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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义利观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标准
先秦儒家义利观是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标准的一个重要来源。
先秦儒家强调“以义为利，利缘义取”，认为追求利益是正当的，但要符合道德和正义的原则。
这种思想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即企业应该以道德和正义为基础，在经营活动中追求合理的利益，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方面，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可以为企业提供以下启示：
1. 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平衡。
企业应该不仅关注经济效益，还要重视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员工福利、公平竞争等，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2. 坚持诚信经营。
企业应该以诚信为基础，遵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确保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3. 推动社会进步。
企业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为公众创造更多的福祉。
4. 尊重员工权益。
企业应该尊重员工的权益，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保障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5. 重视环境保护。
企业应该加强环境保护意识，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先秦儒家义利观对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企业应该以道德和正义为基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发展。
儒家“义利观”与现实意义一、何谓“义利观”？“义利观”是关于伦理道德(义)与物质利益(利)的关系及人们如何对待这二者的观点。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倾向是重义轻利，尚义贬利。
二、古代儒家思想中“义利观”的发展（一）先秦时期：Ⅰ“义利观”的早期记载：早在《周易》中就有“利者,义之和也”的说法。
认为一定的道德行为必然获得一定的功利,“义”与“利”是统一的。
《国语·晋语一》中讲:“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
”同书《晋语二》中有:“废义则利不立”。
可见,在先秦时期, 关于义利二者的关系已有较明确的观点,即义利统一,义是利的根本。
Ⅱ春秋时期：孔子的“义利观”1、整体感知孔子“义利观”孔子所言之“利”与今天所说的“利益”范畴相近，它是指主体对一定对象如物质子无义利之辨，“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论语·尧曰》) 所谓“民之利”即公利也，孔子一贯主张“利之”。
对于私利，孔子不完全否认，他毫不讳言自己有求利之心，“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 《论语·述而》) 可见，在私利方面，义和利也是可以相通的。
但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篇》）,即在考虑获得个人的物质利益时, 必须考虑其是否符合“义”, 必须考虑所得是否正当合法。
2、读材料释义孔子“义利观”在《论语》中, 曾有2 4次提到“义”。
其内容大体可分以下三个方面:（1）“义”是君子的美德：（列举数例）①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篇》)②子曰:“君子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 孙(逊) 以出之, 信以成之。
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篇》)③子曰:“夫达也者, 质直而好义, 察言而观色, 虑以下人。
”(《论语·颜渊篇》)④子曰:“主忠信, 徙义, 崇德也。
”(《论语·颜渊篇》)⑤子曰:“群居终日, 言不及义, 好行小慧, 难矣哉! ”(《论语·卫灵公篇》)⑥子曰:“见义不为, 无勇也。
一、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一）经济领域的革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瓦解时期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局时代。
新的农耕工具，尤其是铁器的广泛应用，天文、历法等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加之连绵不断的战争，井田制度日益瓦解，土地的封建化和私有化正式进入历史。
这促使私商和私营手工的产生及发展，激发了人们追求财富和权利的欲望，钱和权成为交往的最终目标。
（二）政治领域的动荡春秋之初，中国历史便进入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大国争霸是春秋时期的重要特点，矛盾的升级形成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局面。
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统治秩序日益瓦解，周王室衰微，不再能支配各诸侯国，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频繁的战争。
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同阶级、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冲突持续升级。
在政局动荡的状况下，义利问题成为春秋时期核心的问题所在。
（三）思想文化的繁荣春秋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礼崩乐坏”是当时的另一大特征，诸子百家涌起，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儒、道、墨、法、名各家学说粉墨登场，各学派思想启蒙者四处游说，宣扬各自的治国方略和社会理想，成为后期学者赞誉的“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
二、先秦儒家义利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思想，主张义利是辩证统一的，但由于在对“义”及人性的理解上存在差别，其思想也存在差异。
（一）孔子的义利思想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人性论是其义利观的理论基石，其认为人性是相近的，人们在道德本性上是一样的，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求利的欲望。
1.孔子学说重“仁”和“礼”，义利居于次要孔子在教育弟子和宣扬自己主张的过程中，始终以“仁”为核心，并且提出要实现仁就必须通过“礼”，“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孔子认为：爱人为仁、克己复礼为仁。
他一生以恢复“周礼”为理想，认为周代的礼制是最完美的制度仪则。
精品资料儒家义利观对当今社会的启迪........................................浅谈先秦儒家义利观与现实社会摘要：先秦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提出的义利观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产生过深远影响。
然而在当今社会，儒家的义利观仍旧有重要借鉴价值。
本文浅析儒家义利观的主要内容，探讨它的内涵，并且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研究作为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儒家义利观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对于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伟大传承，也要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关键词：先秦儒家义利观现实社会正文：“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义利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占据重要地位。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主张“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利两有”等，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对提升公民道德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一、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含义、内涵（一）义利观的含义所谓“义”，引申为道义、道德、公正、正义。
“利”，是利益、功力的意思，利益又有“公利”和“私利”之分，“公利”和“私利”是相对的，但与“义（公平合理）”相对应的“利”应该理解为私利。
义利观就是关于伦理道德（义）与物质利益（利）的关系及人们如何看待这二者关系的观点。
孔子、孟子、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他们的义利观构成了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主要内容。
（二）义利观的内涵首先，二者是一种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的关系。
“居仁由义”可说是道德的理想境界，儒家有种种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之时，不能违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孟子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先秦儒家主张“利”的获得必须符合社会道义，无论是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还是孟子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浅析孟子的义利观作者：张缘来源：《理论与创新》2020年第20期【摘要】義利观在孟子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儒家义利观始于孔子，成于孟子。
本文试图从原典出发，结合当时历史背景阐述先秦儒家集大成者孟子的义利观，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社会需求的条件下，分析如何正确看待义利之间的关系。
义利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个人怎样为人处世，同时也对社会的发展与和谐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儒家;义利观;价值引言义利之辩，由来已久。
其发生、嬗变、演进、成熟的推进历程完美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价值取向及终极追求。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它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价值性命题，亦是折射传统文化的典型侧面。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层次的阐释，彰显出其理论本身纬度的多重性及逻辑衍化的复杂性。
倘若溯其源头，求其根本，先秦原始儒家集大成者孟子对义利的价值追问无疑奠定了儒家哲学内在道德规范及价值意义。
1.孟子的义利观“孔子之后，第一个真正开显了儒家理论发展的是孟子。
”①孟子是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之一，他进一步地深化和发展了孔子思想学说中心层面上的“仁”的观念和范畴，并且对儒家道德实践主体的个人内心精神做了更深层次的发掘。
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的本心是至善的，人天生具备仁、义、礼、智之心（即四端）。
②人的天赋本性“不忍之心”引发出人的“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以此确证了“本性善”的道德性。
因此，孟子认为这种已发的情感产生于人之为人的内在普遍本性，即道德本身就是存在的。
“义”也包含其中，另一方面，孟子的政治主张是追求“王道”，由此，也十分重视“义利关系”的把握。
1.1“性善论”孟子提出“性善论”，即认为人生来就固有善性，这种天赋的善性，作为“善端”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
也正是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凸显出孟子对于“义”的价值取向性。
“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论先秦义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3000字中国古代思想，其先秦思想一直被赋予重要作用，而在古代思想中，先秦以义利思想为主导。
先秦义利思想，既指具有“义”和“利”双重功能的哲学和道德，也指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学术形态。
义利思想是一种理性和道德的表达，其本质在于强调“义”也即“真义”或“道义”，以及“利”也即“功利”或“实利”的辩证和互补。
先秦义利思想的主要代表有儒家学说，法家学说，墨家学说等等，其中儒家学说主张以礼仪、仁义及仁智为核心，主张以道德仁智实践为准则，追求以治者之仁义为主，促使人们以道德实践来改善国家和社会的现状，捍卫社会公平。
法家学说主张以法治为核心，主张以经法规定来保证政府的秩序和公正，以民治为标准，力求实现社会的正义和公平。
墨家学说主张以君权及国家的统一为核心，主张以朴实的实际行动来维护国家的安定，运用道德而不是武力来建立和谐的社会。
先秦义利思想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当代价值也是愈加凸显，首先，先秦义利思想提供给我们一套实践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它提倡的“义利”道德核心，使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到，一切行为都要遵循公正、公平和合法的原则，必要时要以礼相待，也要以智慧处理与他人的冲突和分歧，以达到最大的利益共赢；其次，先秦义利思想也使我们能够展现出一种仁智之道，它奉行“仁义”的传统，强调智慧之道，着眼于为人民服务，追求和谐社会，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时，可以针对性地引用“义利”准则，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后，先秦义利思想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义利”的核心思想深刻地贯穿了我们国家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因此在当代社会，它仍旧可以成为和谐、繁荣以及和平友爱的核心价值，被我们普遍采纳。
从上述可见，先秦义利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观点，它不仅激发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力，也给当代社会带来了惊人的发展潜力，因此先秦义利思想的当代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引下，通过加强自身的义利性格，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越来越和谐、繁荣和平友爱。
试论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王武
【期刊名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46)001
【摘要】义和利的关系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长期存在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义是指伦理道德规范,利即利益、功利,指物质层面.人们对义与利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和观点,就是义利观.先秦诸子有诸多大学问家在研究这类问题,其中儒家学派的思想较具代表性.义利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如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及孟子和荀子他们的义利观基本代表了儒家的义利观,对其义利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页数】3页(P33-35)
【作者】王武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团委,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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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历史起源及其在当代的必要性分析作者：修建超来源：《大东方》2018年第09期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的社会状况在带来物质利益空前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腐败和道德堕落的现象，先秦儒家学派开创“义利之辨”的先河，对春秋战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环境与风气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先秦儒家义利观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道德资源，在当代进行思想道德建设时，注重在先秦儒家义利观中吸取精华是必要的。
关键词：先秦儒家义利观；历史起源；必要性一、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历史起源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和文化颇为辉煌灿烂的时代，思想家们百家争鸣，局面繁荣。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阶级、阶层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剧烈变化，其中由于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带来了物质利益的空前繁荣的同时，先秦社会也出现了腐败和道德堕落的现象，其原因和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层面上春秋时期，随着牛耕、铁器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
“井田制”逐渐分封瓦解，即大片荒地被大量开发，诸侯和卿大夫占有新开发的土地成为其私田，原来的“王土”逐渐减少，土地开垦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并逐渐趋于合法化。
“公田”的减少致使诸侯国国库空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诸侯国纷纷进行税制改革，即按亩征税。
土地私有的发展促进了小商业与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于是私有经济力量逐渐增强。
一方面，人们意识到土地私有带来经济发展，并可以从中获益以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
另一方面，经济变革使人们的私有欲、贪婪欲愈发膨胀，继而造成伦理失范、道德沉沦，以致出现了社会交往中人们对于财富权力的追求远远超过应遵守的伦理道德的现象。
2、政治层面上随着经济变革，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异常尖锐，愈演愈烈。
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秩序和规范被打破。
社会基本矛盾重重，复杂多样，积聚形成“天下无道”之局面，酿成“社翟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之现象。
商贸商业文化义利观是商业活动的价值论，是商业活动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
先秦经典儒家“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内容，由此所派生出来的“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思想便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这些“义利观”同商业公平交易、等价有偿、互惠互利等原则相融会，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商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并贯彻到商业活动的全过程。
在提倡诚信经营，重构社会信用体系的儒家“义利观”思想对构建我国现代商业伦理价值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义以生利、以义制利商业活动的价值论是对人生理想和商业实践本身存在的意义的认识，先秦儒家对体现商业经营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的“义利之辨”十分重视。
孔子说：“富与资，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一方面，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道德准则，做到“取之有道”，既合情又合理。
因此，在儒家看来，商人要实现组织商品流通、媒介商品交易的社会职责，就要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这里的“义”是指道德追求，“利”是指物质利益。
首先，我们来看“义以生利”。
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命题。
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国派孙良夫等人攻打齐国失败，得到新筑大夫仲叔于奚的援救，孙良夫才幸免于难。
为此，卫侯打算赠给仲叔于奚一些城邑，仲叔于奚辞谢，转而请求得到诸侯才能使用的三面悬挂的乐器，并希望能够像诸侯那样用繁缨装饰马匹以朝见，卫侯答应了。
孔子听了这件事，便发表议论说：“这样做真可惜啊，还不如多给他一些城邑呢！”接着孔子进一步论述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致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孔子的上述论述，集中体现了他的“义利观”的系统思想。
其次，我们来考察“以义制利”。
这是荀子明确提出来的命题。
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浅析先秦儒家义利观摘要：义利之辨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各家争论的一个重要的辩题，先秦儒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
虽然儒家主张“见利思义”，但并没有否定“利”的重要性，义对于利来说有一种正当优先性原则。
在儒家看来义与利是合一的，只是利应该是正当的利，是合于义的利，儒家的义利观直到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义利；孔子；孟子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辩题，自古以来义与利孰轻孰重，是义重于利还是利重于义，还是义利并重一直在中国哲学史上被人们争论不休，这是主要因为义与利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不可避免的话题。
“中国历史上在孔子以前很早就有‘义’和‘利’这两个字，‘义’表示人们行为的伦理范畴，‘利’表示人们生活的物质范畴”[1]244。
就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儒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并且被后世大多数人所接受。
一、儒家义利观的思想根源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争论，比如道家的老子曾经提出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明确表示了要“绝义弃利”。
墨子则认为义与利应该是绝对统一的，义与利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矛盾。
朱熹曾经说过：“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可见义利观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提出了“仁”的思想，比如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就说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也有很多，比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把“仁”解释为爱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认为孝悌之道乃是“仁”的根本，又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仁”释为忠恕之道。
既然孔子如此看重“仁”的地位，那么依此来解释儒家的义利观自然就会得出义重于利的结论，因为“仁”与“义”是相关的，儒家重“仁”自然重“义”。
“仁是一种精神、境界和情怀，义就是行为的方式，所以他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离娄上》《告子上》）由于仁是义的根据，而仁又因为是人道的本质规定而成为儒家的第一要义，成为人能够与天道相合的精神特质，所以义这么被儒家看重就毫不奇怪了”[2]25。
二、义利之辨与义的优先性原则《礼记·中庸》中说：“义者宜也”，“义”可以译做“正义”、“适宜”、“合理”、“恰当”等等，由此“义”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正当的合理性，而“利”则指的是利益、功利。
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则义相对于利有一种正当优先性原则，义应该是优先的也必须是优先的。
孔子一生“罕言利”且主张要“见利思义”，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孔子并不是要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因为与“利”相对立的是“害”。
孔子区分“君子”与“小人”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利”，而是在于君子“惟义是从”，小人“唯利是图”。
君子并非不要“利”，而是在君子看来，“义”是高于一切的，义与利相比起来，义应当也必须是优先于利的，义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
如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说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一定可以或者不可以的成见，只是依从与义来行事。
在《论语·宪问》篇中：“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下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孔子认为只有见到利益能想到大义，遇到危难能献出生命，相隔很久也不忘记诺言的人才称得上是德才兼备的完人。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宁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也不愿用违背道义的方式去改变贫穷。
可见义与利相比，义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对“义”同样是崇尚有嘉。
孔子关于义与利的论述最著名的当属于和梁惠王的那次对话：“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者；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从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义”是先于“利”的，如果一个国家人人都讲利而不讲义，那么这个国家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孔孟的义主利从论，义的优先性原则同样也是有针对性的，也是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的。
当时国家处于诸侯交战的状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孔子为此而感到忧虑。
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孔子特别提倡仁义。
所以“从社会根源来说，儒学产生发展于存在着阶级对抗的私有制社会，社会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对抗，决定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在那样的社会里，现实社会制度稳定存在，发展的要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
以义的形式表现的所谓社会公利实质上只是统治阶级的私利，而这种利益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是对抗的。
儒家要求以义节利，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要求来看，是必要的，合理的”[3]327。
三、义利之辨与义利合一虽然我们说儒家在义利关系中把义看的重于利，但是并不是说儒家就要否定“利”，要“存天理，灭人欲”。
“义”与“利”都是人和人类社会生存所必需的，只讲“义”而不讲“利”那么人和人类社会都会失去生存的依据，当然也就没有“义”可言了。
相反如果只讲“利”而不讲“义”，那么就会造成物欲横流，社会同样也就不会存在了。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已经开始注重“利”了，在《论语·尧曰》篇中孔子回答子张关于治理国政的问题也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思想。
到了孟子，在富民、养民的问题上则表现了比孔子还要深刻的思想。
首先，孟子积极肯定了人皆有物利的需求，认为这种物利的需求从根本上说是必然的、合理的。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既然物利是民众的自然需求，那么当政者就要顺着民众的需求，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识到人活着就是要有需求的，人们如果没有一定的财用用来保障，就很难形成一种稳定的道德观念，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道德观念，就很容易“放辟邪侈”，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正如孟子自己所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孟子·梁惠王上》）同样荀子也看到了人未有不好利者，义与利乃人之所两有，他说：“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
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
”[4]263对于义与利的关系荀子也主张要：“义利兼顾”，“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欲，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4]712最后，关于义与利的问题，我们还应当关注其中存在着公利与私利，正当的利与不正当的利的区分问题。
1.公利与私利关于利的问题，儒家区分了公利和私利的关系，虽然孔子一生“罕言利”，但他对利并不是一概的加以否定，他反对的只是私利，对于公利，国家的利益不但不反对，还积极地支持。
公利就是大家的利益，为大家的利益考虑是符合义的，是与义相统一的，因而公利是合理的。
相反，对于私利来说，笔者认为还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
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绝对不能讲私利的，如果统治者带头讲私利，那么必定会上行下效，全国上下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人人都讲私利，那么就会造成国将不国的危险局面。
所以，统治者只能讲公利，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利，才会得到百姓的拥护。
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则是可以讲私利的，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的百姓如果没有一定的财用作为生存的保障，那么他们也必定不会讲“义”，从而就会违法乱纪。
所以统治者一定要置民之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
”（《孟子·梁惠王上》）2.正当的利与不正当的利利包括正当的利与不正当的利，儒家虽然不否定利，但是不正当的利是绝对不可取的。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孟子则更明确地提出不义之利“不苟得”。
同时是否是正当的利还包括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获取利，如果为了利而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没有道德限制的手段，那么这样的利就是不可取的。
3.富民与教民儒家主张老百姓应该有正当的利益，统治者应该“置民之产”，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物质利益的丰富，但是儒家并不认为物质生活充裕了，人们的道德水平就一定能自然的提高。
所以，孟子提出，在尽量使物质享受达到一定水平的同时，还要加强教育使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总之义利之辨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儒家关于义利观的解读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则日益凸显出来，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
所以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丰富与发展的今天，我们更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道德意识，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继续将儒家的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1]匡亚明.孔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2]杨清荣.儒家义利观解读[J].道德与文明,2005,(1).[3]曾振宇.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家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4]牟瑞平.荀子[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