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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夷地区包括西汉时的犍为郡南部、牂牁郡大部和益州郡东北部叶成勇 2019年10月10日13: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南夷”既是地域概念，也是文化和民族学意义上的概念，是地域、文化和民族三者的综合体。
南夷地区包括西汉时的犍为郡南部、牂牁郡大部和益州郡东北部，大致在今四川宜宾以南、云南文山以北，贵州中西部（贵阳、遵义、都匀以西）至云南曲靖及其相邻地带，以黔西滇东地区为主体部分。
就南夷概念而言，是汉人尤其是其上层精英人物从当时汉朝的疆域形势出发，对本区域战国秦汉时期复杂社会文化、多民族群体及其关系、历史发展变迁及其历史地位的综合理解。
“西南夷”“南夷”“西夷”这些概念的产生和具体的理解、郡县划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了汉人对战国秦汉时期南夷这个特定历史文化区的认知水平和统治策略。
以文化特征的分类研究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把南夷土著文化遗存分为可乐类型、中水类型、八塔台文化、铜鼓山类型、石洞村·大逸圃类型，详细梳理了各文化类型的特征、时代关系、文化内涵及其发展演变过程。
第一，土著文化在小区域内形成了各自的多样性和独立性。
中水类型、可乐类型、八塔台文化、铜鼓山类型、石洞村·大逸圃类型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独立性很强的区域性文化。
这些文化类型在墓葬结构、葬式和随葬品内涵、居住形式和铸铜技术等方面都有各自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特点，整个南夷地区土著文化没有形成普遍一致性。
各区域土著文化并列发展，难分高下，看不出有一个政治文化中心。
区域之间的文化联系微弱，交流和信息传播稀少、缓慢。
第二，各土著文化具有特定的共性。
墓葬都为土坑竖穴式，规模小，随葬品普遍贫乏，青铜制作技术水平相近，发展缓慢，铜器种类以武器和装饰品为主。
战国中晚期，墓葬规模很小，差别不大，都属于中小型墓葬。
各类型文化墓葬的随葬品都比较贫乏，有比较多的空墓。
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各区域土著文化继续发展，石寨山文化和巴蜀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有所增强，这时期中原文化已经进入，以铁削刀和铜带钩为主。
秦汉时期西部氐羌介绍秦汉时，活动于西部的民族主要是氐与羌。
文献上氐、羌虽并称，两者关系却较为复杂：或认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或认为氐、羌不同，习俗有异。
就文献记载而言，氐、羌二字使用并不严格，此处称氐，彼处呼羌，如白马氐、白马羌，如武都氐、武都羌，等等。
从相关记载及五胡十六国来看，氐、羌皆在“五胡”之列，且都曾建立过政权。
所以，氐、羌即便同源，却是异流发展，应属不同人群。
除“白马氐”外，关于氐人，两汉正史并无专门记载，仅在叙述“西南夷”或羌人历史时被约略提及。
白马氐所居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
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后汉书·南蛮传》）。
魏晋以后的一些文献，如《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简单提到氐人的习俗：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编发，嫁娶与羌有相似处，等等。
关于羌人，自商代以来就不断出现于典籍、甲骨、金文中，《后汉书·西羌传》更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记录其历史的文献，学者因此建构出几乎与中国历史平行等长的羌族史。
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学者王明珂以羌族史研究为契机，对我们所“熟知”的“羌族史”提出挑战，不仅有力冲击了既有的民族史书写“典范”，也使我们有机会反思秦汉的边疆民族问题。
本节以羌人历史的叙述为主，并提及王明珂的“边缘理论”。
通常，历史学界对“民族”的界定，主要基于以下假设：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血缘、语言与文化特征的人群。
以此假设为前提，进行民族史研究：以构成此“民族”人群的内部客观特征，如体质、语言、文化等为研究对象，追溯有相同或相似客观特征的人群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经由这种溯源，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来源，及它与其他民族的宗裔分合关系，并在如此的时间深度上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
这个基本假设及相关研究方法，从理论到实践今天均受到强烈质疑。
从当今世界各民族现况来看，共同的体质、语言、文化特征，并非构成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
譬如，以语言来说，说羌语的不一定都是羌族，羌族不一定都会（或愿意）说羌语。
史记·西南夷列传(3)全文等到南越造反时，皇上派驰义侯用犍为郡的名义调遣南夷的军队。
且兰君害怕他的军队远行后，旁边的国家会乘机虏掠他的老弱之民，于是就同他的军队谋反，杀了汉朝使者和犍为郡的太守。
汉朝就调动巴郡和蜀郡原想去攻打南越的八个校尉，率领被赦从军的罪犯去攻打且兰，把它平定了。
正赶上南越已被攻破，汉朝的八个校尉尚末沿牂柯江南下，就领兵撤回，在行军中诛杀了头兰。
头兰是经常阻隔汉朝与滇国交通道路的国家。
头兰被平定后，就平定了南夷，在那儿设置了牂柯郡。
夜郎侯开始依*南越，南越被消灭后，正赶上汉军回来诛杀反叛者，夜郎侯就到汉朝京城朝见皇上。
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
南越破灭之后，以及汉朝诛杀且兰君、邛君，并且杀了筰侯，冉、駹都震惊恐怖，便向汉朝请求称臣，为他们设置官吏。
汉朝就把邛都设置为越嶲郡，筰都设置为沈犁郡，冉、駹设置为沦山郡，广汉西边的白马设置为武都郡。
皇上派王然于利用破南越及诛杀南夷君长的兵威，委婉劝告滇王前来朝见汉朝天子。
滇王有军队数万人，他旁边东北方有劳（ｊｎ，近）和靡莫，都和滇王同姓，相互依*，不肯听从劝告。
劳和靡莫屡次侵犯汉朝使者和吏卒。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天子调动巴郡和蜀郡的军队攻打并消灭了劳和靡莫，大军逼近滇国。
滇王开始就对汉朝怀有善意，因此没有被诛杀。
滇王于是离开西夷，率领全国向汉朝投降，请求为他们设置官吏，并进京朝见汉武帝。
于是汉朝就把滇国设置为益州郡，赐给滇王王印，仍然统治他的百姓。
西南夷的君长多得用百来计算，唯独夜郎和滇的君长得到了汉朝授予的王印。
滇是个小城镇，却最受汉朝宠爱。
太史公说：楚国的祖先难道有上天赐给的禄位吗？在周朝时，他们的先祖鬻熊当了周文王的老师，后来的熊绎又被周成王封到楚蛮之地而立国。
等到周朝衰微之时，楚国领土号称五千里。
秦国灭亡诸侯，唯独楚国的后代子孙还有滇王存在。
汉朝诛杀西南夷，那里的国家多半被消灭，只有滇王又受到汉天子的宠爱。
但是平定南夷的开始，是在番禺见到了枸酱，在大夏看到了邛竹杖。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时期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自建国以来，这一历史事实受到普遍的重视。
历史学界与有关部门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关于秦汉时期民族史的研究，匈奴史、百越史和西南夷史有比较显著的成就。
匈奴史匈奴是秦汉时期活跃在大漠南北的一个重要民族。
解放前发表的论文，对匈奴族源族属、匈奴地理、汉匈关系以及匈奴西迁等问题作过探讨。
建国以来，史学工作者结合匈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匈奴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以及匈奴和汉族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成绩显著的是马长寿和林幹。
马长寿的《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①一文认为，匈奴的历史，在冒顿单于即位时，“是一个大的转变时期”。
在此以前，“是从氏族群体经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的历史”；在此之后，“是奴隶制的部落国家的历史”。
关于匈奴的奴隶制，他的看法是：最初是家族奴隶制，自成立国家以后，便发展为部落奴隶制。
在奴隶制下，其主要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部落奴隶和统治阶级的矛盾。
匈奴国家在此矛盾中生长着，最后也在此矛盾中消灭着。
他的《北狄和匈奴》一书，对匈奴的人种和语言，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经济文化，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以及匈奴入居中原地区的活动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林幹的《匈奴史》，是继马著后又一部研究匈奴史的专著。
这书对匈奴的经济主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习俗、部落盛衰、政治演变及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特别是汉族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将匈奴的历史面貌描绘出一个轮廓。
在这基础上，作者修订和扩充成《匈奴通史》一书。
书中不仅对匈奴历史的叙述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对某些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书末还附有《近60 年来（1919—1984）国内研究匈奴史的概况》。
此外，他还编有《匈奴史论集》。
百越和西南夷的历史秦汉时期，南方民族比较复杂。
据史书记载，主要是“百越”和“西南夷”。
“百越”是长江下游以南地带的族群。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8)原文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8) 楚国称霸时，使百越朝拜进贡。
秦朝吞并天下，用武力使蛮夷归顺，这才开拓岭外的土地，设置南海、桂林、象郡。
汉朝兴起后，尉佗立自己为南越王，传国传了五代。
到武帝元鼎五年，终于灭掉了南越，将其分开设立了九个郡，由交耻刺史管辖。
其中珠崖、儋耳两个郡在海岛上，东西长一千里，南北长五百里。
那裹的蛮人酋长以耳朵长为高贵，他们都穿了耳朵吊上东西，使耳朵垂到肩上，达三寸长。
武帝末年，珠崖太守会稽人孙幸征收宽幅布匹献给朝廷，蛮人受不了劳役，就攻打郡府，杀了孙幸。
孙幸的儿子孙豹联合率善人又回头打败了蛮人，自己负责郡内政事，征讨其余的叛党，连续几年才平定珠崖。
孙豹派使者封好印绶，归还朝廷，上书说明情况，天子下韶书随即任命孙豹为珠崖太守。
声威政令得以普遍推行，贡品和使者每年都有。
中原贪得他们的珍宝财物，逐渐对他们加以欺侮，所以珠崖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反叛。
元帝初元三年，终于撤销了珠崖郡。
珠崖设立郡一共有六十五年。
到王莽辅佐朝政，元始二年，日南郡南边的黄支国前来贡献犀牛。
凡是交耻所统辖的地区，虽然设置了郡县，但语言各不相同，需辗转翻译才可交往。
那裹的人像禽兽一样，没有长幼的分别。
他们把发髻梳在脖颈的位置，赤着双脚，用布从头向下套在身上。
后来迁徙了中原不少罪犯到那裹，让他们和当地人混杂居住，这才慢慢懂得他们的语言，他们也逐渐被开化，懂得礼仪。
光武中兴，锡光担任交耻太守，任延担任九真太守，于是教当地人耕田种庄稼，为他们制作冠和鞋，开始设立媒人和聘娶的礼仪，他们这才知道婚姻嫁娶，又为他们建造学校，用礼义引导他们。
建武十二年，九真边界外的蛮里张游，率领同部族的人仰慕教化而归顺中原，被封为归汉里君。
第二年，南越边界外的蛮夷进献白野鶸和白兔。
到十六年，交肚的女子征侧和妹妹征贰反叛，攻打交耻。
征侧是鹿泠县雒将的女儿。
嫁给朱载人诗索做妻子，非常勇猛。
古代鳖国与鱼凫人的考证古鳖国、鄨县并非“西南夷”地域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有两层含意：一是民族概念，泛指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把没有纳入自己大一统的民族称为“夷”或“蛮”。
自司马迁笔下出现“夷”字之后，“夷”、“蛮”二字充满贬意，宋时，金人称宋人“南蛮”，宋人称金人“鞑子”；元朝统治者本就是“蛮”和“夷”，位登“九五”则称治下兄弟民族为“蛮”、“夷”；清代统治者更为“自强”，对一切外国人通称“洋夷”。
“蛮”、“夷”二字如同“匪”、“贼”二字，成为统治者对反抗者的代名词。
一是地域概念，泛指地理区位和区域。
西南夷是“西夷”、“南夷”的总称。
就地域概念而论：“西夷”当指今四川省西部和西北部、西藏东部。
汉元平五（前130）年，汉武帝任命蜀中青年文人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西夷。
司马相如一行从蜀都（今成都）出发，经蜀地犍为郡（今四川省宜宾）行走一二千里，半年多时间才到越嶲（今四川西昌），置越嶲郡。
越嶲郡原为邛都国故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滇国以北，还有数十个小国，在这些小国中，邛都国最为强大。
“南夷”地域较广，司马迁说：西南夷国家数十，其中夜郎国最大。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夜郎国拥有今贵州福泉（古且兰）以西至云南东部、乌江南部地域；南夷地域还有“滇国”（今云南中部地区）、昆明（今云南大理州）等独立的氏族部落君长国。
这些独立的氏族部落联盟同夜郎国之间的关系，非“弱肉强食”，武力兼并，不存在附庸关系。
夜郎国、滇国、邛都国、昆明国、笮都（今四川省雅安地区）、冉国（今四川省阿坝州）等都是战国时期的氏族部落联盟君长国，汉代司马迁认为这些国家的地域在“巴蜀西南徼外”，故称“西南夷”。
司马迁的“巴蜀西南徼外”理念，应该理解为是汉代“巴郡蜀郡西南徼外”。
周武王灭商建周后，巴国（今重庆市）、蜀国（今四川）东南徼的大娄山两麓、赤水河西岸、乌江河北岸地的“桐梓人”后裔建立了自己的氏族部落联盟鳖国和鳛国。
今正安县北部、道真县全境直接属巴国地域。
秦汉时期的西南夷
西南夷的地区分布
秦汉时期在蜀郡西南、西北广大地区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部落，总称为西南夷。
其中，主要的有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笮都、冉、白马、哀牢等。
夜郎在今贵州省的清镇、平坝、安顺、普定至关岭、晴隆一带。
滇的部落在今滇池周围地带，与滇结成联盟的靡莫等部落则在今曲靖地区。
邛都本部落在今四川西昌县，围绕在邛都周围的众多小部落则散布在今凉山州境内。
巂、昆明部落群则分布在今保山县以东北至大理州境内。
徙、笮都部落在今四川雅安地区一带。
哀牢，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
西南夷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南夷各族从事不同的生产事业。
夜郎、滇、邛都等，“耕田有邑聚”；巂、昆明等则“随畜迁徙，毋常处”；而徙、笮都、冉等则兼营农牧。
各族的生产、经济水平也是不平衡的。
夜郎“邑聚而居，能耕田”①。
滇池“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②。
滇的牲畜饲养也颇兴旺。
公元前109 年汉武帝征滇时，获“牛马羊属三十万”③。
在手工业方面，从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各种各样的青铜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以及金、银、玛瑙制成的装饰品等。
邛都夷，“其土地平原，有稻田”④。
哀牢夷早已聚邑而居，农耕的“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
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
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絜白不受垢污。
”并且产“铜、铁、铝、锡、金、银、光珠”等⑤。
东汉时，哀牢人已有较发达的农业，且利用当地特产，生产出内地尚为稀少的木棉布。
冉夷则兼营农牧，“以麦为资，而宜畜牧。
有旄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
出名马”。
冉人因地制宜，发展了一种技艺高超的建筑术，“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①。
西南夷地区经济的逐步发展，汉初即与内地巴、蜀发生了交换关系。
《史记·货殖列传》称：“巴蜀亦沃野，地饶巵、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南御滇僰、僰僮。
西近邛筰，筰马、旄牛，..以所多易所鲜。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
”通过西南夷地区的中间贸易，汉族地区一些商品，辗转贩运到边疆地区，甚至远销国外南亚地区。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唐蒙出使南越（首邑在今广州），南越人把蜀出产的枸酱给唐蒙吃。
唐蒙问枸酱的由来，南越人回答说是从牂牁江（今贵州省境内之北盘江）上运来的。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华阳国志·南中志》。
④《后汉书·西南夷传》。
⑤《后汉书·西南夷传》。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张骞出使大夏，见到了“蜀布、邛竹杖”。
大夏人说“蜀布、邛竹杖”乃他们在身毒（今印度）得之于蜀郡商人之手②。
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西汉初年，内地和边疆各族经济同时得到发展的形势，为汉武帝开拓边疆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武帝遣唐蒙出使夜郎，招抚夜郎侯多同，置犍为郡。
接着又命司马相如招抚邛、笮，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张骞自大夏归国，建议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
武帝派出的使者虽得滇王之助，但均被昆明夷阻留，未能成功。
南越反，武帝欲自犍为郡发南夷兵，南夷不从，遂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汉平南夷，置牂牁郡（今贵州大部及云南东部）。
夜郎侯迎降，汉封他为王。
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
武帝以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丽江、楚雄北部），以笮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以冉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区
一带），以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武都一带）。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汉又出兵伐滇。
滇降，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晋城），赐滇王王印，使治其族。
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伐。
汉遣使调解，兴等不从。
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 年），牂牁太守陈立杀兴，灭夜郎。
王莽时，西南夷连年起兵反抗，王莽派兵镇压，连年不克。
东汉初，西南夷地区再次进入汉的版图。
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 年），又设益州西部属国，管理不韦（今云南保山）、巂唐（今云南云龙）等地的哀牢族和云南（今云南祥云）、楪榆（今云南大理）、比苏（今云南云龙、兰坪）、邪龙（今云南巍山、漾鼻）四县的昆明族。
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族人内附。
明帝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腾冲、龙陵、德宏州）、博南（今云南永平）两县，合益州西部属国所领六县为永昌郡。
哀牢的土著君长被封为哀牢王，在郡太守辖下统领其部落，哀牢居地是自蜀通往掸、身毒一路的门户，地位特别重要。
汉开拓西南夷，在经济、文化上有积极的影响。
两汉之际，文齐作益州郡太守，团结郡内夷，汉各族，“甚得其和”，且发动各族人民，共同“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
①。
时值公孙述据蜀，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的联系，述并“拘其妻子，许以封侯”，要挟文齐投降。
文齐在当地各族拥护之下，抵制了公孙述的威胁，派人到内地与东汉取得联系，使益州郡始终保持在统一的版图内，而经济的发展未受国内战争的影响。
东汉明帝时，郑纯任益州郡西部都尉（驻今云龙县旧州）。
郑纯“为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因此升任永昌太守。
“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
”②郑纯执行了不作过苛索取的政策，缓和各族矛盾，受到各族的拥戴，从而带来了当地社会秩序的安定。
和帝时，张翕为越巂郡太守，“政化清平”，深得“夷人爱慕”③。
②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后汉书·西南夷传》。
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
在民族间的纷争较少情况下，当时的夷、汉两族才有更多交流生产的机会，汉族先进经济才有可能发挥积极的影响。
西汉中朝以前，西南夷各族以使用青铜器为主，铁质生产工具靠从蜀都输入。
西汉中期以后，汉族移民带入的铁工具进一步推广。
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生产工具中，铁器已经占一定数量，有锛、剑、削、铜柄铁刃斧等，共九十二件。
贵州清镇、平坝发掘的同时期墓葬中，也发现了铁制的犁、锄、斧、刀、剑等④。
东汉时，西南夷中一些地方的铁矿已直接被开采，用以就地制造铁工具。
据《汉书·地理志》载，西南夷地区共五郡，只有犍为郡武阳、南安产铁，设有铁官；《续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西南夷地区越巂郡台登（今四川凉山州冕宁）、会无（今四川凉山州会理），益州郡滇池（今云南晋宁），永昌郡不韦（今云南保山）等县产铁，并设有铁官，比西汉时产铁的地点大为增多。
至于铜、锡、铅矿的开采范围，则比西汉更加扩大。
滇池周围地带成为更加富庶的地方，“居官者皆富及累世”①。
夜郎、哀牢、邛都的部分地方的物产，也较西汉时期增多。
当一些地方受汉族经济影响，生产有所提高之时，汉文化也逐步为一部分夷族所接受。
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追为益州郡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②。
通过兴办学校，让当地夷族子弟入校读书，以改变其文化生活面貌。
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入内地“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③。
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动西南夷地区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但阶级剥削既然是一种必然现象，民族压迫也不可避免。
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称“初郡”或“边郡”。
郡县既任命太守、令长、长史，又封部族土著君长为王、侯、邑长，实行两重统治。
太守、令、长等往往赋敛烦苛，又不能与当地土官和睦相处，因而西南夷地区不断发生反抗事件，有时酿成较大规模的战争。
④见《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1 期。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后汉书·西南夷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