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困境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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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困境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作者：聂海杰

来源：《求实》2016年第05期

[摘 要]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西方哲学的前提批判和根本超越。囿于自身理论建制束缚，受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深层制约，西方哲学耽于对世界的先验解释，将世界的实在性及必然性湮没在了纯粹理论体系之中。通过彻底的哲学革命，马克思实现了对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的扬弃。哲学的形态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成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理；哲学的目的不再是纯粹为了解释世界，而是要实践地改变世界；哲学的使命不再是对现存现实进行抽象的理论批判，而是成了无产阶级打破资本统治、超越资本时代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革命；形而上学；改变世界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5-0031-07

[收稿日期]2015-06-30

[作者简介]聂海杰（1981-），河南开封人，博士，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一、旧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性及其困境

采用特定方式对世界进行解释，以达到对现存现实的理解，作为旧哲学固有的基本性质，贯穿其全部发展历程。马克思之前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发展，本质上可谓一部“解释世界”的历史。在这个进程中，西方哲学立足于特定的理论建制，对世界及其客观运行作出种种形而上学映射，最终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湮没在了抽象的逻辑演绎之中。

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使得哲学家们普遍深陷于抽象的思想境域，封闭了由理论通往现实的道路。世俗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感性世界，虽则实存但却不真；超感的理念世界不仅是感性世界的本原，而且是唯一本真的存在领域。柏拉图这一设定不仅是他理念论的支撑，更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哲学观主导。“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1]（P70）普遍地立足于柏拉图设定的感性与超感性的二分这个前提，西方哲学不可避免地沉浸在一个超感的“形而上世界”之中，“自柏拉图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龙源期刊网

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2]（P770-771）。如此一来，哲学家们就将某一观念范畴设定为本体，纷纷陷入到了此岸与彼岸、哲学与世界分离的幻象之中。近代“认识论转向”特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分离，但仍然难以摆脱身心二元论的困局；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进一步挖掘主体能动性以弥合哲学与现实的分裂，然而，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家们的根本要务却是如何将现实世界建构成为一个颠倒的理性王国。究其实质，这是将客观世界消解在了主体矛盾着的思维运动及其关系架构之中。全部旧哲学因此就封闭了通往现实的可能性，无法由抽象的理论王国走向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唯心主义历史观导致哲学家们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真实逻辑，无法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提供真理指引。停留于对世界进行纯粹解释的哲学观，必然进一步导致对历史的形而上学构造。对于幽闭于纯粹观念领域的唯心主义者们来说，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那个理论王国，不仅是被绝对化了的现存现实，而且还是被唯心主义化了的人类历史。他们既然在思维过程中将观念绝对化为本体，就不可避免地将现实世界虚构为这些观念本体演绎的结果；如此构造出来的一个决然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纯粹的思想领域，就成为哲学家们进行更加玄虚的思维活动亦即对历史进行先验构造的“上帝应许之地”——世俗的历史因此被替换为神圣的绝对观念自我演绎的纯粹思想史。而历史的真实内容即现实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却被当作可有可无的“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直接导致了哲学家们陷入到了脱离实际的唯心史观迷误，“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3]（P545）。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推动各个时代更迭交替的动力和机制又是什么，成了长期困扰人们的“谜”。于是，他们就既不能解释物质生产生活的发展史，更无法自觉地对现实世界进行革命性的实践变革。全部旧哲学因此本质上都成了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抽象理论体系，窒息了自身关注现实改变现实的历史维度。

最后，割裂应有与现有的抽象价值观使得哲学家们无法协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同程度地倒向对现存现实的辩护。旧哲学一度以时代的批判者自居，力图在思想中把握住整个时代。然而，囿闭于自身形而上学建制，旧哲学纯然地乃是为了获得现存现实的先验解释。不仅如此，它还将破解当下现实问题和时代矛盾仅仅诉诸于纯粹理性批判。作为古典哲学乃至于全部旧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坚持从思维与存在的思辨同一出发，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作为哲学的目的。“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4]（P12-13）他对现实和现存做了明确区分，并极其合理地将现实性界定为事物在运动过程中固有的必然性。但由于黑格尔的存在论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为现存现实进行思辨辩护的唯心主义幻想之中。其突出的表现是，黑格尔原则性地无视眼前普鲁士帝国的腐朽不堪，不但认为“绝对精神”将最终实现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许诺而又不予兑现的那种等级君主制中”，而且“还用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了贵族的必要性”[5]（P271）。如此一来，黑格尔哲学也就褪去了一贯玄奥的思辨光环，客观上竟然成了为当时普鲁士当局辩护的官方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力图通过纯粹的甚至激进的宗教批判去反对普鲁士当局。然而，由于它先行禁锢于黑格尔思想世界，因此就注定了这套纯粹理论批判至多只是隐晦表达了上升中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微弱呼声”。不可否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一度也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的。基于唯物主义的“主宾颠倒”原则，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乃至于全部旧哲学进龙源期刊网

行了颠覆性的改造，他甚至深刻地提出了哲学应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的合理要求。然而，一旦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一旦面对“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为了获得关于这一不合理的现存现实的存在论解释，费尔巴哈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3]（P530），以便确保人本学唯物主义先行赋予感性世界的前定和谐。不管他多么不情愿，费尔巴哈毋宁是近乎无意识地将“感性”纯化成了为现存现实客观辩护的形而上学纲领。为什么一贯有着强烈的批判指向、甚至一度以“批判的批判”自居的这些旧的哲学体系竟纷纷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甚至近乎吊诡地沦为“辩护学”呢？归根结底而言，乃是由于全部旧哲学囿于自身形而上学建制先行封闭了通往现实的可能性，因而就无法找到由形而上学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耽搁于此，不仅“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6]（P525），哲学由此就窒息了自身的历史维度和关注现实改变现实的品格。

由此可见，在旧哲学这里，理论与实践不但被二元分离开来，而且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境。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根本无法简单地以某个本体加以统摄；世界运行的必然性以及蕴含着矛盾的社会历史发展，也根本不能通过先验的纯粹理论体系加以囊括；对现实问题和时代矛盾的纯粹理论批判，虽然可以获得某种合理化的解释，然而，这种本质上回避对现实进行革命改造的做法，根本无法追溯到问题的根源，至多只能达到对现存现实的抽象理解。正是如此，旧哲学的理论建制就成为其耽于对世界进行先验解释的前提禁锢和根本制约，由此导致其无法将理论上升为实践，亦即无法将理性认识转化为对世界的实践改造。针对旧哲学摇摆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徘徊，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旧哲学理性哲思中蕴含着的改变世界的客观作用。例如，他高度赞誉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作用，“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7]（P73）。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批评旧哲学只是停留于对世界进行抽象的形而上学解释。在他看来，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所有旧时代的哲学家们，都没能真正将实践地变革世界作为自身哲思的目的，没有自觉地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自身哲思的前提。因而，究其实质，旧哲学本质上只能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亦即先验地将哲学湮没在自身抽象逻辑之中的理论体系。

以往哲学家们无法完成的任务，必然会有人去做；将现存现实消融在抽象体系之中的旧哲学，必定会被实践地改变世界的新哲学代替。以破除旧哲学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这一形而上学迷误为契机，以实践地改变世界为目的，马克思发动了逐步深入而又愈加彻底的哲学革命，由此创建起一门改变世界的哲学。

二、马克思对旧哲学形而上学困境的克服

显然，超然地亦即形而上学地独立于世俗世界之外，构成旧哲学的基本属性和内在品格。立足于此，旧哲学将“存在者之存在”设立为自身建制，借以探究世界存在的本体根据，力图开显事物存在的可能性。毋庸讳言，这自然有其合理性所在。撇开对存在者的逾越这一形式上的抽象不言，旧哲学实则是以独到方式透过现象把握到了世界存在和运行的本质与规律。然而，由于旧哲学先在地将世俗世界悬搁为实存而不真的假相世界，这实则就罢黜了自身的物质本源，自我幻化为漂浮于现实之上的玄思。不仅如此，由于惟一地专注于“合理性”，旧哲学不可龙源期刊网

避免地割裂现象与本质，将可能性绝对地置于现实性之上，将应有与现有的对立绝对化。“理性”因而被本体化为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主宰力量，脱离尘世的先验图景因而成为其神往的彼岸理想。显然，要克服旧哲学的矛盾和困境，就必须对之实施彻底的形而上学批判。由于旧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性发端于其存在论前提及其建制，因此，其矛盾和困境就是依其本性的自然衍生。亦因此，这一批判就必须根本地超出纯粹存在论境域。惟有充分洞悉其存在论限度并实施彻底的前提批判，才能真正实现对旧哲学形而上学困境的克服。

马克思首先对旧哲学封闭的形而上学建制及其维度缺失展开前提批判。旧哲学基于自身形而上学建制，先行将现实事物形而上学化为既定客体。它因而成了纯粹探究主体如何透过自身范畴中介而“切中”客体的“科学之科学”。这一点在唯心主义那里表现得较为突出。席勒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我们毕竟是唯心主义者，说什么物质世界形成了我们，而不是我们给物质世界以形式，这样的话应使我们感到羞愧”[8]（P8）。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困境直接地由其基本建制所促发，但究其根本，却是由于它形而上学地拒斥了自身运思的现实根基。客观而言，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则都隐然触及到了自身的根基问题，然而都无法对之作出自觉反思。旧唯物主义明确将“物质”确立为世界的本体，并将如何获得关于这一“感性客体”的解释视为要务。但是，这些旧时代的唯物主义者们却陷入到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迷误之中，即他们“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旧唯物主义就悬搁和回避了“感性客体”本身的源起问题：被直观到的这一“感性客体”的现实根基是什么？囿于形而上学建制的旧唯物主义根本无法对之作出进一步回答，它在缺乏主体向度之际就遗失了对世界生成之实践根基的反思。旧唯物主义的这一非批判性部分地由唯心主义所补充。将精神夸大为世界本体的唯心主义极大凸显了主体的能动性，亦即凸显了人们的知性、理性、意志等类本质力量，然而“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P499）。唯心主义对主体能动性源泉问题的拒斥（康德），与其说是抽象地触及到了世界生成的根据问题，毋宁说同样原则性地遗漏了对哲学运思的现实根基这一重要课题的前提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