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中国家新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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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页 共 4 页 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中国家新重商主义

一、引言 在经典的国际 经济 学和 发展 经济学的理论中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 家间的国际资本流 动的原因在于跨时生产的比较优势(Obstfeld and Rogoff,1999)取决于即期和未来消 费偏好与两国实际利率的对比状况。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潜在的高经济增长率和实际利 率但缺乏资本和技术要素国际资本应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收支账户 看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的逆差和资本账户的顺差这样的资本流动才有助于 全球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提高。 但在经济全球化和 金融 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的逆差往往伴随着资本 账户的逆差和储备的流失发生货币和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 在大幅度贬值和整顿国内金融结构的条件下收窄了汇率波幅(Baig,20__)以低估的汇 率保持经常账户的顺差稳定资本和外汇市场吸引资本的回流增加国际储备使经 济出现了稳定增长。 东亚国家的低汇率、高储备政策使东亚资本流动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变化即东南亚国 家既是资本输入国又是资本输出国但其输出的是追求相对安全的资本而输入的是 追求风险利润的资本。这一变化不但对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提出了挑战也对国际货 币体系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试图从发展中国家视角对东亚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特征进行解释。 为此根据双重代理和利息平价理论提出了风险补偿分析模型认为低汇率、经常账 户顺差和第 2 页 共 4 页 高国际储备既造成福利损失也有助于稳定货币信用降低国家风险与风险贴 水降低利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我们把这一政策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认 为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对自身金融脆弱性的补偿或担保是福利损失与宏 观经济稳定收益的均衡。我们对东亚资本流动的新趋势进行评估认为这一政策的可行

性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可持续性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政 策博弈均衡。发展中国家应在改革微观金融结构加强金融体系和宏观政策稳定性的基 础上逐步放弃这种新重商主义政策。

二、东亚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特征

尽管理论界对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分析各有侧重但资本流动被看作是危机发生的催化 剂(艾肯格林2000)。危机前大规模资本流入使得实际汇率升值削弱了各国的竞争力 进而导致经常账户持续逆差而危机中资本的突然逆转加剧了危机的爆发东亚金融 危机可以认为是投资者面临资产价格下跌和不健康的金融体系突然撤资的结果。 从图1看东亚净资本流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明显危机前(1993—1997)大量的资本 流入危机中(1997、1998)大量的资本外逃。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 泰国1996年的资本流入和1997年的资本流出之间的总逆差达到850亿美元约占这些 国家GDP总和的10%(梯若尔20__)。危机后资本的净流入呈逐步增加趋势反映了国 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系。从国际收支状况看危机前的95—96年除中国 和日本外东亚有第 3 页 共 4 页 280.5亿美元的经常账户的逆差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大面积的赤字

到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菲律宾的逆差。1999—2000年经常账户却盈余880亿 美元。20__—20__年保持了同样的水平加上中国和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东亚地区的 经常账户顺差超过2000亿美元(表1)。由于经常账户顺差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已从净 国际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注:根据经济日报20__年2月13日消息东亚国际储备已超 过2万亿美元。)

表1 东亚国家经常账户 单位:十亿美元国家名称 1995—1996 1999—2000 20__—20__日本 87.7 117.4 100.6中国

4.4 20.8 26.4中国 台湾 8.3 8.6 21.8新加坡 13.7

16.2 18.3中国香港 -4.1 8.2 12.1韩国 -15.8 18.4

7.2马来西亚 -6.6 10.5 7.3印度尼西亚 -7.0 6.9 7.1泰国 -14.1 10.9 6.9菲律宾 -3.0 8.2 4.4东亚(除日本)

-24.1 108.7 111.4 注:东亚(除日本)包括:中国、中国香港、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中国台湾、泰国、印度尼西亚。 资料来源:BIS20__

从东亚资本流动的结构看最大的变化在于以国际信贷为主导的资本流动结构转化为 三者相对平衡的结构。麦金农(2000)认为东亚国家在危机前具有发展中国家货币“错 配”的典型特征特别表现为借短贷长和借外币资本币上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

因。危机后东亚各国在银行体系重构后显然加强了对国际借贷的控制。图2显示 危机前三种类型的资本净流入都呈增长趋势尤其第 4 页 共 4 页 是主要由对外借款所组成的其他投 资增加幅度更大而在危机中这部分资本流出幅度也最大。随危机后经济的复苏其他 投资在危机后有所恢复但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直接投资由于受“沉没成本”的影响 变动幅度相对较小但总体上呈下降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组合投资在危机中波 动幅度较大但远低于其它投资的变动并且在危机后的1998—2000稳步上升。2000年 后组合投资的资本流出虽逐年增加但组合投资流出的主要是储备性资产私人的组合 投资总体上呈流入状态。东亚国家在这一结构变动中明显具有风险规避的倾向(麦金农 2000)而外国投资者的风险度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