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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作者：谢瑞堂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05期摘要：胡风是20世纪文论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位理论家，在过去那个时代，由于他的文艺思想不被主流理解和接受，而他又坚持自己的文艺主张，所以屡遭批判打击。
本文试图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出发，体察这一理论独特性，开始重新审视胡风的文艺思想。
关键词：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现实主义[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5-0-02在整个二十世纪文论史上，胡风文论是一个重要的、特殊的、不可或缺的存在。
80年代以后，随着胡风冤案的陈雪，胡风文论的研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有人从胡风与五四的关系探讨胡风理论的渊源；有人通过分析胡风与鲁迅、周扬、毛泽东等人的文艺理论异同来探讨胡风悲剧的根源；也有人详细地研究了胡风冤案的细枝末节……笔者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已是历史陈迹，再去探索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已于世无益。
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吸取胡风文论的精华，让其更好得指导今天的文学创作。
同时能够从胡风冤案的成因中吸取教训，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胡风的文艺思想，他提倡作家高扬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借鉴五四文学革命和外国经验来关注民族形式问题等无疑都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尤其是高扬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本文试图在具体阐释这个精髓的同时探索其对今天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出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得注意”。
鲁迅对国民性的洞悉和批判是彻底的，不留情面的。
胡风深受鲁迅影响，始终以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精神搏击历史和现实的黑暗，感受人生和心灵的苦难。
1945年1月，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题为《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命题。
胡风文学的批评观作者：赵啸非来源：《文学教育》2008年第08期在胡风的全部论著中，关于文学批评的专论只有一篇，即写于1944年4月的《人生·文艺·文艺批评》。
其余有关文学批评的观点和言论则散见于其论文及批评集的序、跋和后记当中，尽管文字数量不算丰富，却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胡风对于文学批评的自我界定。
从前面的《人生·文艺·文艺批评》这一题目本身，我们就能大致看出胡风批评观的某些端倪，即文艺批评是与人生和文艺紧密相连的一件事情。
因此，在具体分析胡风的批评观之前，对其文学观作以简述，当是十分必要的。
胡风在早年的匆忙赶路、矛盾迷茫中曾经写过“忧郁的诗”，在阅读中也往往为作品中朴实的情感所打动，那时他相信文学是寄托情感的。
但不断接触到的社会现实使得他的社会观和文艺观矛盾起来，后在日本接受了普罗文艺理论，思想发生了大的改变，加上鲁迅、高尔基等中外作家的作品和实践影响，他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信仰[1]。
总的来讲，胡风的文学观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文学起源上的“反映论”，二是文学功用上的“启蒙观”，这两个层面最终指向的都是现实的功利性。
在文艺起源问题上，胡风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文艺是生活的反映”，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
同时又认为“文艺不是生活的奴隶，不是向眼前的生活屈服。
它必须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能够有把生活向前推进的力量。
”也就是说文艺要服务人生，这就自然过渡到了文艺的功能上，在此方面，胡风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和鲁迅所坚持的“启蒙主义”。
他曾在《文学与生活》中引用过鲁迅关于启蒙的一段话:“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因此，胡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和战斗性，要敢于揭露黑暗，甚至是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他把五四新文学看作是“不但用被知识分子发动了的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意志和封建买办的奴从帝国主义的意志相对立，而且要用‘科学’和‘民主’把亚细亚的封建残余摧毁”的“革命文学”，赞赏鲁迅把“心”、“力”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战斗精神和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人的人道主义的战斗道路。
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目前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思想战线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是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
胡风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思想，是长期一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胡风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一种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
可是，胡风把他的文艺思想披上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把他的宗派活动装扮成为了保卫“现实主义传统”和“鲁迅传统”而斗争的模样。
这样，就使他的文艺思想更有欺骗作用，并通过他的宗派活动而更容易发生毒害性和危害性的影响。
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今天已经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
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实质，揭露胡风多年来在文艺界全力进行的宗派主义活动的目的，今天是十分迫切，绝对必要，再不能延缓了。
只有彻底批判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才能够进一步贯彻党对于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我在解放以前，曾经是胡风所经营的反党的文艺小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我在当时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
发表过狂热地宣传唯心论和主观主义的“论主观”，以及其后一系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
解放前胡风文艺思想和胡风文艺集团，在群众中发生了毒害性和危害性的效果，在那里面，有我应该直接负责的很大的一分。
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之下，我初步认识了过去的严重错误，对于过去的责任日益感到沉重。
并且，尽管胡风因为我接受了党的教育，放弃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我表现了狂热的仇视，可是，我对于胡风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在解放后的更加恶劣的发展，还是觉得和我并非完全没有关系。
关于胡风在解放前文艺界的反党的宗派活动，我将在别处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作一些说明。
这里，只就在党的教育下我所能认识到的，谈一谈他的文艺思想几个最主要的错误。
一胡风文艺思想主要错误之一，就是否认文艺服从政治的原则，否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否认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为什么说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宣传报道的失误？《武训传》、胡适、胡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批判，被认为是思想文化宣传报道的失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1.政治倾向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强调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武训传》、胡适、胡风的批判被认为有政治倾向性，不符合当时党的思想路线，可能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产生负面影响。
2.反动思想的误导：《武训传》、胡适、胡风被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代表了一些反动思想。
《武训传》被批判是因为它传播了封建主义思想，胡适被批判是因为他倡导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胡风被批判是因为他鼓吹自由化思潮。
这些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相冲突。
3.弱化阶级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转型任务，阶级斗争是重要的社会现象，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
《武训传》、胡适、胡风的批判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阶级斗争的教育和警示，被视为对新社会的转型和巩固做出错误的思想判断。
4.借鉴外国经验的错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需要借鉴国际经验，但必须结合自身国情进行审慎运用。
批判《武训传》、胡适、胡风也是对过度借鉴外国经验的教训，认识到在借鉴外国经验时必须注意国情的特殊性，不能盲目奉行外来理论。
综上所述，批判《武训传》、胡适、胡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视为思想文化宣传报道的失误，主要原因包括其政治倾向性、反动思想的误导、弱化阶级斗争和借鉴外国经验的错误。
这些失误提醒了党和政府需要更加审慎地处理思想文化宣传报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理论指导和舆论引导，确保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论析胡风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的批判反思(一)论文关键词：胡风；文艺思想及杂文批判；研究论文摘要：本文是《主流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矛盾冲突》课题的第三篇。
课题的基本思路在于试图将王实味、萧军、胡风、“三家村”等人，从重重的政治、文化批判中剥离出来，通过对其杂文的创作动机、文本功用、重新阐释等方面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其杂文思想进行梳理与把握，从侧面勾勒出(1942—1976)年杂文被批判的原因、模式、教训的某些历史线索，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把握其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脉络；进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路向提供某种程序的反思与借鉴。
胡风冤案，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非常事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全国共触及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2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样的一桩大冤案，从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始，至1979年1月14日，公安部电话通知四川省公安厅释放胡风，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劫难终于过去。
1988年6月，在胡风去世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胡风彻底平反，否定了1980年为胡风平反时“保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1980年在为胡风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的同时，仍然不肯否定1955年强加给胡风的许多不实之词，对此，1988年的平反文件，对全部遗留问题作了最后的澄清。
至此，原来强加于胡风的什么“小集团”、“宗派主义”、“五把刀子”等一系列指责，都被彻底推翻了。
历史是沉重的，重温胡风冤案的历史过程，纠缠是非恩怨，已无济于事;然而，了解其原因及模式，总结教训却很有必要。
胡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胡风是鲁迅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思想家群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是继承“五四”传统，捍卫“五四”精神的重要旗手之一;胡风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胡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1953年上海的“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1953年上海的“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于1953年1月正式结束。
这一年，胡风度过了建国后最为平静的一段闲居生活，“胡风派”的作家绿原、路翎和鲁藜等，也纷纷亮相《人民文学》。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北京一片“平静”，上海文艺界“周扬派”与“胡风派”之间却波澜横生。
该年6月，围绕胡风青年友人耿庸的著作，彭柏山、刘雪苇等“胡风派”与夏衍、唐?等“周扬派”之间旧怨新嫌集中爆发，酿成了激烈冲突。
这场冲突名为思想斗争，实际上主要建立在派系恩怨的基础上。
它不但大幅损伤了“胡风派”的体制资源，也直接促成了胡风及其友人的沉没。
在有关胡风的诸多研究中，这段史事尚无人专门梳理，本文试作钩沉。
一上海是胡风友人的主要聚集地。
建国初年，除胡风外，居住在上海、被视为“胡风派”的作家还包括：彭柏山、刘雪苇、梅林、罗洛、耿庸、贾植芳、张中晓、王元化、张禹等。
其中，彭柏山、刘雪苇都曾是鲁迅身边的青年作家，建国后成为党的重要干部。
柏山由24军副政委转业为华东文化部副部长，雪苇则任华东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兼新文艺出版社社长。
两人为处境维艰的“胡风派”开辟了部分体制资源。
王元化、梅林、俞洪模、张中晓、耿庸等人都在新文艺出版社任职，雪苇还实际掌握了华东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巴金挂名主编），梅林担任《文汇报》“文学界”副刊主编。
且因这层背景，长期出版胡风及友人著作的泥土社亦得幸存，梅志、罗洛等人还尝试创办了小刊《起点》。
这些资源，是“胡风派”在“猛人驰骋”[1]的文坛上弥足珍贵的战斗“阵地”。
1949年后，胡风久久不愿意“伏罪”，与这种资源支持是不无关系的。
但是，1953年6月上海突然爆发的“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意外地毁去了这一切。
冲突的导火索，是该年2月青年批评家耿庸出版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
该书“是一部论辩性著作”，“驳斥对象主要是冯雪峰关于鲁迅的一些论述。
”[2]对这本书的出版，冯雪峰本人示以沉默，但《文艺月报》副主编唐?以替冯雪峰辩护为理由，力主由《文艺月报》发起对耿庸的批评。
解读胡风的“宗派主义”胡风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你们对他的了解有多少呢?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研究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胡风从日本回国后, 一开始与周扬的关系并不坏。
正是周扬带着鲁迅去看他, 后来又是周扬通知他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
不过, 在冯雪峰离开上海后 ,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 据梅志《胡风传》的说法, 起初, 周扬把鲁迅不听指挥的原因归之于冯雪峰, 现在, 又把原因归于胡风。
然而, 两人关系的恶化还是从“两个口号” 论争开始的。
一节胡风在《回忆录》中说, 冯雪峰认为“国防” 的提法不大好, 让他重提一个。
为此, 胡风想出的口号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文学”, 冯雪峰又将这一提法修正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鲁迅同意了这一提法, 并让胡风写文章发表出去。
由此可知, 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这个口号, 绝非一时冲动, 自作主张, 而是遵鲁迅之命的。
由于胡风写了这篇文章, 犯了“国防文学” 派的众怒。
周扬、徐懋庸等认定是胡风从中捣鬼, 左右了鲁迅的看法, 用徐懋庸的话来说就是“将鲁迅据为私有”。
鲁迅后来不得不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声明:口号不是胡风提出的,是几个人共同商议的,茅盾也是商议者之一,胡风那篇文章也是我请他写的。
从表面上看,鲁迅这篇文章平息了一场风波,还了胡风一个公道,也迫使“国防文学”派偃旗息鼓。
然而, 从周扬、茅盾后来发表的文章看, 他们依然认定胡风是一个不团结的因素; 依然认定, 如果不是胡风从中挑拨, 鲁迅是不会另提一个口号与“ 国防文学” 相对抗的。
其实, 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恰恰反映了周扬、茅盾、徐懋庸等人具有浓厚的宗派意识。
胡风在文章中提出新口号, 原本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如果大家胸怀宽广, 能容纳不同的看法, 两个口号完全可以共存互补。
所以, 鲁迅认为, 当胡风文章发表后, 徐懋庸之流的暴跳如雷, 大加挞伐, 恰恰暴露了他们自身的宗派意识。
第9卷第5期V ol.9,N o.5长安学刊Changan Xue Kan2018年8月Aug.，2018胡风作家批评研究崔牧倩(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摘要：学界对胡风的文学批评多从“现实主义”、“主观战斗精神”、“民族形式问题”角度入手，对其作 家批评研究仍然不够详尽。
本文从胡风的作家批评入手，探究胡风作家批评的立场、风格、及贡献，并对胡风 的作家批评作一大致的梳理。
关键词：胡风;作家批评;个性文章编号:978 - 7 -80736 - 771 - 0(2018)05 - 046 - 02胡风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坛的旗 手，其文学批评带有显著的左翼色彩，他的理论虽有对 左翼思想的部分修正，但其实质仍然是“左翼风”。
他把 自己看作“领袖”、“旗手”，在文坛树敌颇多，加之鲁迅 逝世后，鲁迅生前论敌均“遗传”到了他的手中，作为鲁 迅的主动的继承者，他实则并没有鲁迅的睿智及高度，正如贾植芳说的“我们不同于鲁迅，鲁迅是懂历史的”。
本文重点探讨胡风作家批评，从不同角度着手对其批评 对象、理论依据、批评风格作以探究。
战斗”的立场胡风是一名热血青年，对新时代充满向往，对新政 权充满希望，《时间开始了》长诗中赞颂着毛泽东，拥护 着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好象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各种各样的河流”Q'，他 像其他文学青年一样歌颂着一切，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立 场，坚定地作为左翼作家同盟而存在。
《林语堂论》中胡风对林语堂的“幽闲、幽默”“性灵 主义”的批评，其实质是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追求“闲适”气息的文坛流行文学的批判，当时文坛的“闲适、幽 默”风颇为流行，他反对在“子弹呼呼的社会”条件下大 谈“闲适”与“个性”。
他认为“初期的那一点向社会的 肯定‘民众’的热情早已跑的无影无踪”气胡风的批评主要指出在社会大环境下安逸的心态并不具备社会土 壤，追求个性没有一定的社会土壤。
第三节对胡风的批判
一、批判的缘起
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叫张光莹，湖北省蕲春县菩堤坝
区大经桥乡人。
1902年生。
1936年3月出版了第一本《文艺笔谈》，继之又出版了
《密云期风习小记》，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上著名文艺领导者。
1937年抗战爆发后，流寓武汉、桂林、重庆等国统区，先后创办主编了文学杂志《七月》、《希望》，并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研究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新流派——“七月”派。
解放后，他出版了八本文艺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
1980年平反，1985年去世。
1954年10月31日和11月8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检查批评《文艺报》编者在处理《红楼梦》研究稿件上表现出来的谓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和压抑新生力量的错误。
当时胡风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因而转向对他的批判，这种批判也是长期积累造成的。
二、批判的演变及主要内容：
(一)“两个口号”的论争
1936春。
(二)关于民族形式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胡风写了《民族问题形式》的“小册子”。
凡是主张采用民族形式的意见都成了他批评的对象。
他否认民族形式有相对“独立性”，他说“成功地反映了特定阶级的民族现实，就自然是民族的形式”，作品的“具体的活形象，即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正是反映了“现实主义方法”“本质的要求和能够完成的任务”，五四新文学先天地就具备或已经解纠决了问题。
虽然他没有直接反对提倡民族形式和中国作用和中国气派，但并不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必要和新的意义。
当时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用明确话说明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义，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也在他的批评之内。
(三)关于抗战文艺的形势和任务
1944年，他写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对抗战文艺进行估价。
他进行评价的基本原则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是否结合，而强调的是主观精神。
他把抗战文艺分为三个阶段。
对于这种做法，当时黄药眠曾提出“质疑”，胡风故意置之不理。
(四)围绕着《论主观》的论战
几个月后，1944年10月，胡风又写了《置身在为民主斗争里面》，进一步提出反对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的主张。
该文与舒芜的《论主观》，同时在胡风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希望》的创刊号上，被认为是《希望》的宣言和纲领。
黄药眠：《论约瑟夫的外套
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
何其芳、吕荧：《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
邵荃麟：《论主观问题》、《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
乔冠华：《文艺创作与主观
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林默涵：《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
王戎：《从清明前后说起》、《“主观精神”和“政治倾向”
方然：《“主观”与真实》《文化风貌录
这场战争在1944年开始，一下子到了解放后，1952年，舒芜在《讲话》发表10周年的日子里，写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查了自己的错误，继之又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捡讨他们文艺思想上的共同错误。
舒芜的从头学习的文章在《长江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很快转载了，转载时编辑加按语给予肯定。
按语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性质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然而这并没有引起胡风的反省，于是中央负责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小型讨论会。
胡风依然坚持自己的最终立场，随后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艺报》53.2)、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五)意见书(54.3—54.7)
林、何的文章并不全是个人的意见。
林何的文章的主旨是要弄清楚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指出这种文艺思想的根本性质的错误所在，又着重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根本区别。
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53.1.31)全文转载，并加按语，林的文章从一些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指出这种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艺思想上根本的区别，这是有助于目前文艺思想工作的开展。
胡风了解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背景，也理解问题带有极严重的性质。
因考虑到处理的态度如果带有一点急躁的情绪，都会带来危害性的结果，所以没有公开反驳，而于一年后写成了“意见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54.3—7)(30万言)
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写于1954年3月至7月。
它曾被称为“三十万言”。
1954年7月22日，胡风将它交给当时的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共中央。
报告共分四部分：①几年来的经过简况；②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③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④作为参考的建议。
《意见书》内容非常广泛，所谓“五把刀子”，原是胡风指林、何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整个思想问题的
他认为这是放在“读者、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
认为“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的是“宗派主义”。
“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
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因此他建议文艺从理论到组织需要全面改革，并提出了具体的规划和措施
方案。
1955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中把过去的称他们为的“明火执仗的革命党”，“单纯的文化人”，都“不对了”。
而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线中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将胡风等人确定为“反革命集团”，并在全国掀起了“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
不久，全国文联、作家协会决定开除胡风作协会员、撤销其作协理事及其它一切职务，并被逮捕入狱。
胡风及与胡风有较多联系的人，他们所有的文艺观点和活动都被判定为反革命的言和行，并因此在全国展开了全面的肃反论。
附：胡风的主要文学观点：
主体作用——主观战斗精神：熔炉、想象力、相生相克、受难、生命欲求说
创作源泉：“到处都有生活”说
表现主体(创作对象)：“精神奴役创伤”说
反对三种创作倾向：“性灵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