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秦始皇之焚书坑儒

浅析秦始皇之焚书坑儒

[摘要]关于秦始皇功过是非问题，永远是一个说不尽争不完的话题，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反对者主要从始皇焚书坑儒和徭役太重为起点，全盘否认秦始皇，而忽略了他在政治方面的贡献，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我们都应当客观、公正。本文从焚书究竟焚什么书、坑儒究竟坑儒生还是方士入手，对于秦始皇的功过是非问题有一个大致的概括。

[关键词]秦始皇 焚书坑儒 功过是非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姓，赵氏，名政。秦庄襄王之子。汉族（原称华夏族）。出生于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公元前247年，秦王13岁时即王位，因年幼朝政由太后和相邦吕不韦及掌管。公元前238年（秦王政9年），秦始皇22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除掉吕不韦等人，重用李斯、尉缭，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国。定都咸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冬巡途中驾崩于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将大臣议定的尊号改为“皇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的焚书和公元前212年的坑儒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几千年来，焚书坑儒成为学者们争议的一个焦点，重点在于秦始皇是否真的罪不可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摧残者，焚书是否真的将中国古代文化铲灭无遗，坑儒到底是坑儒生还是坑方士？倘要想公平的评价焚书坑儒，必须了解焚书坑儒前后的社会状况。

首先，从粮价方面看，由【1】《汉书》李悝所言：“今一夫挟五口，占田百亩，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十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可知，魏文侯时粮价每石三十钱左右。秦统一中国前，官定粮价也只是三十钱左右。公元前216年，即焚书前两年，“米石千六百，”粮价竟比统一前上涨五六十倍之多。可见当时已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其次，焚书前秦王朝对民力的征用已超过极限，在秦统一中国前的一百年里，几乎无年不战，无岁不征。秦始皇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满足了人名的愿望统一了天下，结束了战争，进而推行了郡县制、统一文字、币制、度量衡，通水路、去险阻、少关隘，从而，为百姓所拥护。但这以后，秦始皇又把人名群众投入众多的徭役，如：①在渭南作信宫，道通骊山；②从咸阳至骊山“筑甬道”；③修驰道；④修建骊山墓；⑤前215年，发兵30万“北击胡”；

⑥前214年，征“五十万人守王岭”；⑦前213年，征奴役修长城，约20万人等等。上述所征民力，达百万之多。上述情况表明，焚书之前，在秦王朝的统治下，已经到了“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的地步。

第三，民怨沸腾，发生了拦路行刺事件，焚书前，秦始皇东游，即发生了一起拦路行刺时间。焚书前两年，【2】“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由此可见，当时人民已经怨声载道，阶级斗争一触即发。

第四，对于秦政权来说，真正的“危险”还是来自于儒生。在经过孔子以“道”升华，放大之后，相尚以道义便成为儒士基本而重要的价值标榜，社会以此另眼看待他们，他们亦因之而具有强烈的自尊，在为秦始皇所黜弃。不得参与封禅之初，由于遭到政权势力的藐视而有受伤害之感的士人们，便以对皇帝尖酸刻薄的讥嘲，表示其力所能及的报复。儒生的表现并不一致，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七十人于咸阳宫中为皇帝祝寿，博士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德。”始皇悦，博士淳于越却紧接着批评秦始皇不分封子弟功臣，不师古，指责周青臣面谀以重皇帝之过，非忠臣。耿直的儒士无视始皇帝为其统一天下的伟业所陶醉的现实，坚持说出他们不识时务的异辞，不顺于耳的尖锐意见。淳于越的批评是否确当姑且不论，要紧的是从中体现出士人与专制皇帝的关系。

谈到焚书，不得不提到李斯。李斯（约前284—前208年），姓李，名斯，字通古，战国末年楚国上莱人。李斯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命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认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遣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斩腰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李斯曾上书秦始皇“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以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诗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只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从李斯的奏书中，清楚的表明了秦朝统治者对历史的认识及他们所持的立场。在这个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社会中，必须全力捍卫他至高无上的尊严，任何对社会政治、国家法令、皇帝权威的挑战、批评等胆大妄为之举，都罪不可赦。士人必须毫无疑义的臣服于国家的统治，与传统决裂，摆脱过去的支配，从而树立起一个与新政权匹配的传统，这便是决定着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社会政治意识。

关于焚书：

①焚书包不包括六经：有关焚书坑儒的典故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的最为详细：【3】“丞相李斯曰：‘„„古者天下散乱，莫只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受、尉杂烧之。’”

柳先生在《中国文化史》里说“第执‘焚书坑儒’一语，遂以为秦之对于古代文化摧灭无余，是实不善读史耳。”认为“刘海峰《焚书辨》为秦平反，最有事实之理。”刘海峰在《焚书辨》中只这样说的：“《六经》之亡，非秦亡之，汗亡之也。然则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中认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秦之焚书并未“对古代文化摧残无余”，然而认为焚书对古代文

化一点影响也没有，亡书之过全在后世也是不全面的看法。李斯的话里说的很清楚“非秦记皆烧之”，不管是博士官还是非博士官所职。焚书的目的在于使天下人不能“道古以害今”，因此前代六国的史书是不能保留的，六经之中，《春秋》、《尚书》都在史书之列，属于“非秦记”的范畴，并未被当作经典来传承，应该在被焚之列，因此六经在焚书中肯定是有所亡的。

②焚书包不包括诸子各家：【4】章太炎则认为焚书的范围不但包括六经，更及于诸子。他在《秦献计》中说：“商君以《诗》、《书》、《礼》、《乐》为‘六虱’，尽铲灭之，而以法家相秦者宗其术。然则秦不以六艺为良书，虽良书，亦不私之于博士。”“余以著于法令者，自《秦记》、《史篇》、医药、卜 、种树而外，秘书私 ，无所不烧。方术著作，无所不禁。”这是对秦焚六经的一个解释和考证。更从秦始皇统治的角度出发，为秦焚诸子论证—“诸子之术，分流至于九家，游说乞贷，人善其私，其相攻甚于六艺。今即弗焚，则恣其曼衍乎！诸子与百家语，名实一也。不焚诸子，其所议者云何？”而后又以诸子“其语易晓，而口语相传者众”来解释“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其关于焚诸子的观点遭到多人反驳。钱穆就从“口语相传者众”来加以驳斥—“诸子如墨、庄、荀、管、韩、吕皆巨 ，岂易尽谙？《艺文志》所收先秦百家书富矣，谓尽出记诵，事岂可信？谓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则如吕之《十二纪》，管之《幼官》、荀之《序官》、韩之《内外篇》、墨之《备城门》以下，皆非所谓行事法式不便谙诵者乎？推此言之，知章氏诸子便谙诵故完具之说非也。”这一反驳可观有力，使章氏这一说法变得不足为信。另外，诸子在当时都是为“趋合诸侯”而作，被认为是治国之方，处于治国的考虑，秦始皇应该不会烧掉诸子。另外，秦时在思想上并未大一统，统治思想主体是法家，但也不排斥其他各家，博士生的存在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诸子应该是不在焚书范围之列的。

③东汉王充认为焚书只焚五经，不及诸子。他将“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中之书解释为五经之总名。赵崎、王肃、近代的国学大师钱穆等都认同这一说法。首先《易经》被认为是卜 之书而幸免于难已是共识。然而，秦时没有五经之说，那是汉代的说法。王充所认为的书是五经之总名这一解释不足为信。我们可以从焚书的目的来推断。李斯是针对淳于越的“事不师古而能长久”之语而提出焚书一说的。因此焚书的目的是使人们不能“语皆道古而害今”。从这一原因可以大概推知焚书的范围应为各国史书、典章制度及一些能提供师古、道古资料的书。《尚书》、《春秋》等属于史书的范畴，这两部书被烧掉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有学者认为，“非博士官所职”不能藏有《诗》、《书》，那么博士官的仓鼠应该是包含着两者的，应有所保存。然而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伏胜为秦时博士，而藏书于壁中，后兵祸大起，伏胜流亡，重新安定下来时，发现所藏仅剩了29篇，这一记载与非博士之官所职不烧矛盾。因此这一句话不足以成为焚书的具体依据。《尚书》在秦火中是最大的受害者，《春秋》次之。两者由于内容的不易流传和背诵，在秦火之后几乎消亡。汉时诸人所献之书，也以二者为多。至于《礼》、《乐》二经，在战国时期已经有所遗失，秦时所剩无几，焚或不焚对其流传状况影响不大，因此不能把二者的亡逸全怪在秦始皇头上。而对于《诗经》一书，尽管其保存状况较好，然而大部分学者依然倾向其在被焚之列。因为其为讥讽之作，给人们留下大量的讽政，议政的题材，自然是不得不焚。钱穆先生从《诗经》在当时属古文着眼，认为其与秦文不合，“秦既统一天下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古文书与新潮官书抵触，不合时王之制，在无用之列，故尽遭焚灭也。”因此，焚书至少焚掉《尚书》、《诗经》、《春秋》三经。

关于坑儒：

秦始皇与士人之间，尤其是儒士间，接连发生了戏剧化的剧烈冲突。

即地位三年，始皇东巡郡县，祠驺 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商议封禅之礼。“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始皇之上泰山，

途中遇暴风雨，“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5】。这一偶然事件暴露了秦始皇与士人，确切的说，与儒士之间普遍的不和谐。因有关封禅礼仪的说法驳杂迂阔而弃儒不用，这一原因还只是表面上的。儒士被黜之更深厚的根源，当在秦始皇与士阶层价值的水火矛盾中去寻求。

秦始皇的目的和全部努力，首先是保障其独尊的专制权利，并进而建设、巩固一个秩序化的大一统社会。平心而论，秦虽有轻儒之素习，始皇倒并没有全然弃儒士于不用。

对于秦政权来说，真正的“危险”还是来自儒生。在经过孔子以“道”升华、放大之后，相尚以道义便成为儒士基本而重要的价值标榜。社会以此另眼看顾他，他们亦因之而具有强烈的自尊，在为秦始皇所黜弃，不得参与封禅之初，由于遭到政权势力的藐视而有受伤害之感的士人们，便以对皇帝尖酸刻薄的讥嘲、表示其力所能及的报复，儒士的表现并不一致。耿直的儒士无视始皇帝为其统一天下的伟业所陶醉的现实，坚持说出他们不识时务的异辞、不顺于耳的尖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