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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汪曾祺的“文气论”(一)汪曾祺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理论批评家。
收在《汪曾祺全集》里的理论批评类文章多达174篇，占整个散文创作数量的40%略强。
汪曾祺认为：“现在有些搞文艺理论的同志，完全用西方的一套概念来解释中国的不但是传统的而且是当代的文学现象。
我以为不一定完全能解释清楚。
中国人和西方人有许多概念是没法讲通的。
”（1）他的批评理论，无论在内在精神上，还是在话语方式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本土化特征。
就具体内容而论，他的批评理论主要围绕着语言、叙事和文气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文气论是整个理论的核心，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部分。
本文拟从渊源、内涵、意义等几个侧面，对他的文气论略做梳理。
一文气论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年历史了。
随着时代的沿革，它的侧重点屡经变更，内容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
其中曹丕、韩愈和桐城派，都是处于关节点上的重要人物，而汪曾祺的文气论，主要就是在继承这三者观点的基础上融会创新而成的。
就具体内涵而言，汪曾祺的文气论包括禀气论、布局论和文字论三个层面。
禀气论。
汪曾祺曾多次谈及文气论的历史沿革。
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中，他说：“文气论大概从《文心雕龙》起，一直讲到桐城派。
”（2）在其他场合，他一般将文气论的源头上溯至唐宋，所涉及的人物包括韩愈、苏轼、苏辙、归有光及桐城派，但惟独不谈真正的鼻祖曹丕，这确乎令人惊异。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在他看来，作品的气貌和作家的气质、才性完全统一，作品的独特风格就是作家先天禀有之气投射的结果。
曹丕的这个观点影响深远，也在事实上为汪曾祺所继承，他认为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风貌，“一个人的气质，不管是由先天还是后天形成，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
”（3）“一个作家，经过一段实践要认识自己的气质，我属于哪一种气质，哪种类型。
……要认识自己的气质，违反自己的气质写另外一种风格的语言，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4）曹丕所谓气之“清浊”，实际上就是“阴阳”，阳气上升则为清，阴气下沉则为浊。
汪曾祺小说特色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
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
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
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
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
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
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
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
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
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
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
豪华落尽见真淳。
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
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
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
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
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 （1）确实如此。
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鉴赏论汪曾祺小说的真实性和倾向性李齐岳 江南大学摘要：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造方面，成果颇丰。
其小说着眼于凡人俗事，站在民间立场上，宣扬温情而消解痛苦。
这正符合他本人的小说观：“我以为小说是回忆。
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情感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1]贴近地面的题材内容与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赋予了汪曾祺的小说纯净与真挚的特点，使得他所创造的文艺做到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汪曾祺；短篇小说；真实性；倾向性；统一一文学的真实性，通常是指文学作品再现和表现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情理统一、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程度。
真实性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文学作品只有真实地反映出生活本质，具备较高的真实性，才能令读者信服，吸引读者进入作品的艺术里，从而有积极的社会效果，产生真正的价值。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多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并为人认可盛赞的，其中许多小说中所描绘的却是三四十年代的江苏高邮的生活环境，所讲述的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所塑造的也是旧时代的人物形象。
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写回忆。
因为他童年时从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他放学回家的路上总“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
”，他说“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2]。
他用敏锐的洞察力来熟悉他所写的生活。
民生百态，他见过，用心体会过，所以写童年往事，他信手拈来，驾轻就熟，并且写得自然生动。
《受戒》这篇小说是汪曾祺“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在梦里，他看到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者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看到“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现当代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汪曾祺作品中，民情风俗包含着真实的性情。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欢迎阅读与收藏。
一、和谐的风俗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风格鲜明，以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淳厚的生活底蕴，热衷对故乡、对童年展开温馨的回忆，并擅长作风俗画式的描绘，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
汪曾祺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关于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
《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
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其笔下那具有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纯朴、温馨、清雅和谐的美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闲置的候船室。
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
而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是写风俗。
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
《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
《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
《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大淖记事》和《受戒》都是汪曾祺先生优秀的短篇小说。
汪老先生的文章，语言如行云流水般潇洒自如，信马由缰，充满了平淡之美。
他的文体清新别样，文字中充满了传统的文化底蕴，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征。
汪曾祺小说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人文主义及和谐氛围，他在小说中挖掘并赞扬人性美，突显健康人性，和谐人性。
个人觉得汪曾祺的文风很优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采取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娓娓道来了类似江南乡下人的日常生活。
《大淖记事》和《受戒》这两篇小说正是其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
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
这是汪曾祺文化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
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
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
作者既重视小说创作的潜移默化的认识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这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释放出一种多义的主题内涵。
他的小说就像是一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画，在《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越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画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有散文化的趋势。
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
汪曾祺散文文化价值引导语：汪曾祺的散文始终是在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即生活是美好的，只要善于发现，你就会觉得生活处处都充满着乐趣，人无论碰到什么情况，也应该保持的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下文是有关他的散文文化价值知识，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汪曾祺的散文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叙事类的，还一种是写物写景的。
不管是哪种散文，都使人读起来异常轻松，好像是在听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亲切与你交谈，给人一种很安逸的感受。
汪曾祺的散文始终是在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即生活是美好的，只要善于发现，你就会觉得生活处处都充满着乐趣，人无论碰到什么情况，也应该保持的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正如他所说的,“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对于生活，我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会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我自觉的先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
而这种朴素的信念正是我们如今生活在这个社会最需要的。
一、饮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在汪曾祺的散文中，你会发现一些很平常的生活琐事或者事物，在汪曾祺的笔下变得如此有趣，心里会由衷的发出感叹：原来生活是如此的美好。
汪曾祺教给我们的是欣赏生活，品味人生的方法。
在如今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环境里，我们努力的拼搏奋斗着，却遗忘了生活原本乐趣。
汪曾祺的散文还原了生活本来的面貌，使人们看到一个宁静安逸的生活画面。
他告诉我们生活的真谛在于欣赏生活，留意生活的每个细节，从中发现出乐趣。
汪曾祺特别中意“吃”的文化，他不像一般的文人墨客们仅作为一个品尝者对美食做出啧啧称羡的姿态，而是更愿意做一个制造美食的美食家，这种制造美食的过程也是他最为享受的，从最初的准备原料，到精细制作，再到最后完工，这种过程使人感受他生活的精致，充分享受着烹饪的乐趣。
为了能够做好菜，他对做菜也是吸收别的地方的优良做法，不断地进行总结改变。
比如在提高炒青菜做法时，他认为“昆明的青菜炒得好，因为：菜新鲜，油多，火爆，慎用酱油，起锅时一般不烹水或烹水极少，不盖锅(饭馆里炒青菜多不盖锅)，或盖锅时间甚短。
从《受戒》看汪曾祺的名士风骨汪曾祺是一位具有浓厚传统文化底蕴的作家，他的作品中经常呈现出名士风骨的气质。
他的小说《受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部小说以清朝末年的社会风貌和人情世故为背景，通过描写主人公大官人在处理家族矛盾和个人感情问题时所展现的名士风骨，突显了汪曾祺笔下的高尚情操和深邃的人文内涵。
汪曾祺通过主人公大官人的言行举止，展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和名士风范。
在小说中，大官人虽然身居要职，但他对待家族矛盾的时候，总是处之泰然，不苟言笑，举止文雅，表现出一种超脱尘世的气质。
他对待儿女私情、家族恩怨的冷静理性和淡泊名利的态度，都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名士风骨。
在人际交往中，他更是以圆融的态度，高尚的气质处理各种矛盾，表现出深厚的人文情怀和高尚的品格。
汪曾祺通过大官人的处世智慧和谦和处事的态度，凸显了他的名士气质。
在小说中，大官人对待身边的人和事物都显得十分宽容和包容，他从不以权势欺人，也不以势力逼迫他人。
在处理家族矛盾的过程中，他从不激烈冲突，而是以平和的态度去化解矛盾，以智慧和耐心去化解家族矛盾。
他既有大局观，又有善解人意的能力，更是以宽厚的胸怀和理性的态度面对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表现出了名士的风度和气度。
汪曾祺通过书中的描写，凸显了大官人那种超然物外的名士风范。
在小说中，大官人不被俗世纷扰所累，他的心境总是那样的平和宁静，他对待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淡泊。
尽管身处江湖，但他却保持着一份超脱的意态，不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
他的超然心境和宁静豁达更是凸显了他的名士风范，展现出了他那种与世无争、超脱红尘的人生态度，表现出了一种深远的人文情怀和高洁的品格。
通过《受戒》这部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汪曾祺笔下的名士风骨。
他通过主人公大官人的言行举止、处世智慧和超然物外的态度，展现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和高尚的情操。
这种名士风韵，使得汪曾祺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独具一席之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理想的人格典范。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汪曾祺是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他的小说作品对当代小说文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作品中，他以沉静、洗炼的文字展现出生活的真实，深入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对社会现象进行鞭挞和反思，使得小说文体更富有厚重的思想内涵和人文情怀。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为当代小说文体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
他大量运用形象、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以及对细节的精细描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意象美，展现了小说作品的独特魅力。
在他的代表作《古陶》中，通过对窑民生活的描写，展现出一种深情而又深邃的文化意识，使得读者们可以深入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注重人物的塑造和人性的探讨。
他不仅描写了人物的外貌特征和性格特点，更加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他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具有丰满性格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他们的内心世界的描绘，使得读者能够深入地了解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
在《页游》中，他以幽默诙谐的笔调描绘了中年男子的生活困境和对家庭、事业的追求，既展现了社会的冷酷现实，又表达了作家对人性的关怀。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还曾经以独特的视角对社会现象进行了鞭挞和反思。
他以一种坦率而又深入的方式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不公，且没有回避与掩饰。
他通过小说作品呈现出的生动形象，使得读者们能够深入地思考社会现象，并对其进行批判性思考。
在《荔枝山张罗》中，他以精湛的笔法描写了农民工的艰辛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尴尬，且表达了小说对社会现象的忧虑与呼吁。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对当代小说文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的作品丰富了小说的写作方式，注重人物的塑造和人性的探讨，并以独特的视角对社会现象进行了鞭挞和反思，使得小说文体更加丰富多样，同时也唤起了读者对人性和社会的深思。
他的小说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为读者们提供了一种审视现实、思考生活的重要途径。
第24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5月 Vol. 24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2
────────── 收稿日期：2001-10-29 作者简介：李舒杨（1963-），女，河北滦县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 14 -
略论汪曾祺小说文化内涵的两重性 李舒杨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汪曾祺小说恬静温馨的和谐之美中凝聚着儒道佛相互渗透的传统文化意识，体现了他所追求的熔铸了中和主义审美观的审美境界。同时，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现实生活赋予作家的切身体验又最终挣脱了作家的主观控制，沉重地表达出他对苦难人生的审美体验，呈现出难以抹去的悲剧色彩，从而构成了其小说文化内涵的两重性。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儒道佛思想；和谐之美；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J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2）03-0014-03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自《受戒》发表以来，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他以数十年的生活体味，深厚的艺术功力，构筑起自己简约古朴的艺术世界，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境界，宛若“天然去雕饰”的“清水芙蓉”，成为小说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尤其是作品呈现出来的恬静温馨的和谐之美，渗透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意识，倾倒了无数读者。然而，透过小说中田园牧歌般的抒情色彩和梦幻情调，我们又分明感受到了压抑不住的躁动与抗争，甚至是彻骨的悲凉。这种文化内涵的两重性使其作品读来余味无穷。 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儒道佛的相互渗透贯穿在整个小说创作中。他曾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可以说，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他所追求的是熔铸了中和主义审美观的审美境界，“我们可以在汪曾祺笔下，从古朴敦厚的乡镇社会中人与人平和宽裕的境界里，寻到儒家个体与社会和谐的人生理想，从清新明丽的江南风光里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中，觅出庄禅的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追求。”[2]《徙》写的是小学教员高北溟的故事，题辞便以《庄子·逍遥游》名句“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来显示知识分子追求事业的抱负，充分体现了创作主体的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勇气。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高北溟面对世俗的压力和权势的排挤，始终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清高方正的品格，甚至为了给恩师刻印诗文遗稿，不惜牺牲了爱女的前途，反映出了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价值观念和由此形成的令人感佩的人格气节，表达出了人与人之间亲爱友善的美好理想。《岁寒三友》更是感人至深，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个好友，患难与共，相濡以沫。靳彝甫需要资助的时候，王瘦吾和陶虎臣慷慨解囊，为其凑足出门求生的路费；而当王瘦吾的草帽厂被挤垮，陶虎臣的炮仗店被迫关门，二人濒临绝境时，靳彝甫毅然变卖了三块爱如性命的田黄石章。儒家的仁爱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尽情的展现。而道家思想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小说人物的生活态度上，《徙》中的地方名士谈甓渔，累考不进，于是无意于仕途，每日只是闲散度日，抽烟喝酒，“无分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2](P167)言谈举止颇有魏晋狂士的味
道，典型地体现出人物在理想破灭后由入世转为出世的人生态度。《鉴赏家》中的季萄民最讨厌世俗的应酬，却与果贩叶三结为至交，作画时倾心听取叶三的意见，视之为人生知己,真可谓率性而为，旷达超脱。《岁寒三友》中的穷画师靳彝甫生活上半饥半饱，然而“活得有滋有味”[6](P103)，冬天，养水仙；
春天，放风筝；夏天，种荷花；秋天，养蟋蟀。甚至吃不饱的时候，也不忘玩赏爱若性命的田黄石章，李舒杨：略论汪曾祺小说文化内涵的两重性 - 15 - 始终保持着通达乐观、恬然淡泊的胸襟。更可贵的是，儒家的入世思想与道家的出世思想又是和谐地统一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的。《故乡人》中的医生王淡人，以行医为生，过着每天钓鱼，“一庭春雨，满架秋风”[2](P162)的清苦而又安闲的日子，但在家乡发大水时，却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乡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拿一条命换一块匾”[2](P161)，甚至免费为穷人治病，真可谓“急公好义”的典范,在道家平和虚静的生活态度里又熔铸着深刻的儒家思想的精神理念。《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集辛劳勤恳与自在逍遥于一身，炕蛋期间，他聚精会神，专注于工作，废寝忘食；炕蛋之后，便提了他那把其大无比、细润发光的紫砂茶壶，在街上闲逛，喝酒，吃茶，聊天。此外还有《大淖记事》中的挑夫们，《故人往事》中的戴车匠、老白等，无不如此，入世与出世就这样和谐地统一在他们的人生中。可以说，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热爱生活却不为功名利禄所累，淡泊超脱却又坚守责任道义，返朴归真的同时又遵循着人间的是非美丑的准则。他们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又乐天安命，儒家给予他们信念和勇气，道家又给予他们自由和超脱，由此呈现为一种和谐的美。 不仅如此，汪曾祺小说还渗透着佛教思想的因素。《复仇》表现的是一位隐姓埋名的青年人为父复仇却最终放弃复仇的故事，他力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仇人，但仇人已经皈依了佛门，这个年轻人精神上受到震撼，放弃了复仇计划，也遁入空门。小说结尾写道：“两滴眼泪闪在庙里白发的和尚的眼睛里。”[3](P23)意味深长地表现了佛家的慈悲思想。
《幽冥钟》则通过承天寺中普渡众生的菩萨、相貌清癯的和尚和夜半柔和悠远的钟声等意象，表现了佛门救苦救难的思想。小说特别写到了地藏菩萨，说“他是释迦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的救度天上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他像大地一样，含藏无量善根种子”，[2](P303)更是显示了一颗博大的爱心。儒道佛各自的精神理念都崇尚仁爱，三者相互映衬，共同组成了汪曾祺小说中的爱的和谐。在他的笔下，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温情友爱，朋友、夫妻、父子、邻里之间都弥漫着爱的温馨。这种爱的力量之巨大以至于化解了复仇者内心的仇恨，由此可见，汪曾祺始终是在追寻着民族传统的观念及审美意象所凝成的文化意识。 但是，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我们就会发现汪曾祺的另一面：对悲苦、冷酷、凄凉的人生的揭示，悲剧意识始终穿行在他笔下的世界，躁动与抗争一直贯穿在貌似平和的社会中。从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在汪曾祺刻意营造的和谐的外表下，总是潜伏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人物总是受着环境的压迫与蹂躏。他们都是些安分守己的小人物，对环境的要求极低，只想平平安安地生存。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逃脱命运的悲苦。《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和朱雪桥，平平静静地生活，勤勤恳恳地工作，从无非分之想，然而厄运还是降临到他们的身上，使他们饱受羞辱与伤害。《岁寒三友》中的陶虎臣、王瘦吾兢兢业业，苦心经营，最后还是免不掉破产的命运，生存的艰辛令人心酸。《寂寞和温暖》中的沈源只不过是希望从事她所挚爱的农业科学研究，此外为劳作一生而死的父亲立一块墓碑，就是这样一个对生活无所奢求的普普通通的女孩子，竟然会被打成右派分子，甚至被剥夺了奔丧的权利，政治迫害的阴影为作品涂上了抹不掉的悲剧色彩。《珠子灯》则全篇弥漫了彻骨的悲凉，送珠子灯的古老风俗是为祈求多子的，但是孙小姐屋里的六盏美丽的珠子灯却只点过一次。她虽然也读过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并且听从丈夫的劝告放了脚，但是丈夫临终前的遗言——“不要守节”她却没有做到，出身书香门第的她，恪守的是封建的贞操观，她要维护家庭的“名声”。但这却扭曲了她的人性，“她变得有点古怪了”，爱洁成癖的孙小姐屋里，茶杯上却“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她整天地躺着”，没有声息，外面的天籁声更加衬托出她内心的孤独落寞，她就这样躺了十年，郁闷而死。她过的是一种怎样冷彻骨髓的日子啊！“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2](P191-192)这样力透纸背的描写，不仅是对孙小姐青春毁灭的悲哀和惋惜，更是对传统的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与控诉。当然，汪曾祺对悲剧的处理是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他总是将悲剧放到背景的位置上，笔墨的重点却是表现悲剧生活中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以悲剧来反衬生活中的美”[4]。这当然与他不想用悲痛来破坏他小说的和谐美有很大关系，但是，作者最终坚持的现实主义必然要与之相冲突，即使是压抑着，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现实生活赋予作家的切身体验最终挣脱了作家的主观控制而呈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并不都是对环境逆来顺受，有些就很有抗争的锋芒。《受戒》里的和尚无视清规戒律，也吃肉，也玩牌，娶妻，甚至养小老婆，过着与世俗人间第24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3期 - 16 - 相同的生活，小和尚明海的“受戒”，也因与小英子谈情说爱而变成名不副实，正如作者所描写的：“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2](P56)而作者对这一切是抱着极为欣赏的态度的，这实际上暗示给了读者一种蔑视清规、反抗清规的精神。最具反抗精神的悲剧形象是《天鹅之死》中的天鹅，一只美丽的天鹅被人们残酷地杀害了，它的伴侣第二天一天不鸣不食，最后“寻找一片结实的冰面，从高高的空中摔下来，把自己的胸脯在坚冰上撞碎”，[3](P229)多么悲壮！ 汪曾祺曾经说过小说应该除净火气，但种种迹象表明他还做不到。他自己曾经这样表白过：“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5](P91)所谓浮躁，就是尚且难以达到与现实生活的完全认同与和谐，尚且怀有愤怒、怀疑、批评乃至叛逆的冲动。这种冲动作家虽然一再抑制，但因为寄寓在他生命意志的深处，因而就时时折射到小说人物身上，使之得到艺术的再现。《大淖记事》写锡匠们游街，进而“顶香请愿”，并且充满义愤地写道：“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2](P91)《七里茶坊》则极尽讽刺讥诮之能事：“他的意思我其实很明白，他是问他们政治上可靠不可靠。他怕万一我带来的人会在公共厕所的粪池子里放一颗定时炸弹。”[3](P254)愤懑之情跃然纸上。甚至有时他也是极为锋利的，《黄油烙饼》就揭示了大办食堂时代的荒谬，萧胜的奶奶饿死了，而开会的干部却与社员分开吃饭，社员吃的是红高粱饼子，甜菜叶子汤，干部们吃的是炖肉大米饭、黄油烙饼。萧胜不禁发出了疑问：“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应该说这也是作者的疑问，暗示着对那个营造天下平等丰衣足食的政治乌托邦时代的抨击。《七里茶坊》不仅延续了这样的疑问，而且对乌托邦倾向作了嘲讽和清算，显示出作者的幻灭和清醒。 到了20世纪90年代，汪曾祺的作品愈加充满了痛切的幻灭和透彻的清醒，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悲剧气息。在这些作品中，有的再现了人世灭亡与绝望中的痛苦与悲凉，有的则倾诉了作者对苦难人们的温情与悲悯，甚至是对社会历史的质疑，体现出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直面人生的艺术态度。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汪曾祺不仅是一位擅长描绘风俗画卷和田园牧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沉重地表达着他对苦难人生的审美体验的悲剧作家，后一点，越是到了暮年就越加显著。 参考文献： [1] 赖闵辉,郑昭红.汪曾祺研究述评[J].龙岩师专学报(社科版),1997,(2). [2] 汪曾祺.菰蒲深处[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3]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册)[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4] 夏元明.汪曾祺近作透视[J].黄冈师专学报,1997,(3). [5] 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J].小说评论,19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