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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研究综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一种极富独创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争论和分歧也颇多。
标签：葛兰西;领导权;市民社会;知识分子;阵地战葛兰西,作为20世纪极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理论贡献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发展,而这其中尤以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理论——领导权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最为光辉。
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葛兰西研究热”以来,国内外诸多专家和学者对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进行了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研究取得了相当的共识,但争论和分歧也颇多。
现将主要理论观点综述如下。
一、领导权理论的思想渊源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有其思想渊源,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也不例外。
作为一种极富独创性的政治理论,人们在研究这一理论时,更是力图找出它的理论来源。
(一)强调领导权理论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渊源关系这种观点认为,尽管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形成有多种思想渊源,如意大利的知识传统和卢卡奇的思想等,但马克思的国家与阶级意识学说和列宁的领导权思想才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强调领导权理论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关系这种观点不仅一味强调葛兰西的思想深植于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之中,而且还强调葛兰西思想来源的多元性,把许多思想家都说成是葛兰西的理论先驱,与此同时,还竭力贬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对葛兰西的影响。
二、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自然是这一理论研究的中心点。
总的来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一)领导权的含义多数研究者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通常具有两种含义:广义的领导权和狭义的领导权。
广义的领导权是指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在对狭义领导权的理解上则存在一些差异。
一种观点认为,狭义的领导权仅指政治领导权,即列宁所讲的领导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狭义的领导权是指文化领导权,即葛兰西所强调的领导权。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马克思的实践观摘要：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尝试，企图确立一种超越主体与客体的实践一元论体系。
但是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比，葛兰西抛弃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唯物主义立场，葛兰西否认有独立于主体实践以外的物质实在，认为人本身是客观性的尺度；马克思的实践观虽然也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但是是把客观世界作为第一原则的，始终强调唯物主义的基础的。
但同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也使得马克思的实践观念重新得到重视，这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实践哲学、历史主义、人道主义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人物，也是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大量著作都是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完成的，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写道：“在实际上，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条提纲中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彼此片面的立场正在重复着，现在还和那时一样，虽然处在历史的一个较为发达的时刻，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综合还是必要的”。
在此他着对普列汉诺夫的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普列汉诺夫与他所标榜的正统趋向相反，他“滑到庸俗唯物主义去了”，而且“普列汉诺夫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实证主义方法的典型，并证明了他的思辨和编史的能力的贫疮”①。
因此葛兰西提出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实践哲学”是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
一、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超越“实践哲学”这一词实际上并不是葛兰西提出的，他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借用来的，但他赋予它以新的含义。
在《狱中札记》的“辩证法”篇中，他说：“只有当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开辟了历史的新阶段和世界思想发展中的新阶①葛兰西：《狱中札记》，第402、387页段的、完整而独创的哲学的时候，才能领会辩证法的基本功能和意义，而实践哲学则在其超越作为过去社会的表现的传统的唯心主义和传统的唯物主义，而又保持其重要要素的范围内做到这点。
如果只把实践哲学看作臣服于另一种哲学，那就不可能领会新的辩证法，然而，实践哲学却正是通过它（指辩证法）来实现和表现对旧哲学的超越的”②。
实践哲学葛兰西使用实践哲学的术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
葛兰西批判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机械论倾向，重新提出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这是其创立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
标签：实践哲学；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导权葛兰西是“最近五十年中最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这种独创性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方面。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使用“实践哲学”的术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
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各种“正统”倾向严重污染了，因此，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已经不足以表达它的真正理论内涵，只有“实践哲学”才最恰当的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不过，葛兰西这样做绝不是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一、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葛兰西看来：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正统”倾向是实践哲学最危险的敌人。
布哈林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是实践哲学的官方指定教材。
葛兰西认为：“正统”倾向的实质是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对实践哲学进行修正，试图使实践哲学更加“科学化”，布哈林因此成为葛兰西批判的主要对象。
布哈林在《通俗手册》中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两部分：“系统哲学”和社会学，这种划分是其思想上机械论倾向的表现。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布哈林只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去理解“物质”的概念，把其界定为“具有广延性，在空间占有位置，可以为我们的外部感官所感知”〔2〕。
实践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它不关心物质的自然属性，它关心的是物质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意义。
例如，电作为一种自然力量早就存在，但是在没有被人发现之前在历史上是不起作用的。
电是作为由人支配并被人归并到物质生产力的总和中去的一个生产要素，是特定社会力量属性的一个客体。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这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漫长而艰难的发展所证明的”。
这句话说明“为了证明客观实在，就必须求助于历史和人”。
葛兰西思想的文化霸权理论解读作者：张人仁马淑娴来源：《法制与社会》2020年第07期关键词文化霸权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作者简介：张人仁，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马淑娴，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ki.1009-0592.2020.03.110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1891-1937）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创始人之一，立足于当时其所处时期的具体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并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构建起了一个完整而严谨的文化理论体系。
他在代表作《狱中札记》中提出了霸权理论、文化领导权、实践哲学、市民社会等重要概念，它们共同构成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外在架构，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为后世更好的理解“文化霸权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霸权理论的产生“霸权”是葛兰西思想的核心概念。
霸权理论这一概念由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首次提出，葛兰西仔细研究了工人革命的具体经过并对其的失败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工人革命屡次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并忽视了意识形态斗争即统一的思想对于工人斗争的重要性。
葛兰西认为很多马克思学者并未看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理论的精髓，仅仅对马克思做出的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
由此，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使葛兰西首创了“霸权”概念从而与当时所谓传统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决裂。
并对当时的很多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由于其对“霸权”的强调，使葛兰西在哲学的研究上更重视上层建筑对人民大众的影响。
葛兰西在对其理论进行总结后指出：统治阶级在夺取了对经济与政治的绝对控制地位后，通过其夺取的政治权力将其政治权威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企圖将从属阶级控制在其允许的秩序范围内。
葛兰西文化霸权的主要内容1. 葛兰西文化霸权的概念葛兰西文化霸权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文化产生的内容、文化方式和文化流行的趋势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
这种现象体现在各方面文化的优势地位、国际认知的形成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方式上。
2. 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原因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历史和现实。
历史原因：西方国家的文明历史悠久，世界上许多国家曾受其文化、科技、宗教等方面的影响。
欧洲在中世纪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得西方文学、音乐、艺术等方面不断发展，好的文化产品也不断涌现。
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科技的进步也让西方国家更容易地主导着全球文化的发展。
现实原因：西方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与市场、技术的高度结合，使得它们能够更快的推广自己的文化，包括流行音乐、商业广告、时尚等，都是具有比较强的消费文化色彩和后现代思想。
3. 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影响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3.1 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西方文化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观念，都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并对各国民众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使得其他文化种类难以被接受或论证。
3.2 文化产品的输出在全球范围内，许多西方文化产品都具有极高的质量、创造力和创新性，例如音乐、电影、电视等。
它们表达了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在输出到其他国家时，往往会让其他国家的文化难以生存或进一步发展。
3.3 文化创新和创造力的压抑由于西方文化霸权的存在，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很难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认可和尊重。
这也使得其他国家在文化方面缺乏发展，甚至很难产生真正的文化创造力，这一方面久而久之也会导致文化消亡。
4. 如何应对葛兰西文化霸权应对葛兰西文化霸权，也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4.1 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国家之间应加强文化交流，扩大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和欣赏。
只有这样，其他国家的文化才有可能被发掘和保护，同时也可以发现其他文化的价值。
浅析葛兰西实践哲学摘要：葛兰西结合意大利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提出了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把实践当作基础，将实践作为本体看成是研究的对象，这与以往哲学家有所不同。
哲学不再是形而上的纯理论问题，而是将其融入到社会历史领域，并解决现世问题。
本文拟从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形成，理论内涵以及评价三部分来进行论述。
关键词：葛兰西；实践哲学；历史主义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不仅摆脱了二元论的限制，而且也给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一种思考自身学说的全新方式。
而且葛兰西结合当时一战后意大利的社会历史状况，将哲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提出了自己的实践哲学的理论，来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
一、实践哲学的形成（一）实践哲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1.资本主义深刻的社会危机。
由于两次工业革命的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经济迅猛发展，企业规模逐渐扩大，以往的模式无法继续促进自身的发展，从而出现了股份制的集资方式，股份制使得更多大型企业筹集到来自多方面的投资，但是规模小的便无法与其竞争，导致许多企业不断倒闭，还有许多被兼并合并，这样使资金不断集中。
资本家为了扩大资产，不断的剥削劳动者，使得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矛盾不断加大，阶级差距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随着经济差距的拉大，发达的国家为了继续促使本国经济不断发展，开始了向外掠夺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亚非拉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被列强瓜分完后，新一轮的瓜分世界的狂潮就会开始。
随着战争的结束，虽然意大利是战胜国，但是他政治、经济却受到极大破坏，由于战争的结束，生产军工的企业不断缩减，许多企业面临倒闭，出现了一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这场经济危机不断转化成政治危机，为了镇压这场危机，意大利政府走向了法西斯道路，他们不断镇压社会主义，实行专制，使得民不聊生。
所以诸多国家与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就是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2.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尝试。
虽然一战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一战使得人们不断认识到资产阶级是产生苦难的根源，所以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不断壮大，其中包括俄国与法国，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由列宁领导的，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这是对当时许多国家无产阶级的鼓励，如：芬兰、德国、匈牙利等国家，他们也开始了暴力革命的诸多尝试，但是由于很多原因，他们的尝试惨遭失败。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研究(2007-03-15 14:35:52)分类：哲学天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并非建立于空中楼阁之上，其理论形成是有多种思想渊源的。
比如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克罗齐的文化—历史哲学理论和卢卡奇的著作都对文化霸权理论的产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马克思、列宁的一些理论与文化领导权的联系与区别。
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来源1、马克思的渊源：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西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国家与阶级意识理论不能成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来源，因为马克思缺乏关于民主国家的理论，马克思强调国家的镇压性质，在马克思那里所理解的国家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就是作为上层建筑或暴力机关，而在战后资本主义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不在于依靠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是这种统治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同意与支持”这种事实。
这样，他们认为葛兰西的国家理论却恰恰填补了这项空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革新与创举，“在反对所有以简略的手法（国家是统治阶级主体手中公平的镇压工具）来说明国家这一概念的时候，葛兰西是以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来考察国家的角色和国家的出现。
”[1]一句话，马克思过分强调国家的强制性，忽略了代表公共利益、取得公众同意方面的公共权利的特征。
但是仔细分析起来，真的是这样子的吗？看一下他的几篇文章吧！马克思在早期的国家思想里，他认为国家是一个可以使法律、道德、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机构，，而对国家原则的承认也是以他对自我及人性的理性原则的承认为基础的。
他认为，国家是以“社会契约”的形式，用集体力量来防范敌人，保护公民财富不被侵占。
但明显地，这里的集体力量是一般人的“共同意志”所委托与同意的强制。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里，他批判了黑格尔对代表人民共同利益的国家与政治国家的混淆，指出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就是政治国家，它因其预设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抗而使人不能接受。
私有利益在政治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警察、司法、行政不是代表市民社会本身公共利益的部门，而成了政治国家中反对与管理市民社会的部门。
葛兰西政治及思想历程
作者：［意］希尔维奥·彭斯田时纲译
在葛兰西被捕后，塔吉娅娜（朱丽娅的姐姐）和彼埃罗·斯拉法成为他的主要联络者。
塔吉娅娜帮助葛兰西直至他辞世，斯拉法是他在办《新秩序》周刊时期的挚友。
从1929年后，他们成为葛兰西与党及陶里亚蒂的唯一联络者，陶里亚蒂担负了解葛兰西狱中情况的任务。
然而，很快葛兰西与带孩子返回莫斯科的妻子的关系、党的关系变得紧张。
从1930年后，在苏意两国政府通过交换囚徒以解救葛兰西的计划失败之后，葛兰西怀疑党对待自己是否正直，他直觉到同妻子通信的困难，因妻子受到病痛折磨，更因为朱丽娅受到警察的控制。
然而，从1933年2月，葛兰西才公开地把他与朱丽娅的关系现状同在党内被边缘化的事实联系起来，他开始怀疑斯大林对他的命运漠不关心。
尽管远离、沉默和怀疑，但葛兰西没有丝毫同朱丽娅断绝关系的想法。
在葛兰西生命最后一年的文献中，有一封由斯拉法起草的文件（日期为1937年4月18日），向意大利当局要求，他一旦获得自由，准许他移居苏联同家人团聚。
1929年1月，葛兰西获准可以撰写札记，2月8日他开始撰写《狱中札记》。
《狱中札记》可理解为葛兰西在共产国际宗派转折时期（以“阶级对阶级”的口号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为标记），在思想领域继续其政治斗争。
1929年7月，共产国际的宗派路线也强加给意共。
尽管意共很不情愿，但终归接受了，抛弃了葛兰西在1924—1926年间制定的正确路线。
葛兰西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表示坚决反对，在同狱中难友谈话时，建议首先打倒法西斯，恢复“民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葛兰西的建议遭到难友反对，他被孤立。
如果不了解同时期苏联的和国际共运的退化，就不可能理解《狱中札记》。
对于这种退化现象，葛兰西建议首先探究其理论根源，他认为要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并避免失败的命运，就必须构建新思想、制定新纲领。
《狱中札记》的“研究计划”从对危机的有效解释开始：1929年的危机，还有战后的危机及战争本身作为对危机缺少回答的认识。
然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其政策（及存在的理由）建立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之上。
1933年2月，葛兰西在研究一系列事件时写道：“这都是自1929年至今以灾难形式的延续”，“必须反对任何人想要找到它们的一个原因或唯一根源”，由于主要是个“复杂的过程”。
如果再提出他开始时的问题，可以断言“整个战后都是危机”，并且“对某些人（可能并不错）来说，战争本身就是危机的表现”。
其实，“基本矛盾之一”就解释了危机的起源，即“当经济生活作为必要前提时，世界主义、国家生活，日益沿着‘民族主义’、‘自给自足’方向发展，等等。
‘目前危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仅为经济的民族主义要素的膨胀”。
换言之，危机源于经济的世界主义和政治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
由于俄国革命和美国强权开始对“世界结构”施加压力的结果，在战后涌现的新型群众主体要求新型经济的和世界政治的组织，若缺少这种组织，民族国家的危机将是灾难性的。
葛兰西得出结论：即使“进步和革新的集团”也未能对付国家危机。
他审视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和斯大林式苏联的性质。
后者在葛兰西看来，显现为某种形式的“恺撒主义”（即使是进步的），在其中创建“新型国家”的新社会集团的领导权内容还“主要是经济性质”。
葛兰西首先批判经济计划模式，尤其否定了专制国家推行的经院式的、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观，他指出“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贫乏性。
“俄国的试验”显现出具有局限性并且缺乏领导权基础，不具有（或尚未具有）有待效法的普遍价值。
这样的分析包含对十月革命历史意义判断的改变。
为了确定世界政治现阶段的特征，葛
兰西引入新范式，用被动革命的范畴代替“相对稳定”的范畴：这一标准适用于概括“有机的”却以“分子”方式显现的变化，由于理应代表历史的力量未能完成它们的任务，因此变化在旧统治阶级领导下发生。
在世界领域，“被动革命”的主角是美国。
在1934年，葛兰西草拟了一篇高瞻远瞩的论美国主义的文章。
他指出“依靠其经济生产的巨大力量”，美国可以迫使欧洲将其特别陈旧的经济—社会形态转向；他直觉到“欧洲文明”的物质基础正在发生变化，预见到“新文明的诞生”，而新工业社会集团将成为新文明的主角。
恰恰正值面临在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抉择的命运之际，相反，葛兰西却设想，对劳资关系应用“福特调节法”，并通过创建消费经济，欧洲社会可以在新的、更为宽泛的民主基础上重组。
“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在他看来，确实是划时代的并描绘未来抉择的现象。
关于斯大林式苏联的“指令经济”，葛兰西的认识是：美国主义的“计划性经济”是一种高于“指令经济”的形态，由于它没有挤压市场，而是以基本阶级间的“妥协”为基础，靠政策调节市场。
在这种视野内，葛兰西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被动革命”在欧洲的主要“代表”，由于它代表旧统治阶级，必然控制从“经济工业主义”向“计划性经济”过渡，并避免同工人阶级的妥协，旨在消除十月革命的影响，并去除工人阶级的自主性。
然而，葛兰西并没有排除在行会国家框架内，形成让经济摆脱专制国家结构的经济前提。
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分析性范畴同战略性范畴相连。
在政治上，阵地战概念同被动革命概念相对应。
以这种相互关系为基础，反思最近50年的历史。
建立在“运动战”基础之上的“继续革命”的公式，在1848年前出现，作为对雅各宾派从1789年至“雾月政变”的经验的科学建构的表现。
在1870年的欧洲，这一表现“在政治学中被‘文明领导权’的公式所超越”，由于政治斗争的主要角色已经改变（群众政党、工会、国家作用的增强），而经济的相互依存重新判断民族经济自主性。
因此，从“运动战”向“阵地战”的过渡，不仅要求改变掌权的观念，而且要求建构更为灵活的国家概念，它不同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建构的国家概念，因为保障国家的稳定需要各种力量的平衡，不仅指在国内方面，而且指在国际方面，这必然要求各个基本阶级之间的“妥协”。
总之，葛兰西认为，“国家是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整体，领导阶级凭借这些活动不仅维护并辩护自己的统治，而且能够获得被领导者的积极认同”。
显然，这种看法超越或根本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截然不同的。
（作者希尔维奥·彭斯系意大利葛兰西研究所所长、佛罗伦萨大学教授；译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