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海洋法治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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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海洋法治观探析 作者:李凤图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03期
摘 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海权观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海权观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海权维护思想,弘扬马克思主义海权观的邓小平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理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海权观的我党新时期领导人的海洋法治理念,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海权观,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海洋法治观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3-0314-04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海权观,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海权观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海权观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海权观,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与马克思主义海权观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海权维护思想 毛泽东的海权维护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海权观的基础上,结合新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它与马克思主义海权观是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海权观的继承和发展。
(一)废旧法立新法的维护海权相关思想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的近代史的开端,它把中国推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自此,东西方列强逐波而来,发动一场又一场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他们用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迫使灾难深重的中国领土不断被蚕食,主权被践踏。对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吸取了中国近代的历史教训,废除了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同时颁布了多部海洋法律法规。
一是废旧法。1947年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郑重宣布:“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买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的一切外债。”[1]建国之初,毛泽东在确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指导方针时,指出我们要“另起炉灶”,并且“打扫干净屋子在请客”。明确指出要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彻底改变旧社会屈辱外交的不利局面。
二是立新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海洋立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海港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渤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的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和《外国籍非军用船舶通过琼州海峡管理规则》等多部涉海法律法规。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确立了新中国关于12海里的领海制度,中国首次向世界宣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但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海洋立法层面大多集中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等方面。
(二)建设强大海军的争夺制海权的相关思想 毛泽东关于建设强大海军的争夺制海权的相关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一般原理与人民海军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概括,深刻揭示了海军建设的客观规律,为人民海军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吸取了旧中国有海无防的惨痛历史教训,同时为了应对帝国主义海上封锁和反对海洋霸权,指出新中国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并提出关于建设“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的海洋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充分认识到海上力量是维护海权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1950年,为了恢复新中国领海主权和收复沿海岛屿,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2]美国在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即派遣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并怂恿和串通国民党当局袭扰东南沿海。这更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海上军事力量重要性的认识,指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2]
(三)重视海港和海岸主权的相关思想 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和现实的海上武装干涉和威胁,使毛泽东对中国有海无防、有海无权的现状产生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把国家战略重点放在沿海地区,把沿海地区视作国家的“海防前线”,充分发挥海洋的战略屏障作用。同时废除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一是关于收回海港主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已基本收回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租界,但是旅顺和大连两个海港仍然被苏联继续占用。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土上不应该存在外国的军事基地,并于1945年12月亲赴苏联就旅顺海军基地和大连商港与苏方展开谈判。经过双方艰苦谈判,最终于1951年2月苏联政府将大连正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54年5月旅顺也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二是关于收回沿海与内河航运权。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外轮随意出入中国领水的状况,1949年1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塘沽及其他港口,应实施船舶检查,未经许可,不得出入。”特别是“于国家主权侵害最大者,例如内河航行等,发出立即禁止的命令。”这样,外国的军舰和商船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在解放战争隆隆的炮声中宣告结束,并相继颁布了多项法律法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规。与之相应,独立自主的航运管理机构也建立起来了。至此,丧失了一个世纪的沿海与内河航行权全部被收回。
三是关于收回引航权。由于中国近代丧失了引航权,在中国各港口,中国引航员被严重排挤,都是外籍引航员对进出港的船舶进行引航。中国就引水制度问题于1950年3月颁布了《关于1950年航务工作的决定》,提出:“在条件具备时,对于外轮及一定吨位的船只进出口实行强迫引水制度,取消外国引水人员及自由引水制。”同年7月,为了统一管理港口事务,发布了《关于统一航务港务管理的指示》,决定在各重要港口设立港务局,对港口引航业务进行统一管理,并逐步接管外国设在中国的轮船公司。
四是关于收回海关主权和管理权。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各地海关机构就被解放军陆续接管。旧海关的接管为改革海关制度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于1949年3月指出:“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为了改造旧海关,建设新海关,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关于设立海关原则和调整全国海关机构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及其实施条例等。
二、弘扬马克思主义海权观的邓小平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理论 针对海洋争端的严峻形势,邓小平指出,维护世界和平,应当放弃用暴力解决国家间冲突和海洋争端的方式,而代之以政治解决。为了避免更多的局部战争,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趋势,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思路:以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端。
(一)主权宣示,维护海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交往和涉海事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使海洋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博弈的新战场。针对中国岛礁被侵占、海洋资源被掠夺以及域外海洋霸权国家介入的严峻形势,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权,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了“近海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以及“坚持主权,毫不退让”等处理海洋争端的主张。
一是提出了“近海防御”的战略思想。邓小平认为,“近海防御”不是消极防御思想,它是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近岸防御”的突破。因此,“近海防御”对保护中国大陆特别是沿海区域、保护海洋岛礁和海洋资源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近海防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和世界和平,与帝国主义国家控制海洋、争霸世界的海洋战略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海军“只在太平洋活动,永远不起到远处去的野心,我们是近海作战”[3]。
二是提出了“坚持主权,毫不退让”等处理海洋争端的主张。邓小平指出,主权问题是不容让步的 。他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不是晚清政府,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4]在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处理海洋争端中,坚持国家主权是前提条件,并放在首要位置。“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4]。
(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包括南海、东海、黄海和渤海等四大海域的300万公平公里海洋国土,但是约有一半的海洋国土与周边国家存在争议。邓小平认为,由于争议双方对问题的认识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出现严重对峙,因此争议双方如果互不相让,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长期以来,人们为寻求国际争端的合理解决作了艰苦的探索和努力,但收效甚微。邓小平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根据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以和平共处思想为指导,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新路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路子。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前注重用军事手段解决海洋争端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针对海洋争端的解决方式,邓小平认为应采取多种手段,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即坚持以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中国在1996年签署并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是中国海洋维权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的海洋维权有了极其重要的国际法依据。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邓小平意识到法律在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重要性,并强调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中日东海钓鱼岛争端、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同时创造性提出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新思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邓小平认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我们有个设想,就是共同开发。出于维护和平的利益,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可能比较有利。”[4]因为“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4]因此,邓小平从解决利益争端、维护和平的海洋战略需要出发,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且成为了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以及海洋争端的基本方针。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海权观的我党新时期领导人的海洋法治理念 冷战结束后,国际海洋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复杂,中国面临的海上安全威胁依然存在甚至在不断加深,并突出体现为台湾问题的日趋复杂,海洋划界矛盾与争端加剧,岛屿和海洋资源被侵蚀和掠夺等现实挑战。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和判断的基础上,把国防战略思想运用于海洋,创造性地提出了海洋政治战略。
(一)江泽民:“一定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 在跨世纪的历史时期,海洋在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地位越来越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从战略的高度深入认识海洋的战略地位,于1995年10月提出了“一定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的海洋战略思想。江泽民同志的海洋法治理念及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