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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析传统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摘要：“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议题。
深入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换，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义取利，义利统一，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的根本内容。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新审视先秦孔孟儒学的义利观，挖掘孔孟儒学处理道德与功利关系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同思想财富，对于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各种道德困境。
对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义利之辨社会价值义利观中华民族有崇尚道德的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创造出灿烂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以儒家为主流，儒、道、法家等思想在相互影响渗透中形成的文化体系，具有多元、多维、多层次性。
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被关注评判也最多，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义利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它涉及人们在利益与道义、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等一系列矛盾关系问题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
[1]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义利之辨”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历史上各个理论学派的思想家都予以其极大关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形成了不同理论形态的义利观。
当代中国正处在急遽变革之现代化社会转型进程中。
现代化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化，与这种转化相适应，道德价值观念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在这一历史境遇下，深入考察和挖掘传统“义利之辨”蕴含的深层内核及基本精神，并进行现代诠释与转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利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生活自身的矛盾，在每一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型时期，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利益关系格局的大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系统的大震荡，使许多人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感到无所适从，从而构成当前义利矛盾突出的社会背景。
【摘要】“义利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很受重视的文化现象，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的讨论，从春秋时期至今延续了两千多年。
在今天，义利关系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有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内涵，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总结出传统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无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还是促进经济社會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义利之辨；义利观；现代意义以重义轻利、义利并重为代表的传统义利观，追求道德完善和理想人格，追求“君子好财，取之有道”的价值取向，并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重，必要时放弃个人利益，这些内涵都是我们现代所需要的。
同时，传统的义利观的思想对于在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潮流中，正确处理道德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有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要梳理并反思中国传统义利观，挖掘其现代价值，并弘扬其中的优秀精神。
意义一“义“作为立人之本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需要解决如何做人的问题。
首先是做人，然后才是做事。
义就是做人的规范，表明人的尊严和崇高精神。
“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1]。
当然，“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其独特的含义和内容。
当今所说的义已不再是儒家规定的符合纲常名教的行为，而是指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
我们强调义对利的优先性，坚持义为上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把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追求融入现实生活中。
首先，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整体利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要求，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容许有破坏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存在。
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对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有着更高的要求。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义”，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社会主义的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当然，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我们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就是鼓励人们在为社会多做贡献的前提下，使个人利益得到较大的满足。
辩论辩题的传统与现代正方辩手，传统对于现代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首先，传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根基，是历史的延续和传承。
传统文化可以给人们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强调仁爱和道德修养，这种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引导人们正确的行为和价值取向。
其次，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文化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例如，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对现代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展现了传统对于现代的重要性。
再者，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传统医学、传统建筑、传统工艺等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和火药，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展现了传统对于现代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传统对于现代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历史的积淀和传承，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我们应该珍惜和传承传统文化，让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反方辩手，现代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局限性。
首先，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文化的范畴，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
例如，传统的家长式管理模式在现代企业中已经不再适用，现代企业更加注重员工的创新和自主性，这就需要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采取更加灵活的管理方式。
其次，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使得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
全球化的影响使得各种文化相互交融，传统文化在这种大环境下难以保持纯粹和原始。
例如，现代社会的文化产品和娱乐方式已经多种多样，传统文化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显得有些单一和陈旧。
再者，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文化在这种变革中显得有些束手束脚。
例如，现代人们更加依赖互联网和科技产品，传统文化在这种便利的生活方式下显得有些过时和不实用。
传统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
传统上，“义利之辨”是指道德和利益的区别，道德是指超越个人利益、符合普遍准则的价值观，而利益则关注个人或集体的实际或预期利益。
在现代社会，义利之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已经发生了一些演变。
现代意义下，“义利之辨”更加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人们在享受各种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权利与义务是密不可分的，并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是基于道德及法理的价值判断和尊重。
此外，现代意义下的“义”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抽象道德理念，而是指遵守相关法规、道德规范、社会规范，行事符合价值标准。
同时，“利”的涵义也更加广义了，不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还包括非物质利益，如社会价值、环保等。
为了让社会与个人保持共同成长，应该始终坚持平衡利益和道德价值，实现长治久安与永续发展的和谐互动。
总之，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义利之辨的意义也在不断演变。
义利关系不再是单一的价值判断，而是需要考虑的众多维度和因素的平衡，这可以激发人们更好地解决群众观念和社会问题的能力。
[键入文字]浅析先秦诸家义利观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浅析先秦诸家义利观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义与利及其关系不只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探求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社会中历史长久的话题。
自先秦以来，不同的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动身，提出了不同的义利观。
一、义和利的含义“义”（繁体为“義”）从汉字构造来看，是个会意字，是由“羊”、“我”的字意会而成的，《说文解字》中解释成“己之威仪”，也就是指，以“我”的力气，捍卫那些美、善、不祥的事物，保卫其中的价值，从而在言行举措，德行人品等方面，都表现出具有感染力以至威慑力的威严和声威，成为别人学习的道德典范。
后来，经过逐步引申，义被进一步赋予应谚、标准、善等笼统的内涵，代表着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追求最高道德。
同时，在汉字中，“义”常常被写作“宜”，《中庸》解释为“宜也”，即“适合”的意义。
《札记?祭义》也说:“义者,宜此者也”。
“义”又和“宜”相通，行为的适合性在经过一定的“礼仪”表现出来。
是指作为人，在一切行为活动中只能遵照去做，别无选择的最高的义务和义务。
“利”，也是一个会意字，由“刀”与“禾”组成, 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是:“从刀，和然后利。
”意为以刀割禾，即用农具收割庄稼而有收获，取得利益、益处。
所以“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利益和功利, 可泛指一切利益，包括公利和私利。
笔者以为义利关系本质上是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公义与私利之间的关系，义利观就是如何对待和处置这些关系的思想观念。
二、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先秦儒家的思想主要以孔孟荀为主，孔子以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义和利是区别君子1。
谈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中国哲学义利问题的讨论，从春秋战国到近代一直未停止过。
综观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提出的义利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义以生利”，义利统一；第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第三，行义言义，“功贤耕织”；第四，“何必曰利”；第五，好义欲利，人之两有；第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第七，义利之辨。
由于立场和视角不同，在义利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即不同的义利观。
主要有三种观点：重义轻利，尚义去利；重利轻义，尚利去义；义利兼顾，义利并重。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人民通过艰苦的摸索以昂贵的代价得来的共识。
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
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深层内核，就是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
它要求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要求的现代义利观，概括地说，这种义利观就是“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这种义利观既克服了传统义利观中利益的抽象性，又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是一种高尚而文明的义利观。
但是，义利观理论范型的提出与现实的构建往往并不是同步的。
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现实构建，意味着该义利观主导地位的普遍确立，而这种确立却不能自发进行。
因此，如何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义利观，是当前众多学者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应当承认，实行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效率原则的发挥，也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
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等等，一有机会便会有所表现。
对外开放大大缩短了我们与现代世界的距离。
但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也会乘机而人。
这些都对社会主义现代义利观主导地位的确立具有阻碍作用。
为了克服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
由《孟子》简析孟子义利之辨及其当代意义王云帆【摘要】“义利之辨”是儒家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论题.在众多”义利之辨”中,孟子的义利思想具有重要地位.孟子在《鱼我所欲也》一文中提出了“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似乎将“利”与“义”置于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然而,在孟子的义利观中“义”与“利”并非决然对立,二者具有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统一整体.孟子并非“重义轻利”,而是“以义为纲、义利并举”.【期刊名称】《德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4)005【总页数】4页(P32-35)【关键词】孟子;义利之辨;义与利的统一性;义为利纲;当代意义【作者】王云帆【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典学院,合肥23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提及《孟子》中的义利观，人们常想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或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1］，因而自然地认为孟子倡导“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只讲仁义却不谈功利，把道德层面的追求和物质方面的利益诉求完全对立。
笔者认为，传统儒学中义利之辨，一般以义为重。
但如果将其简单定义为“重义轻利”则有失偏颇。
“义”和“利”在价值选择上存在着先后之别，但二者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义与利联系密切，相互影响，共同构建起一个统一整体。
一、义的优先性孔子将义确立为一个重要的伦理法则并奠定了儒家“道义优先”的原则，《论语》中“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无不彰显着“义”在价值选择方面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义”是衡量君子为人处世的标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这也被内化为儒家的一种重要的伦理法则，即道德至上，以义为终极价值追求。
孔子认为“义”是利益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利的取得丧失了道德的制约，这种利是非正义的、无意义的、不可取的。
辩论辩题的传统与现代正方，传统对现代的重要性。
首先，传统是历史的积淀，是民族文化的根基。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来源。
例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这些文化传统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次，传统文化是历史的镜子，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比如，孔子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教育理念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传统文化是文明的传承，是文明的根基。
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艺术、文学、音乐等方面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和精神追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珍惜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
反方，现代对传统的重要性。
首先，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传统文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代表全部。
现代社会需要吸收来自不同文化的精华，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因此，现代文化的多样性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观念和观点可能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比如，传统的家庭观念可能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多样化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需求。
最后，现代社会需要创新和进步，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陈旧观念和制度可能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因此，现代社会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
因此，现代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传统对现代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开放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发展。
名人名句及经典案例。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这句话表明了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通过温故，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从而在现代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就，这些成就对于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浅析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摘要：“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期，深入挖掘孔孟儒学处理道德与功利关系的文化资源并对其进行现代诠释与转换，古为今用，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解决现今社会中的各种道德困境，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义利之辨义利观当代价值“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争论的一个核心议题。
自孔子区别了义与利，提出义利两者关系问题之后，“义利之辩”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争论从未间断。
在今天，义利关系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问题。
它涉及人们在利益与道义、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等一系列矛盾关系问题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等领域。
[1]正确处理利义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一、古代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义利之辨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义原指人义、情义；而义，则原指利益、人利。
“义”重在群体利益，“利”重在个体利益。
义利问题各家均有不同的诠释，而儒家对其尤为看重。
儒家学派以重义轻利为先见，孔子强调：“不义而且富贵，于我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则以为：“荣辱之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2]《孟子》开篇即讲“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到了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
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由此可以见得，人的义和利虽是密不可分的，但却有孰先孰后、孰主孰辅之分。
有人认为“舍义取利”造成很多人谈“利”色变，以为“利”就是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以至于以“义”为荣，以“利”为耻。
这实际上是对“舍利取义”主张的片面理解。
事实上，儒家所言“轻利”，并非不重视利，而是反对“见利忘义”、“因利害义”、“保利弃义”。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这实质上是承认私利为人之所欲，对于符合义的私利应该肯定。
关于人的利欲问题，孟子的观点也是现实的。
梁惠王同孟子见面时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是：“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说的“何必曰利”并非说“利”不重要，他强调的是“仁义”更重要，仁义是利益的前提。
另一位儒家集大成者荀子，更充分肯定“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歇，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韩非子·荣辱》）这一任何人也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因此，儒家的重义轻利，其主旨绝非轻利，更不是反对利，而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大的、长远的利益。
义与利，作为不同的概念，有其相互矛盾的一面，但这种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通过融合而达致统一[3]。
在当今社会下，“义利之辨”涉及各个方面，影响深远。
二．“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孔孟的这种“义利之辨”价值理念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作为企业经营的原则之一,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四川雅安地震中，一些知名企业的义举善行就为自己树立的良好的企业形象，让我们刮目相看。
其中，诺基亚捐出了100万和4000部手机，引起了网友一片热议。
巨额亏损仍捐款雅安灾区，它的企业大爱感动了国人。
地震时，正值诺基亚公司亏损，从其发布的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可以看到，诺基亚实现营收58.5亿欧元，同比下降了20.4%，净亏损为2.72亿欧元，但诺基亚仍旧第一时间派出千名诺西工程师去灾区抢修通讯网络，很多网友说这就是企业的良心。
有网友发博感慨道：“看到三星和苹果捐6000和5000万，我没有什么感觉；倒是看诺基亚捐了100万和4000部手机时，一种悲伤油然而生。
”此博一出，迅速被网友大量转发，网友纷纷表示感动。
一个已经卖大楼、卖专利的公司,在此时彰显了跨国企业的大爱。
纵观评论大多数网友都表示：下一部手机一定要买诺基亚，向经典致敬！还有网友留言：512地震时我在灾区就靠一部长待机的诺基亚与家人联系上的!尽管当年的辉煌已经不在，可是此次诺基亚在雅安地震后的表现以及诺基亚新机1050的正式上市无疑又会把它带回大众的视线！诺基亚的“悲情捐款”无疑有助于重塑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并且为企业赢得了人心。
现代企业作为一个盈利性机构，当然是要追求利润的。
获取必要的利润，也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怎样赚钱,赚什么钱,必须要有个规范作为基础和前提,这个规范就是社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还有自然的利益。
因此,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群众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必须要服从后者。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道理也是一样的,企业必须本着“义以为上,以义统利”的观念处理好与社会、他人、国家甚至还有与自然的关系。
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少企业为追求利润，采取了种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做出一些危害社会的事情。
因此，企业必须处理好企业盈利与社会公德的关系，应当清楚地明白这样一个及其简单的道理：企业不仅仅只是一个盈利机构，而且同时也是社会环境中的一员，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遵纪守法，遵循社会公德，是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应有道德意识，自觉地进行道德约束，见利思义，义利并重。
同时，企业还应认识到，“利”是多元的，它不仅仅是物质形式的金钱，信誉和形象越来越成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
往往许多优秀的企业，都是通过自己的义行善举，通过对社会公德的践行，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利润。
[4]前述诺基亚公司的行为就是明证。
三、传统义利观对中国当代外交的影响外交决策中重视“义”与“利”的统一。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外交决策上更重视“义”。
随着时代演进以及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义”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道义、正义观念，又有对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的捍卫与维护，以及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既有民族大义之“义”，也有国际主义之“义”。
2009年2月，正当经济危机的迷雾笼罩全球的时候，即将结束新春欧洲访问行程的总理温家宝，踏雪到访剑桥大学，发表了个人演讲。
温总理在谈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金融危机时指出：“有效应对这场危机，还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
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同时，温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为与世界各国共度难关，带去的不仅是经贸合同，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还有仁义道德。
中国绝非推行强权政治的超级大国，绝非“以力假仁者霸”，而是要“以德行仁者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及道德感召力，建立国际新秩序。
因此，在外交领域，只有由“义”而非“利”出发，中国才能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的支持者，发出更强大的声音，真正地和平崛起，也才能更切实有效地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四、总结：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义利”关系总是辩证的:一方面,“义”的产生源起于制“利”的需要。
“利”的获得必须以“义”为前提:另一方面,在“义”的前提下,必须努力促进“利”的实现。
不能离义而言利,也不能离利而讲义。
义与利,作为不同的概念。
有其相互矛盾的一面,但这种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通过融合而达致统一。
义利之辨同义利观的确立有一种非常直接的关系，在义利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义利之辨是不可逾越的环节和不可缺少的内容。
离开义利之辨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义利观，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确立同样也需要自己的义利之辨。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要教育学生明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需倡导集体主义”。
在保证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争取和实现个人利益。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从来不忌讳言利，而且要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5]要在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争取和实现个利益，利要合理合法，社会主义义利观主张取利要合义，义利要统一。
近几年高校死伤事件频繁发生，正当“大学室友”也遭遇信任危机，甚至要成为杀手的代名词的时候。
，一位在雅安地震中挽救全宿舍财产的男生则让人一扫此前的阴霾，让大家重拾了对室友的信心，更被网友评为“中国好室友”。
他就是黄昱舟，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二学生。
地震时大家跑出宿舍楼后，黄昱舟又独自跑回6楼的寝室，拿上自己和其他室友的笔记本电脑、单反相机以及全寝室一起饲养的小乌龟。
他说，电脑里有全寝室从去年开始搜集的用于参加大学生电影节的素材，这些素材不能丢，所以在地震发生后又跑回去宿舍。
这位“中国好室友”就充分的践行了社会主义义利观，虽然在灾难中要以个人的生命安全为重，但是他在危难时刻不忘集体利益，重义气，实在是难能可贵。
总之，“义利之辩”对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确立与弘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从社会主义义利观来看，在义利问题上，应该坚持义利并重和道义优先。
这种科学价值定位，表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以义与利的辩证统一为鲜明特征。
[6]。
义利并重，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互统一；先义后利，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社会主义义利观对与义利观系的科学定位。
义利问题关系到社会的根本价值导向，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1] 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理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125页.[2] 方德言《儒之说》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年版。
第52页[3] 蒋建民.《传统义利观的评述及其改造》.学海，1994年，第3期:第28页.[4] 杨立武《儒学与现代公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08页[5] 方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的义利观教育.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6．第4期[6] 黄亮宜《社会主义义利观》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