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中国医学的关系

禅医养生中医与佛学的身心疗愈术身心健康是每个人都追求的目标，而禅医养生中的身心疗愈术，结合了中医和佛学的智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面、综合的治疗方法。

本文将从禅医养生的基本概念、中医的治疗理论以及佛学的身心修炼等方面，探讨禅医养生中医与佛学的身心疗愈术的重要性。

一、禅医养生的基本概念禅医养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分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身心的调理和内外之间的平衡。

禅医注重的是对身心疾病的灵魂治愈，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药物治疗。

通过独特的医疗手段和方法，禅医养生可以帮助人们恢复身心的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二、中医的治疗理论中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疗理论主要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经络学说等。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将人体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在治疗疾病时，中医注重的是调理人体内外环境，通过药物、针灸、按摩等方法，调理人体的气血、经络、脏腑等，使身心得到平衡与和谐。

三、佛学的身心修炼佛学作为一门东方古老的学问，注重的是对人生的思考与悟解。

佛陀教导人们要追求心灵的安宁，通过修禅定、悟真理、行善功等方式，解脱尘世的烦恼和痛苦。

佛学的修炼可以帮助人们觉察自己的内心，培养内心的善良和智慧，从而实现身心的疗愈和互动。

四、禅医养生中医与佛学的身心疗愈术将中医和佛学的理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身心疗愈方法。

通过禅医的治疗手段和佛学的身心修炼，可以从根源上调理人体的阴阳气血、五脏六腑等，使人们的身心得到全面的疗愈。

具体而言，禅医养生中医与佛学的身心疗愈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禅医养生中医与佛学的身心疗愈术强调自然疗法。

通过身心修炼和禅定，人们可以培养内心的安宁和平和，帮助身体自我调节和康复。

其次，禅医养生中医与佛学的身心疗愈术注重内外调理。

通过中草药、针灸、按摩等治疗手段，可以调理人体的气血、经络和脏腑，帮助身体恢复健康。

最后，禅医养生中医与佛学的身心疗愈术注重心灵和身体的互动。

通过修炼内心、净化心灵，可以改善身体状况，达到身心的疗愈与和谐。

中医佛学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中医佛学是中华文化的两大瑰宝，它们都倡导着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

中医强调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通过调节人体内的能量平衡来达到康复和健康的目标。

而佛学则以“因果循环”为核心，倡导着人们要与自然界相互依存、和谐相处。

探究中医佛学对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重拾传统智慧，还能在现代社会中指导我们构建环保、科学发展的生活方式。

一、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促进自然和谐中医学认为人体内的阴阳能量存在着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阴阳平衡是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前提。

而自然界也是阴阳相互依存的存在。

例如，阴阳的季节变化、昼夜更替、水土等自然现象都在不断地影响着人体的阴阳平衡。

只有通过调节自己的饮食、作息、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法，才能够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也体现了中医的治疗原则，即“因势利导”，通过追随自然的规律来帮助人体恢复平衡。

二、佛学倡导顺应自然，实现共生共荣佛学要求人们对待自然万物以一种充满善意和尊重的心态。

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受到因果律的影响，有着各自的生存权利。

人类应该与自然界保持互相尊重的态度，不扰乱自然的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佛学的这种观念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的背景下，佛学的理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自然，避免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三、中医佛学的互补与融合中医佛学在实践中常常相互融合，互相补充。

中医通过调节身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健康的目标，而佛学则通过修心养性来调整人们的内心状态。

中医注重外在的身体调理，佛学注重内在的心灵修养，两者相互融合可以使人们达到身心的双重健康。

同时，中医草药的使用也受到佛学信仰的启发，以佛教的慈悲观念，将中药的疗效与佛学的慈悲融会贯通，使中药在疾病治疗中也能产生更为积极的效果。

四、中医佛学的现代价值传统的中医佛学理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现代文明的挑战，我们可以从中医佛学的理念中得到启示。

隋唐医学西域文明影响(共5265字)中医药学非纯然一系，盖吸收多种外来文明，绵祀数千年，方成今日之功，自汉唐迄有清莫不如是，唯百姓日用而不知。

隋唐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高度自信与开放的时代，中外医学交流之史迹尤为卓著。

宗教、贸易、旅行、政治等诸多方面，是文明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促进因素。

僧侣们借弘传佛法，翻译了大量的佛教作品，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涉医内容。

中西贸易在互通有无的同时，引入了众多外来药物。

在中古医学交流传播的过程中，宗教与贸易这两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由外来文明给中医药学带来的变化，主要通过如下四方面得以体现。

印度医学佛教东渐，医学操诸僧侣之手，印度的医药及医方因佛教的关系也渐次传入中国[1]。

大乘佛教除要求信徒修炼自身以外，还须普济众生，解含灵之苦。

故而，大批高僧除具极高的佛学修养外，还同时精通医药学，这一群体的医学实践促成了隋唐时期极具特色的佛教医学的形成。

印度古有五明之学，凡高僧无不精于此道。

五明有内外之分，所谓内五明者，即：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巧工明。

外五明为：声论、医方论、工巧论、咒术论、符印论。

其中医方明的内容，唐三藏法师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所阐明：“然西方五明论中，其医明曰：先当察声色，然后行八医，如不解斯妙，求顺反成违。

言八医者，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

言疮事兼内外。

首疾但目在头。

齐咽已下，名为身患。

鬼瘴谓是邪魅。

恶揭陀遍治诸毒。

童子始从胎内至年十六。

长年则延身久存。

足力乃身体强健。

斯之八术，先为八部”[2]。

根据以上八医，印度寿命吠陀（Ayurveda），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八个分科，亦即八种相应的疗法：第一拔除医方（Shalya）：为抉拔人体上惹起痛苦之物。

第二利器医方（Shalakya）：为使用利器疗治眼耳等病的一种外科医学。

第三身病医方（Kaya-chikitsa）：为对全身疾病之治术。

传教士与中医药传教士基本指的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

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掌握熟知医药知识，以利于自己的传教。

在传教布道过程中给人治病，或者在治病过程中给人传教布道。

因此，传教士势必与中医药产生紧密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人，印度医学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对中医药产生一定影响，如佛学讲究四大学说，梁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中提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显然受到印度“四大说”的影响，而这不能不说与佛教传教士有关。

4世纪中叶，中国僧侣先后携带佛经汉译文，相继到达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这些僧侣在朝鲜出入于宫廷，边传佛法，边治疾病。

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授佛学、医学、建筑学，还从扬州运去中药，对日本医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唐代僧人义净留居印度20年，在此期间常用中国医药为印度患者治疗疾病。

他的著作记述，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等被印度百姓称为“神州上药”。

除此之外，宋僧惠清到日本行医，医僧有邻禅师所撰的《福田方》12卷，南宋僧医治愈越南李朝神宗的“心神恍惚”证。

所有这些不仅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传播，而且对当地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中医药自身的完善起到了促进作用。

而这及之前的时期，中医药在世界医药范围内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经佛教传教士传入周边国家，广受各个国家百姓的好评和赞赏。

明朝时，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华。

瑞士传教士邓玉函翻译校阅的《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所介绍的生理解剖学知识对中国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末年来华的波兰籍传教士卜弥格，于清朝初期编选一些有关中医理论、脉学和药物著作在西欧出版，对西方的医药特别是诊断方法有了一定影响。

此时的中国医药事业已经进入全面、系统的总结阶段，中医药学传统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检验和积淀，不断创新，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

此时的西方医药仍然被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希波克拉底四种体液说为基础的盖伦医学体系所支配着。

中医与佛学2013级中医内科专业20130079 杨小静摘要：中医学是在多学科基础上融会贯通的独特理论体系，佛学东渐必然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中医学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试从中医基础理论、中医治疗学﹑中医药物学与习俗、中外医学交流、中医养生思想以及佛教戒律对中医医德规范的影响。

关键词：中医佛学文化佛教佛学诞生于印度，汉哀帝时经西域传入中土，魏晋以后，佛学广为流传，被中国固有的文化吸收与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学深植根于传统文化，是在多学科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的独特理论体系，佛学东渐必然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中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佛学传入中土，首先给中医界带来了佛教医学，佛教医学源于印度医学。

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印度医学已成规模，公元前一千年，是印度古代医学的全盛时期，医学典籍为《梨俱吠陀》、《阿阇婆吠陀》、《阿输吠陀》。

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五世纪佛学加以接受、沿袭、运用，并注入佛教教义。

内科的《逻阇迦集》、外科的《妙闻集》。

儿科的《迦叶波集》，就是佛教全盛时期的医学代表作[1]。

佛教医学传入中国，逐渐被运用。

隋唐时期最甚，隋唐史志经籍中载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龙树菩萨和香法》2卷、《龙树菩萨养性方》1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西域婆罗仙人法》3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乾陀利治鬼方》10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4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3卷、《耆婆八十四门》1卷、《龙树咒法》1卷、《龙树眼论》1卷。

[2]以上诸书大抵无存，仅见其目。

而佛学中现存最多的医籍收录在《大藏经》中。

《大藏经》中专论医理或涉及医理的经书约四百部，蕴藏著丰富的医药学知识，汇集了生理解剖、药物、临证治疗、摄生保健、心理咒禁等多方面内容，博异丰盈，独具特色。

1 佛学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影响僧医对中医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四大学说。

印度医学原来提倡三原质说，认为人体由“气”（位于脚与脐之间），“胆”（位于脐与心之间），“谈”（位于心与头之间）等三种原质学说。

浅谈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中医的积极作用作者：郑云阳来源：《健康周刊》2018年第13期【摘要】儒释道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思想，其富含哲理及各具特色的修计之术对启迪人们的智慧，培养高尚品格提供了哲学依据。

在博大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释道三家为主的精神文化不仅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同时也对各个领域，倒如医学也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儒释道；传统文化；中医1 儒家思想与中医儒家思想与中医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儒家文化对中医医德的形成与发展上的积极作用上。

医德是指医学活边中的职业道德，用来约束医者自身的道德与修养，实际上是一种职业道德原则。

中国医德随社会历史的不断变迁变化，它的演进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并且它不仅仅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与当代主流文化思想有关。

儒家文化中最核心的思想为仁爱思想。

学者有云“纵观中医学发展之历程其兴衰每每与儒家相呼应，其学说也与儒家相汇通，其医者处处有佛者之风骨”。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医德已然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儒家思想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这与中医医者不仅关注病人本身也关注四时节气还关注社会变化对人产生的影响相一致。

儒家对“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生命认知更是启示了作为医者应达到仁心与仁术的和谐统一。

“医本仁术”，“德乃医本”。

儒家的仁义思想成为医德的核心。

而儒家文化中的“贵生”思想亦张调了生命的可贵与难得，启示了医者应在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济世救人的作用，永不忘求人疾苦的神圣使命。

醫学是“仁术”，医者是“儒医”。

《千金方》中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先发慈恻隐之心誓愿救领含灵之苦”。

说明只有建立在仁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仁术救世”。

医者一旦缺失了医德修养犹如人只为行尸走肉。

所谓：“德之不存，技将安附？”如果要达到化心与仁术相统一就要学会尊重生命，关心病人疾苦，时刻牢记命至贵于金的涵义。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同样对医者适用。

另外，儒家恩想一直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这又对医德中“济世而非谋利”的要求作出了指引。

藏族医学文化中渗透的天人观念摘要藏族医学文化中的天人观念是蕴藏在每个藏人血液之中的，从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到医学理论体系等方面，我们都能深深体会到藏人心中那片神圣的“天”，以及他所展示给我们关于天与人之间的那种默契。

在生态环境危机的今天，重读藏族文化中展示出的朴素却耐人寻味的天人观念，对我们挖掘藏族医药理论的深层内涵将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我们正确保护生态环境、看待自然资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藏族医学文化天人观念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天与人的关系，虽并不简单地归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却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

藏族受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产生出“无情有性，真爱自然”的观点。

认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皆有佛性，有其存在的价值。

藏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了解了自然，他们将人体比为一颗大树，大宇宙时刻养育着人体。

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体，是由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尘埃“多查热”不断运动、渐渐积厚形成的。

1藏族宗教中的天人观念1．1藏族苯教中的天人观念苯教是藏族本土宗教，虽有佛教文化对其极大的冲击，但由其几千年的文化淀积仍发展至今，生生不息。

苯教信仰万物有灵，重视祭祀，以天、地、日、月、星辰、大河、湖泊、雪山、巨石以及自然界各种神奇现象作为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信奉天降“神旨”等。

其中苯教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天神的崇拜，认为一切都来自天上，对天非常敬崇。

在远古时代的藏族先民眼里，彩虹是一种捉摸不透的自然现象，或是一种神，或是某一种神显现的外在形象。

因此，苯波教巫师为使国王有别于普通人，让每位国王的头顶与天之间有一条白色的天(神)绳，国王可凭借这一“天神”顺利从天而降做人间国王，临终时又可凭借这一“天绳”缓缓地升上天空。

虹成为联系天界与地界的通道。

可见，苯教这一原始宗教在最初的年代里对“天”的理解还处在一种神秘的信仰与崇拜阶段。

天对与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佛教思想文化，不但是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绘画、天文、医学、科技以及婚丧嫁娶、吉庆节日等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等世俗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

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仅带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全面发展，而且在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学术思想、修养方法、音乐美术、工艺建筑、风俗习惯等等。

中国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

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

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

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

佛教为中国文化、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

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

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

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教与诗的渊源也很深。

佛教的传入不仅使魏晋的玄言诗死灰复燃，还为诗歌创作丰富了新内容、提供了新的境界，而且随着佛学的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

结交名僧、自许询、王羲之与名僧支遁交游开诗人与名僧交游之先声，白居易与鸟窠禅师、苏轼与佛印禅师等的交游都为中国诗坛留下了许多佳话。

而历代诗人中崇佛最甚者当推王维。

他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并与慧能的嫡传弟子神会有直接的交往，连他的名号都取自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取号“摩诘”二字。

南怀瑾先生弟子，黄宗隆医师——谈中医【儿时的黄宗隆跟随南师学拳】七岁跟随恩师南怀瑾记者：谈谈你师从南师的过程吗？黄宗隆：我小学的时候因为一个因缘和南老师开始学习，那时候我小学3年级，南老师开十方禅林和东西精华学会，我母亲在老古出版社做会计。

最开始和南怀瑾老师学习，第一套教的是少林拳，后来就教我太极拳，那时候还录像，台湾中天电视台来录的节目。

除了他自己还请了一些老师来教拳，包括华佗五禽戏，八卦掌、咏春拳，各式各样的都有。

记者：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来练拳吗？黄宗隆：放学过去练3个小时，然后和南老师吃饭。

我记忆力比较好，特别是形体的记忆。

所以练一趟就基本上记住了。

帮着教其他人，有些三星级的上将也是我来帮忙教。

大家叫我小老师，那时候南老师有讲课，讲庄子、大学、佛学，还有他编的一套正统谋略学。

其实从蒋经国时期，他们就一直在听南老师的课。

南老师就像台湾的国师，当时一些企业家、甚至三星的上将都来听他上课。

南老师对台湾的影响很大，包括两岸的和平。

他从邓小平时期开始就在努力做维持两岸和平的事。

中间有一段秘史：那时南老师离开台湾到美国，一段时间后回到香港，就一直在从事两岸和平的事。

当时两岸之间还没有什么沟通，他又与台湾上层又与大陆的上层说，包括汪辜会谈都是他起头的。

多年来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广，对人性的教育，对两岸和平做的贡献，拿诺贝尔奖都不为过。

南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以前政局不稳定时我们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毕业后我决定回到中国学习中医，去了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当时叫中国中医研究院），去之前先去香港看了南老师。

在北京学习四年后我就去了香港开诊所。

26岁独立开诊所对中医人才培养之见：1，要从小抓起。

2，分科不能太细黄宗隆：1988年底，那时我26岁。

在香港开诊所，名字叫“宗隆国医堂”。

我算是很年轻的医生，很多人来看病都以为我是徒弟。

那时主要以针和药为主，骨头部分还没有加进去，但我是一路在学。

然后发现一个问题，中医的培养没有从小抓起，都是在18岁之后进了医学院才开始接触的，而古人的医学是3岁前开始接触的，18岁前开始动手。

其实我们很多业力导致疾病的原因也在这里，特别是癌症，糖尿病，高血压等在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病灶，其实在我们的心性上仍然有一个相应的病灶。

他们之间相互影响。

我们一般通过念佛，忏悔，打坐，修炼，放下了执着，也就切断了两个病灶之间的通道，身体的病灶就自然消失了。

这一点不是假设，我们中医有内证的老师通过内证修炼已经证明。

我们人类从诞生就开始追求健康，通过养生，饮食，医疗等各种方法寻求健康，可是据最新统计中国目前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那为什么一直都得不到真正的健康呢？因为我们在寻求健康的同时，在用更大的力量制造疾病。

我们的身体受到各种不健康甚至有毒饮食的伤害，而制造疾病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心对贪嗔痴的执着会扰乱我们脏腑的功能。

中医学早在几千年前就确定了”生物—心理—社会—自然环境“的医学模式，而现在我们几乎只剩下了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

《黄帝内经》中《灵兰秘典论》是专讲心的重要性，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可见心的重要性。

此篇中说的”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恍惚之数“就是心理的活动，它刚发端时并不明显，只有一些细微的动静和变化，我们并不能完全感知，其实这里面就有了贪嗔痴的微细的治病因子。

这些细微的动静和变化持续不断的发生，就可以成倍的放大，最终影响到人的形体，产生脏腑功能失调下降甚至器质病变。

而《灵兰秘典论》的大义未被后人重视，后世医家治病重在用药，调节情志的方法很少，时有利用五脏七情的生克去用药，而未从根本上去治心。

我们的心受到各种不良情绪的干扰而致病，而这种不良情绪随着我们的认知往往会成为一种不良习惯，慢慢的就变成了我们的习性，这种不良的习性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意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的潜意识，所以当习性中的不良情绪作为治病因子伤害我们的脏腑时，我们多不能完全感知也难以控制。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杨徐杭陕西中医学院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的渗透中医学理论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古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昌盛时期。

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成为科学文化界的主导思想，中医学毫无例外地接受了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使当时的医学达到了新水平。

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阴和阳两个方面，阴阳的对立互根、消长转化规律是推动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

中医学借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用以诊断和治疗疾病。

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说明阴阳平衡对维持机体生命的重要性。

五行学说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构成，它们之间相互资生、相互制约，体现了事物间的整体联系和协调关系。

中医学借以说明五脏的属性及自控调节的整体观念，补充了阴阳学说在解释病理方面的不足。

《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气有余，则制其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

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的论点，揭示了脏腑病变传变规律，对预测疾病、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

精气学说认为气是构成一切有形物质的基本元素，是产生万物的本源，中医借以说明人体生命现象、疾病原因等，使之成为中医学特有的气学理论。

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降息则气之孤危，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儒学思想融入中医学成为中医学核心内容的阴阳五行学说自形成之日起就和儒学密切相关，作为儒家方法论的象数学说中所包含的阴阳学说、运动观点、推类比附等内容对中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有重大影响。

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医理论中有充分的体现并有所发展，中医把经络、脉象、五官等均与天地相比附，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行学说的生克理论是由儒家所创后又与阴阳学说结合运用，进而被中医学家用以解释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现象，成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部分。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摘要:伴随佛教而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

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

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所以，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中国化的佛教己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佛教;中国文化;影响。

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

佛教虽为宗教，但具有很强的思辨性，是多种文化艺术哲学成分的集介。

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是人类文化小可多得的精神财富，从古至今都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

关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各种小同的说法。

根据一般传说，也是被学佛者所公认的，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

也有文献记载，是秦始皇与印度阿育土同的时代。

实则，佛教之传入中国，应始于秦而盛行于汉，至隋唐间，更日趋兴盛，及玄类义净山印度归国，大事翻译，尽量介绍印度文化，致使佛教，二、佛教得以在中国传播的原因佛教并非我国古代先民们首创的一种文化、思想体系。

它在东汉初年传人我国内地后，迄今己近二千年。

我们姑且不论佛教对历史的推进作用，但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它对我国文学、艺术、天文、医学、逻辑等等的巨大贡献。

佛教文化因素渗透到了我国中古、近古文化的中枢和末梢，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然而，为什么具有成熟的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能够见容于一种外来文化呢?中国以博大的胸怀容纳、吸收、改造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文化因素，使之成为自身文化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需要具体谈谈佛教传人中国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应该从很多方面进行详细而深入的分析。

但是，如果究其主要原因的话，则可大致概括为下述两点：第一，思想方面的原因。

佛学于中国固有文化，在某些方而有矛盾的地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与转型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传统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佛教的传播与影响。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凭借其独特的哲学与教诲，对社会与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在东亚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

本文将探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

一、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佛教传入中国是从公元1世纪开始的。

当时大秦国汉武帝派遣多精进入中亚传教，并且有少数中亚的佛教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但佛教最早在中国留下的记载是在东汉末年。

据《华严经》记载，当时一位名叫前白像的印度僧人把佛教的教义传入中国，开始了佛教在中国的漫长历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开始融入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想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二、佛教的传播与发展1.佛教学派的分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期共兴起了七大宗派，它们分别是：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天台宗、真言宗和禅宗。

这七大宗派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禅宗是由南北朝时期的神秀提出的，切实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特色。

禅宗不推崇学习经典，而是更注重内心修为的追求，通过静坐冥想等方式去达到顿悟的境界。

2.佛教与文学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也有所影响。

在文学领域，佛教与文学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

如《妙法莲华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艺术价值的一部佛经，在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在艺术方面，中国古代佛教艺术本身就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支重要的艺术流派。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中国原有的艺术流派相互结合，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艺术风格。

如著名的洛阳白马寺、法门寺和云冈石窟等都是佛教艺术的杰出代表。

3.佛教与哲学思想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到了中国的哲学思想。

佛学尤其是禅学对中国儒道的理论思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佛教理论中的破除无常，顿悟真理等思想，与中国儒学中的物我不分,致良知,物我合一等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