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环境犯罪的若干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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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读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日期】2013.06.27•【分类】司法解释解读正文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读为进一步惩治及预防环境污染犯罪,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相关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发布司法解释,以解决现有法律体系中存在的对环境恶性犯罪适用不明确、犯罪行为定性不清晰以及地方环保部门与司法机关难以准确及时判断环境事件性质,环境案件在司法移送上不易操作等问题。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6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就司法解释的起草背景和过程以及主要内容详细解读如下。
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发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方便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司法解释,现将相关内容介绍如下。
起草背景和过程——1997年,《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第四百零八条规定了环境监管失职罪。
200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4号,以下简称《2006年解释》),对上述环境污染犯罪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六条对1997年《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作了三处修改完善:一是作了文字修改,删除了原条文中规定的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对象,即“土地、水体、大气”;二是扩大了污染物的范围,将原来规定的“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三是降低了入罪门槛,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
浅析环境犯罪非刑罚处罚的立法完善摘要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各国都纷纷的采用刑罚手段来惩治环境犯罪。
但实践中收到的实际效果甚微,为此各国相继采取非刑罚的措施,以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本文会从非刑罚处罚对惩治环境犯罪的必要性入手,分析当前立法中这种处罚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完善环境犯罪非刑罚处罚的立法措施。
关键词环境犯罪非刑罚处罚立法完善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扶持共建项目(编号:11e136);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编号:12514023)。
作者简介:刘文燕,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桑文晶,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2011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4-251-02一、环境犯罪非刑罚立法的必要性(一)环境唯一性和有限性的特点需要非刑罚的立法保护环境一经破坏很难恢复,刑罚只能作为一种惩治的手段,而非刑罚除具有惩治功能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被破坏了的环境。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介质,它是唯一的、有限的。
人类为了经济及各方面发展的需要、精神或物质的欲望,忽视对环境的保护,过度利用资源,剥夺动植物的生命,导致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资源减少、生态系统发生变化。
刑罚作为保护环境的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已经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对环境的保护应当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环境的破坏变成犯罪时就要加大处罚力度,除了处以刑罚外还应有能使破坏的环境可以恢复的手段以配合其惩治环境犯罪,而非刑罚正是契合了预防与惩治双重结合的手段。
(二)环境犯罪的特点要求环境犯罪的非刑罚立法刑罚仅能对环境犯罪人进行自由上的限制,或在财产上给予处罚,不能从根本上阻止这种犯罪的再次发生,也不能解决此种犯罪所带来的实际危害;而用非刑罚处罚环境犯罪,可以防止再犯,也可对犯罪带来的危害及时的去制止,以防止危害的继续扩大。
143当代思潮论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问题提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处于法律空白状态,刑法仅用了9个条文去规定环境犯罪的罪名,但是仅仅包括环境犯罪的行为犯与结果犯,却并无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
但是随着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的日益严重,单纯的环境犯罪行为犯与结果犯已经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我们现在治理环境应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因此增加该制度尤为重要。
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共设置了9个条文,包括15种破坏环境保护的罪名,其中规定结果犯的有338、339等10个条文,其中规定行为犯的仅有339、341、344这三个条文,但没有危险犯的相关规定。
我国现行立法中,环境犯罪普遍采用结果犯的模式,与环境保护预防原则背道而驰,无法有效保护环境。
因此可以改变我国对环境犯罪问题上较为谨慎的态度,即应在符合国情的前提下对该法进行修改,纳入危险犯。
环境危险犯的含义与分类环境危险犯的含义。
我国刑法目前尚没有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鉴于我国的环境犯罪基本上都属于行政犯,因此笔者认为,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应定义为: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足以造成法律规定的某种危险状态发生的犯罪。
这种行为尚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但危险状态已经现实形成,即已经构成环境犯罪既遂。
环境危险犯的分类。
故意环境危险犯和过失环境危险犯。
近现代刑事立法一般将过失犯罪规定为发生实害后果甚至严重的实害后果才构成的犯罪。
危险犯仅属于故意犯罪的一种,与过失犯罪无关,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过失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可能性都大大增加,立法上也因之发生很大变化,不少国家的刑事立法中出现了过失危险犯的规定。
具体环境危险犯与抽象环境危险犯。
刑法上的危险犯包括两种,具体的危险犯和是抽象的危险犯。
通常来说,具体危险犯带来的侵权比例较高,其以犯罪活动是否产生为要件;抽象危险犯构成要件的实际危害发生比例要比具体危险犯发生概率小,这同行为犯比较接近,不必要把这种危险当作组成部分,只需可能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即可。
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工作的若干意见文章属性•【制定机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撤销)•【公布日期】1998.03.26•【文号】•【施行日期】1998.03.26•【效力等级】部门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环境保护综合规定正文《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为保证各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得到严格地贯彻实施,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了关于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工作的若干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国家环境保护局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工作的若干意见为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保证各项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贯彻实施,为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提供法制支持和保障,特提出如下意见:一、加强对环境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保部门)必须把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提到本部门工作的重要位置上,把依法履行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职能,加强环境执法,严肃查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作为环保工作重点。
各级环保部门的负责人要切实承担起领导环境行政执法工作的责任,组织、协调、监督本部门内各工作机构的环境执法工作;对执法工作和执法监督中的重大问题和难点,要亲自出面解决,抓典型,全面推动本部门的环境行政执法工作;要建立本部门内部的环境执法工作责任制,把环境执法工作作为考核环境执法人员工作业绩的主要内容。
二、加强法制工作机构的建设环保部门内部设置的法制工作机构,是本部门归口管理环境法制工作的职能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根据法制统一的原则,对本部门的环境法制工作进行规划、规范、监督和服务。
地市级以上环保部门必须设置法制工作机构,配备环境法制工作专业人才,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应适应本部门担负的环境执法任务。
在环境执法任务繁重的地区,县级环保部门也要设置法制工作机构;没有条件设置机构的,应指定专人负责环境法制工作。
环境污染事故罪若干问题的研究作者:苑立杰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9期【摘要】本文立足于我国环境违法现象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这一现况,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一刑法规定的典型环境犯罪,基于理性层面对其若干问题进行浅显的探讨研究。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分析了该罪的若干问题,并简要阐述了作者对于该罪立法执行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严格责任;认定;处罚原则一一、引言地球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水平的提高,人们在享受各种高科技的同时,也给地球带来了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
人们不要以盲目的乐观或者悲观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情况。
正是因为如此,针对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和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重大污染环境事故,我国《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并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此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可见国家对环境的重视程度。
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立法目的我国重大污染事故罪立法目的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合理地利用环境与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二是维护我们的生活环境,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三是协调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的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三、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存在的问题(一)我国内地环境刑事法律不完善中国香港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环境刑事法律惩处环境犯罪,小至很轻微的环境违法行为,大到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都是刑事污染罪行,都规定在环保法例中。
虽然说大陆刑法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通过修改而比较完整;但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只是对于特别重大的、影响特别大的环境污染事故罪加以处罚,轻微的污染环境事件不在刑法管辖范围。
所以说两地环境刑法覆盖了主要的污染类型,但是香港的环境刑法在预防污染的范围上比中国内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只管制非法进口固体废物要广泛得多。
由此可见,我国内地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还是不够完整的。
第1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犯罪行为也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
本文通过对污染环境罪的法律适用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了现行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为我国环境污染罪的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一、引言环境污染罪是指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排放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环境污染犯罪行为日益严重。
因此,加强对污染环境罪的法律适用研究,对于维护国家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污染环境罪法律适用现状1. 立法现状我国现行刑法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具体规定在第三百三十八条至第四百零八条。
其中,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了污染环境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包括排放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等。
2. 司法实践现状在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罪的适用主要面临以下问题:(1)法律适用模糊。
由于污染环境罪涉及多个法律部门,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不同法律部门对同一行为的定性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模糊。
(2)刑罚裁量不统一。
由于环境污染案件的复杂性,不同法院在刑罚裁量上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刑罚不统一。
(3)证据收集困难。
环境污染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证据收集难度较大,导致部分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
三、污染环境罪法律适用问题及原因分析1. 法律适用模糊的原因(1)立法不足。
现行刑法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具体操作性,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模糊。
(2)法律部门之间协调不足。
不同法律部门对同一行为的定性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模糊。
2. 刑罚裁量不统一的原因(1)法官素质参差不齐。
不同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差异,导致刑罚裁量不统一。
(2)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主观因素。
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能受到案件背景、当事人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刑罚裁量不统一。
--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学习参考 有关环境犯罪的若干立法建议 有关环境犯罪的若干立法建议 为了防治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生态环境,国家先后制定颁行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本文拟对环境立法做一些分析,并提出若干可行性建议。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的立法不足与建议 现行刑法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的处理上面临着如下尴尬:一方面,单从刑法条文分析,一般理解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只能由过失构成,但是,这会导致行为人故意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情形由于没有相应的条文加以规定而出现不构成犯罪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如果将故意和过失同时纳入本罪的罪过形式范围,又与某一个罪只能出于一种罪过形式相冲突。而且,在法定刑设置上,轻重暂且不论,单就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共用一个刑罚幅度而言,也不合理。这种尴尬凸显了现行刑法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的规定存在两个固有缺陷。 1. 现行刑法未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过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尽管从刑法条文分析,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仅可出于过失未尝不可,然而,不论从刑法理论还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将故意排除在外都是不科学的。但是,某一个罪只能由一种罪过形式构成,要么是故意犯罪,要么是过失犯罪,不可能既可以出于故意,也可以出于过失,认为故意和过失均可构成本罪也不完全合适。这就导致了对本罪罪过形式的持久争议,而争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第338条没有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予以明确。 2. 现行刑法未规定与过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相应的故意犯罪类型。一般而言,对于过失即可构成的犯罪,当行为人出于故意实施该行为时,也会构成某种故意犯罪。如果认定某种犯罪为过失犯罪,却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故意犯罪类型,那么这种认定就是有问题的。第338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传统观点将之归入过失犯罪之列,但在整部刑法典范围内却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故意犯罪类型,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漏洞。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338条的修改应当明确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将过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予以明确,增加故意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的条款,解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仅限于过失而给司法实践带来的处罚困境,避免将故意与过失同时纳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所产生的冲突。罪名方面,由于除了存有争议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外,其它刑法规定为"??事故罪"的均为过失犯罪,因此,为了保持立法用语的统一性,过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应沿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故意犯罪的罪名通常就是对犯罪行为的高度概括,因此,行为人故意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可以直接称为"污染环境罪"。 在具体的立法操作上,可参照第115条的立法模式,将现行刑法第338条拆分成两款,第1款规定故意犯罪,第2款规定过失犯罪,配置不同的法定刑。整个条文设计为: "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 --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学习参考
金。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实现方式存在的缺陷与完善 一方面,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刑罚措施设置过于简单,不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仍以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为例,"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可以知道,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措施中没有关于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措施的规定,刑罚种类相对简单。 另一方面,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刑罚措施对于财产刑重视不够,罚金刑的规定是不具体的,因而司法实践部门在操作过程中无法把握标准,因人而异。这既不利于环境保护,也有损于司法的权威和尊严。由于绝大多数环境犯罪,尤其是环境污染犯罪几乎都是单位实施的,而我国目前对于单位实施环境犯罪的刑罚就是罚金,这种单一而模糊的刑种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环境犯罪,变相放任实施环境犯罪的单位的破坏、污染行为。在现实中也由于罚金数额没有固定的标准,并且司法实践部门判决的罚金数额普遍偏低,缺乏威慑力,企业往往会为了谋取更大经济利益而甘愿付出较小的罚金代价。 再 有关环境犯罪的若干立法建议第2页 者,非刑罚措施过于单一,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缺乏针对性。根据我国《刑法》第32条关于非刑罚方式的规定,仅限于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笔者以为,我国环境犯罪应坚持环境刑事责任实现方式多元化的战略,完善非刑罚处罚方式。在坚持现有的刑罚措施与非刑罚措施的基础上,增加无期徒刑、死刑等刑种,设置资格刑。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诸如植树、抚育之类的恢复环境的措施,但司法实践中以恢复环境为目的的非刑罚方式的大胆尝试所起到的教育效果和惩罚效果是明显的。因此,基于环境安全和恢复性司法的要求,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应当坚持环境刑事责任实现方式多元化。其他的惩罚方式,比如限制生产经营活动、限期治理、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停、解散法人组织等措施,都是可行的。限期治理、责令关闭或解散、限制或禁止生产经营活动等非刑罚方式十分适合处罚单位实施的环境危害行为,它能较好地弥补刑罚的缺陷,使污染和破坏环境的犯罪单位丧失主体资格或没有再犯罪的能力。 三、考虑设立环境犯罪危险犯 首先,纵观世界各国有关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实害结果并不作为环境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如德国刑法典三百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于向空气或水体排放有毒物质而对人们造成严重危险的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相应地,美国、瑞典、澳大利亚、葡萄牙的相关立法中也都规定了环境犯罪危险犯。建议在中国的刑事立法中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并不是不假思索不结合中国国情去模仿外国立法,而是因为设立环境犯罪危险犯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是世界之趋。根据我国目前国情,随着科技、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欲望也随之不断增长,因而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不断破坏环境资源,危害环境事件频频发生,但是由于我国人民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大量 --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学习参考
的环境危害行为被放纵。因此,面对日益严重的局面,必须要不断地完善我国的立法,对严重危害环境、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查处,惩治危险犯,把环境犯罪遏止在萌芽状态,防患予未然。同时,惩罚环境犯罪危险犯从经济成本的角度分析,也更具有经济合理性。 其次,从环境犯罪的特点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典对于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一类是破坏环境特别是自然资源的犯罪行为。其中除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五种环境犯罪法律规定为行为犯以外,其他罪名均属于实害犯。即规定"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等字样。但是环境犯罪有其独特的特点,一旦行为人着手实施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例如,实施重大环境污染的行为、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的行为以及破坏性采矿的行为,就会对环境产生现实或潜在的危害,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将造成生态系统平衡的不能恢复或难以恢复。所以立法中应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弥补行为犯之不足,防止结果犯的滞后性。 四、附带民事诉讼中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 环境损害赔偿是实现环境损害法律救济的有效方法之一,环境案件被害人有权在环境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提出损害赔偿。但是,传统的侵权行为法律责任构成要件已不适应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尤其是"主观有过错"和"因果关系"理论。无过失责任制的确立使受害人环境损害赔偿成为可能。然而,从司法实践角度分析,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因果关系的确定。倘若因果关系无法判定,无过失责任制将束之高阁。按照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这一理论,仅仅证明某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经过一定路线到达发生某种疾病的地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进一步证明此疾病的确是由该污染物造成的。而环境损害的间接性、复杂性、多元参与性和缓慢性决定了按传统因果关系很难甚至无法认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对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拓展理论(如优势证据说、事实推定说、间接反证说、疫学因果说、姑且推定说等)在世界环境法学研究领域纷纷出笼,并被适用于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姑且推定说"因其合理而适用的特点被德国、日本等国家立法所援用。 我国相关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而20xx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则通过规定"由加害人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方法简化了因果关系的确定。举证责任倒置有利于保护环境损害受害人的权益,但从环境损害的特性分析,这一规定可能致使另一方当事人承担并非由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经济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可能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也有悖法律的公正。因此,有效而合理的因果关系认定方法的确定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姑且推定论",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框架内,运用"因果关系推定法",即在无因果关系认定的直接证据时,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定其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这一方法既肯定了在有直接证据情况下的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应用,也发展了传统因果关系理论,而且具有很强的司法适用价值。"因果关系推定法"在立法上的确定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