒家和法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相同,他们的思想里都闪烁着民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历史进步性。 2．在对待当时社会的现实方面：儒家坚持传统的治道，认为治理百姓应该以礼以德，不应该以法以刑。儒家在治国之时没有认识当初的实行此道的环境已经变了，在这点上看来，儒家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保守消极的。而法家认为，应该以法治国，人性是“好利恶善”的，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推行法治的必要性。所以，法家当时对待社会现实是积极的。 3．儒家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这也是作为“仁政“之所以可能实行的依据。法家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而且人的恶性是不可改变的。 4．他们两者所维护的制度不同。儒家所维护的是特权的礼治，是贵贱有序，是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儒家所维护的也就是贵族利益的制度即分封世袭制度。法家的法律观就是要充分认识法的重要性和发挥法的作用，维护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的封建中央专制集权制度。 5．儒家和法家在统治方法上面不同。儒家主张的是礼治、德治、人治，所以他重礼和德而轻法。主张恤刑甚杀的刑罚观，在预防犯罪上用教育的手段为主。 法家注重的是法治，甚至会夸大极端法律的作用。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以重法重刑来预防犯罪。 尽管孔孟关于德治的思想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和要求，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他们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却是值得借鉴的。法
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关系 儒家德治思想在《大学》中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德治的基本思想是，为政以德，德教，礼教,仁政。儒家实行以德治国，有着其丰富的内涵，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和最典型特征。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所谓“为政以德”就是用道德准则作为处理政务的指导方针，即实行“德治”。统治者需要有良好的品德来而治理国家，这样才能让国家安邦兴国。同时使人们的心变得良善，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它从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单纯的把希望寄托与统治阶级的身上，希望有品德优秀的人来统治，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只能成为幻想。 “礼治”，孔子极其看重礼。孔子认为礼是国家的大节，要长期维护国家的统治一定要重视礼。礼，从本质来说就是一种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后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一种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有效的维持了当时的政治秩序，故而被很多王朝加以借鉴。礼治是统治者的责任，统治者会根据礼来治理国家，从而约束一些自己的行为，使得国家的政治清明一些。当然礼治有着其不合理之处，它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在今天是不实用的。礼治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对于礼治，更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仁政’。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仁政，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行仁政，天下可得到治理；不行仁政，则天下难以治理。儒家强调以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批评暴力，反对战争。仁政，有着其丰富的影响，与着儒家很多学说有着紧密的联系，施行仁政，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从而使得国家的统治基础更加稳固。 法治在中国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关于德治与法治的争论也从未停息。法家最初的起源已经无从所考，但是邓析、少正卯可以称之为法家开山鼻祖，后来李悝，商鞅以及韩非子、李斯，等又不断补充和发展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最终在秦朝达到顶峰。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世袭制，强调奖励耕战，减轻赋税。法家根据社会现实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於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 法治的本质是依法治国，这种做法有效的稳定了当时混乱的秩序。依法治国的一个有效的前提就是要制定法律，只有制定法律才能依法治国。法家的杰出思想家提出了制定法律的某些依据，由于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法律的制定只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的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可以完全随心所欲的创制法律。制定法律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立法要符合自然界规律和自然环境的基本要求，；立法要因时而变，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品质，；法律的制定要以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包括人的生理需求和人的社会需求两部分，充分利用人性的好利恶害创制法律。；创制法律必须考虑到现实可能性，就是要考虑所立之法使老百姓保持在刚好不饿着的状态技术性；立法还要符合当时的市场发展和政治伦理要求，理清事物的孰轻孰重关系，法家执法思想理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先在全国范围内搞统一思想，制定统一的赏刑标准，为推行法治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而后在推行法治实践的过程中坚持信赏必罚和不逾赏不滥罚的原则要求贯彻实施各项法律制度。
2006年第2期No.2,2006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总第185期 Sum No.185 略论先秦法家规范君权的政治思想 张 分 田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摘 要:从现存文献看,法家最先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立天子以为天下”、“天下公平”、“以道正己”等政治思想命题。这表明,法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批判性,包含着相当丰富的限定、制约、规范君权的思想。对这类思想现象应给予全面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统治思想;法家;君权;政治规范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1106(2006)022******* 由于种种原因,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对法家缺乏全面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有的学者以简单化的方式点评法家,诸如“极权”、 “绝对专制”之类。这类说法颇值得商榷。 一些学者早就指出:法家学说包含理性成分。[1] (P236—255),限制贵族特权[2](P106),符合资产阶级实行的罪刑法定主义[3]。其中德国政治学家罗曼?赫尔佐克明确指出:“法家的法律概念中包含着很多现代法治国家的思想。”[4](P277)然而学界尚未从君主规范的角度全面揭示法家学说的政治理性。 只要认真研读一下法家著作,就不难发现:法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批判性,包含着相当丰富的限定、制约、规范君权的思想。有些论述具体入微。诸如《韩非子?十過》告诫君主不能贪图小利、傲慢无礼、耽于女乐、荒废国政、刚愎自用、不纳忠谏等。有些论述则提纲挈领,诸如“大道为本”、 “以法治国”、 “天下公平”、 “以人为本”。若干公认的君主规范,诸如以道修己、尚公去私、纳谏兼听、任贤使能、爱民利民等,都可以在法家文献中找到。 本文简要地列举几个重要的思想现象,以证此说不妄。这样也可以使读者见一斑而窥全豹。 一、因人论与“上君尽人之智” 在先秦,法家最为重视人的因素。他们不迷信鬼神,不相信上帝,不神化天道,专注于从人类本性、社会矛盾、时代变迁、政治情势、君主心智、臣民取向等角度,探讨政治的本原、制度的成因、法律的依据、施政的手段。在现存文献中,法家最先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命题,这决非偶然。 法家主张君主无为,即“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慎子?民杂》)。无为之术的要旨是因道、因人。“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君主不应“自任而躬事”,而应设法因人成事,使臣民“莫不可得而用”(《慎子?因循》)。这就需要君主以高明的、有效的手段驾驭臣民。 收稿日期:2005208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关系研究”(03AZS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历代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研究”(05JJD840005)。 作者简介:张分田(1948—),男,河北辛集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儒家道家法家管理思想的 区别 The document was prepared on January 2, 2021
儒家道家法家管理思想的区别 上海交通大学陈昊闻 摘要：作为先秦时代的三大主要思想代表，儒家道家和法家在对管理的理解上有所不同。本文简要介绍了三家的思想内容及其在管理学上的体现，并横向进行比较，来探究先秦时期几种主流观点对管理学的理解。 关键词：儒家道家法家管理思想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根源可追溯到周朝，在先秦时期孔子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使其在几千年来不断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在儒家的思想中，其基本精神是人性本善论，儒家讲究以人为中心，讲究以德服人，讲究以教化为手段，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儒家思想强调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达到其目标： 1.政治与伦理合一的思想 儒家思想中，人不仅是根据个人行为利益最大化来制定决策，而是在复杂的2价值取向下进行综合的评判和抉择的个体，即人不仅仅是作为经济人，而更是作为社会人的存在。根据这一点，儒家曾数次被统治者奉为全社会共同文化的价值取向。统治者们希望通过儒家的这一思想的宣传，来创建一个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准则，来保证所统治的社会秩序稳定和正常运转。儒家也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的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推动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平稳发展。 2.礼的思想 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礼不仅仅代表了礼仪，典礼的意思，还代表了一种各得其所，秩序稳定的思想。孔子认为，庄重的礼仪会使人虔诚，有所敬畏，所以制定了包括祭天祭祖，节庆婚丧等各类活动的及其详尽的礼仪流程，来规范各个不同角色的行为，达到各得其所，秩序稳定的目的。从这一点来说，礼可以看作是儒家体现其核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贯彻其思想的一种工具。 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儒家看来，平天下要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只有每个人修身养德，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会有秩序，天下也才能长治久安。这个思想也体现了儒家认为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体现其对人的关注。儒家认为，构成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需要从个人这个基本元素入手。只有使每个人都自发地遵守其制定的秩序，才能更深刻的在国家层面贯彻其理念，最终达到用儒家理念治国的目的。 二，道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道家思想的主旨，基本上是以“道”为中心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道家所谓的道，其实就是一种支配世间一切事物活动的基本规律。道家认为应该自发的遵从这种规律，根据自身对道这个观念的理解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动。道家的思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 1.无为而治 人们往往会误解道家“无为而治”的内涵，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无作为观点。其实道家无为而治的真正内涵，是不做出有违自然规律的事，在最大程度上主动顺应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这一角度来说，道家的无为而治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思想。
专题一人文思想 综述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其基本内容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宽厚仁爱的道德。当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学派也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发展繁荣，和儒家共同给灿烂的中华文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浸透着浓郁的人文思想。 一、儒家 基本思想：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核心，"人为贵"为思想体系，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为其核心思想的学说。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体现着人文精神。 思想演变：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被冷落 （1）春秋时期：儒学创立,孔子以仁的学说奠定基础 （2）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孟子荀子继承发展，孟子提出仁政，荀子则提出性恶论。 2．秦朝时期——法家独尊，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压制。 3．西汉时期——确立正统地位,儒家思想享“独尊”. （1）西汉初期：盛行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 （2）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 等思想。 4．魏晋南北朝--------儒学危机,儒佛道三教并立. 5．隋唐时期——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 6．宋明时期——儒学复兴发展到理学新阶段,理学统治地位确立.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7．明清之际——出现否定传统观念,提倡经世致用,批判君主专制的新思想 8．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出“新意”康有为提出托古改制，移花接木。 9．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遭受冲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10．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文革”期间,“批林批孔”运动,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推翻. 12．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思想地位上升. 儒家思想主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文化建设相结合。 代表人物及作品： 孔子和《论语》
《法家思想》研究性课题研究 学校：汕头经济特区林百欣中学 班级：高二（9）班 小组成员： 指导老师：罕蒙爱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那些二千多年前的法家典籍--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是否还值得重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本文的目的，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研究目的 希望通过研究学习，对法家思想有进一步了解，它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法家思想及法家精神中必有其精华。这些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其糟粕部分，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内容：法家思想体系内容 方法： （1）网上查询资料 （2）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 四、研究结果
（一）：特点 法家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投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可见我们的古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可以站在治国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法治，从历史的实践来看，魏国因李悝变法而富强，嬴政以商鞅、韩非理论为指导结束汹汹乱世，建立强大的大一统秦朝，自西汉后期开始，尽管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来治理国家，而之后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盛世局面，如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无不体现出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吏治清明，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重法、守法等共同特征。？ (二)：时代背景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总格局，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潮流。法家的法律观及其法治主张，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成熟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的法律观念，都是完整的概括和指导，但是，与现代法律思想不同，法家的一切思想都是涵盖于具有中国特色之中－－一切均以政治为目的，为政权服务，甚至有些观念可以归纳为政治手段。法家的所有思想均是“中华法系”所特有的理论基础，而非与当今的法律思想一一对应。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有志的知识分子“以九家之术，蜂出并做，各引一端，崇其所言，以此驰说”来挽救那样一个处在阵痛中的社会。法家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社会变革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见解和主张。诸子百家在各方面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神权、君权和民权、礼与法、德与刑等问题上。法家思想分化于道家，吸收于儒家批判于墨家，极力推崇“法治”并为封建法制社会设计了几乎至完美的蓝图和草案，可谓开一代理论与实践体系之先河。 （三）：代表人物;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1、姜尚生活在周朝，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鼻祖，但姜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很少，而史书记载的关于姜尚的仅限于“武王伐纣”一段。 2、管仲是注意到上层政治建筑的根基是经济基础的第一人。管仲十分重视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但他更看重物质生活条件，并认为只有人民免于冻馁，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比较 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比较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与法家属于当时的"显学"，两家所持政治思想迥异，却都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法家思想为秦王朝所用，统一了六国，而儒家思想再后来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礼、德、法、中央集权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分别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 因为两家从根本上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因而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从其哲学基础，人性观念，平等思想，政治 统治思想以及民本和战争思想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点。 一、阶级立场和哲学基础 儒家思想代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 、人 益， 提出的政治主张是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的；法家思想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锐意改革，主张征战，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的。儒家从自己阶级立场出发，崇尚周朝“礼”，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仁”，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源自于道家的“道”的观点，认为人应该遵道行事，即法家所主张的“法”。 二、政治思想的主要观点 儒家认为，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理想的工具，是使贵贱、尊 卑、 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做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自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而臻于治平。儒家提倡的礼崇尚节制，杜绝争乱，使贵贱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是一种伦常的理想，渴望建立起儒家理想的西周初年的政治统治。
儒家、法家和道家管理思想在当代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 【摘要】儒、法、道三家管理思想在现实管理中既有其合理性，并为现实中的管理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但是也存在一些过时的东西，并不能真正的为现代的管理工作服务，我们要深刻的理解三家的管理思想，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积极性、局限性。 【内容】 （一）开篇简介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沉淀了很多优秀的思想文化，它们就像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一样一直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并且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其中，就有着我国伟大的古代管理思想体系，他们不断的发展完善，并在当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不断的得以应用，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也为提高长期以来一直制约着企事业单位效率的提高，今天，当我们在不断的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的同时，来进一步的研究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是很有必要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积极的一面和它消极的一面，作为我国古代优秀的管理思想也不例外，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不同，它们在当代表现除了一些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它们的一些局限性。我们只有深刻的分析出它们的这些积极性和局限性，不断的挖掘它们的深刻涵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真正的为我们所用！ （二）儒、法、道三家的主要管理思想 在我国丰富的古代管理思想中，儒、法、道三家的思想毫无疑问的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无论是影响上还是实际的应用中，我们历史上无不是主要围绕着这三大家管理思想来进行的，可以说，我国的历史也是这三家思想相互竞争和应用的过程。 一：儒家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它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它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
儒家思想形于春秋，法家思想形于战国。两种思想曾在战国时期有过激烈 的交锋，对当时、后世乃至今天的中国法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汉朝 “独尊儒术”之后，法家思想衰落，但即使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儒法两家思想，仍能感受其思想之“真知灼见”，看到两种思想对中国法律的深刻影响。 从本质上来说，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下面我从两个部分比 较两家思想。 一、礼与xx 儒家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其分别只在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和达到这种理想的方法。 （1）、社会秩序的看法 儒家根本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认为人有智愚贤孝之分，社会应该有贵 贱上下的分野。劳力的农、工、商贾是以技艺生产事上的，劳心的士大夫是以 治世之术治理人民食于人的，各有其责任及工作，形成优越及从属关系的对 立；认为亲属关系之中，应该以辈分、年龄、亲等、性别等条件为基础所形成 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野。 儒家认为，上述两种差异之分同为维持社会秩序所不可缺。儒家心目中的 社会秩序，即上述两种社会差异的总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出自《中庸》）便是写照 法家并不否认也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及存在，法家注意 的是法律、政治秩序之维持，人为有功必赏、有过比罚，何种行为应赏，何种 行为应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因人而异，必须有同一的法律，一 赏一刑，才能使人人守法，而维持公平。 若考虑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因素，则违背此种原则，不能达到一赏 一刑的目的。 所以，法家认为一切的人在法律面前均需平等，不能有差别心，不能有个 别的待遇。韩非子云：
“法不阿贵，绳不饶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2）达到各自理想的方法 儒家认为，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理想的工具，是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 “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负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 礼所以“序上下，正人道也”。 做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自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而臻于治平。 不难看出，儒家所说的礼，是一套完整的治世理论，绝不仅仅只是一些抽象的伦理上道德上的原理原则。儒家提倡的礼足以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足使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完成伦常的理想，自足以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 不同于儒家，法家认为，法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理想的工具。商君说： “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这种毫无通融，不讲私爱，完全以客观行为为断的精神，自和儒家所谓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贵、议勤、议宾，尊亲贤，郭旧故，尊宾贵，尚功能，及议事以制的主张相反，法家根本反对所谓议。 xx 说： “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阕也。”这话焉不使儒家为之变色！焉不使当今社会法律工作者变色！ 总之，儒家着重于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故不能不以富于差异性，内容繁杂的、因人而异的、个别的行为规范——礼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