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和保障：警察权的归位警察权是国家执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警察权是把双刃剑,具有利害双重性｡既要充分发挥警察权的预期效果,又要抑制警察权的负效应｡对警察权的规范和保障是警察权正确行使的应有之义｡警察权是指我国警察机关及其警察依法执行警察法规范､实施警务活动的权力｡警察权的内容非常广泛,是警察行政管理权与警察刑事司法权的统一｡权力因职责而产生,但众所周知权力是把双刃剑,具有利害双重性｡它不仅代表着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意味着某种人的便利和地位｡[1]合乎目的,发挥正常职能,依法行使,警察权则能产生预期的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效果;如果警察权被拥有者滥用甚至假公济私,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利益则会造成危险和危害｡从警察权的正负效应,我们看出了作为矛盾统一体的警察权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离不开警察,需要足够强大的警察权力,以适应维护治安秩序､保证公共安全的需要;但另外一方面又希望对警察权力能够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以免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也正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但是,发挥警察权的预期效果,抑制并逐步缩小警察权的负效应,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一､私权保障:警察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现代法治社会存在两种互相平行又互相制约的两种权利,即公权与私权｡警察权是国家执法权的重要体现,是公权的一种,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公民权是公民个人权利,属于私权,是人作为一国公民所享有并为这个国家的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个人自由是目的,限制自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警察权是公民权实现的保证,公民权是警察权行使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对警察权行使的规范｡防止侵害公民权利和自由是警察权运行的底线｡公权和私权都有各自活动的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出划分的｡其中,“公共领域”是公权控制支配的空间,而“私人领域”是私权享受的领地｡依警察公共责任原则和私自治原理,在法治国家,“私人领域”实行广泛自治的原则,作为公权的警察权,除非由于公共需要,否则不得介入私自治的领域｡这种领域当然不尽是物理空间,即使涉及物理空间,也是指公民个人私生活在物理空间上所展开的场所｡我国宪法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中的住宅正是如此｡住宅是法治国家极力保护的私人领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里布满了立宪主义的敏感神经｡[2]有一句西谚说:“即使是破败不堪的小屋,风能进,雨可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其体现的就是住宅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近年来提到的延安“黄碟案”,就是围绕张某夫妇住宅所展开的一个案件事实｡张某夫妇晚上在家中观看黄碟,接到举报后4名警察强行进入张某夫妇家中进行查处｡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由此可见,住宅虽然不受侵犯,但也不是公权力的绝对禁区｡那么,警察的行为为什么会引起当事人的愤懑､国人的震惊和舆论的喧腾呢?问题在于张某夫妇在家观看黄碟的行为纯粹是公民私权利所及的行为,警察对此执法显然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利,给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了不应有的侵扰｡张某夫妇的遭遇值得同情,4名警察的粗暴执法需要指责｡但此事件的发生,它所以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不仅仅在于此,而是这个典型的个案带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警察权和私权的关系问题｡私权原则上不应当受到警察权的干预,如果私权空间里发生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警察权应当进行干预,但必需遵守十分严格的法律规定和程序｡只有当私权空间里发生杀人､伤害､强奸､火灾､中毒等必须及时进行制止和抢救,否则会发生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紧急情况下,警察才可先行干预｡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冲突,警察侵权现象的发生,其原因在于警察｡因为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具有强制力,而公民相形之下是需要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无所不在,警察权的运行偏重于公安机关一方,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设置严重不平衡,警察权极度膨胀与扩张,统辖整个社会生活,个人则没有自由和权利｡[3]受此影响,目前,我国公安机关的不少警察,公权意识根深蒂固,私权意识还非常淡薄｡在警察执法中主要体现为重管理轻服务,重处罚轻教育,重强制轻诱导,重实体轻程序,重权力轻监督｡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警察与公民不再是单方的限制关系,即是双方的互动关系,警察权必然受到在政治经济生活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私权的限制和约束｡面对时代发展对警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实施警务当中,确立公民权利本位的理念,既强调专政职能,也不能忽视保护职能,惩治违法犯罪与保障公民权利并重｡二､比例原则:警察权行使的重要尺度社会治安形势千变万化,警务对象和内容非常的广泛和复杂,为此国家法律为治安执法者留有相当的自由执法空间,公安民警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遵循法律规定和警务实践相统一的原理,赋予执法民警相当的自由裁量权,这对于公安民警在特定的警务活动中针对不同的治安情势,作出适当决定和处理,以收到良好治安执法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凡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往往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何况警察权具有其他国家机构不具有的强制力,有着天然扩张和膨胀的特性｡随意裁量､顶格处理､滥收滥罚､滥用强制措施､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成为目前警察执法当中的突出问题,群众反映强烈｡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将警察权的行使保持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在这个限度内警察权既能很好的履行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职能,又不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显然,目前光靠法律是无法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只有借助比例原则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比例原则反映的是利益之间的平衡性｡这种观念的形成追溯久远,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和奴隶社会的等量报复是其起始｡根据这种观念,在当时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实行的是“杀人偿命”､“以血还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刑事司法原则｡后来,比例原则在刑事实体法领域发展表现为罪刑相适应原则｡对此,贝卡利亚是这样论述的:“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4]根据这一原则,各国刑事实体结构均按照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确立了严密的刑罚体系和轻重有别､区别对待的处罚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治社会､保障人权､人性化管理等理念的逐渐深入人心,比例原则突破原有狭小领域,往各个领域渗透发展｡警务工作因警察握权直接面对公众而成为公权和私权最容易发生碰撞和冲突的领域｡警察权的行使在于可通过法律限制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警察法上几乎所有的手段和措施都是以侵害相对人的权益为代价的｡比例原则在警务活动中的贯彻和应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比例原则在我国没有作为一项明确的法律制度加以确认,但其思想在有些法律法规之中已有所反映和体现｡掌握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是付诸警务实践的前提和保证,比例原则是指警察所采取的手段应与维护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目的成比例对应关系｡比例原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理解:第一,适当性｡要求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有助于目的的实现｡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警察的总体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这个总目标的实现又有赖于实践当中一个个具体的警务目的的实现｡这个具体警务目的也是由法律设定的,民警可以通过目的的价值取向,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来选择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手段和方法｡所采取的手段既要足以实现目的,又不能超出追求的法定目的｡第二,必要性｡要求所要采取的手段在诸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中是最温和和侵害最小的｡当有多种措施或手段可以达成目的,并且这些措施或手段存在不同强制程度时,应当首先选择适用最轻的措施,只有在较轻的措施不能实现目的时,才能适用更强硬､更激烈的措施或手段｡第三,法益相称性｡要求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所造成的损害不能与欲达成的目的能够带来的利益显失均衡,即不能得不偿失｡当警察行为的实施引起多方利益的冲突时,应当依照保障人权的要求,考量和权衡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选择适当的措施和手段｡三､程序正义:警察执法程序的独立价值既然警察权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国家权力,其行使又涉及对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限制｡那么为防止警察权的扩张,就应当把警察权纳入程序的轨道,这不仅有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助于警察机关正当行使权力｡可以说,法定程序是对警察权行使的一种规范和保障｡程序是法律主体依法行使权力(权利)和承担职责(义务)时所应当遵循的步骤､方式和时限的总称｡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健全规范的法律程序,在公权行使始初和过程中就可以对其进行同步的有效控制｡众所周知,英美国家是具有重法律程序的传统,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理论和普通法中自然公正的原则,成了这些国家正当执法的程序理论依据｡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法学的影响,程序一直被认为是保证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实现的方式手段而已,其应有的法律地位未被确认和重视｡“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反映的就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执法民警在警务实践当中执行程序规范的要求就没那么认真,往往比较随意｡许多警察之所以重实体,轻程序,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迄今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程序的法律价值,程序正义意识相当缺乏｡程序是为确保实体内容的实施而创制的,其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以及附属于实体的特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它还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就在于程序本身所包含的民主､平等､人权､公正､公开等许多价值观念和道德主张内容,并通过具体的适用向社会张扬｡[5]程序可以向当事人展示公权的公正､公开行使,从而起到规范公权的作用｡当事人通过程序提供的制度性平台,积极参与公权行使过程,并拥有相应的程序性权利,合法地抵抗公权的不法侵害｡价值理性的实现经常要依循程序的方式才能获得保证,追求结果的同时也要关注过程的正当性｡在现代法治社会,程序已成为控制和保障警察权合法､正确行使并防止其滥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程序正义迫使警察机关在追求执法效果的同时,必须遵守程序规则,违反程序规则的警察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在我国,公安机关的警察权具体可以划分为警察行政权和警察刑事权｡实施具体的警察权,应符合与其相适应的程序要求｡刑事执法,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起始部分,其程序规定相对较为完备｡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警察行使刑事犯罪侦查权､刑事强制权和刑罚执行权作了较为详细的程序规定｡并且,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自白排除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在刑事诉讼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改善人民警察刑事执法的关键在于教育人民警察,使之理解和贯彻程序正义的精神,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执法｡但是,关于警察行政执法的程序,目前尚无统一的法律规定,有关警察行政执法的程序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这些规定零星分散,而且可操作性不强｡这给规范警察行政执法带来困难｡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国正在着手起草一部《行政程序法》｡根据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有关精神,并结合多年警务实践对警察行政权行使的法律程序要求,目前警察行政权的行使应遵循以下一般程序:1､表明身份｡2､说明理由｡3､进行告知｡4､听取辩解｡5､回避｡6､执法主体符合法定人数｡7､遵循一定时限｡[参考文献][1]赵昂.警察权断想[J].公安研究,1995,(5).[2]林来梵.卧室里的宪法权利[J].法学家,2003,(3).[3][4]陈兴良.限权与分权?押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J].法律科学,2000,(1). [5]章剑生.现代行政程序的成因和功能分析[J].中国法学,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