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文学思想之我见

胡风的启蒙观念研讨-启蒙教育论文-教育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在解放战争时期，胡风同样把启蒙置于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

他在1948年2月20日和3月15日致阿垅的信中都提到：每“今天，我们的工作要带启蒙的性质，每一论点都要考虑到反应。

”“一工作……甚至行文、用字，现在都得非为争取大众性而郑重努力不可的。

已经到了作文等于作战的情形了。

否则，辛苦追求到的东西容易让人糟蹋掉。

无论如何，要把启蒙的效果放在心上。

”④1954年1月，胡风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鲁迅杂文时指出：“要有运动就要有一个思想 ，要有启蒙把人民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产生了先锋队伍，他（指鲁迅———引注）曾说，必须这样才能够 ， 也才会成功。

”“先有启蒙，有思想 ，然后才有实际 。

”1978年12月尚在四川第三 的胡风在听说中央正在逐步纠正“ ”中的一些错误以后，他“不断地实感到了 和 建设时期一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再启蒙，更普及，更深入，更和实践有机地结合着向前发展，一定要出现一个思想上光华灿烂的新时期”。

《胡风全集》中有关启蒙的论述很多，经过一番梳理，我们认为最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蒙”。

它是包括识字运动、狭义的宣传剧本、墙头诗、街头剧等普及性、初步的启蒙教育。

在胡风看来这种大众的启蒙运动，即初步的文化运动或者说文化运动的基础性的普及工作应该站在其他工作的前面。

在文艺创作上，胡风对“启蒙的文艺教育活动”和“分析的文艺创作活动”，“艺术力高的文艺”和“宣传力广的文艺”做了严格的区分，但他 把二者割裂、对立起来，他认为二者是“同归”的“殊途”，它们有着人民解放、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共同目标。

前者是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相当于普及；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提高。

胡风之所以强调“初步的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和前提性，主要是从五四启蒙运动的教训中吸取了经验。

胡风认为：“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向着两个中心问题集中了它的目标。

胡风时间开始了读后感
读了关于“胡风事件”开始的相关内容，真的是百感交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一开始啊，感觉就像突然被卷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风暴里。

胡风他本来是在文艺界有点自己的想法和追求的人，可谁能想到，突然就被卷入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当中。

这就好比一个人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着花呢，突然就被人说是在搞破坏一样。

这事件一开始展现出的那种氛围，就有点像乌云突然密布，本来文艺界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地方，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创作风格。

可是，随着事件的开始，感觉那种包容的空气一下子就被抽走了。

就像一群小动物在森林里原本欢快地玩耍，突然来了个大怪兽，把大家都吓得不敢乱动了。

从胡风个人来说，他肯定是一脸懵啊，估计心里想“我就这么正常表达我的文艺理念，怎么就成了大错特错呢？”这就像一个厨师只是想创新一道菜，结果却被人说他是想把整个厨房给毁了。

这事件也让我看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复杂和敏感。

在那种情况下，一点点风吹草动可能就会被无限放大。

一个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居然能上升到那么严重的高度，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就像本来只是两个人争论哪部电影好看，结果却被判定为一个是正义使者，一个是邪恶反派一样荒诞。

从这个事件的开始也能吸取教训。

它提醒我们，在对待不同的观点和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能轻易地就给人扣大帽子。

要允许大家在合理的范围内自由地表达，不然就很容易出现像“胡风事件”开始时那种混乱又让人痛心的局面。

就像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喜好和想法，不能因为谁的想法有点特别就把他赶出家门呀。

这个事件的开始是一个沉重的警示，让我们珍惜如今相对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

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目前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思想战线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是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

胡风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思想，是长期一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胡风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一种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

可是，胡风把他的文艺思想披上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把他的宗派活动装扮成为了保卫“现实主义传统”和“鲁迅传统”而斗争的模样。

这样，就使他的文艺思想更有欺骗作用，并通过他的宗派活动而更容易发生毒害性和危害性的影响。

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今天已经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

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实质，揭露胡风多年来在文艺界全力进行的宗派主义活动的目的，今天是十分迫切，绝对必要，再不能延缓了。

只有彻底批判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才能够进一步贯彻党对于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我在解放以前，曾经是胡风所经营的反党的文艺小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我在当时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

发表过狂热地宣传唯心论和主观主义的“论主观”，以及其后一系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

解放前胡风文艺思想和胡风文艺集团，在群众中发生了毒害性和危害性的效果，在那里面，有我应该直接负责的很大的一分。

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之下，我初步认识了过去的严重错误，对于过去的责任日益感到沉重。

并且，尽管胡风因为我接受了党的教育，放弃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我表现了狂热的仇视，可是，我对于胡风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在解放后的更加恶劣的发展，还是觉得和我并非完全没有关系。

关于胡风在解放前文艺界的反党的宗派活动，我将在别处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作一些说明。

这里，只就在党的教育下我所能认识到的，谈一谈他的文艺思想几个最主要的错误。

一胡风文艺思想主要错误之一，就是否认文艺服从政治的原则，否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否认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新的一年，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1978年，正是在那一年，我开始重读胡风的全部著作，重新研究他的思想理论，目的是要论证一直受到批判的“胡风文艺思想”的正面意义和价值，从思想文化方面为胡风“翻案”——翻转这一被颠倒了的“学案”。

从那以后，胡风思想就成了我的教学和写作的重要内容。

三十年过去了，“胡风冤案”、“胡风事件”都早已成为历史并逐渐被人遗忘。

但是作为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案”，却并未过时，也不会过时，因为那是一面镜子，不仅能从中照见历史，也能从中照见今天的许多东西；更何况，其中的真假是非并没有真正弄清楚。

三十年来，我自己在对待这些问题的认识上，也有发展变化，都需要也应该进行回顾和反思。

恰在此时，胡风的女公子张晓风夫妇应邀到武汉，出席湖北省博物馆主办的“荆楚英杰后人聚会”，会后来看我。

谈话间提到当年我访问胡风的往事，晓风说老人很信任我，接连五次长谈并主动将未曾示人的重要文稿給我看，也是一种机缘。

由此，更激起了我反思、总结这一切的决心。

一1978年，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历史转折，可以说，今天的一切进步和成就都与之有关。

没有1978年的转折，近年来高谈的“振兴”、“崛起”、“强国”、“盛世”等等，全都无从谈起。

1978年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最重要又与本文有关的，有以下几件右派改正，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推倒“两个凡是”等等，这都可以归入“思想解放”这个大题目之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启蒙”，就正是从这儿来的。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我设法搜寻来了胡风的八本论文集，重新阅读，认真思考，为不久就会开展的论辩作准备，当时我料定了必然会有这一天，而且确信为时不会太久。

我的这一想法和行动，得到了两位长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就是诗人曾卓和左联老作家吴奚如。

曾卓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吴奚如是胡风左联时期的挚友，他们都是几十年文坛纷争的亲历者，深知胡风事件的内情。

当时我们都确信胡风无罪，和刘少奇一样，终将洗去身上的“莫须有”罪名，而且历史将承认他的思想理论的价值。

论析胡风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的批判反思(一)论文关键词：胡风；文艺思想及杂文批判；研究论文摘要：本文是《主流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矛盾冲突》课题的第三篇。

课题的基本思路在于试图将王实味、萧军、胡风、“三家村”等人，从重重的政治、文化批判中剥离出来，通过对其杂文的创作动机、文本功用、重新阐释等方面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其杂文思想进行梳理与把握，从侧面勾勒出(1942—1976)年杂文被批判的原因、模式、教训的某些历史线索，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把握其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脉络；进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路向提供某种程序的反思与借鉴。

胡风冤案，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非常事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全国共触及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2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样的一桩大冤案，从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始，至1979年1月14日，公安部电话通知四川省公安厅释放胡风，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劫难终于过去。

1988年6月，在胡风去世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胡风彻底平反，否定了1980年为胡风平反时“保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1980年在为胡风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的同时，仍然不肯否定1955年强加给胡风的许多不实之词，对此，1988年的平反文件，对全部遗留问题作了最后的澄清。

至此，原来强加于胡风的什么“小集团”、“宗派主义”、“五把刀子”等一系列指责，都被彻底推翻了。

历史是沉重的，重温胡风冤案的历史过程，纠缠是非恩怨，已无济于事;然而，了解其原因及模式，总结教训却很有必要。

胡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胡风是鲁迅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思想家群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是继承“五四”传统，捍卫“五四”精神的重要旗手之一;胡风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胡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概述胡风的文艺思想（1）“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在题材的问题上让作家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不加任何限制，作家应根据所熟悉的生活范围和适于自己艺术创造力发挥的条件去确定写作的题材。

他说，“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

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2）倡导作家勇敢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因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使命。

这一观点意在纠正当时创作显露出的一种贬低知识分子历史作用，一味将人民抽象化理想化的“民粹主义”的错误倾向。

他要求作家不仅要弘扬赞美人民精神的光明面，同时也要揭示其精神病弱，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指出：“在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里面去担受那带着血痕和泪痕的人生，寻求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开辟从创伤里面逐渐把潜在力量解放出来，生发起来的道路。

”提倡作家用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拥抱现实、突入现实、肉搏现实，从改造现实的角度去把握和表现现实。

同时，在主体精神拥入对象生命深处的过程中，作家也要不断地用对象的真实性来修改、促成自我主观意图，引起深刻的自我斗争。

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流行的“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抗战八股”等不良创作风气而提出的。

他要求作家以自我生命的热情与苦痛去感受人民的热情与苦痛，与人民生活真正结合为一体。

正是在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下，七月派的小说与诗创作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流派特征——以痛苦为基调的情绪世界和富有力感的审美追求。

（3）胡风还提出了“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强调了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综上，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阐述了他的主观精神战斗论，是他多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化的结晶，事实上，这个理论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它带有相当强烈的那个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它是胡风个人对文学的体验与对时代的革命要求相融合而产生的思想，同时也是团结在《希望》和《七月》杂志周围的那些文学同仁的共同理念。

个作家的文学感受当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便是对于民族语言的感受。

语言的民族性也是影响作家文学审美生成的重要因素。

方块汉字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自有其独特的文化意蕴、形式美感与审美生命力。

现代汉语是因启蒙的目的,在与文言文的竞争中不断走向规范与丰富的,但它并不是与文言彻底对立的,相反,现代优秀作家都非常珍视并能自如运用文言。

文言与现代汉语的“联手打造”,体现出明显的文白相兼(或杂糅)的现代文学语言特点,使现代优秀作家的文学语言更显示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艺术个性,加深了现代文学独有的美感。

如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孙犁等作家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文学语言特征。

这种立足于本民族生存需要的语言追求,也是文学“本土化”特征的最重要的根基,仅仅从文化的输入与移植方面很难理解这种深刻的审美生成。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事实,但据此以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审美意识是在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下生成的,却是一种对现代作家整体文化性格形成的片面认识,是以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民族文化(文学)的。

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应当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审美生成,首先是基于本土语境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审美经验,当然他们又并不拒绝世界文学的现代性思维,作为个体的审美需要,他们也会以开放的姿态自觉地对西方文学进行借鉴,从而形成现代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风貌的。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胡风文学理论的独特意义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　怡 今天,讨论“感受”的发掘与提升之于中国文学思想建设的价值,我以为重新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发展过程之中,重新梳理和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胡风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从“左联”时期到抗战年代对国内文坛的密切关注,特别是对青年作家创作的持续的充满热忱的关注,从“两个口号”的著名论争到介入“民族形式”的热烈讨论,从“主观战斗精神”的阐发到“三十万言书”,胡风一生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活动,可以说已经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风文艺思想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要求摘要：胡风文艺思想是对新文学某种局限性的一次反思，一次还不很成熟但非常有价值的反思，其纵向表现为。

虽然在胡风那个年代，压倒多数的文艺理论将胡风的思想批判的体无完肤，甚至是以此为胡风定罪，但这并不影响胡风的重要文艺思想对以后的文艺作品和创作者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词：胡风文艺思想文艺与生活主观战斗精神胡风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胡风谈到诗人时曾经认为诗人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他将战士和诗人看作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胡风就是一位融战士与诗人于一体的现代知识分子。

他以其独立不羁的主观战斗精神、爱憎分明的批判精神、执著于面对现实的精神，从事文学运动和理论批评，却遭到了令。

敏于感受时代脉搏的激情诗人，是一个长于形象思维的诗人，同时具有不弱于形象思维的逻辑思维，这是在胡风《时间停止了》发表后时代对胡风最大的评价。

从诗中可以当时很多文人对新时代的到来，大部分人是充满了欣喜，非常欣喜之情的。

这可以说是当年一个比较真实的心理状态，因为穷苦的人民有了土地，开始翻身做了主人：因为清苦的工人寻找到了新的职业，开始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当时的气氛让人感觉到新的时代到来，但是人们同时也隐约看到了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在诗中对未来文化状态自己的隐隐担忧以及对文艺会不会出现灰色时期的担忧。

胡风的这种担忧并不是毫无前兆的，1949年7月，在尚未改名为首都的北平，举行的解放区革命作家和国统区进步作家会师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从政治高度发表的作为文艺界指导思想的理论与胡风当时强调的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整个文学理论还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上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会上，矛盾把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贬的一无是处，其中特别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和编辑工作不点名的进行批判。

但这些并不影响胡风重要文艺思想对文艺界的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文艺与生活关系上的重要理论及对鲁迅创作传统的延续，对当时和现代的文学发展以及作家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

胡风文学理论的现代品格与当代意义周燕芬【期刊名称】《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年(卷),期】2011(020)003【摘要】胡风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造性贡献的文学理论家。

胡风以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论,构建出现当代文学史上既具独立性又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

由于他的理论创建更有力地坚持了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独尊于中国现代文坛这一点上,胡风起到了一种特殊的推助作用。

胡风文学思想所葆有的开放性视野和现代超越品格,使其持续成为现当代文学建设的理论资源,在激活、拓展和再造现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进程中,发挥着独到积极的作用。

%HU Feng was a creative theorist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he forme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histor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independence and universal significance.His theories stick to realism and therefore in China’s modern literary field which respects realism more than others,HU Feng plays a promoting role in literature.The opening nature and foresighted character of HU feng’s theories make them become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 in literature and play an active role for activating,extend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n literature.【总页数】6页(P67-72)【作者】周燕芬【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6【相关文献】1.科学理性的反思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建--关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思考 [J], 陈军2.胡风抗战诗歌文艺观与日本现代文学理论 [J], 田源3.试论文学理论批评的当代品格 [J], 王艳4.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讨论述评 [J], 赖大仁5.确立现代化、学术化和个性化的批评品格──关于《讲话》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再分析 [J], 张福贵;刘中树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摘要：胡风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中影响巨大的文艺理论家。

在胡风的文艺理论中，“形象思维”观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胡风对于形象思维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论述，其理论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

胡风的形象思维理论可从形象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形象思维是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对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超越性认识三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胡风；文艺学；形象思维；抽象思维；文学创作；真实性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15）04-0022-05第31卷第4期Vo l.31No .42015年8月Aug .2015收稿日期：2015-04-18作者简介：韩义静（1990—），女，山东滨州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学理论；马金科（1965—），男，吉林洮南人，博士，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朝古代比较诗学。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②胡风：《“形象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胡风晚年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

③邢建昌先生在《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6期的《形象思维与文学本质特征的探索》中认为，胡风是在1940年的《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中明确提出“形象思维”的。

本文作者认为，胡风在1935年评介苏联文学顾问会编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形象的思索”与“形象的思维”含义是一样的，只是当时对于此观点的名称把握的不够准确，所以胡风是在1935年评介苏联文学顾问会编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即《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中首先提出“形象思维”的观点的。

形象思维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别林斯基“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