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悲怆的幽默———《狗的自述》中的幽默因素孙继涛（上海大学外语学院，上海200444）摘要：幽默的不协调理论较好地解释了马克·吐温短篇小说的幽默效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马克·吐温在创作中使用的幽默手法。
《狗的自述》以其悲惨的结局通常被视为吐温晚年悲观情绪的外现，而文本的幽默性往往被人忽视。
其实，故事“天真无邪”的叙述者与作家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颇为相似，由人物引发出来的诸多不协调之处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幽默因素，体现吐温一贯的幽默手法。
Abstract:Incongruity theory properly explains humorous effects of Mark Twain’s sketches,giving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the author’s writing tactics.A Dog’s Tale(1903),for its tragic ending,is usually taken as a desperate expression by Mark Twain inhis late years;while the humorous effects are neglected by critics.Actually,the innocent narrator in the story has no difference withthe protagonists in Twain’s early works,who creates so many incongruities which give the story a color of humor.关键词：不协调人性悲观Keywords:incongruity morality pessimism基金项目：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SHUCX102078）资助。
作者简介:孙继涛（1983—），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英美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11）-02-0187-02《狗的自述》（1903）创作于马克·吐温的晚年，是作家为数不多的动物题材小说之一。
故事以一条家犬的口吻讲述了它生活的重大变故，语言平实简练，向读者传递了作者对人性和传统道德等严肃问题的思考。
小说用独特的叙述视角讲述一段新奇的冒险经历，在马克·吐温的诸多幽默短篇小说中独树一帜。
故事最终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尾，充分体现了吐温晚年越发沉重的幽默风格。
鲁迅先生称这种幽默是“含着哀怨而在嬉笑。
”康德认为，笑是“在紧张的期待突然消失之际产生的一种情感”，强烈期望的落空阐释了幽默的不协调。
一直以来，马克·吐温在创作中践行着这一理论。
在《狗的自述》中，开头轻松的氛围和最后悲剧的结尾不协调，叙述者平静的讲述和让人牵肠挂肚的故事情节不协调，品质高尚的狗和忘恩负义的人在道德地位上的不协调。
通过这些不协调，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幽默外衣下尖锐的讽刺。
一马克·吐温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天真”的叙述者。
他打破以人类为中心的叙述模式，用狗的视角观察周围世界和人类。
主人公是一条受人类道德影响颇深的家犬，它通人语，但却不谙世事；它一心一意为了人的利益，但却得不到人的公正对待；它头脑简单，在老练世故的人的面前显得幼稚和弱小。
这一无知角色的出现使故事内容形成了诸多不协调之处。
故事前后情绪的不协调。
小说的前半部分围绕主人公的母亲展开，充满稚气的叙述为故事开头营造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
母亲能说会道，爱在集会演讲中卖弄自己的知识，用一些拗口拮牙的字眼捉弄不知好歹的挑战者，赢取她在众狗中声望。
主人公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将母亲唬人的伎俩和挑战者狼狈的惨相展现在读者面前，趣味十足。
倘若故事照此发展下去，那将与作家早期轻松风趣的幽默小品无异。
然而，作者的笔锋突然一转，开始讲述一段悲惨的经历。
故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始，最后却落得惨淡收场，前后基调的不协调。
以喜剧的开头配上悲剧的结尾，给人以心理的落差，制造紧张期待突然消失之后产生的意外。
叙述者的语气和故事内容不协调。
主人公在回首一生的叙述中，语气超乎寻常的平静，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纵使是在讲述惨痛的经历，也没有流露出太多悲剧性的情绪。
它以动物有限的理解力和超强的忍耐力记录着人情世故，心平气和地讲述事情的始末，完全是一副无知者的形象。
它被人误解，惨遭毒打致残，却没有半句怨言。
虽然它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它相信有些错误是“狗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反正是很糟糕的事吧”。
它会很快忘却一切不愉快的经历，亲近施暴的男主人，出入他的实验室，听他谈天说地。
自己的孩子被放上试验台，生命危在旦夕，而它却为狗崽引起了人的注意欢欣不已；当满头鲜血的狗崽躺在它面前一动不动时，它却因孩子睡着了就不知疼痛倍感欣慰；最后，当它听说狗崽要被埋在花园中，竟为这个消息兴奋不已。
它认为狗崽会像种子一样长出来，变成一条漂亮的大狗，居然还亲自用瘸腿帮助仆人挖葬坑。
这些不动声色的叙述大大增加了故事的悲情。
天真无知的叙述者是马克·吐温幽默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但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其幽默效果大不相同。
作者早年笔下那些带给读者欢声笑语的“无知的叙述者”———例如《跳蛙》中喋喋不休的维勒，还有《被偷的白象》中的糊涂侦探———因为现实的残酷披上了忧伤的外衣。
在《狗的自述》中，主人公因为无知曾经快乐幸福，也是因为无知它深感困惑并且痛苦不堪。
它却没有足够的智力去辨别人世间的真假丑恶，只是兀自将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只言片语顶礼膜拜，它的单纯为日后的不幸埋下了祸根。
吐温隐身在狗的面具之下，文中虽然没有言辞激烈的控诉，也没有循规蹈矩的说教，但是字字句句却能击破人们心灵的伪装，这种不露声色的叙述比直接控诉更加有力。
叙述者表现的越是单纯无知，就越能博得读者对弱者不幸遭遇的同情，将原本应该属于狗的愤怒转嫁在读者心中，进而引发人们对自身问题的思考。
狗的两次罹难引起的不再是旁观者的嘲笑，而是人们良心上的痛苦，以及无尽的悲凉。
二《狗的自述》中，动物和人扮演的道德角色发生了错位，也制造出了不协调。
在道德上，出身动物界的狗被擢升为有情有义、舍生忘死的“人”，而人则堕落为薄情寡义、暴殄天物的“兽”。
人性被从人的躯体中抽出来，注入狗的体内，帮助后者完成了精神层面的提升。
传统文学中动物的兽性在故事的主人公的身上荡然无存，它表现出一种为他人利益而活的人性。
它从小深受母亲的影响，牢记狗之为狗的责任，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从火海中救出了咿呀学语的小主人。
它渴望接近人类，以人类为友。
它珍爱他人的生命，在危险面前奋不顾身。
它宽宏大量、无怨无悔，从不因个人的不幸斤斤计较、怨天尤人。
它的存在就是为了他人更好地生活。
勇敢、无私、忍让、舍己为人，那些被主人公奉为座右铭的生命准则来自人类，是母亲从教堂里偷学来的只言片语。
它对这些教义的理解是有限的，但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性。
它见义勇为的行为引起了男主人和其他科学家之间的一场关于动物本能和理智的争论。
一直以来，文化空间文化187 --2011年2月刊改革与开放（上接第186页）自杀前，萨斯唱起了这首歌，在《闹鬼》中，当奥林自杀之后，萨斯唱起了这首歌。
最后，当莱维尼亚决定要自闭于孟宅时，萨斯又唱了《申纳杜》。
这首歌无形之中就和孟南家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向孟南家的人索命，而这首歌似乎就是孟南家族的索命曲。
从而产生了浓郁的神秘主义。
另外，奥尼尔还使用了面具似的表情这一表现手段。
孟南家的人表情都很相似，宛如带着面具一样。
这暗示了孟南的清教主义罪恶代代相传，活着的人生活在死去的人的阴影下，死去的人继续在禁锢着活着的人的灵魂。
孟南一家人注定难逃死亡的命运。
随着情节的发展， 剧中人物奥林越来越象他的父亲。
莱维尼亚则越来越象她的母亲。
这使得剧作充满了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通常难以用常识和理性逻辑加以判断。
因此奥尼尔常借助于剧中人物的直觉与预感来描述神秘主义。
在《悲悼》中，剧中人物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有一种直觉和预感。
当孟南与家人谈起南北战争中总统被刺时，他突然停顿了一下，阴郁地说：“所有的胜利结果都失败在死亡的手里,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失败也能在死亡的胜利中结束吗? 那正是我所怀疑的！”当与克里斯蒂独处时，他说：“因为在战争中，老是看见死亡，所以我才想起生命来，奇怪，是不是?死使我想起了生。
而在战前呢，生却使我想起了死！”（荒芜，206页，1982）夫妻久别重逢，他却总是谈起死亡的话题，表明他已经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
他一改往日清教徒的冷漠，自私，与妻子交流的愿望突然变得特别强烈。
颇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意味。
他与妻子谈自己在战争中的感想，谈两人之间的感情生活，并且说要拆去两人之间感情上的那堵墙，还说要和克里斯蒂去游某一海岛。
这预示着他的死亡的到来。
最后，当他马上要被妻子毒死时，他说，“……那是某种东西在苦恼着我的神经。
──就好象我内心里的什么东西在倾听着，注视着，期待着某种将要发生的事情似的”。
（荒芜，199页,1982）这种人物的直觉和预感使剧作充满了神秘注主义。
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奥尼尔关心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
这里的“上帝”一词显然不是指狭义的基督教意义的“上帝”，而是指影响或控制人们生活的终极力量，是生活背后那股强劲而又无形的力量。
奥尼坚信人的背后有一种强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将人推向失败和毁灭。
而他的全部剧作就是为了表现人在与这种力量抗争中的“光荣的，导致自我毁灭的永恒的悲剧”。
（廖可兑,80页，1997）在这种“神秘的力量”的支配下，奥尼尔笔下主人公大多怀有美好的梦想，但却总以寻梦开始以梦想破灭而告终；试图摆脱生活的桎梏却最终不得不返回原点，直至放弃一切抗争，等待死亡。
奥尼尔剧中的神秘主义丰富了其作品的表现形式增强了其悲剧的震撼力，描绘了西方社会人的精神状况和生存状态，体现奥尼尔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参考文献：[1]荒芜（译），《天边外》，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2]荒芜（译），《奥尼尔剧作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3]刘海平，奥尼尔戏剧美学思想初探。
《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2期[4]刘海平，M，《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5]廖可兑，《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6]廖可兑，《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7]夏茵英，人生哲学之探索。
《戏剧论坛》，1988年第2期理智都被尊为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如今用在它的身上，是对它最大的褒赏。
狗在完成道德提升的同时，人则在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