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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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内容(最新版)目录1.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概述2.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主要内容3.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对社会的影响正文【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概述】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指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胡风在 20 世纪50 年代至 70 年代期间所写的一系列评论、论文、书信等文字,总计约三十万字。
这些文字涉及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文化批判等多个领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主要内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文学评论:胡风在这些文字中对许多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评论,包括古典文学名著和现代文学作品。
他的评论独具匠心,能够从多角度审视作品,挖掘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内在价值。
2.文艺理论: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艺理论的观点。
他认为,文艺创作应该立足于现实生活,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责任。
3.文化批判:胡风在文字中对当时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批判,揭示了社会现实中的弊端和不足。
他关注弱势群体,呼吁社会公平正义,提倡文化的多元化和创新。
4.书信往来: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还包括了他与友人、同事、学生等人的书信往来。
这些书信展现了他的人际交往和思想交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貌。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对社会的影响】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的评论和理论观点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同时,他的文化批判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对当时的文化改革和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目前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思想战线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是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
胡风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思想,是长期一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胡风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一种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
可是,胡风把他的文艺思想披上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把他的宗派活动装扮成为了保卫“现实主义传统”和“鲁迅传统”而斗争的模样。
这样,就使他的文艺思想更有欺骗作用,并通过他的宗派活动而更容易发生毒害性和危害性的影响。
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今天已经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
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实质,揭露胡风多年来在文艺界全力进行的宗派主义活动的目的,今天是十分迫切,绝对必要,再不能延缓了。
只有彻底批判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才能够进一步贯彻党对于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我在解放以前,曾经是胡风所经营的反党的文艺小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我在当时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
发表过狂热地宣传唯心论和主观主义的“论主观”,以及其后一系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
解放前胡风文艺思想和胡风文艺集团,在群众中发生了毒害性和危害性的效果,在那里面,有我应该直接负责的很大的一分。
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之下,我初步认识了过去的严重错误,对于过去的责任日益感到沉重。
并且,尽管胡风因为我接受了党的教育,放弃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我表现了狂热的仇视,可是,我对于胡风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在解放后的更加恶劣的发展,还是觉得和我并非完全没有关系。
关于胡风在解放前文艺界的反党的宗派活动,我将在别处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作一些说明。
这里,只就在党的教育下我所能认识到的,谈一谈他的文艺思想几个最主要的错误。
一胡风文艺思想主要错误之一,就是否认文艺服从政治的原则,否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否认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作业一、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述评。
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上升到反胡风集团的斗争,教训就更为深刻。
从理论上看,胡风的文艺思想虽然与当时左翼文艺的主流观点有分歧,但本质上看两者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体系;而胡风本人和许多“胡风分子”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对左翼文艺运动都作出过贡献。
但是,就由于胡风的文艺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太一致就组织对其围攻,由于胡风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罗织罪名,由最高领导人定调子对其实行无情打击,甚至动用司法权力对其专政,这种做法就更无学术讨论或民主法制可言。
其直接后果是大批的作家、文艺工作者、党员干部甚至青年学生惨遭迫害。
“胡风集团”冤案对整个文艺界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举国声讨,批判揭发,大兴整人之风,使得文艺界笼罩在一片恐怖惊慌之中。
正在建立的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的局面被断送了,共和国成立时心情舒畅作家艺术家们一下变得战战兢兢。
总之,无论从发动者的意图还是从实际的运动过程或运动效果看,在这些名为文艺批判的运动中,惟一缺席的就是艺术。
但正是这三场文艺批判运动,连同五十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完备的文学队伍的体制化管理体系,完备的文学期刊、报纸文学副刊和文学出版社的运行机制,以及适应国家意识形态需求的作家级别、薪俸、奖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共和国的文学范式、共和国文学的运行机制正式形成。
因此,1956年l月 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了“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文艺界和科学界作报告时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论胡风主观论文艺思想的主体特征作者:郭佳惠来源:《长安学刊》2019年第02期摘要:胡风的主观论是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胡风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胡风本人正是由于其主观论文艺思想而被当时的学界广泛批判。
本文将视线着眼于此,试图通过对胡风主观论相关问题的梳理,从主体的对象特征、实践特征、精神特征三个方面入手,对胡风主观论文艺思想中的主体特征进行考察,发掘出胡风主观论文艺思想的整体脉络与独特阐释。
关键词:胡风:主观论;主体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045-02一、感性的对象论及胡风主观论文艺思想的主体特征,首先需要从主体的对象特征出发。
1944年,胡风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提出一个明确的新概念:感性的对象,胡风认为,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血肉的现实人生,便是所谓感性的对象。
感性的对象不但不是轻视了或者放过了思想内容,反而是思想内容最尖锐最活泼的表现,胡风提出,必须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文艺创造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强。
这种感性的存在是作家的认识对象,这种生活内容是作家的实践对象。
这一论断是现实主义创作的观点,但又具有胡风的独特性。
现实主义从社会存在出发,立足于具体历史与具体现实,以具体现实作为认识与实践的对象。
胡风同样从社会存在出发,然而,他将具体现实这一对象扩充,定义为感性的对象,这便使得原本形而上的社会存在变得生动了起来,胡风不仅强调要以现实人生作为作家创作的对象,更突出了现实人生的鲜活性与血肉性。
同时,胡风认为,感性的对象不仅是对文艺创作中客体的要求,也是对文艺创作中的主体的要求,“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的思维活动就不能够超脱感性的机能。
”由此可见,在胡风的文艺思想中,不仅文艺创造的对象是活的具体的感性的存在,文艺创造的主体即作家自身同样是活的具体的感性的存在。
论析胡风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的批判反思(一)论文关键词:胡风;文艺思想及杂文批判;研究论文摘要:本文是《主流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矛盾冲突》课题的第三篇。
课题的基本思路在于试图将王实味、萧军、胡风、“三家村”等人,从重重的政治、文化批判中剥离出来,通过对其杂文的创作动机、文本功用、重新阐释等方面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其杂文思想进行梳理与把握,从侧面勾勒出(1942—1976)年杂文被批判的原因、模式、教训的某些历史线索,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把握其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脉络;进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路向提供某种程序的反思与借鉴。
胡风冤案,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非常事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全国共触及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2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样的一桩大冤案,从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始,至1979年1月14日,公安部电话通知四川省公安厅释放胡风,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劫难终于过去。
1988年6月,在胡风去世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胡风彻底平反,否定了1980年为胡风平反时“保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1980年在为胡风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的同时,仍然不肯否定1955年强加给胡风的许多不实之词,对此,1988年的平反文件,对全部遗留问题作了最后的澄清。
至此,原来强加于胡风的什么“小集团”、“宗派主义”、“五把刀子”等一系列指责,都被彻底推翻了。
历史是沉重的,重温胡风冤案的历史过程,纠缠是非恩怨,已无济于事;然而,了解其原因及模式,总结教训却很有必要。
胡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胡风是鲁迅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思想家群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是继承“五四”传统,捍卫“五四”精神的重要旗手之一;胡风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胡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1953年上海的“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1953年上海的“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于1953年1月正式结束。
这一年,胡风度过了建国后最为平静的一段闲居生活,“胡风派”的作家绿原、路翎和鲁藜等,也纷纷亮相《人民文学》。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北京一片“平静”,上海文艺界“周扬派”与“胡风派”之间却波澜横生。
该年6月,围绕胡风青年友人耿庸的著作,彭柏山、刘雪苇等“胡风派”与夏衍、唐?等“周扬派”之间旧怨新嫌集中爆发,酿成了激烈冲突。
这场冲突名为思想斗争,实际上主要建立在派系恩怨的基础上。
它不但大幅损伤了“胡风派”的体制资源,也直接促成了胡风及其友人的沉没。
在有关胡风的诸多研究中,这段史事尚无人专门梳理,本文试作钩沉。
一上海是胡风友人的主要聚集地。
建国初年,除胡风外,居住在上海、被视为“胡风派”的作家还包括:彭柏山、刘雪苇、梅林、罗洛、耿庸、贾植芳、张中晓、王元化、张禹等。
其中,彭柏山、刘雪苇都曾是鲁迅身边的青年作家,建国后成为党的重要干部。
柏山由24军副政委转业为华东文化部副部长,雪苇则任华东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兼新文艺出版社社长。
两人为处境维艰的“胡风派”开辟了部分体制资源。
王元化、梅林、俞洪模、张中晓、耿庸等人都在新文艺出版社任职,雪苇还实际掌握了华东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巴金挂名主编),梅林担任《文汇报》“文学界”副刊主编。
且因这层背景,长期出版胡风及友人著作的泥土社亦得幸存,梅志、罗洛等人还尝试创办了小刊《起点》。
这些资源,是“胡风派”在“猛人驰骋”[1]的文坛上弥足珍贵的战斗“阵地”。
1949年后,胡风久久不愿意“伏罪”,与这种资源支持是不无关系的。
但是,1953年6月上海突然爆发的“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意外地毁去了这一切。
冲突的导火索,是该年2月青年批评家耿庸出版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
该书“是一部论辩性著作”,“驳斥对象主要是冯雪峰关于鲁迅的一些论述。
”[2]对这本书的出版,冯雪峰本人示以沉默,但《文艺月报》副主编唐?以替冯雪峰辩护为理由,力主由《文艺月报》发起对耿庸的批评。
概述胡风的文艺思想(1)“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在题材的问题上让作家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不加任何限制,作家应根据所熟悉的生活范围和适于自己艺术创造力发挥的条件去确定写作的题材。
他说,“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
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2)倡导作家勇敢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因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使命。
这一观点意在纠正当时创作显露出的一种贬低知识分子历史作用,一味将人民抽象化理想化的“民粹主义”的错误倾向。
他要求作家不仅要弘扬赞美人民精神的光明面,同时也要揭示其精神病弱,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指出:“在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里面去担受那带着血痕和泪痕的人生,寻求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开辟从创伤里面逐渐把潜在力量解放出来,生发起来的道路。
”提倡作家用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拥抱现实、突入现实、肉搏现实,从改造现实的角度去把握和表现现实。
同时,在主体精神拥入对象生命深处的过程中,作家也要不断地用对象的真实性来修改、促成自我主观意图,引起深刻的自我斗争。
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流行的“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抗战八股”等不良创作风气而提出的。
他要求作家以自我生命的热情与苦痛去感受人民的热情与苦痛,与人民生活真正结合为一体。
正是在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下,七月派的小说与诗创作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流派特征——以痛苦为基调的情绪世界和富有力感的审美追求。
(3)胡风还提出了“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强调了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综上,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阐述了他的主观精神战斗论,是他多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化的结晶,事实上,这个理论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它带有相当强烈的那个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它是胡风个人对文学的体验与对时代的革命要求相融合而产生的思想,同时也是团结在《希望》和《七月》杂志周围的那些文学同仁的共同理念。
中国当代文学的含义:它是相对于“现代文学”而言的。
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定义特指1949年以来,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大陆文学”。
但从整体上看,它是由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大陆文学、港澳台文学所构成,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陆文学为主体,是迄今仍处在继续发展过程中的文学。
四分法:第一时期(1949年—1966年),建国初的十七年,习惯称为“十七年文学”,初步形成当代文学格局。
出现了一批思想上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比如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长篇小说。
第二时期(1966年—1976年),为“文革”十年,是极左路线猖獗时期,称为“文革文学”。
把社会主义“十七年”甚至五四文学的传统和成绩破坏殆尽,形成了法西斯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局面。
第三时期(1978年—1989年),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即当代文学繁荣发展时期,也称“80年代文学”或者“新时期文学”。
特别是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重新确立了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之后,该时期文学思潮涌动频繁,文学事业不仅朝气蓬勃,且发展迅速。
第四时期(90年代——至今),文学的“无名化”“大众化”时期。
其“无名”特征体现在: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代表市民阶层需求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学迅速崛起,多种文学形式走向并存,表达出多元化、多向度的价值取向。
1、90年代文学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贾平凹的《废都》风波、王硕现象王朔现象: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界、影视界、评论界、出版界共同掀起了“王朔热”,其创作的“痞子文学”诸小说中塑造出一个“顽主”形象系列,以调侃、嘲谑、反叛权威、亵渎神圣、拆解理想与崇高为主要特征,以反文化的姿态公然背离传统价值体系,体现了90年代文学的芜杂与多面性。
2、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大丰收(第三次长篇小说高潮):9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背景日趋多样,精神价值追求多元化,读者需求和市场对长篇小说需求猛增,作家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因此,小说的题材形态更加广泛。
胡风文艺思想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要求摘要:胡风文艺思想是对新文学某种局限性的一次反思,一次还不很成熟但非常有价值的反思,其纵向表现为。
虽然在胡风那个年代,压倒多数的文艺理论将胡风的思想批判的体无完肤,甚至是以此为胡风定罪,但这并不影响胡风的重要文艺思想对以后的文艺作品和创作者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词:胡风文艺思想文艺与生活主观战斗精神胡风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胡风谈到诗人时曾经认为诗人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他将战士和诗人看作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胡风就是一位融战士与诗人于一体的现代知识分子。
他以其独立不羁的主观战斗精神、爱憎分明的批判精神、执著于面对现实的精神,从事文学运动和理论批评,却遭到了令。
敏于感受时代脉搏的激情诗人,是一个长于形象思维的诗人,同时具有不弱于形象思维的逻辑思维,这是在胡风《时间停止了》发表后时代对胡风最大的评价。
从诗中可以当时很多文人对新时代的到来,大部分人是充满了欣喜,非常欣喜之情的。
这可以说是当年一个比较真实的心理状态,因为穷苦的人民有了土地,开始翻身做了主人:因为清苦的工人寻找到了新的职业,开始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当时的气氛让人感觉到新的时代到来,但是人们同时也隐约看到了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在诗中对未来文化状态自己的隐隐担忧以及对文艺会不会出现灰色时期的担忧。
胡风的这种担忧并不是毫无前兆的,1949年7月,在尚未改名为首都的北平,举行的解放区革命作家和国统区进步作家会师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从政治高度发表的作为文艺界指导思想的理论与胡风当时强调的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整个文学理论还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上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会上,矛盾把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贬的一无是处,其中特别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和编辑工作不点名的进行批判。
但这些并不影响胡风重要文艺思想对文艺界的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文艺与生活关系上的重要理论及对鲁迅创作传统的延续,对当时和现代的文学发展以及作家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摘要:胡风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中影响巨大的文艺理论家。
在胡风的文艺理论中,“形象思维”观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胡风对于形象思维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论述,其理论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
胡风的形象思维理论可从形象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形象思维是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对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超越性认识三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胡风;文艺学;形象思维;抽象思维;文学创作;真实性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15)04-0022-05第31卷第4期Vo l.31No .42015年8月Aug .2015收稿日期:2015-04-18作者简介:韩义静(1990—),女,山东滨州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学理论;马金科(1965—),男,吉林洮南人,博士,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朝古代比较诗学。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②胡风:《“形象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胡风晚年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
③邢建昌先生在《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6期的《形象思维与文学本质特征的探索》中认为,胡风是在1940年的《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中明确提出“形象思维”的。
本文作者认为,胡风在1935年评介苏联文学顾问会编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形象的思索”与“形象的思维”含义是一样的,只是当时对于此观点的名称把握的不够准确,所以胡风是在1935年评介苏联文学顾问会编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即《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中首先提出“形象思维”的观点的。
形象思维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别林斯基“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这一命题。
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基本观点摘要:一、胡风三十万言书的背景和概述二、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基本观点1.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2.文学应该具有现实主义精神3.文学应该具有阶级性4.反对文学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三、胡风三十万言书的意义和影响正文: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基本观点胡风三十万言书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份文献,它提出了许多有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新观点。
这些观点对于当时的文学界以及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强调了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
他认为,中国的文学应该反映本民族的生活,表现民族的精神风貌。
同时,文学也应该为大众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这一观点对于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使许多作家开始关注民族文化和社会现实,创作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大众气息的作品。
二、文学应该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主张文学应该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他认为,现实主义是文学的基本品格,只有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文学才能具有深刻的内涵和社会意义。
这一观点对于纠正当时文学界流行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促使许多作家回归现实主义,关注社会生活,挖掘人性的真实。
三、文学应该具有阶级性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强调文学应该具有阶级性。
他认为,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必然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
因此,文学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映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这一观点对于当时的文学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使许多作家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四、反对文学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坚决反对文学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他认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是文学的两大弊病,它们限制了文学的发展和创新。
因此,文学应该摆脱这些束缚,走向自由和多样。
这一观点对于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许多作家开始尝试新的创作方法,探索文学的多种可能性。
总之,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基本观点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_时间开始了_胡风诗歌论资料胡风的诗歌论资料胡风是一位杰出的现代诗人和文艺理论家。
他的诗歌论资料涵盖了他对诗歌创作、诗歌理论、诗歌批评等多个方面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
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胡风的诗歌创作思想和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胡风诗歌创作思想胡风的诗歌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生活体验胡风认为,诗歌的灵感来源于生活体验。
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感受生活的喜怒哀乐,从中汲取创作的素材和灵感。
只有真正体验到生活的真实,才能创作出触动人心的诗歌。
2.追求独特风格胡风认为,一个诗人的独特风格是他的个性、情感和艺术才华的综合体现。
诗人应该在创作中追求独特的风格,避免模仿和抄袭。
只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才能在诗歌领域独树一帜。
3.强调情感表达胡风认为,诗歌的本质是情感的表达。
诗人应该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让读者感受到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
只有情感表达真挚、深刻,才能触动读者的内心。
二、胡风诗歌理论体系胡风的诗歌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意象论胡风认为,意象是诗歌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是诗人的主观情感和客观物象的有机结合。
意象的运用可以增强诗歌的生动性和形象性,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感受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2.音乐性论胡风认为,诗歌的音乐性是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
诗人应该在创作中注重诗歌的音乐性,使诗歌具有优美的旋律和节奏感。
只有具有音乐性的诗歌才能更好地传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3.精神现实主义论胡风认为,精神现实主义是一种以真实反映现实为目标,同时注重表现诗人内心世界的诗歌流派。
精神现实主义强调诗人的独立思考和个性表现,同时也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
这种理论主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三、胡风诗歌批评标准胡风的诗歌批评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真实性标准胡风认为,一个好的诗歌作品必须具有真实性。
诗人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不夸大、不虚假。
只有真实的诗歌才能触动读者的内心,引起读者的共鸣。
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基本观点摘要:一、胡风三十万言书的背景与目的二、胡风三十万言书的主要观点1.现实主义文学观2.民族形式论3.人民文艺观4.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三、胡风三十万言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四、胡风三十万言书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正文:胡风,原名胡梦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文艺评论家。
他的《三十万言书》是他于195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我国文学艺术界的一些问题而写的一篇长篇论文。
这篇文章言辞激烈,论述深刻,对当时的文学艺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胡风三十万言书的背景与目的《三十万言书》写作的背景是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这个时期,我国的文学艺术界在探索新的文学道路,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
胡风写作这篇论文,旨在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推动我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二、胡风三十万言书的主要观点1.现实主义文学观:胡风强调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认为文学应该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为人民服务。
2.民族形式论:胡风提倡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在文学创作中注重民族特色的表达,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文学形式。
3.人民文艺观:胡风认为,文学艺术应该为人民群众服务,充分发挥教育、启发和引导人民的作用。
4.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胡风在文章中严厉批评了当时一些文学作品过于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呼吁文学家们摆脱教条主义,勇于创新。
三、胡风三十万言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三十万言书》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推动了我国文学艺术界的思想解放,促使文学家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深入人民群众。
其次,它对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许多文学家在创作中更加注重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的表达。
四、胡风三十万言书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尽管胡风三十万言书发表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但它对当代文学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它提醒我们,文学创作应始终立足于现实,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
简述中国当代文学三大批判运动的内容及其影响1950年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建国后第一次重大的文艺思想争论和文艺批判运动;1954年到1955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这是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一、文坛三公案(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武训其人:武训生于1838年,山东堂邑人。
原名武七,七岁丧父,随母乞讨为生。
因受人欺负,认识到不识字的不幸,从21岁开始以文盲加乞丐的身份行乞集资办学。
至49岁时,已经积聚了230亩田,3000多吊钱,于1888年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
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
之后又相继兴办两所义学。
山东巡抚为其事迹感动,赐名武训。
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从此武训声名大振。
1896年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
《清史稿》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
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2、陶行知的评价:陶行知写有短诗《武训颂》:“朝朝暮暮,快快乐乐。
一生到老,四处奔波。
为了苦孩,甘为骆驼。
与人有益,牛马也做。
公无靠背,朋友无多。
未受教育,状元盖过。
当众跪求,顽石转舵。
不置家产,不娶老婆。
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3、梁启超的评价:梁启超为武训撰写了《兴学节略》,说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武训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
文中最后总结:“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
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4、武训在民国时期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武训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
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学者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穷国,文盲比例非常高。
关于胡风的“为人生”文学理论胡风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理论个性。
他曾说:“文学必须为人”、“为人生”。
在那个“文学从属于政治”的环境下敢于发出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呼声,他注定成为一个悲情的战斗英雄。
在胡风的文学理论中往往出现一些带有主观色彩,有悖于“唯物主义”的‘敏感’概念。
针对于当时主流文学理论的观点,胡风认为:“‘为人生’与‘为政治’,两者并非一回事。
他说:“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
”这里所强调的是作家的主体性,是主体性的张扬,是主观和客观结合的产物。
在胡风的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一直是扛着现实主义的大旗,主张文学要同时代、社会和人生紧密相连,揭示社会的历史内容,反应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独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最高的艺术目的。
作家创作要“直入生活”,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跟紧时代,把文艺创作和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融合在一起,强烈表达了一种“为人生”的文学观念。
这一点是和鲁迅的文学主张相契合的。
鲁迅曾回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
”对于文艺关注人生,发掘人生,指导人生,他曾十分明确的说:“离开了人生就没有艺术,离开了历史(社会)就没有人生。
”胡风继承并发扬了“五四”时期“人生派”的观点。
也是对鲁迅先生的文学理论的继承,胡风的思想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开拓发展而来,他的文学思想也可以说直接来源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式和思想体系。
虽然都是坚持为“人生的”的文学态度,但是胡风的理论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特点特色,胡风在反对客观主义的时候,就提出作家在创作中须得发扬主观精神或主观战斗精神,其实在当时很多作家缺乏把人生的问题同改造社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自觉意识,胡风则是在对现实主义的深化的基础上,不仅仅是表面肤浅的现象描述,而是挖掘更深层次的社会内涵,深入了解本质问题,探究人的内心情感,升华到人的灵魂。
试论胡风主观战斗精神内容摘要胡风文艺思想是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议论的重要成就,其中“主观战斗精神”是其思想体系的一个独特的命题。
主观战斗精神主要强调创作主题的个体心理意识,是一种“人”的文学观,同时也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文艺思想。
关键词主观战斗精神主客观相结合人的文学观中国二十世纪的文艺理论界是一个急剧动荡的时期,当时文艺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更加注重其政治意义。
艺术家们也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而忽略了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
但是胡风却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对“革命文艺新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异议。
对《讲话》中“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思考,打破了“只能有一个声音,让一个人思想”的文艺格局,还原了文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坚持了文艺创作的自身发展规律。
他主张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思想,并由此提出主观战斗精神这一独到的命题。
主观战斗精神具体来说就是指作家面对客观世界应该表现出蓬勃高昂的人格力量和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批判的战斗精神。
一作家主观力量的体现主观战斗精神要求作家对客观世界要有把握力,拥抱力、突击力。
作家要想拥有主观战斗精神就必须首先培养自己的人格力量,其次就是勇于深入现实生活。
胡风认为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和血肉的现实的人生的搏斗,同时也是作家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的过程。
这是一个作家和现实生活之间相生相克的斗争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作家的主观力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风又将作家的主观力量分解为“思想力”和“艺术力”两种。
思想力其实就是指作家对于文学题材的认识和分析能力。
而所谓的“艺术力”则包含了作家对表现对象的基本的发现能力,对所发现的对象的体验和感悟能力,对已经获得的素材的分解能力,对分解后的素材的整合能力以及在整合基础上的想像变形的创造能力。
论胡风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
摘要:胡风是一位20世纪著名的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理论思想在30多年的时间里被政治势力视为异端。
但不可否认的是,胡风是一位优秀的实践性理论家,他文艺思想的成熟是由逻辑推演而成,现实主义是他“主观战斗精神”在美学思想中的逻辑发展,本文将从胡风理论的原生主干,即文学主体论、作家创作论、读者接受论、文艺批评论等四个方面来阐述胡风文艺思想中独特的现实主义。
关键词:主观战斗精神现实主义人民大众反传统
(一)文学主体论
文学本体论指关于文学存在的本源与本质的学说和理论。
在胡风的文艺理论体系中,文学是从作家的思想感情的表现出发,并且他认为文学的本体是作家主观的心灵世界和创作经验。
尽管这样的文学本体论确实遭到后来其他人的质疑和声讨,但在文学的本源问题上,胡风始终最关注的却是文学与生活的问题。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历来是一个既旧且新的话题,在胡风看来,对于创作主体来说这两个方面的完美统一就要求作家在创作、生活、与他们主观思想之间不能出现任何缝隙。
其实,在关于文学本质与起源的问题上,胡风更支持“游戏说”,他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是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功利性和目的”①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胡风主张作家应该有勇气描写生活的真实,这种创作思想与注重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力求使艺术描写在外观上、细节上符合实际生活的形态、面貌和逻辑的现实主义不谋而合。
胡风在《文学与生活》这本小书中有系统地概述他的文艺理论和主张。
从书名《文学与生活》就可以看出胡风文艺理论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艺是从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反映生活的”、“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②这三个基本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是很吻合的。
在文学本体论中,胡风将“文学”放置在生活之中,并且与生活产生着紧密联系,他努力的将自己思想体系中的现实主义功用与鲁迅式的“直面惨淡的人生”结合在一起。
文学就是要反映现实的生活,文学作品的真实与否取决于作家的主观精神是否与生活客观一致。
并且胡风由此引申出的反对“自然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创作主义,“自然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是和文艺大道是相隔很远,因为不能真正地和生活融合”③,以此来重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二)作家创作论
作家创作论是胡风“主观战斗精神”文学理论体系中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和他们的创作体验。
胡风在关于文学创作之路上对作家的要求比较高,他虽然认为文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并且对这一唯物命题也不敢背离,但是胡风更支持以作家创作活动为中心的倾向,他认为作家的主观思想会随着创作的深入而不断的影响作品。
在胡风的作家创作论中,不仅包括作家“对于人生积极的态度”、“在实际斗争中所积蓄的生活知识,即生活经验”、以及“要根据创作材料详细地调查,慎重地研究”还有“作家的想象作用”。
④要弄清胡风关于作家创作论中关于现实主义的若干问题,还必须从作家主观思想与客观生活入手,而在这两方面胡风坚决主张二者要紧密联系,即作家与现实的结合才能创作出真实的作品。
胡风曾经写到:“不要抒发由自己的遭遇所引起的情绪,等它变成了客观对象的东西以后,再去写它,再转化成自己的东西,那时,性质将完全不同。
”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风主张将作家个人的一己之感与客观生活中的材料放在一起,然后让作家从中进行选择、甄别以及结合。
“主观战斗精神”将作家的主观思想与精神多创作的影响上升到更高的程度,他甚至提出“我们的理论也接触了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是创作底源泉问题”⑥和“虽然对于现实的认识是创作的源泉,但这不能就成为文艺作品”⑦这样与“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相背离的观点。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胡风现实主义的作家创作论
就是作家主客观的结合,而作家的主观精神则站在更高的地方。
如此明确地将作家主观精神和生活态度作为现实主义的突出特征,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在当时的文艺理论中自成一派,并且遭到其他理论家的不解和口诛笔伐,这也为他日后“反党反革命”的罪名埋下了伏笔。
(三)读者接受论
在胡风的文艺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功利性的文艺观,他从来就认为文艺是社会斗争的一个有利工具,而以这种工具的受众亦或是收益者正是广大读者。
关于读者和作品,胡风主张要将作家的思想以及作家主观认识中的现实生活通过作品完整无缺的传递给读者,他曾严厉反对公式主义和自然主义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两样创作倾向无法向读者传递作品中的真实的情感和现实生活并且还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感知:“抽象的概念、冷淡的形象……都是违背鉴赏心理的……有经验的读者反感……没经验的单纯读者被动接受了……势必弄到真假不分”。
⑧
胡风的文艺理论思想中,不仅仅是作品和读者这两个要素,作者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因为读者通过作品所了解到的思想和现实正是由作者所传达的,读者所了解的思想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
在读者、作品、作者这三者的关系中,读者通过作品与作品中的人物共同进退达到思想共鸣,同时读者亦可以通过作品“使读者发生尖锐的感应,由衷的与作者结合为一体”。
⑨
在胡风看来,文学自“五四”以后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就是由读者即广大人民所推动的,不论是文体上的变化还是作品由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广大读者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五四以来,形成了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真实,叫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欲求的文学”⑩,不得不说胡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文学的现状和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与引导的必要性,在这一点上,胡风与鲁迅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与政治影响功能是一脉相承的。
胡风认为“人民大众的反帝要求一直就在新文学的主题里面”,而据此他提出:“因而能够描写这个文学本身性质的应该是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但是在当时却引起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作家们的异议,引起了一场文学的革命,由此展开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两个口号的论证”。
(四)文艺批评论
胡风的文艺批评理论在当时众多作家中式独树一帜的,与其他理论家倾向西方现实主义所不同,他有意排斥欧洲文学理论对自己的影响转而广泛吸取苏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理论精髓。
苏俄文学思想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胡风早期的文艺观点,更多的是通过苏联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创作经验,通过苏联理论家的理论文章所得来的。
其中,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感性经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些后来都成为胡风文艺理论中的极为重要的构成元素。
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文艺理论思想或直接的创作论在胡风的评论集中随处可见。
不仅如此,胡风的理论体系中有着浓重的批判旧传统力图创新现实主义的精神,不论是他积极的向苏俄学习先进的文学理论和创作经验,还是延续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文学观。
因此,胡风的文学批评有着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特征以及急切的想要与政治挂钩。
在胡风的文艺批评中,一直保留着五四反传统的精神,坚持以文学为武器来改造国民。
因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对战争的态度过于积极,他将意识领域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视为与军事战场同等的第二战场,对战争寄予了除旧布新的想象,并且相信“战争不但是为祖国解放的斗争,同时也是为了祖国的进步而斗争”。
同时,对于当时针对抗战文坛要求“作家写光明和正面人物,黑暗或否定环境下的人物不能写”,胡风给予猛烈的批判,“要告发现实生活的污泥,掘出黑暗,找出光明”,同时作家应该要“善于和题材展开肉搏,着重描写健康力量和黑暗势力的斗争”,以此来引起读者对美好的憧憬。
除此之外,胡
风在四五十年代更是不合时宜的宣传启蒙主义与完全适用于功利的大众文艺,这与当时的政治语调显得格格不入,但是胡风依然坚持着自己独特的除旧布新的文艺理论。
然而,这样过于敏感与武断的论述却为日后胡风遭到批判埋下了隐患。
注释①②③④出自
参考资料:
(1)胡风,《胡风评论集》(上、中、下)[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
(2)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3年11月
(3)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
(4)张大伟,《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评述》[J],《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