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利主义的思考
“功利主义在这里所知的是这样的伦理学理论：在特定的环境下，客观地正当的行为是将能差生最大整体幸福的行为，即把其幸福将受到影响的所有存在物都考虑进来的行为。
”
——亨利.西季威克功利主义，是一门伟大的伦理学说，和“自由主义正义论”，“道德应得正义论”成为当今正义鼎足而立的三大学说。
从边沁到密尔，功利主义体系堪称完美，难以攻破，成为当今社会人类决策的重要评判标准。
然而，从正义的角度上，我是至死也不会用功利主义去评判正义的，对于正义的评判，我坚定地站在自由主义正义论的阵型，更具体的就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学说。
在此援引一个例子：4个失事轮船的船员，在海上漂流，其中有一个生病的男孩。
在海上迷失19天之后，船上的食物和水已经不足以支撑，于是其余三人决定，杀死这个生病的男孩，这样可以维持得更久。
最后，幸存的三个成功获救，但之后在法庭上，三人因犯谋杀罪而被判绞刑。
可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集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显然是救更多的人，获取更大的快乐。
但是否就可以允许杀害一个影响整体利益的人呢？可以拓展成为一个大问题：是否为实现功利最大化，就可以对小群体肆意妄为？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这与我们的常识有悖，世上总有些事物难以衡量，不是一个人说他从这件事获得的快感很大，就可以允许他剥削别人的快感，哪怕对于他人的痛苦极少。
这里就引出了功利主义最难实现的问题：快感衡量问题。
如何衡量快感，可以说是功利主义是否能生存的安生立命之说。
首先，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套科学的，或是公认客观的测量体系，去支撑功利学说的标准。
纵然密尔提供了七个标准：“1.强度2.持久性3.确定性或非确定性4.时间上的远近5.继生性6.纯度7.范围”，但显然，这七个标准根本无法量化事情的快乐或痛苦程度。
如果功利主义无法量化，那就成为一门空洞的学说，毫无实际意义。
退一万步说，即使可以量化，如果两者相等，又该如何决策？或两者几近相等，又该取谁舍谁？又何谓“几近相等”，该
如何定一个标准或百分比去衡量“几近相等”？所以，如何衡量的问题，成为功利要实现的最大软肋。
其次，即使功利主义可以量化衡量快感，即将出现一个问题，即多数可以压倒小数。
举个极端的例子，当中国决定出兵去攻打任何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都将是正义的，因为我们的人口数量压倒世界任何一国，按照密尔的快感标准，如果每个人的快感都是同一个数量级的话（因为每个人敏感程度不同，同意数量级之内表示相差10之内），中国可以去侵略任何小国。
这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会觉得荒谬的结论。
虽然大多数人都赞成决策的时候采取“小数服从多数原则”，但是从对“小数服从多数”决策原则的支持，到对“多数人的暴政”的荒谬的感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虽然推论都是一样，但只要把原则无限放大，就会出现多数人暴政的结论，这显然是现代民主社会所无法容忍的。
这就说明了两个问题，而且两者必有其一：
1.从量变到质变，功利主义存在发展的矛盾，至少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某些必要前提。
2.只是量变，但只是一开始的谬误不大，不容易被人察觉，即功利主义本身存在问题。
但无论何种结果，功利主义都无法避免一个问题：即经过功利衡量的结果和我们现存的某些伦理道德相不符。
在美国，某一间权威的烟草公司，用最精密的计算，证明了香烟的交易，对整个美国社会有利大于弊的。
其中，交易的双方的获益，政府的税收，都将超过政府对医疗的支出等等，由此证明美国政府限制香烟交易是错误的。
但显然，香烟会严重影响健康，人的生命，用金钱去衡量，普遍是难以接受的，即使功利主义可以提供定价，但这一行为是大众普遍不能接受的。
换言之，能否进行衡量这一行为，是功利主义第二个困难。
最后，纵然整个功利主义的核心：快感衡量系统完美无瑕，它的前提仍然存在极大的问题：我们的人性，是否仅仅是趋乐避苦？显然，人是一种动物，生物性决定了人要趋乐避苦。
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和动物相区别，换言之，除了生物性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那就是人性。
我们是生物，需要生存，自然就难以脱离生物性，也不可能脱离。
但是，恰恰是另一样性质：人性，才让我们有了文明社会，有了人道主义，有了动物所没有的原则。
人性，以及所包含其中的德行，是人类最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根本无法衡量或比较的特性。
从前提上定义人性是趋乐避苦，可以说是对人类的要求是在太低，我们实在需要一些原则或文明，去证明我们人类是理性的存在，自由的存在。
这就是我反对“功利主义”而崇尚“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原因，人的一生如果只是为了追求生物性的快感，这是可耻的兽性行为，我们只是不自由的、被支配的工具，而不是主体。
简而言之，人是为了活着而吃饭，而非为吃饭而活着。
可以说，生存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唐君毅曾说“人生的目的，在于其内在精神自我之扩大，以达到那宇宙的大精神”，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会以生存作为人类的最终目的。
尽管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里面，生存需要是最基本的，但是，自从文明的出现之后，即人类已经满足生存需要之后，特别是现在生产如此富裕的时代，“生存”并不能作为我们的目的。
我们要活着，更要有尊严的活着，否则就是行尸走肉。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但是，以上的前提仅仅是功利衡量以后的结果和普遍原则不符的情况。
那么，又是否存在一种情况：功利衡量以后的结果和现实普遍原则相符？如果这样，功利衡量的结果就完美了，因为功利衡量的过程是理性地配置人的效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充分考虑了人的各种效用（快感）。
但这种完美的结果，仅且仅当和现实普遍原则相符，也就是说，只有在符合道德原则的前提下，再去用功利衡量，才可以达到完美结果。
道德原则，优先于功利衡量。
关于正义该如何，又该如何做的问题，在这里就已经很清晰了。
做正义的事，必先从正义的角度去考量，在此就是以自由主义正义观去判断，充分考虑人道、人权、自由之后，或是用无知之幕判断之后，才可得知这一行为是否正义。
确定之后，第二步再使用功利衡量，这里只是方案的选择，对事情本质再无影响，考虑的只是前提确定的情况下（包括有哪些原则不能抛弃，哪些原则必须坚持），整体资源的最优配置。
说得容易，做却十分艰难。
在中国，功利主义绝对是令国民迅速提升“素质”的方法。
仁义道德，可谓中国文化之根。
可惜的是，公众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根一知半解，对仁义道德也只是略懂皮毛，只关注人际关系，却甚少考虑此事本事的正误，这是形成中国人情社会的根本原因。
选择“功利主义”，比如使用严刑峻法，只顾效率，会使国民的法制意识迅速增长，即道德的前习俗阶段，紧紧因为怕受到惩罚而不做坏事，而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坏事。
功利主义能使我国整体现状迅速变好，是“整体”，而非个人。
如果中国能狠下心，效法俄罗斯彻底痛一次，或许能在功利主义的桎梏中，慢慢回到仁义的王道里面。
但由于笔者也是个理性经济人，自然会考虑到如果自己就是那些弱势群体会怎么样，所以“无知之幕”令我反对中国采取“功利主义”伦理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