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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国民性和立人（教学论文）也谈国民性和立人（教学论文）内容摘要：“国民性”问题是鲁迅文学思想中最有名的论题之一，《灯下漫笔》更是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的抗鼎之作。
在这篇文章里，中国人的“奴性”在历史文化的手术台上暴露无遗。
鲁迅先生从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两个维度深刻地揭示了几千年来积淀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奴性，振聋发聩地喊出了“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奴隶史”的警世之声。
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的目的是立“人”，《灯下漫笔》背后蕴涵着思想家深深的人文主义价值关怀。
关键词：国民性奴性立人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都努力地引导学生剖析鲁迅在《灯下漫笔》里所批判的国民性中的“奴性”，当然这是必要的。
但是，往往我们只是注重了这一面；而忽视了鲁迅在批判奴性的同时，试图“立”人的那一面。
这样以来，理解往往就会陷入片面，学生往往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鲁迅是不是只破不立或者鲁迅的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是否已经过时了呢？其实，鲁迅很早就认识到“人”的价值在国家富强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文化偏至论》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为了感悟先哲的精神，《灯下漫笔》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人性”的缺失卢梭曾经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1]生于中国传统文化没落的近代社会，鲁迅对旧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历史惰性深恶痛绝、深感悲哀。
在“人”尚未立起来的社会，民众只能作为看杀头的对象存在。
对于《阿Q正传》、《祝福》里那些麻木的庸众，鲁迅爱之切、恨之深。
《灯下漫笔》更是从历史文化的深处打量着那些醉生梦死的中国人。
鲁迅从文化现实和历史文化这两个维度来审视中国人的国民性，前一个维度是鲁迅思考和批判的契机，而从历史文化的维度探索人性使对现实的批判具有了高屋建瓴式的深刻。
首先，鲁迅从文化现时性的角度提取了传统熏陶下中国人奴性十足的心理性格。
（一）鲁迅小说艺术性研究１．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看客”的深刻体验“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16]正是这些麻木的、不觉醒的国民所构成的铁屋让鲁迅深感空虚的悲凉，鲁迅先生在创作中对这些以他人痛苦为自己欢乐的民众给予了精辟的批判，并把这一类冷眼的旁观者定义为“看客”，让这群看客成为这个民族的深刻的精神烙印。
对中学生而言，学习鲁迅小说，对“看客”形象的理解和批判，无疑，对他们的人生经历中，会潜移默化地起到不可或缺的教育意义。
真实的现实生活、鲁迅个人的经历是“看客”这一群体形象的重要来源，看客促使鲁迅的人生及他看待我们这个民族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折。
早在仙台求学时，“幻灯片”事件，让鲁迅深感这个民族的耻辱、麻木而冷漠的病态存在。
《药》这篇小说应该说是最直接的对“幻灯片”事件的注解，同样是刑场，同样是围观，杀人的、被杀的、看杀人的与被杀的，都是愚弱的同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夏瑜被杀是为拯救看客，看客围观仅为取乐与满足看杀头的快感，这使得鲁迅《药》的主旨陷入了极浓郁、极深厚的悲哀之中。
民族的忧患，个人的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去探索国民病根之源，以“立人”为启蒙文学立场，医治国民劣根性的灵魂，因而这些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便成了鲁迅先生批判的对象，这一形象在鲁迅的许多作品中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正是鲁迅才使“看客”这一群体形象上升为针砭我们民族延续数千年时弊的艺术经典。
纵观这些描写看客的作品，“看客”似乎无处不在，触痛了鲁迅的灵魂。
围观者的姿态，是这个民族的生存巨大现实困境，看客的存在是人性的悲剧、社会的悲剧，看客就是这种艺术化的悲剧对象（二）鲁迅小说思想性研究1．沉重的“隔膜”现实中的鲁迅，与我们所听到、从作品中看到的鲁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鲁迅的思想从始至终都和许多人是发生冲突的，有时甚至很严重，在论战中，有从敌方战壕投来的明枪，但更多的是让鲁迅感受到的由革命阵营内部射来的暗箭，其中不乏他信任者，最为突出的就是鲁迅和徐懋庸的矛盾。
浅谈鲁迅国民性改造体系的特点作者：巩佩丽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4年第03期鲁迅的一系列作品体现了他关注中国国民的特质，以期发掘其精神亮点，发扬光大的情怀；同时也体现了他希望揭示出民族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将病态连根除去的抱负。
对中国“国民性”种种弱点的批判是他思想启蒙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他对封建文化总体批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在关注国民性问题上呈现出其独特的风格：一、渐进性鲁迅先生关注国民性的改造，不是一开始就很成熟的，而是经过迂回曲折之路。
他早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解国民改造问题，用进化论理解国民身上的特质，相信青年人总比老年人强。
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当青年阵营分化，一部分人投降反革命阵营时，鲁迅先生逐渐明白“青年未必就是好的”，在苦闷、彷徨中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怀疑。
后期的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把阶级利益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做出了更为深刻和坚定的批判。
鲁迅后期的国民性研究，将国民性与阶级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克服了前期的偏颇，在国民弱点的背后发现了劳动大众虽被统治者几经挫折而依旧存在的闪光点，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全面、成熟、深刻。
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他写道：“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污蔑。
”无论历史如何演变，也无法掩盖住中国脊梁的光耀，这是后期鲁迅在民族中间看到的希望。
接受马克思主义使鲁迅对国民性的改造有了更加坚定的思想武器和更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加透彻。
二、深刻性首先，其深刻性体现在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上。
鲁迅先生将自己和周围的人浑然一体，互相为鉴，从别人的身上挖掘自己，也从自己的身上看到别人。
他虽冷静而理智地审视自己生活的这个群体，但从未将自己从这个群体中分离出来远视周围的人。
别人的陋习，他从不否认自身也有。
而这样一种反省，在《狂人日记》中，得到最充分、也最揪人心肺的体现。
经典摘记：鲁迅论中国国民性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呐喊·自序》（1922）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又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者，但却又绝得日见其光荣。
——《坟·论睁了眼看》这是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
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两地书·第一集（八）》（1925年）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国家，他们也未必为“家”设想。
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史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
——《两地书·第一集（十）》（1925）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民气”与“民力”：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浅析的开题报告题目：“民气”与“民力”：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浅析背景：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化思想家之一。
他的文学和思想作品涉及广泛，其中包含了对于国民性的改造问题的思考。
鲁迅认为，中国的国民性素质存在很大的问题和缺陷，需要进行改造。
然而，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西方文化套在中国上面，而是探索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国情，进而提出了“民气”和“民力”等概念。
这些概念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现实意义，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国民素质提升也有一些借鉴意义。
因此，对于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研究问题：本文主要将探讨以下问题：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认知和评价是什么？鲁迅提出的“民气”和“民力”的概念是什么？它们的内涵和实践意义是什么？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之间有什么关系？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
文献研究将通过对鲁迅相关作品和研究资料的阅读和综述，了解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和民气、民力的内涵和实践意义。
比较研究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梳理，与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对比和分析，以探讨其借鉴意义。
研究结论：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有着深刻的认知和批判，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存在着君权至上、封建宗法、奴性倾向等方面的问题和缺陷。
他提出的“民气”和“民力”概念具有独创性和实践意义，是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有效思路。
他认为，“民气”是指民众的精神气质，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核；“民力”则是指民众的实际能力，是中国文化的实际意义。
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有着一定的关系和借鉴意义，促进国民素质提升和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
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1/2021之一百五十：再议改莲国民劣根性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劣根性，在他很大一部分文学作品中都是围绕这一话题而展开。
他原本是公派日本学医的，据他自己讲，有一次人们在观看一部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有一个日本军人砍中国人头的画面，在场的中国观众竟毫无反应，他愤然离场，从此弃医从文。
他感到，医学固然可以医治人们肉体的疾病，却医治不了思想和精神的疾病，只有靠文学方可唤醒国民麻木的神精。
于是，他在文学的道路上开启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征程。
毛泽东非常敬重鲁迅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鲁迅，给予他的评价在当代是绝无仅有的。
认为鲁迅先生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并把他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全党的座右铭。
毛泽东如此的认可鲁迅，绝非偶然，恰恰是因为毛泽东看到了鲁迅在其文学作品中所揭示的问题，表现的思想以及对中国现实社会深刻的认识都是旁人不能及的；尤其对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思考更是意义重大而深远。
或许受此影响，毛泽东在晚年曾提出“斗私批修”，让每一个人自我反省，自己改造自己，这真是把改造国民劣根性做到了极致。
古今中外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正是空前绝后。
经历过那个时期不以为然，现在反思方感到伟人的非凡思想以及对社会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当今，时过境迁，既不是毛泽东时代，更不是鲁迅时代，而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
所谓的“斗私批修”早已成为历史陈迹，苏联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早已解体。
每个人均可以放任自流，享受着无拘无束的生活，既无信仰，更不追求什么伟大的思想；追求的是金钱，是美女，是物质享受，是随心所欲，可谓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谁的话也不信,谁的话也不听，老子天下第一。
国民劣根性的基因得到了传承，与鲁迅那个时代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正如病毒，总会不断变异。
那么，当今国民劣根性又有何种类型呢？笔者之见大体有以下几种：一是奴才性。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中国现代文学史考试如何理解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塑造了中国国人的个性，在具有独特优越性的同时，也具有许多劣根性。
这些劣根性在近代以来，显得尤为明显。
它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衰落，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因此，引起不少仁人志士的思考，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鲁迅。
鲁迅对国民性的问题的思考，来源于很多方方面面，下面，我将按时间顺序来理解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鲁迅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然而，就在他的童年，“家道中落”，祖父入狱，父亲病故，一个封建大家庭迅速的败落。
作为家中长子，在这一过程中，过早体验了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冷暖。
“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由一个高高在上的少爷沦落为人人嫌弃的子弟，这段童年的记忆，直接影响了鲁迅接下来的道路，也深深影响了后来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与创作。
1898年，鲁迅带着“走异路，逃异地”决绝，远赴南京求学，就读于新式学堂。
在这里，他开始接触维新变法思想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梁启超的“新兴气锐”、“标榜自由”思想、严复的《天演论》进化论思想等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那个时候，尽管是新式学堂，但仍充满了国人的自大无知之气，充满乌烟瘴气，这让鲁迅深感失望，于是，“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从1902年起，鲁迅开始留学日本。
这段时期，日本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
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民族主义高涨，思想文化界开始流行讨论国民性的热潮。
由此，鲁迅明确的接触并开始使用“国民性”这一概念。
他开始思考国民性问题，鲁迅当时关注的是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此外，在日本经历的“幻灯片事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片中的中国人以及围观的中国人，两者产生的麻木中国人形象深深地刺激了青年鲁迅，开始“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事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阿Ｑ正传》：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摘要：鲁迅去世七十多年了，《阿Q正传》的本意，仍一直困惑着人们。
鲁迅先生画出阿Q这样“沉跌的国民的灵魂”，是“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是“形象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还是告诫人们“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以启蒙国人对民族传统的理性自觉?孰是孰非，按鲁迅先生说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如果牵强附会，虚悬一个“批判”说，“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关键词：《阿Q正传》本意改革国民性鲁迅先生逝世前不久，在一封通信里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了解者不多。
”(《致沈西岑》)鲁迅去世七十多年了，《阿Q正传》的本意，仍一直困惑着人们：鲁迅先生画出阿Q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是“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高中语文《阿Q正传》“预习提示”语)，是“形象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江苏中等职业学校语文《阿Q正传》“阅读提示”语)，还是告诫人们“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以启蒙国入对民族传统的理性自觉?孰是孰非，按鲁迅先生说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题未定”草·七》)。
如果牵强附会，虚悬一个“批判”说，“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同上)。
先就“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看。
鲁迅先生的前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评判人生、以启蒙家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
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选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
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途。
(《热风》六十二，一九一九年)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愚弱的国民”)的精神。
(《(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Vol.36No.2Feb.2015第36卷第2期2015年2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 oc.S ci )国民性,又称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积淀形成的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
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中国这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几千年所沉淀下来文化精神弊端以及畸形的民族心理不断暴露出来:一方面,思想文化转型迫使国民“站队”,中国文化弊端显而易见;另一方面,苦难的中国人民被“生存”所胁迫,病态心理占主导。
鲁迅深刻地意识到“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将目光聚焦于国民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希望从他们集体无意识的劣根性中寻找到中国陷于危难境地的根源,并尝试探索改造国民思想的新出路,致力于“民族魂”的塑造。
一、国民性批判的焦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家尊严的丧失也顺带掠夺了国民的自尊心。
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冲撞以及长期封建压抑下的畸形思想和病态心理爆发,使得国民在苦难重重的生存环境下,性格、心理迅速发生变异,从而衍化成一类典型的中国人。
鲁迅抓住一类人的典型性格特征,并对其进行分类,以审视国人的劣根性和落后性。
鲁迅在国民性批判的过程中主要将炮火集中于以下几类性格的人:(一)愚昧卑怯的奴性奴性文化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精要的概括。
在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统治下,国民习惯臣服于逆来顺受、绝对服从的被统治地位,加上儒家文化“和”思想的渗透,自我意识薄弱、反抗精神缺失,国民的性格之中始终带有愚昧卑怯的奴性。
鲁迅在杂文《坟·灯下漫笔》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而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国民的奴性在鲁迅的眼里可真谓是低到了尘埃里。
如何理解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中国现代文学史考试如何理解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塑造了中国国人的个性，在具有独特优越性的同时，也具有许多劣根性。
这些劣根性在近代以来，显得尤为明显。
它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衰落，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因此，引起不少仁人志士的思考，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鲁迅。
鲁迅对国民性的问题的思考，来源于很多方方面面，下面，我将按时间顺序来理解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鲁迅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然而，就在他的童年，“家道中落”，祖父入狱，父亲病故，一个封建大家庭迅速的败落。
作为家中长子，在这一过程中，过早体验了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冷暖。
“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由一个高高在上的少爷沦落为人人嫌弃的子弟，这段童年的记忆，直接影响了鲁迅接下来的道路，也深深影响了后来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与创作。
1898年，鲁迅带着“走异路，逃异地”决绝，远赴南京求学，就读于新式学堂。
在这里，他开始接触维新变法思想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梁启超的“新兴气锐”、“标榜自由”思想、严复的《天演论》进化论思想等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那个时候，尽管是新式学堂，但仍充满了国人的自大无知之气，充满乌烟瘴气，这让鲁迅深感失望，于是，“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从1902年起，鲁迅开始留学日本。
这段时期，日本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
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民族主义高涨，思想文化界开始流行讨论国民性的热潮。
由此，鲁迅明确的接触并开始使用“国民性”这一概念。
他开始思考国民性问题，鲁迅当时关注的是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此外，在日本经历的“幻灯片事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片中的中国人以及围观的中国人，两者产生的麻木中国人形象深深地刺激了青年鲁迅，开始“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事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1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第一篇：1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鲁迅（1881—1936）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不仅显示了五四新文化革命的重要成就，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首先，鲁迅的全部创作及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显示出一种现实战斗精神，一种现代反抗意识。
这是鲁迅对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贡献。
鲁迅是一位具有深邃的悲剧精神和浓郁的战斗精神的伟大作家，他以对文学的执着和杰出的艺术手段去反映和表现社会人生，传达出一个觉醒的现代个体生存意识和现代反抗意识。
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情感是与变革现实紧密连在一起的。
鲁迅的全部创作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改造国民性，即立人思想。
为改造民族精神，传达启蒙思想，鲁迅以其不朽的著作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
他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批判人性的残缺，反思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解放出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命能量。
而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无声的中国”的沉寂与悲哀，打破“瞒与骗”大泽所遮掩的奴役关系，寻找处于社会变动、民族困局和文化转型中的人的精神出路，使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这种正视现实人生，并带有革命血气的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健康的、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主潮，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可宝贵的精神内涵。
其次，鲁迅在多种文体样式上进行了积极而卓越的探索，创造了多种文学样式，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中的小说，广泛吸收借鉴了果戈理、契诃夫、安特烈夫、尼采、显克微支等外国作家、思想家的思想艺术养分，将其融合于中国艺术传统之中。
鲁迅以现实主义为主，汲取融合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及表现主义艺术元素，开辟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广阔道路，形成了崇高刚健、清峻警拔而又老辣苍劲的美学风范。
鲁迅小说国民性浅探作者：朱志成张云鹏来源：《大经贸》2017年第05期【摘要】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同时，他还是一位思想家，鲁迅小说中有关我国国民性的思考非常深刻，在《呐喊》所收录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当今国民身上，仍然或多或少存在着某些国民劣根性的痕迹，对鲁迅小说国民性的探索与研究，对当今这个时代，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鲁迅小说国民性探究一、近代启蒙思潮对鲁迅的影响鲁迅正值青年时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中国惨败给日本，洋务运动宣告终结。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便异常猛烈地开展起来。
首当其冲的是，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事变之函》、《原强》等作品，率先表达了国民意识，并指出，只有提高国民的精神素养，才能够救国图强。
他在《原强》里列举了导致国家灾难的缘由：民德已衰，民智已低，民力己散，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策略，以拯救国家，那就是：汇聚全国的民力、民智、民德，只有上下同心，才能众志成城，才是强国之本，而这其中尤其以民智最为重要。
严复的这些进步言论，对于其后兴起的国民性改造思潮，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民”学说。
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极大地影响了处于成长中的“五四”一代，对于后来五四时期国民性批判主题产生了重要影响。
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对鲁迅的创作思想影响很大，这与他经历过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
鲁迅从晚清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了许多这方面的思想积累，这些积累也成为他国民性批判思想系统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鲁迅小说在本质主义视域下的国民性看看鲁迅几篇小说。
《祝福》中祥林嫂的孩子阿毛遭遇不幸，她见人就说自己的可怜遭遇，想从中得到人们的同情，从心理上得到慰藉。
恰恰相反，对于祥林嫂人们都是唯恐躲避不及，甚至是厌烦，可见人们的冷漠。
《风波》中的七斤，在复辟运动时被人剪掉了辫子，为此受到赵七爷的辱骂与恐吓。
论文关键词：国民劣根性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多元文化论文摘要：鲁迅对半殖民地民族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有利于唤醒民众，自我拯救。
国民劣根性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孔儒文化——封建文化，吸纳现代文化，才能使民族解脱包袱，在现代文明之路上前行。
鲁迅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七十多年了，但正如诗人臧克家所说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作为一个民族的智者与战士，鲁迅不只属于2O世纪前三十多年的中华民族，更属于未来的世界。
他秉烛洞悉着民族的劣根性，照亮着自奋者的前程。
一、鲁迅的国民性是什么国民性一般指超阶级、超地域的国人普遍心理状态和文化性格。
探究和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孜孜不懈奋斗一生的目标之一。
鲁迅“国民性探讨”从历史经验和民族前途出发，特别着重于挖掘国民“劣根性”，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着意于对国民性改造。
无论在文学上还是思想上，鲁迅的成就集中在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上。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他就经常与朋友们谈论“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问题。
创作前期以小说为主，从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反映人吃人的制度，直击国民生活在这种被人吃和吃人的人肉筵席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人肉筵席的维护者。
纵观鲁迅的内喊》和《彷徨》，通过对知识分子与农民的描写，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将病态的社会暴露，将国民的灵魂展示剖析，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尽管鲁迅小说创作堪称现代小说的奠基，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无人可比肩，但鲁迅的创作重心和对文学的贡献更主要体现在杂文的创作上，正如他自己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没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
鲁迅的后期主要从事杂文创作，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等十多本。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内涵及其在文学实践中的体现
王志明
【期刊名称】《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1(000)003
【摘要】鲁迅葬仪上"民族魂"的挽旗,是对鲁迅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内在联系的历史性肯定.鲁迅改造国民性(民族性)思想,包括从"检讨过去"出发针砭国民性的弱点,发掘形成这些弱点的历史根源,从"追求将来"着眼重铸民族灵魂以形成"理想的人性"等丰富内涵.鲁迅作为民族解放的伟大战士,其业绩主要体现在文学实践上.因此,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内涵不能作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而应该紧密地结合鲁迅的文学实践活动,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具体探讨.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是针砭国民性的国手,重铸民族精神的引路人.【总页数】11页(P3-12,22)
【作者】王志明
【作者单位】兰州教育学院中文系,甘肃,兰州,73002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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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及其历史意义田义贵 黎光容 (渝西学院中文系,重庆 永川 402168)
[摘要]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启蒙先驱提出了中国“国民性”问题,鲁迅接过他们的大旗,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独到的剖析,形成了他最具“思想史”价值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上,具体为四个方面:“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瞒和骗”;冷漠、麻木的“看客”心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关键词] 鲁迅 “国民性” 改造[中图分类号] K203;G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2)02-0237-04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所有作家中,具有独立的思想甚至也不乏深度者何止一人,但其影响能够从文学领域扩展到思想领域从而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者,恐怕也唯有鲁迅一人了。而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其最值得推崇、最具有“思想史”价值的核心乃是他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虽然鲁迅本人没有对自己的“改造国民性思想”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只是将它融入了自己的各种著述特别是大量杂文和小说创作中,但是,人们仍可从这些零星的论述和他笔下的各种艺术形象中看到这一思想的处处闪烁,它像一条红线一样几乎贯穿了鲁迅的全部著作,是“鲁迅精神”的基本组成部分。笔者以为,鲁迅对“国民性”弱点的揭示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一、“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在中国,残酷的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盛行的结果,是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建立。凡是读过鲁迅小说的人,大概谁也不会忘记“狂人”眼中的“人肉筵席”、祥林嫂的惨死以及孔乙己的潦倒和阿Q的悲剧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造成这些悲剧的真正元凶都是残酷的封建宗法制度。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下,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觉维护这种制度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必须对别人“专制”,统治、压迫、凌辱别人;另一类人自然是被统治、被压迫、被凌辱的人,他们必须是“奴才”,必须臣服于他人,否则连“奴才”的地位也保不住,便只有死路一条了。但世界果真只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专制者”与“奴才”的二元分立、对峙倒也罢了,可悲的是连被统治的“奴才”也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这种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而且不仅表现在外在言行上,甚至浸蚀到精神上、灵魂上!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一边“被人吃”还一边“吃人”。“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1],
于是封建宗法制度便得以在“吃人”与“被吃”的惨剧中一代一代地延续和加强了。也就是说,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人们,一边做着“专制者”“吃人”,一边做着“奴才”“被吃”着;而“专制者”的特性是“骄”,“奴才”的特性是“谄”———“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相混杂的气质,正是鲁迅揭示的中国“国民性”痼疾的核心之所在。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早就说过:“天下惟能谄人者,为能骄人;亦惟能骄人者,为能谄人。”但鲁迅的剖析却深刻得多———他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引Th.Lips《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一书的观点说:“……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作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贴耳于新主人之前了。……用事实来证明这理论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孙皓,治吴时候,如此骄纵酷虐的暴主,一降晋,却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奴才。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也就是看穿了这把戏的话。”[2]就是这位既作“暴主”又作“奴才”的孙皓,鲁迅在《谚语》一文中又提到了他的大名:“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却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由此进一步总结说:“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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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期(总第86期)广西社会科学GUANGXISOCIALSCIENCESNO.2,2002(Cumulatively,NO,86)
[收稿日期]2001-10-02[作者简介]田义贵(1965-),男,重庆人,重庆渝西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黎光容(1968-),女,重庆人,重庆渝西学院中文系教师。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3]可谓点中了这类人的要害。其实,这类人又何止孙皓一个呢?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人们,谁都可能既“谄”又“骄”、既是“奴才”又是“专制者”———这种“谄”与“骄”相纠结的气质,在国民中是很普遍的,只要“吃人”与“被吃”的社会现状存在,“奴才”与“专制者”的双重人格就不会消失。所以鲁迅坚决主张掀翻这“人肉的筵宴”,改革这被异化了的“人性”,恢复真正的人性。封建宗法制度将“人性”异化为“奴才”与“专制者”相混杂的畸形产物,这种畸变日益加深、扩大、蔓延进而加固,使整个社会处于既“谄”且“骄”的恶劣气习之中。对待上司,自己是“奴才”,必须施展“谄”的本领;对待下属,自己又是“专制者”,自然把作“奴才”时所受的气全撒在级别比自己更低的“奴才”身上,自然具备了“骄”的心态。那么,遇到与自己级别相似、旗鼓相当的人又该怎么办呢?鲁迅是这样揭示的:“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们压下去,或者将他们捧起来……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便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4]这种“压”与“捧”的伎俩,可以说是“骄”与“谄”的发挥和应用。有了“谄”“骄”“捧”“压”的种种本事,大体上也就可以在世上立足安身了。但这些“一级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的“奴才”、“专制者”何时选择“谄”与“捧”,何时选择“压”与“骄”,这又是为人处世的必备本事———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圆滑世故”了。这种“圆滑世故”长期盛行,则又养成了“国民性”中的“巧滑”习气———连阿Q这样的下等人,不也带有几分“巧滑”的习性吗?由“巧滑”而衍生出的“中庸”,表面上看是调和、折衷、公允的,不像“巧滑”那样一副让人不足信、让人生厌的面孔,似乎只要“中庸”就能取信于人、让人无可厚非了。然而在鲁迅看来,“中庸之道”也是一种严重的“国民性”痼疾,他在致友人徐炳昶的信中说:“我以为这两种态度(指其上文的`听天由命'和`中庸'———引者注)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是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5]可见,“奴才”与“专制者”的双重身份确实是祸害的根源所在,以此为基点和核心,派生出了“国民性”的种种弱点,除“谄”、“骄”、“压”、“捧”及“巧滑”、“中庸”之外,“瞒和骗”也是其重要表现。二、“瞒和骗”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下,每个人以“奴才”、“专制者”的心态“谄上骄下”、“压下捧上”,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权力结构的网状系统。在这个权力结构的网状系统中间,人人要想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就必须学会虚伪,学会“巧滑”,学会“瞒和骗”。做了“奴才”却不愿、不敢、不能承认自己是“奴才”,做了“专制者”也不愿、不敢、不能承认自己是“专制者”———于是便有了“瞒和骗”的滋生与合理存在。甚至连文艺也成了“瞒和骗”的文艺,助桀为纣、火上加油,更进一步缠绕、禁锢和麻痹着国民的心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鲁迅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6]
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有所“为”而不敢有所“言”,便只好对事实进行“瞒和骗”,这确实是国力衰微、民气低靡的严重表征了。如果说“瞒和骗”的对象是别人,我们可以遣责其道德低下;但如果说不但“瞒”、“骗”别人,甚至连自己也不放过,连对自己也要“瞒”和“骗”,这问题可就严重了———这可是烂到骨髓、病入膏肓、蚀及灵魂了!鲁迅谓之:自欺欺人。他在《立此存照(三)》一文中形象深刻地剖析了这种“自欺欺人”的病态心理:“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为他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7]这样的“自欺欺人”,可真是畸形到可笑、可怜甚至寒心的地步。封建宗法制度对“人性”的“奴化”和戕害,使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而“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8]。“瞒”“骗”之风盛行若此,“自欺欺人”日
陷其深———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鲁迅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了,所以他起而揭穿这种种把戏,让那些以“肥胖”讳饰“浮肿”者再不能保全“面子”,这也算得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9]里的一声“呐喊”吧:这就是先知先觉者的功劳。
封建宗法制度对“人性”的残忍虐杀和戕害,使偶尔几个敢于反抗者或仅仅敢于说真话者消失殆尽,面对残忍如“剥皮”的酷刑,谁不心寒胆栗?鲁迅说:“有些事实,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10]统治者的虐杀,其目的就是要“杀鸡儆猴”,以为越残酷,人民就越害怕,越不敢反抗,其统治也就越是牢固可靠。久而久之,国民的“兽性”也就渐渐消失,变得逐渐“驯顺”起来,于是“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的“家畜性”也便潜滋暗长了。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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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义贵 黎光容/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