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一)

浅析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基础理论p作为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之一，刑事侦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它运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最终结果，即我们所追求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能否出现。

其实关于对侦查和侦查权的含义定位，已经有诸多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譬如美国学者查尔斯，奥哈拉将侦查概括为三“I”：情报(informa-don)、审讯(mterrogafion)和仪器设备(instrumentation)一‘德国学者克劳斯，洛克信认为：“侦查是在为检察机关于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时所做的准备工作。

”而所谓的侦查权，就是指的是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为了收集证据，揭露犯罪，揭发犯罪人而依照法律规定，实施调查性措施和强制性措施的权力。

但是作为一项公权力，对侦查权的控制问题，在我国的立法中却有着较大的缺陷。

从广义上说，对侦查权的控制是来自各个方面、各种途径的，有依照刑事诉讼体制而产生的控制，也有来自国家权力机关以及侦查机关内部的自我控制。

关于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的概念有不少的观点。

笔者认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指的是各个有权机关泡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等)针对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对案件的刑事侦查立案程序和在侦查过程的各项活动及侦查权的具体行使是否合法实行的监控措施。

在司法实践中，也正是由于对侦查权缺乏监督，导致在侦查程序中不少程序性违法事件的出现，甚至一些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如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

其实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问题研究从基本理论出发，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保护被追诉者人权的需要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念起源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在那时思想的解放、权利意识的张扬，彻底摒弃了封建社会压抑个性、排斥权利的桎梏，提出了“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

英国思想家洛克针对封建专制、非人道的司法制度提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开始用“理性”与“人性”的态度来看待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

论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内容摘要]：人权保障乃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

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被追诉者地位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及人身安危极易受到国家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侵犯，因而，其权利的保障自然成为人权保障的重点。

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罪推定”、“重实体，轻程序”等法律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方式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致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

因此，一方面应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关键词]：犯罪嫌疑人，侦查权，司法控制，沉默权，辩护权，人身自由权一、对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予以保障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念源起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而且是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

思想的解放，权利意识的张扬，彻底摒弃了封建社会压抑个性、排斥权利的桎梏，提出了民主、自身、人权的口号。

英国思想家洛克针对封建专制，非人道的司法制度提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1〕这揭示了自由与法有一种内在，法应该以自由为前提和基础。

自由应该是法的灵魂，自由即是法的出发点又是法的归宿，法应该以保障自由为根本目的。

自由是法的灵魂的思想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理论的基础。

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开始用“理性”与“人性”的态度来看待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

“法官还应与被告人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法官应该是被告人的同辈。

这样，被告人才不觉得，他是落到倾向于用暴戾手段对待他的人们的手里。

”〔2〕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地位受到普遍的关注，始于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一书，此书开辟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研究之先河。

提出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最基本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

即“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

那么，作为诉讼主体的犯罪嫌疑人拥有诉讼程序上的基本人权，国家应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并为这些权利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

爱考机构-人大考研-法学院研究生导师简介-陈卫东陈卫东男，1960年7月生，山东蓬莱人，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司法改革与律师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CCTV2012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业务研究所所长新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1998）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1986）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1983）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律师制度、司法制度等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刑法学会中国分会副主席，国际证据科学协会理事；受聘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公安部特邀监督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专家咨询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山东大学、河北大学、湘潭大学、烟台大学、中国刑警学院、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司法部司法考试命题专家委员，《法制日报》专家顾问团成员。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7）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6）《模范刑事诉讼法典》：司法部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二等奖（2006）《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理念》：第一届应用法学研究有奖征文一等奖《论集中审理原则与合议庭功能的强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律师学》：司法部法学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3）《司法改革十年检讨》：《人民检察》优秀文章二等奖（2002）《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全国第五节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二等奖（2002）第二届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2001）北京市优秀青年法学家（1999）著作类：《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刑事诉讼法（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刑事诉讼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刑事二审开庭程序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刑事审前程序与人权保障》（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中欧遏制酷刑比较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刑事审前程序与人权保障》（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律师学（第三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法律文书写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法律文书写作》（21世纪远程教育精品教材•法学系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试题解析》（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刑事诉讼法》（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2006年修订版（第二卷）刑事诉讼法部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律师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程序正义之路》（第一、二卷）（独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5年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律师执业概论》（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2005年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羁押制度与人权保障》（专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证据法学》（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刑事二审开庭程序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刑事审前程序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刑事诉讼法学》（十五规划教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对策研究》（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审判监督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律师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腐败控制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律师制度原理》（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7年版《刑事二审程序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司法文书写作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新刑事诉讼法通论》（主编），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版《自诉案件审判程序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检察监督职能论》，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论文类：《刑事诉讼程序意义上的“犯罪”定义》，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完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的两个维度》，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4期《我国证据能力制度的反思与完善》，载《证据科学》2008年第1期《刑事诉讼法治视阈中的理论新探索》，载《法学家》2008年第1期《分而治之:一种完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路》，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期《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修改的宏观思考》，载《法学家》2007年第4期《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难点》，载《刑事诉讼前沿研究》2007年第6期《严格司法程序维护公平正义》，载《求是》2007年第4期《刑事程序法治进程中的理论新进展》，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2期《我国刑事庭审中交叉询问规则之重构》，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2期《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法律（香港）》2007年第5期《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的改革与发展动向》，载《人民司法》2007年第17期《关于〈律师法〉修改的几个问题》，载《律师与法制》2007年第1期《欧洲三国反酷刑的经验及其启示》，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5期《刑事二审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职能与地位》，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理念》，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22期《关注法律修改完善诉讼程序》，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期《对酷刑“酷”起来－“反酷刑公约及附加议定书”国际研讨会述要》，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障碍透视与建议》，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6期《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独立》，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中欧‘反酷刑公约及附加议定书’国际研讨会”综述》，载《人权》2006年第5期《强化证据意识，是避免错案的关键》，载《法学》2005年第5期《探讨刑事诉讼法修改关注司法改革》，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期《关于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几点意见》，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论法治理念下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7期《不仅仅是收回》，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佘祥林案的程序法分析》，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人权理念映照下的刑事司法改革》，载《法学家》2005年第4期《检察官的角色》，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4期《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理念》，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5期《关于律师法修改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期《英国保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人民检察》2003年第3期《集中审理原则与合议庭功能的强化》，《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从建立有罪答辩制度到引入辩诉交易——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司法官遴选制度探微》，《法学论坛》2002年3期《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法学研究》2002年2期《司法改革十年检讨》，《人民检察》2002年3期《以法官独立为核心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人民司法》2002年2期《刑事庭审查程序改革研究》，《诉讼法学研究》2002年2月《如何保障法官的真正独立》，《诉讼法学研究》2001年12月《公正与效率——刑事审判的两个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5期《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创立、发展及其完善》，《法学家》2001年第3期《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载于《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我国公诉方式的结构性缺陷及其矫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刑事再审一审终审制之改造》，《法学家》2000年第4期《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配置》，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刑事申诉制度改革研究》，载于《法学家》1999年第4期《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救济论纲》，载于《中外法学》1999年第第3期《实然与应然——侦检权是否属于司法权的思考》，载于《法学》1999年第6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载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及存废的思考》，《中国法学》1998年第5期《正当程序的简易化与简易程序的正当化》，载于《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变化》，《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论不起诉制度》，《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法学家》1996年第5期《论立案管辖的立法完善》，《政法论坛》1996年第2期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美国律师协会项目中欧合作反酷刑，欧盟项目国家司法考试题库研究与建设，司法部委托项目模范刑事诉讼法典，福特基金会项目刑诉法修改，欧盟项目保释制度改革试点，耶鲁大学项目辩护律师权利保障与证据开示制度研究，英国使馆项目刑事诉讼法配套项目，福特基金会项目刑事审前程序中的人权保障问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侦查权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侦查权理论上关于侦查权的见解，从来就有“行政权”与“司法权”之争。

相应地，关于侦查程序的性质，也有“行政程序说”与“司法程序说”的分歧。

现代一般认为，从侦查权的主动行使特征来看，它理论根据在于行政权；而从其刑事诉讼特征来看，侦查权的理论根据又在于司法权。

"*#因此，侦查权兼有行政权与司法权二者的部分特征。

在西方大陆法系理论上，“行政程序说”认为，侦查程序是作为行政官署的侦查机关主宰的、以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为中心任务的程序，作为侦查对象的“事实”不像作为审判对象的“公诉事实”那样确定，而具有相当的易变性，侦查措施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事先规定的那样进行，常常会因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侦查程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不同于司法程序的特点，它不容易受到法律的约束，在侦查行为的效果上，首先注重的是合目的性，而不是合法性，所以侦查程序在本质上是行政程序。

而“司法程序说”则认为，侦查程序固然必须强调国家机关的权力，并且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但它仍然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即使从查明事实真相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对侦查程序进行法律约束，而不能任凭侦查机关“自由裁量”，特别是考虑到侦查过程中必然需要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对市民社会的基本人权构成重大威胁，必须要求侦查权的行使针对特定的案件进行，每一项强制措施的采用必须以存在合理的根据为前提，侦查程序虽然不能与审判程序同等看待，但可以视为一种类似的司法过程，即它是受“侦查法”调整的、对于侦查相对人的权利给予保障和救济的司法程序。

可见，对侦查程序性质的不同理解必然导致对于侦查目的、侦查机关与相对人的关系、侦查权的约束与法官的参与等问题的不同认识。

实际上，西方法治国家的侦查程序都不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或司法程序，其共同特点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基础之上，都要求对政府的侦查权加以限制，侦查手段必须保持在必要限度内。

微观考察侦查权的配置和规制根据由于侦查权在宏观上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根据，因而其在微观上的配置和规制根据就具有鲜明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在其特殊的配置方式与程序规制。

论侦查权的属性对于侦查权的定义，学术界众说风云，没有确切的表述。

有学者认为要明确侦查的属性，首先明确侦查的概念、以及行政和司法两种国家权力的本质。

因此下面主要从司法属性、行政属性、和双重属性三个角度对侦查权的概念进行研究。

司法属性角度的侦查权概念：（1）侦查权是指依据法律的规定所进行的专门的调查工作和强制措施的权力（曾龙跃， 1993)。

（2）侦查权是指国家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为实现侦查的目的，依法定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利（宫万路，杜水源，2001）。

我认为观点（1）着重强调了侦查权的行使要依据法律规定，即表述了侦查权是司法程序中的其中一个环节。

但是该概念只包括了侦查权行使的措施和限制条件，不够完善。

观点（2）中学者在文献中从侦查权的性质和特点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了侦查权属于司法权。

行政属性角度的侦查权概念：（3）侦查权是指警察机关进行刑事侦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利（高文英，2004）。

该学者根据我国的宪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得出侦查权行政属性的概念，我认为该概念没有包含全部侦查主体、侦查方法和侦查行使的目的等因素。

双重属性的侦查权概念：（4）侦查权是法定侦查机关，为了查明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律规定，采取特定措施的一种国家权力（张军，2006）。

（5）侦查权是指包括侦查程序启动权，侦查措施决定权，侦查行为执行权与监督侦查行为的权利的集合（姜南，2010）。

（6）侦查权主要是指国家侦查主体为实现侦查目的，依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金龙，2012）。

（7）侦查权是指法律授权的侦查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依法进行专门调查活动和采取相关强制措施的权力（许昆，2016）。

综上所述，在观点（5）中，该学者从检察院对侦查权行使的角度出发，定义的概念和其他的概念主要分歧在于侦查的监督权是否属于侦查权的范围。

观点（4）（6）（7）中几位学者侦查权概念的设定都是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06 条规定的侦查的法律定义为依据，因为该定义不但明确了侦查的性质而且明确了侦查的主体、侦查方法、侦查措施、以及侦查权行使的限制等内容。

第1篇一、引言司法查控是指在司法活动中，为了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公正，对被执行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等进行财产、人身等方面的强制措施。

司法查控是司法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就司法查控的法律规定进行详细阐述。

二、司法查控的基本原则1.合法性原则：司法查控必须依法进行，严格遵守法律程序，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2.公正性原则：司法查控应当公正、公平，不得偏袒任何一方。

3.必要性原则：司法查控应当在必要时进行，不得滥用职权。

4.及时性原则：司法查控应当及时进行，确保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5.保密性原则：司法查控过程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予以保密。

三、司法查控的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5.《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8.《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9.《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款物管理的若干规定》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解释》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款物分配办法》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四、司法查控的具体规定1.财产查控（1）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以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第1篇一、引言刑事案件侦查权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取证、采取强制措施等活动的权力。

侦查权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权力之一，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本篇将详细阐述我国刑事案件的侦查权法律规定。

二、侦查权的概念与特征1. 概念侦查权，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揭露、证实犯罪，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犯罪分子逃避侦查、起诉、审判的权力。

2. 特征（1）法定性：侦查权是国家法律赋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权力，必须依法行使。

（2）强制性：侦查权具有强制性，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必须依法进行。

（3）专业性：侦查工作涉及诸多专业领域，要求侦查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4）秘密性：侦查工作往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需要保守秘密。

三、侦查权的法律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侦查权法律规定的核心依据，其中对侦查权的行使范围、程序、强制措施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根本法，其中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职权等作出了规定，为侦查权的行使提供了宪法依据。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犯罪行为和刑罚作出了规定，为侦查权的行使提供了法律依据。

四、侦查权的行使范围1. 收集证据：侦查机关有权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

2. 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机关有权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如拘留、逮捕等。

3. 检查、搜查：侦查机关有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办公地点、交通工具等进行检查、搜查。

4. 查封、扣押：侦查机关有权对涉案财物、文件等进行查封、扣押。

5. 通缉：侦查机关有权发布通缉令，追捕在逃的犯罪嫌疑人。

6. 询问证人、被害人：侦查机关有权询问证人、被害人，了解案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