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王云五关于“出版文化”的若干思想及评析

口出版与文化　张元济、王云五关于¨出版文化＂　的若干思想及评析木　◎郝振省　摘要：出版文化是出版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一种精神、一种使命、一种氛围、一种追求。张元济关于出版应服务于救国　图存、服务于教育和人才培养，出版应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为己任，出版要形成“进３１、和创造”“生产与消费”良性循环的出版文化思　想和王云五关于“出版是衡量国力强弱和国民素质高下的一个尺度”的出版文化思想是中国出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出版文化；张元济；王云五　何谓出版文化？其实业界和学界有诸种不同见　解。笔者倾向于理念范畴和价值观准则的这种观点：　即出版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　产生的出版理念以及在出版理念指导下的出版实践。　出版文化横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领域，是人类　文明得以延续的桥梁。出版文化是出版企业共同的价　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一种精神、一种使命、一种氛围、　一种追求。出版文化的塑造是出版管理的最高境界，　出版竞争的核心是出版文化的竞争。笔者正是按照这　个观点与标准来寻找和梳理先贤的有关思想的。　Ｉ、张元济关于出版应服务于救国图存、服　务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出版文化思想　张元济２５岁时，赴京赶考，考中二甲进士。２６岁这　年点了翰林，成庶吉士，进翰林院庶常馆学习。　ｌ８９４年（光绪二十年），张元济从翰林院被分发　刑部，任贵州司主事，身列部曹。此时恰逢中国甲午　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１８９５年　５月的“公车上书”给予张元济巨大的思想震动。于是，　张元济由循规蹈矩的六品京官开始转向维新，努力学　习西学，以图救亡。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强　以兴学为先”和“以醒人为救人’的启蒙意识。　张元济的忧国忧民倾向激发了他“自强图存”的　志向。然“自强之道”，以兴学为先！在总理衙门供职　期间，他比较关注的公务是进书、分报、办学堂等方　面，同时大量购阅报纸，参与时政。他还与梁启超、汪　５６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现代出版　康年互通信息，对维新活动中的出版事业之重要性多　有探讨。“百日维新”失败后，张元济因参与戊戌变法　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罚，断送了为官生涯。由此　张元济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从政治舞台黯　然谈出，却在学术、教育、出版的文化舞台隆重登场。　张元济虽不具备激进主义的品格，却始终抱有借助开　发民智逐渐改良社会的志向，同时受到严复“所以屏　弃万缘，惟以译书自得”的影响，于是，１８９９年，他到南　洋公学担任译书院院长。１９０１年１０月５日，张元济致书　盛宣怀：“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　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　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　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一中国号称　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　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译四书五经，能写几　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湛然元继也”。　他认为，“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　大有“昌　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风范与追求。由　此可以看出其由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到投身教育、开　启民智、致力人才培养的思想脉络。他特别指出，“盖　出版之子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　要。”③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逻辑，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　夏瑞芳的请求，担任了该馆编译所长，并立即组织教　科书的编撰出版工作。张元济曾办过学堂，深知出版　与教育的直接关系，他较早体会到，没有合适的教材　和教学参考书，教学就很困难，教育就难实现，人才　就难培养。他进入商务，可以说就是要找到一个现实　性的机构，在出版方面做切实深入的努力，给新式教　育和启蒙产生一个推动　。他和他的同事，以学制变更　为契机，大举编印教科书，确立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　优势和地位。他主持的商务版小学文科教材，根据儿　童启蒙的特点，采取并坚持了由简人繁、由少而多、循　序渐进、增加趣味的原则，等等。１９０４年，当汪康年转　告他，清廷拟请他出任外务部职事时，他回信道：“弟　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　义务。平心思索，视浮沉部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　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把出版事业与救国图存、昌明教育逻辑地联系在　

一起，成为出版文化的重要理念，这几乎是中国近现　代出版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种自觉的追求。从某　种意义来讲，国民依赖教育才能获得启蒙，而教育必　须依赖出版才能进行，所以出版是更为根本、更为普　遍、更为深远的一种教育。人们往往把文化人、读书　人等量齐观，即反映了其中的转换关系。胡适先生说：　“得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这　个编译所确是一个很要紧的教育机关”，真是一语中　的，入木三分。张元济这一代商务人可能不会想到，正　是由于他们投身出版、昌明教育，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壮大，才最终引发了中国　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张元济关于出版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　为己任的出版文化思想　

张元济在千方百计组织编撰出版好教科书的同　时，还特别注重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如他主持　编辑出版了严复译的（（天演论　群学肄言　法意　（（社会通诠　等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在当时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受自己“文明排外”　思想的约　束，但如上所述，张元济在引进西方文化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有相当的拓展和深入。他在接受德国捐赠　图书典礼上讲到，“日本欧美各国每年所出新书，亦总　是尽量购买。”　，他于清宣统二年奉命赴英、荷、德、　比、奥、意、俄等九国游历。在调查欧美初等教育及　贫民教育事宜的同时，他留心考察了各国的出版文化　

张元济、王云五关于“出版文化”的若干思想及评析　事业，这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他的开放　意识，为他日后对西方学术名著的大力引进埋下了伏　笔。　张元济既重视西学、新学，又不忽略中学、旧　学，把对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承视为一项长　期任务。　对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早在１９０３年便开始了。　这当然也是他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所致。他由此成为　著名的藏书家和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所以他曾　说：“佘喜蓄书，尤嗜宋刻。因重其去古未远，爱其制作　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余尝言一国艺事之进　退，与其政治之隆话，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　况在书籍，为国民智识之所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　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　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收集古书，目的是为系统　地出版、流通古籍做准备。他主持选印了　涵芬楼秘　笈　，共收书５１种，印成８０册。接下来又为出版　四部丛　刊））选择版本。从民国初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由于张　元济的推动和组织，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古籍善本上颇　为用力，除上述（（涵芬楼秘笈》和（（四部丛书　外，又　陆续辑印了　续古逸丛书））　续藏经））　道藏　学海　类编　学津讨源　等大型丛书。１９２２年以后，按他的　拟想，还要续出　四部丛刊　的续编、三编。特别是为　整理、出版　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付出了巨大的　心力。这是一部皇皇巨著，共３，３０１卷，分订８２０册，光　准备工作就用了近１０年的时间，而校勘全由先生一人　承担，有的一册竞写　上千字的校记，显示了他为实践　自己的出版文化价值观所做出的非凡努力。　对于善本的甄别和保护，更是张元济对自己传承　文明思想的忠实履职。（（四部丛刊　就凝聚了张元济　在辨析版本、校勘异同、考证真伪上的功夫。许多书后　都附有他的跋文或校勘记，若在编印过程中发现某书　有更好的版本，则予以增补或调换，甚至不惜重新制　版。古籍出版的价值在于征信征实，从而为文化、学术　研究提供较可靠的历史信息，惟其如此，他既重善本，　又重校勘。在他看来，编印古籍，是“为大书续命”，是　“事关国脉”的大事情。　引进西学，付诸出版，属于横向的传播文化的范　畴，整理古籍，付诸出版，属于纵向的传承文明的范　口出版与文化　畴，这两个维度恰恰体现了出版的根本使命；把他域　的思想、理念、学术、体验变成本域的思想、理念、学　术、体验；把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思想、理念、学术、　体验变成诸多人或另外群体的思想、理念、学术、体　验；把其他历史时期或朝代的思想、理念、学术、体验　变成现时代的思想、理念、学术、体验，再变成后来时　代的思想、理念、学术、体验，这种根本使命也彰显了　出版事业超越历史进程的本质功能，从而构成出版文　化的核　内容。　三、张元济关于“进补和刨造”“生产与消　费”的出版文化思想　从早期商务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到涵芬楼，再到　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在其艰辛发展过程中，特别　重视图书资料的收集、保存和使用。这其中彰显了张　元济关于出版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一方面图　书馆（资料室）为编辑出版工作提供了尽可能理想的　资讯准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及相关的精神生产条件；　另一方面，编辑出版工作的成果又为图书馆提供新的　资金、设备等物质保障条件。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图　书馆恰恰是出版生产的一个归宿：出版物在这里对社　会开放，服务于民众阅读（消费），民众（包括学者、专　家）从这里完成消费后，又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加入　到出版物的生产序列中去。这就构成了出版物生产与　消费和出版人进补后再创造的良陛循环路径。　最初，资料室的设立是为了提高出版物即书刊的　质量，因为好编辑需要可靠的资料来核实书籍和杂　志。当时已经出现了新式教科书质量不高，乏人购买　的严重现象，于是资料室广泛搜购图书资料，寻访善　本秘籍，供编译同人参考。在张元济“求之坊肆，丐之　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的努力下，资料室的藏书　日益增多。为了方便管理，资料室于１９０９年升格为内部　图书馆，起名为涵芬楼，意为涵盖芬芳，包容智慧。很　快涵芬楼就成为编辑人员工作和学习的地方，直接或　间接地为编辑出版人员竭诚服务。　编辑们通过对涵芬楼所藏西文书刊的阅读、翻　译，为创作和加工采集了源源不断的新鲜素材，也为　新创刊的刊物增添了稿源。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工具　５８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Ｃ～现代出版　书的出版与涵芬楼的藏书也在相互推动中得以发展。　如在编纂（（辞源　的过程中，大量词汇的解释、书证的　引用，正是得益于涵芬楼的大量藏书。之后为了编辑　各种专科辞典，涵芬楼又加强了对志书、地方志的搜　集。涵芬楼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收集各种善本珍籍，　为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做近期和长期的准备，同时又　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影ｒｌＪＨ￣务项目。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涵芬楼作为一个内部　出版服务空间的作用亟待突破，服务于阅读推广’成　为一家大型的面向社会的图书馆之任务被提上日程。　１９２６年５Ｎ２日，东方图书馆隆重开幕，商务人和张元济　图书馆建设的理想翻开了新的篇章。　这些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得出一些结论：出版单　位图书馆的建立，较之一般单位更有其必要性、重要　性、不可或缺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出版单位的图　书馆首先是出版物生产的一个重要设施，它搜集和购　进的图书、报刊其实就是进行精神文化生产的生产资　料，而决不是附庸风雅的装饰品。对于一个出版单位　来讲，有没有一个满足精神文化生产需求的生产资料　供给系统，是出版物质量和影响力的一个举足轻重的　标志；对于一个编辑出版人来讲，能不能、会不会有效　地利用自己的图书馆（或日信息资料中心），也是自己　能否成为一个名编辑或专家型编辑的重要条件。依笔　者看，商务当年能有那么多学者型编辑，编辑队伍中　出了那么多思想家、学问家、理论家，与其图书馆建设　直接相关，虽然这种相关性是很不均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