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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引言电车事件，是指一个人在道德困境中面临的选择，即当一个人必须在两个或多个受害者之间做出选择时，如何权衡利弊，做出符合道德和法律的选择。
电车事件在我国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成为法律标杆案件。
本文将围绕电车事件，探讨伦理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现实社会中作出符合道德和法律的选择。
二、电车事件概述电车事件起源于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9世纪提出的“电车难题”。
后来，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库克（Philippa Foot）在1967年对这一难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使之成为伦理学领域的经典案例。
电车事件的基本情境如下：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在轨道上行驶，前方有五个人被绑在轨道上，电车如果继续行驶，五个人都将丧命。
此时，你站在一个开关旁边，可以选择是否将电车转向另一条轨道。
然而，另一条轨道上也有一个人被绑着。
你面临的选择是：1. 不采取行动，让电车继续行驶，导致五个人死亡；2. 按下开关，使电车转向另一条轨道，导致一个人死亡。
三、电车事件的伦理与法律思考1. 伦理角度电车事件引发了关于道德原则的激烈争论。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伦理观点：（1）功利主义：认为应该选择使大多数人受益的行为。
在电车事件中，功利主义者会倾向于选择转向另一条轨道，以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
（2）康德主义：强调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康德主义者认为，在电车事件中，不能通过牺牲一个人来达到整体利益，因为这是不道德的。
（3）道德直觉主义：认为道德判断基于个人的直觉和情感。
在电车事件中，道德直觉主义者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感和价值观做出选择。
2. 法律角度电车事件也引发了关于法律责任的讨论。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法律观点：（1）法律义务：法律要求人们在不侵犯他人权益的前提下，采取合理措施防止他人受到伤害。
在电车事件中，如果不采取行动，导致五个人死亡，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2）法律后果：法律后果是指行为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之四）论证电车难题，看西方哲学家有多渣，该补法律体系漏洞了一个概念定义的是否准确，其后果大到出乎想象！甚至直接颠覆因果逻辑。
比如十大悖论之一的“电车难题”，让世界上所有人陷入了“道德困境”，到底是杀死一个还是杀死五个？这个难题至今无人能解答。
是无解吗？当然不是，西方人搞错了一个概念，让全世界人都跟着迷糊了。
限于篇幅请自行查阅“电车难题”。
目前主流学术观点，大致有两个：（1）以康德为代表的道德主义认为：生命不能作为工具，一个人的生命与五个人的生命一样重要。
遇到两难时，啥也不做。
（2）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认为：五个人比一个人更重要。
两难时，应当放弃少数人，救多数人。
十方突同学认为，首先要明确定义一个概念：“剥夺生命”和“剥夺生命权”，哪个是道德意义上的“杀人”。
举个例子：法律判定一个人死刑，剥夺他生命权的是法律，而剥夺他生命的是刽子手。
很明显，道德针对的是法律裁决是否公正合理，与刽子手无关。
也就是说，生命权才有道德意义。
再举个例子：一个人钻车下自杀，虽然结束其生命的是司机，但司机是没有责任的，司机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
是司机撞上他之前，这个人已经放弃了生命权。
司机没有剥夺他的生命权。
第三个例子：我国刑法第28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一个人被一个坏人控制，坏人胁迫一个无关的人将其杀害。
剥夺其生命权的是坏人，是主犯受主要处罚。
而只剥夺其生命的人，受到道德同情，甚至免于处罚。
以上例子证明：生命权才是道德针对的对象。
而生命本身并不是。
在“电车难题”中，研究的是道德困境，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因此，我们直接看司机到底是侵犯的生命权，还是生命。
很明显，被绑在铁轨上的人，生命权已经被绑他们的人拿走了，司机只是剥夺了其没有生命权的生命。
从道德层面上来讲，司机无论怎么做，都只有救人，而没有杀人。
在众多的衍生例子里，有一个从桥上推胖子下去截住电车的，就是赤裸裸的剥夺对方生命权，清清楚楚是犯罪。
电车难题的启示其实，电车难题之所以称为难题，我们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诸如电车难题只是一个思想实验，而不是我们现实中就要做出的决策，而且即使我们在面对这个实验时做出了我们所认为对的决策，我们也是不用承担真实的后果的。
第二，之所以称为难题，也许根本没有所有意义上的最优解。
思想家们提出一个个是思想实验的目的是在高度抽象化的条件下，检验我们所持有的一条条价值判断、伦理观点。
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思想实验在现实中确实有相类似的例子，就像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海上吃人案”，后来这个案件还被修改，写成了《洞穴奇案》一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思考。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认识到，思想实验仅仅是实验，并不是现实。
例如在电车难题这个思想实验中，这个胖子可以是另一条铁轨上的、可以是被“你”推下去的、可以是在桥上，按下按钮桥坍塌了掉下来的，这个胖子还可以是你喜欢的人、是你讨厌的人、甚至是一只胖猴子（真的觉得这只胖子太可怜了）。
这些变形的实验都很难在生活中实际面对，但是却有助于我们思考，这样的思考是对我们所持有的价值观、伦理观的“检验”与”锤炼“。
例如，我们共识的一条价值判断是”生命高于一切，生命无价“那么请思考一下，一元钱救一条命，救不救？一百元救一条命，救不救？一万元救一条命，救不救？一千万救一条命，救不救？一亿元救一条命，救不救？就像在火灾中的一幅名画和一只猫，到底如何抉择，或许取决的是当事人那一刻的感受吧，这个感受可能是理性的、可能是感性的、不过更可能是理性和感性”互相拉扯“的纠结后的直觉。
回到思想层面，当我们在思考面对这些思想实验如何抉择时，哲学界有两个主流原则或许会给你的思考一些启发。
这两个原则都是有关”道德容忍度“的，所谓道德容忍度，就是人们对与道德有关的各种行为和观点的容忍程度。
例如人们对于谋杀行为的道德容忍度为零，那就意味着对这种行为是完全不接受的。
这两个原则分别是”双重结果原则“和”功利主义原则“双重结果原则（又称双重效应原则）：当我们面对道德难题时，一个选择会同时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正面的效应（行为人所希望发生的），一个负面的效应（行为人不希望发生的），在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情况下，如果一个行为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效应时，这个行为是被道德允许的。
抉择之难——读《电车难题》有感（最新）当一辆失控的电车冲向主线轨道上的五个人，这时，侧线轨道上站着一个人，达芙妮·琼斯扳动岔道将电车引到侧线上，从而，拯救了五个人，导致侧线上的法利先生死亡。
检察官坎宁对琼斯提起公诉，民意法庭陪审团要决定琼斯是否犯罪。
电车难题这本书以这个故事为开端，以新闻报道、检察官指控，辩护人答辩，教授分析、心理学家的意见、电台辩论等形式进行展开讨论，其中出现了类比假设：如果站在天桥上，一辆疾驰的电车即将冲过天桥撞向轨道上的五个人，必须用重物阻挡，但在天桥上只有一个重量足以阻挡电车的胖子，该不该把胖子推下桥阻挡电车拯救五个人。
经过调查，人们对两个类似问题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大多数的人第一反应是应搬动岔道，琼斯无罪，但同时，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不能把胖子推下桥。
检察官在指控中又进一步举例支持有罪的观点，梅普斯医生从一名健康人身上取下五个器官用于拯救五名需要器官移植生命垂危的人，结果导致健康人死亡，五人获救，梅普斯会被毫无疑问的认定谋杀。
为什么同样是杀一救五，会有如此不同的结论。
人们分析这一不同反应的背后是是“功利主义”和“绝对命令”之争，“功利主义”的原则很简单，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
用1个人的代价换取5个人的结果是正确的。
而“绝对命令”要求把人当做目的而不是手段，本人不愿做的事不能强加于人。
牺牲一人是把人当做工具，你肯定不愿搬动道岔致自己孩子死亡，因此也不能施加于他人。
两种思想从不同的角度都非常有道理，但究竟该如何进行抉择，该书只是提出讨论，没有答案。
但问题的提出、讨论，确确实实让我们体会了一把抉择之难。
我看到扳道岔的问题时，第一反应也是觉得救五个人是值得的，类似于“紧急避险”，为了保护较大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危险，侵害较小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但接着读下去，思考一下，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大于五个人？那一个人是科学家，而五个人是无恶不赦的恶棍呢？个人利益永远存在相对较小的可能，如何避免被牺牲？而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又如何判断价值呢？而如果需要耗费太多时间考虑价值，时间等得及吗？效率如何保证？我们身边如是的例子不胜枚举，个人为了追求眼中的价值，包装、炒作，或者使用手段暗箭伤人，扭曲了人性和道德，让我们觉得现在社会变得让人痛心；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为了人类的发展，创造财富，发展经济，需要耗费资源，一并破坏了环境，带来无数的副作用，人类发展已经看到了瓶颈，如果需要评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哪个价值更高，条件和时间都不具备，以致于发展和环境问题成文新的问题。
电车难题的哲学与法律思辨电车难题的哲学思考——边沁的结果主义（功利主义）与康德的绝对主义（公平的正义）以及法律思考——法律与秩序还是道德与秩序。
看了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公开课对电车难题的讨论，想粗略探讨其中的哲学问题与法律问题。
最早由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富特于1967年提出的著名的电车难题，桑德尔教授在公开课中做了三层递进的假设——第一层：一辆有轨电车失去控制疾驰向前，司机看见前方的轨道上有五个人，他可以任凭电车继续前行，那么这五个人一定会被撞死。
这时候他发现旁边恰好有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个人，因此他也可以选择将电车拐入岔道，这样就只会撞死一个人。
那么，他是否应该把电车开到人少的轨道上，撞死一个人，而挽救五个人的生命？第二层：你站在一座跨越电车轨道的天桥上，这里没有岔道，只有唯一的一条轨道，轨道上站着那五个即将被撞死的人。
如果你无动于衷，那就五个人必死。
而要救这五个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电车前头以重物将车逼停。
这时候你发现身边唯一一个能够挡住电车的，就是同时和你一起站在天桥上的一个胖子。
那么你是否应当将这个胖子推下桥牺牲他一个人，去挽救那五个人的生命？第三层：外科医生在一家大型医院工作，他接到通知赶往急诊室。
在附近一条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连环交通事故，共有六名伤员被送往该医院，医生迅速做出诊断：其中两名伤员需要肾移植；另一人需要心脏移植；还有一人需要肝移植；第五人需要肺移植；第六名伤员没有明显的伤情。
医生能不能摘取第六名伤员的器官，移植给上述五名病人，因此牺牲了一个人的生命而挽救了其他五个人的生命？我们首先讨论哲学问题：电车难题的哲学问题就是边沁的结果主义与康德的绝对主义之争。
十九世纪英国伦理学家杰里米·边沁是结果主义，即功利主义的创始人。
他主要的哲学思想包括两个原理：一是功利原理和最大幸福原理，二是自利选择原理。
他提出来的理论说“一个行为正不正确，完全取决于它造成的后果。
而我们的行为准则，应该是要让最多数的人得到最大的幸福。
电车难题马原分析电车难题引用：“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
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
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解读：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
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
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
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等的不道德。
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
许多哲学家都用电车难题作为例子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状况经常强迫一个人违背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还存在着没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况。
这一悖论的答案可以揭晓了：一、你只有两种选择、两种可能的行为：动拉杆或者不动拉杆，这必然造成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人死亡或者五个人死亡。
这两种行为不可能都是不道德的。
二、你拉动拉杆，造成一个人死亡的结果，你不应当为此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因为这个人的死亡，不是你的行为造成的。
外界条件决定必然会有人死亡，要么一个、要么五个，至少要死一个人——这是必然的结果，这是你无法阻止的结果。
三、你不拉动拉杆，造成五个人死亡，你应当为此承担道德的谴责。
死亡五个人，不是必然的结果，而是你的行为造成的。
外界条件决定必然会有人死亡，要么一个、要么五个，死一个是必然的，死五个不是必然的，现在真的死了五个，那是你的行为造成的。
在这里，我们把六个人的生命当成同等价值的抽象个体，这样做可能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无价的、至高无上的，das没有理由为了挽救那五个人的生命牺牲者一个人——das没有剥夺这个人生命的权利，不管出于什么高尚的理由。
通识48/罗翔从法律角度破解电车难题在伦理学领域有一个知名的思想实验，叫做“电车难题”，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去，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
但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
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面对这种情况，你是否会拉拉杆呢？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菲利帕·福特在1967年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功利主义。
然而电车难题不仅涉及哲学和伦理学，还涉及刑法学。
在历史上，其实发生过很多类似电车难题的真实案件，比如经典的1884年“米丽雷特号”案。
1884年，一艘名为“米丽雷特号”的轮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四名船员，包括船长杜德利，大副史迪芬斯，船员布鲁克斯，杂役帕克，都被迫逃到救生艇上。
而此时的帕克由于不听劝告喝了海水，奄奄一息。
四个人在吃掉了救生艇上所有的食物后，已经有八天没有进食了。
在漂泊19天后，杜德利船长建议抽签，抽到谁，谁就会被杀，以拯救剩下的人。
船员布鲁克斯对此保持沉默。
后来，船长杜德利决定将已经气若游丝的帕克杀死，大副史迪芬斯表示同意。
于是杜德利将帕克杀死了，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帕克只能发出微弱的反抗声：“为什么是我？”三个人靠帕克的血和肉存活下来，杜德利和布鲁克斯消耗了大部分人肉，史迪芬斯吃得很少。
最后，在漂泊的第20天，一艘德国轮船从旁边经过，三个人获救。
回到英国后，船长杜德利和大副史迪芬斯以谋杀罪被起诉，最后法官认定杜德利和史迪芬斯有罪。
这个案件在法律界争论不休，一方持道义论的态度，认为禁止杀人是基本的戒律，人的生命是不能比较的，应该判处有罪。
另一方则持功利论的态度，认为多个人的生命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加重要，牺牲少数人的生命保全多数人的生命是正当的，应该判处无罪。
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
那到底杜德利和史迪芬斯该不该被判有罪呢？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这起案件中杜德利和史迪芬斯是否构成紧急避险。
法律中紧急避险指的是在紧急状态下，为了保全自己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损害一个较小的利益来保全一个更大的利益。
电车困境作文English:The trolley problem, a classic ethical dilemma, has been a topic of much discussion and debate.It presents a situation where a trolley is careening out of control down a track, heading towards five workers who will be killed if it continues on its path.However, by diverting the trolley onto a different track, one can save the five workers, but at the cost of killing one worker on that track.This scenario forces individuals to confront questions of utilitarianism versus deontological ethics, and the difficulty of making a decision that will have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中文：电车困境，这是一个经典的伦理难题，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讨论和辩论的热门话题。
它描述了一个场景，一辆失控的电车沿着轨道疾驰而下，如果它继续前行，将会撞死五个工人。
然而，通过将电车引向另一条轨道，可以拯救那五个工人，但代价是那条轨道上会有一个工人死亡。
这个情境迫使人们面对功利主义与义务伦理学的抉择，以及做出一个将产生重大后果的决定的困难。
English:One of the key aspects of the trolley problem is the issue of intention.If one actively diverts the trolley onto the other track, they are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of the one worker.However, if they do nothing and the trolley kills the five workers, they are not activelyinvolved in the process, but are still seen as morally responsible for not preventing the deaths.Thi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morality of inac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decisions,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y may be.中文：电车困境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意图问题。
王路：菩萨会为了拯救全世界而杀掉一个小女孩吗？原题《电车难题和功利主义》诸位，读这篇文章之前，请先在心里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是否该为了拯救全世界而杀掉一个小女孩？“当然不。
”这是我听到最多的回答。
这，基本上是共识。
但不能不说，这个共识也存在问题。
要聊这个问题，还需先梳理一下电车难题（Philippa Foot，1967）：1.0 有疯子把五个人绑在铁轨上，失控的电车马上要撞死他们。
这时，你在旁边，可以拉动拉杆让电车转移到另一条轨道，但另一条轨道也被疯子绑了一个人，是否应该拉下拉杆？为了不让问题变异，先界定好：所有这些人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抽象的人。
一种典型的回答是：“不拉。
不能认为五个人的生命就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拉下拉杆的人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
”这种回答是最流行的。
其实它有很严重的问题。
说“不能认为五个人的生命就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没问题；说“拉下拉杆的人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这就有问题了，实际上，最终拉下拉杆的人还不一定功利主义，而果断回答不拉的人才真的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
如排除掉功利主义去考虑，则这个问题是无从抉择的：就像一头驴子应该吃两捆干草中的哪一捆，所以，完全没有理由断定是该拉或者不拉。
如果我们把题目换成如下的表述，就能看出其中差别：2.0 你必须按下两个按钮中的一个（说老子就是不按的是耍流氓，没法跟耍流氓的人讨论问题）：按A，会造成1人死亡；按B，会造成5人死亡，你按哪个？这时候，在电车难题1.0中果断回答“不拉”的人应该没有理由果断选B了吧？区别在于，电车难题中，是“选择”与“放弃”的对比；新难题中，是“选择”与“选择”的对比。
两者实质上没有差异，但名义上差异很大。
——事实上，人们做出抉择很多是因为名义上的差异。
因为无从选择，所以放弃。
但放弃并不是“放弃”。
在这种情形下，没有真正放弃的可能性，而“放弃”是另一种选择。
所以，在电车难题中果断回答“不拉”的人，其实是带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的：我不拉，这事就跟我没关系，我就是个看热闹的。
列车问题结合功利主义和权利理论两种哲学问题进行分析“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
一辆失控的列车即将撞向轨道上的五个人，而你可以选择动一下方向盘把列车引向另一个轨道，而另一条轨道上只有一个人。
这个时候，是否应该拉一下拉杆用一个人的生命去拯救那五个人？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应当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
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扳动拉杆，用一个人的生命去换取五个人的生命，这绝对符合功利主义“为最多数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
但是仔细追究会发现，功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一旦拉了拉杆，你就要为另一条轨道上行驶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甚至是全部法律责任，但从道德上来讲，你的善意是否应该为这一个人的死亡而买单？那一个单独的人就应当为五个人的不幸买单而献出生命，这是否有正当性？生命的价值是否可以用人数的多寡来衡量？这里首先要分析什么是功利主义。
边沁认为：“自然把人类置于两种主宰即痛苦和快乐的统治下。
只有他们能够指出我们应当做什么，而且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
一方面是是非标准，另一方面是因果关系链，这两者都被系在痛苦与快乐的宝座上”，而“功利是指任何客体的这么一种性质：它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者幸福，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有关者遭受损失、痛苦、祸患或不幸；如果利益有关者是一般的共同体，那就是共同的幸福，如果是一个具体的人，就是这个人的幸福”，因此，“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的利益有关者之幸福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
我说的是无论什么行动，因而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是政府的每项措施”。
总结来说，按照功利主义，道德与否由道德之外的功利来决定，而功利又存在于行为的结果或效果之中，功利具体是指行为对所有相关人产生的幸福的加总，在众多的行为模式选择中，功利主义倾向于选择功利最大的行为模式。
243功利主义困境探析——以电车难题为例邵雅萱广东广雅中学摘要：电车难题不仅是功利主义者面对的道德困境，也是一般意义上各类学说的道德难题。
探析电车难题及其变式的过程，是明确化功利主义定义和性质的过程，反思和修正功利主义的过程，更是在为定义道德提供功利主义思路，以求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电车难题；功利主义一、电车难题及其变式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最早由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在她1967年发表的论文《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中提出，该问题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
其具体内容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
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
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电车难题还有许多“变式”。
这些变式修改了一些前提条件，也许会导致人们作出不同于经典电车难题的选择。
i.电车刹车失灵，面前的分叉口呈“Y”形，左边绑着五个人，右边绑着一个人。
你是驾驶员，需要决定开往哪边。
ii.胖子难题：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在驶过来，轨道的远方有五个人眼看就要被压死。
假设你恰好站在轨道上方的桥上，桥上有一个胖子，虽然你的身体无法拦住电车，但如果你将胖子推下去使其掉落在轨道上，其体重正好足以阻挡电车继续前行从而拯救那五个人。
你是否选择牺牲胖子的生命来拯救那五个人？①iii.一个医生接到了五个因为不同器官破败而找不到捐献者已经濒临死亡的病人。
这时恰好有一个发热昏迷的正常病人来就诊。
医生是否应该杀死这个人，并用他的五个不同器官分别救治五个濒死患者？学术界对于“道德应遵循什么最高原则”的问题看法不同，也因此有回答电车难题的不同视角和解读。
关于道德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德性主义、共同体主义等流派。
总体来说，情况是：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对更“二分”；讨论功利主义合理性的人更多。
电车难题实际上让人们开始反思功利主义。
二、功利主义对电车难题及其变式的解释虽然电车难题的提出是为了驳倒功利主义，但事实上，经穆勒修正后的功利主义可以完成对电车难题的解释。
穆勒修正后的功利主义内涵如下：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主张，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
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
……这种道德理论所根据的人生理论(是)唯有快乐和免除痛苦是值得欲求的目的，所有值得欲求的东西(它们在功利主义理论中与在其他任何理论中一样为数众多)之所以值得欲求，或者是因为内在于它们之中的快乐，或者是因为它们是增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手段。
②必须要指出，功利主义者认为的“快乐与痛苦”，在具体的情境中是可被等效替换为物质或精神上的“得与失”的。
电车难题的提出者菲利帕·福特本人认为改道并不道德，而因为改道是典型功利主义者会做的选择，她试图以此驳倒功利主义。
但应当警惕其依赖的两个预设。
电车改不改道的抉择作为一个道德判断，无论从什么立场来说，都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
尽管从表面上看功利主义者们会因为五大于一而轻易做出选择，但深层损益与表观得失一样，都事关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都是功利主义者们应当考虑的因素。
电车改道的选择中，令人诟病的并非“牺牲少数人”这个功利主义倾向，而是“杀死不相关的人”的行为本身。
驾驶员选择改道，事实上构成了故意杀人行为，这一选择本身包含了对不相干他人生命权的侵犯。
因此原题所考量的道德选择情景，绝不仅仅是五人与一人生命价值的抉择，而是五人的生命与一人的生命以及生命权利的对峙。
在运用功利主义分析该情景时，应当考虑改道这一选择对生命权益的侵犯将带来怎样的后果。
权利和义务，作为社会成员遵守的契约，其稳定性是需要成本维系的。
规则是为了保证群体净福祉的增加而制定的，但它却无法保证零损害。
确保行人自身安全、不干扰车辆行驶的情况下，行人闯红灯也是违规的，并且大概率是不道德的。
不能轻易“通融”规则，否则规则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受损，会更大程度地损害规则体系内每个成员的利益和福祉。
电车难题中驾驶员选择改道的行为意味着拒绝付出维持规则的成本，此举会模糊规则的界限。
此时受害者表面上是一人，实则是潜在的无数社会契约遵守者：“如果为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便可将无辜者的生命作为手段使用，那么将这条原则推而广之，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无辜者，则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都将受到威胁，因此选择牺牲胖子这个决定，表面上看是为了多数人(五个人)的利益，实际上是在侵害所有相关者(遵守契约的全部社会群体)的利益。
”③对生命法益的侵害，毫无疑问将消解既定社会规则的稳定性，而生命法益作为被法律保障的最重要的物质权利，对每个人都意味着“福祉的根基。
”因此，即便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电车难题也不能必然推导出“杀一救五”的结论。
④该难题并不能直接驳倒穆勒的功利主义，而是在二阶推导的意义上增加了功利主义衡量道德选择对错的难度。
五个人的生命更能代表“更大的幸福”，还是社会规则的维系以及对遵守规则者权利的保障更能够促进“整体的幸福”，这也是功利主义需要回答的问题。
244对“变式”中情境一的讨论，可以解决“生命价值”能否、如何衡量的问题。
这个情境中五人与一人的情况平等，司机的选择不会构成对生命法益的侵犯。
有人认为，很多情境是难以衡量得失计算福祉的，因此功利主义的可行性不高。
比如在此情境下，一个人的生命也许牵扯到数十个人的安危，或一个人能做出的社会贡献也许远大于另五个人，不能简单地认为五比一大，就舍一保五。
甚至由于尊敬生命的抽象价值，有人认为生命不能被用来衡量。
情境一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思想实验。
在刘明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电车难题原始情境中，大部分人依旧做出了舍一保五的选择。
在David Navarrete等人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三维模拟场景中，90%的受试者会选择牺牲1个人救下其他5个人，即绝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功利性结果。
⑤难以衡量的问题客观存在，但在不了解这六个人的更多信息之前，舍一保五是应当作出的促进伤亡最小化、功利最大化的理性抉择。
对功利主义可行性的质疑，不在于它的理论基础，而在于如何实施、如何完成它的使命。
而功利主义的可行性正在于：首先，它有无法被驳倒的使命和根基，即追求最大化的福祉；其次，在具体方法中，这种“预设每个人平等”的理性抉择也在理论上完成了功利主义的使命：长远来看，它的确最大化了人类总福祉。
至于生命无法被用来衡量的观点，在电车难题的背景下，不仅是对人们道德观感的忽视和消极否定，更是对理性的叛离，于讨论无益。
变式情境二和三则对原题进行了目的性的改编，加深了无辜者的“不相关程度”。
原题中“有辜”者并非在主观行为上“有错”，只是在题目预设中，他们被绑在了列车的既定轨道上，似乎“本应该死”，因为“有一种并不是他们造成的东西被施加在他们身上，使得五人相比一人并没有更值得同情……这种东西是从外在的、先天的角度来对五人施加影响的，也就是先天决定因素使得五人拥有了“不被同情”的属性”。
⑥但原题中五人“本应该死”的先天预设存在一个盲点，即驾驶员作为理性人，有“不作为”和“改道”两种选择，前者是被动行为，后者是主动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原题是可以被类比为“Y”型轨道情境的，“先天决定论”在此并不强势。
情境二、三则被“先天决定论”影响得更为彻底，从而有了泾渭分明的“有辜”和“无辜”的分化。
“先天决定论”在功利主义的运用中可以被量化为对“无辜者”生命权益侵犯的程度。
先天预设越无辜的人，也即和既定濒死者的境况越不相干的人，主人公杀害他们的行为也就越恶劣、造成的损伤相对也就越大。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比起原题，在情境二、三中更多的人会选择不杀死无辜者。
三、通过电车难题提出对功利主义的进一步修正功利主义追求的“最大化最多数人的幸福”的目的与道德以及人类的内在追求是一致的。
它“专注于行为的结果，目的在于最大限度促进整体的福祉，在实现的手段和方式上存在可以改变和利用的空间，始终与最大多数人利益站在一起，在实际情境中得到人们肯定。
”⑦所以就像上述电车难题所作分析一样，任何一个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都可以用功利主义来解释，而无法推翻功利主义。
“权利”和“功利”绝不是二分的，“公正”和“功利”也不是。
康德的目的论和功利主义也并非必然对立：如上所述，人们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对抽象价值的认同，乃至于“先天决定论”对量化过程造成的影响、一切道德情境中人们“净快乐”“净幸福”的增减，都应该被囊括在功利主义道德体系中。
甚至于穆勒认为，许多对抽象价值的认同、对基本权利的尊重，比如自由，恰恰有着“坚实的功利主义基础”(引用威廉姆)正如由煜堃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大多数道德判断两难的问题都是先天条件所造成的，那么是否应该让先天条件左右道德判断，或者考虑一下先天因素在道德判断中应当占多大的影响比例？⑧我们要做的，应当是修正和完善功利主义，即考虑如何恰当地完成不同背景下“幸福”的转换和量化。
没有理由因为完善功利主义的过程艰难就反对它。
在这个层面上，电车难题的提出是非常有意义的：它通过提出一个具体的情境，推动我们对功利主义作出完善。
在我们可以用一个系统的、可定量表述量化手段的、综括的功利主义观去解决电车难题和类似的困境之前，如上所述的对困境的探讨和解析尚不足以成为人们困境下道德选择的充要条件，即不仅目前的功利主义理论不能必然推导出某个确定的选择，且选择背后理论适用的唯一性也仍待证明。
注释：①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②穆勒.，功利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③刘炜坤.道德难题辨析——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J].西部学刊，2015(8)：78-80.④威廉姆·H.肖，庄忠正.自由与功利主义——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则”[J].学习与探索，2014(2)：37-42.⑤刘明娟，廖凤林.电车难题：情境人数对道德判断与恻隐之心的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4(2)：82-88.⑥同引用2⑦刘雪梅，顾肃.功利主义的理论优势及其在当代的新发展[J].学术月刊，2007(8)：45-50.⑧由煜堃.电车难题：先天决定论下的功利主义问题[J].赤子，2016(9)参考文献：[1].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穆勒.功利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刘炜坤.道德难题辨析——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J].西部学刊，2015 (8)：78-80.[4].刘雪梅，顾肃.功利主义的理论优势及其在当代的新发展[J].学术月刊，2007 (8)：45-50.[5].由煜堃.电车难题：先天决定论下的功利主义问题[J].赤子，2016 (9).[6].威廉姆·H.肖，庄忠正.自由与功利主义——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则”[J].学习与探索，2014 (2)：37-42.[7].刘明娟，廖凤林.电车难题：情境人数对道德判断与恻隐之心的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4 (2)：8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