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19211923年美国救济总署对苏俄的饥荒援助

试析1921—1923年美国救济总署对苏俄的饥荒援助

沈莉华

2013-1-9 21:57:45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2期

(黑龙江大学马列部,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 要] 1921—1922年苏维埃俄国遭受罕见饥荒,美国救济总署给予苏俄大量的粮食和药品援助,使成千上万的饥民摆脱了死神的威胁。美国人民对苏俄的援助完全是无私的,而美国政府的援助却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即希望利用经济援助改变苏俄人民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促使苏维埃政权早日崩溃。[关键词]饥荒援助;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美国与苏俄

[中图分类号] F51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6)02-0072-05

十月革命后,美国和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参与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在此后长达16年的时间里美俄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如此,在1921—1922年苏俄发生严重饥荒的日子里,美国救济总署仍然向苏维埃俄国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援助,挽救了千百万饥民的生命。美国人民对苏俄的饥荒援助成为美俄关系史上令人难忘的动人篇章。

一、苏维埃俄国遭遇罕见饥荒

1921年对苏维埃政府和人民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岁月。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苏俄人民刚刚从战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却又遭受了史无前例的严重饥荒。饥荒波及苏俄的30多个省,受灾人口达到3 350万[1](P110-111)。伏尔加河流域是这次饥荒的重灾区。很多历史学家就1921—1922年苏俄遭受如此罕见饥荒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冷战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多强调饥荒是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带来的后果;美国和西方历史学家则认为,饥荒的根源在于苏维埃政府及其所实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布尔什维克党对饥荒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苏联解体后,美俄学者多认为饥荒是由包括革命和战争在内的多种原因导致的严重后果。如俄学者齐赫拉什维里和美国学者恩格尔曼在谈到饥荒发生的原因时说:“到1921年初,由于革命和战争的破坏苏维埃俄国已经满目疮痍,前一年的饥荒干旱、西方的经济封锁、余粮征集制及其类似行为导致了粮食资源的枯竭。饥荒发生后,由于交通运输遭到破坏,苏维埃政府实际上无法组织有效的粮食救援工作、将粮食从条件稍好的地区向灾区调拨。”[2](P192)

对于这场饥荒的严重程度,我们从保存下来的有关巴什基尔灾民救济委员会的救灾报告档案中可见一斑。“巴什基尔饥荒日趋严重,粮食的替代品用完了,更不用说粮食了。人们食用各种能吃的东西。吃猫、狗和马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统计,仅在巴什基尔地区,饥民人口就达106.442万,占居民总数的90%。在灾情严重的塔本县,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到4 000人,因营养不良和食用替代品而生病和浮肿的人数多达10 300人[3]。

饥荒导致广大农民对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不满和敌对情绪。一些农民把共产党员看做是老百姓灾难的根源,对苏维埃政权征收粮食税的政策采取敌视态度。甚至在有的地方,饥荒使工人群众也对苏维埃政府产生了失望和不满。

二、美国对苏俄的援助与双方的分歧

严重的饥荒迫使苏维埃政府向国际社会寻求人道主义援助。1921年7月23日,美国的报刊上出现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于1921年7月13日向“有良知的人们”发出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由于歉收,千百万的俄国人正在面临饥饿的威胁。因此,希望所有有良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来用粮食和药品援助他们。 美国救济总署率先响应这一号召。美国救济总署是一个慈善机构,成立于1919年,由赫伯特·胡佛担任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向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国家的居民,特别是儿童和老人提供援助。美国政府称美国救济总署是一个非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但这并不完全与该组织的实际情况相符。我们从美国政府授意胡佛领导的美国救济总署在援助苏维埃俄国之前提出纯粹的政治要 求就可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决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前,美国救济总署向苏维埃俄国提出条件,要求苏维埃政府尽快释放关押在苏维埃俄国的美国人。为了获得境外的粮食援助,苏维埃政府接受了美国救济总署提出的这一条件。

1921年8月20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里加签订了救助饥民的条约。

在里加条约签订之后不久,美国救济总署的第一批救灾货物就抵达了彼得格勒。鉴于饥荒夺走了越来越多人的生命,1921年12月美国救济总署开始向美国政府请求增加粮食援助。美国国会经过讨论通过决议,拨款2 000万美元用于在美国市场上采购粮食来救济俄国的灾民。

为了筹集更多的粮食救济灾民,胡佛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向苏维埃政府建议:由美国救济总署做中介,帮助苏维埃政府动用国库的黄金来购买巴尔干地区和美国的粮食。苏维埃政府同意了胡佛的建议。胡佛接下来开始游说美国国务院,希望此事得到国务院的特许。因为自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美国政府对进入美国的苏维埃俄国的黄金实行禁运。经过胡佛的努力,美国救济总署的中介身份很快也得到政府的允许。这是美国政府在特定条件下对苏俄外交政策的一种让步。由于大量的灾民急需医疗救助,1922年1月1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向俄国提供价值400万美元的药品援助。 除了粮食和药品外,美国救济总署还利用邮寄包裹的方式来扩大美国和欧洲人民对苏俄民众的食品和物资援助。1921年10月19日,苏维埃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签订了包裹协议。美国救济总署在苏俄发放了约150万张有关请求救助的邮局明信片。苏俄公民可以在明信片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和通信地址,然后由美国救济总署负责将这些明信片在美国和欧洲的民众与机构中间散发。这种援助方式很有效,它保证美国机构和个人对苏俄的援助能够落实到具体的某个人身上。在苏俄分发包裹并非易事。苏俄的运输条件很差,盗匪活动猖獗,再加上政局动荡和国内外通讯联系中断,都给包裹的邮递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当然,对美国救济总署而言,最令人不愉快的是来自苏俄行政机关的不信任。由于担心包裹业务将成为国外反革命分子援助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渠道。因此,苏维埃政府不希望包裹业务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由于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苏维埃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合作过程中缺乏相互信任,经常会出现像邮寄包裹业务那样的摩擦。按照里加条约,美国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俄方雇员。这一点常常引起苏 维埃政府的不安,担心因此会失去对美国救济总署在俄活动的监督权。美国救济总署通常喜欢吸收有一定社会经验的苏俄知识分子来为其工作。但是这样的人数量有限。十月革命后大批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和医生离开了苏俄,剩下的很多人遭到了苏维埃政府的排挤和镇压。由于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政策充满畏惧,害怕被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以及与外国资本有瓜葛等原因,很多人拒绝为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但救济总署的地方机构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在这些地方机构中的很多苏俄人是贵族和小市民出身。由于这一点和其俄方雇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他们的阶级属性、知识和经验,结果让一些非无产阶级出身、更富有阶层的人获得了这份工作。

苏俄地方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时候还干预救济总署的工作。1922年11月4日,美国救济总署在苏俄的总负责人哈斯克里向苏维埃政府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全权代表兰杰尔反映:救济总署决定在喀山设立露天食堂,但当地的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却拒绝提供开办食堂的资金。而根据里加条约的规定,美国救济总署有权决定食品供应的地点,苏维埃政府必须负担这些食品供应点的费用。于是哈斯克里向兰杰尔表示,如果苏俄方面不能为成立露天食堂提供资金的话,那么美国救济总署将停止在当地发放救灾食品。通常,类似这样的事件因美国救济总署以停止当地的救援工作相威胁都会很快地得到解决。

逮捕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雇员是苏维埃政府反对该机构在苏俄享有独立特权的明显表现。1922年春,在萨马拉的8名美国救济总署的苏俄雇员被苏俄方面逮捕。在美国救济总署就逮捕的原因提出质询时,苏俄方面表示,这些人是社会革命党成员。保护在美国救济总署工作的任何社会革命党成员都会使该机构与苏俄中央权力机关发生冲突,而不维护这些人的权力就意味着是对布尔什维克镇压行为的默认。更何况如果对镇压行为不做出反应,会使苏维埃政府有可能进一步去干涉美国救济总署的内部事务。考虑到以上因素,美国救济总署与苏俄方面在这一事件上最终达成妥协:在美国救济总署的坚决要求下,签署逮捕救济总署俄方雇员命令的苏俄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萨马拉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萨夫金被解除职务。

1923年救济总署在苏联的活动结束后,国家政治保安局逮捕了几百名在美国救济总署各地区分部工作过的苏俄人,指控他们为了华盛顿的利益和金钱从事反革命间谍活动。苏俄方面称这些被逮捕的人早就处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监视之下,只是对其逮捕推迟到救济总署的工作结束之后。逮捕美国救济总署从前的俄方雇员引起胡佛的强烈愤慨。《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后来曾就此事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到:“一开始我理解他的愤怒,但很显然,在美国救济总署雇佣的10万人(应为8万人———作者注)中有不少滥用自己的地位从事国家政治保安局认定的犯罪行为。”[4](P30)应当承认,并非所有的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行为都与其在苏俄的崇高使命相符。在克里木,当地的居民,特别是鞑靼居民对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印象欠佳。因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还要求苏俄方面为其提供别墅。一些工作人员不愿用普通的盘子吃饭,甚至想喝陈年的葡萄酒和香槟。

1922年圣诞节前夕,美国救济总署的一些工作人员试图通过走私将珍宝、毛皮和名画偷运出境。这些物品在苏俄海关通常要征收很高的出口关税,所以他们把这些物品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外交邮件放在一个集装箱里,严重地违反了苏俄的海关法律。苏维埃政权利用这一事件指责在苏俄的美国人“贪财”,“是阶级异己分子”。《消息报》还发表了一篇批驳文章,题目是《他们怎样援助》。文章中说,走私事件是“文明”的美国人在“不文明”的俄国行为的典型事例。对于《消息报》这篇 评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兰杰尔在秘密报告中曾遗憾地指出:“在《消息报》发表有关走私的报道后,我们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5]

随着救灾工作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苏维埃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援助的目标上也发生了分歧。到1922年秋,苏维埃政府关心的是如何恢复经济,而不是单纯地给饥民提供援助。用加米涅夫的话说,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改良耕地,改造运输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歉收现象再次出现的可能性,而不是单纯地养活一些孩子,使他们不至于在下一年到来之前饿死。而美国救济总署对援助目标的看法却与苏维埃政权存在明显的差别。救助饥饿人群是美国救济总署前往苏俄的主要目的,除此以外,美国政府反对向苏维埃俄国提供任何旨在恢复其经济的援助。

1922年秋,苏维埃政府声明,苏俄的饥荒已经基本消除,同时宣布了与饥荒后果做斗争的新方针。新方针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工业和农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9月12日的决定,救助饥民的中央委员会被改组为与饥荒后果做斗争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工作方针的改变,使救济总署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进一步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