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钢铁行业效益低迷的认识和政策建议

对钢铁行业效益低迷的认识和政策建议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刘海民目前钢铁行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全行业经济效益严重低迷，部分企业巨额亏损。

2012年86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决算汇总亏损7.6亿元；今年上半年有所好转但利润总额也只有22.7亿元，销售利润率只有0.23%。

如扣除大中型钢铁企业自有矿山的利润，钢铁冶炼压延业务总体上是亏损的。

另根据“对标挖潜”汇总数据，上半年钢材销售业务汇总亏损40亿元。

中小钢铁企业效益略好于大中型企业，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规模以上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实现利润454.4亿元；减去其中铸造业的利润后，钢铁冶炼压延加工业业实现利润292.3亿元（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数据）。

经测算，如从规模以上钢铁冶炼压延业中扣除大中型企业的业绩，其余中小企业（其中大多数是独立轧钢和钢材深加工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约为2.3%——仍低于同期全部工业平均5.4%的水平。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一是钢铁市场需求不可能再有较大幅度增长，二是地方政府救助本地钢铁企业的财力有限，三是随着金融体制深化改革，严重亏损企业面临资金断流风险。

因此，钢铁行业整体效益低迷状态仍将持续，而一些严重亏损企业生产经营将难以为继，行业“大洗牌”在所难免。

面对这种局面，认清钢铁行业的主要矛盾所在，是采取正确对策的前提。

笔者认为，钢铁行业目前困境的本质，是二元产权结构和缺乏公平竞争而导致的市场机制失灵。

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钢铁行业是一个典型的竞争性行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钢铁企业已经基本上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目前已经形成国企、民企两分天下格局（今年上半年非国有及国有控股的钢产量份额为51.5%）。

但目前仍存在政企职能不分、不公平竞争、国企机制滞后三大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甚至某种程度上有所退步。

因此，化解钢铁产能过剩，促使钢铁行业走出困境，步入良性运行轨道，根本途径是按照“十八大”关于深化改革的方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体系，减少对钢铁企业的直接干预，强化标准和规则监控。

一、行业效益低迷的根本原因是运行机制问题一直以来，行业内外习惯于把钢铁行业经济效益困境归结于三大原因：一是原料等要素涨价；二是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能过剩。

而这三条目前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原料价格与钢铁行业利润并无确切的相关关系。

矿石、焦煤等作为钢铁生产不可替代的原材料，按照市场规律，涨价因素在本行业不能完全消化的部分，势必通过成本传递到钢材价格上——如果传递不下去，一定是行业自身运行机制出了问题；同样道理，原料跌价并不能真的使钢铁企业增加利润，而会通过钢材价格下跌，最终惠及钢材最终用户。

现实中我们看到，钢铁企业在钢材涨价时经济效益好转，跌价时经济效益变差，其实是由于会计核算中历史原料成本与当期钢材价格存在时间差所造成的一种假象而已。

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我国进口铁矿石价格一直在20-30美元/吨的低价位徘徊，而由于国民经济进入起飞阶段，钢材需求旺盛，大中型钢铁企业经济效益由盈亏平衡线逐步上升到2003年的7%左右；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进口铁矿石价格由不到30美元上涨到150美元左右，而大中型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一直保持在7%左右较高水平上；金融危机过后，尤其是这两年，进口铁矿石总体上在120美元/吨以上的高位上大幅波动且有降价趋势，但大中型钢铁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却由2008年以前7%左右高位和2008-2011年的2-3%的低水平，逐步下滑到目前基本为零状态。

可见，矿石价格变化与钢铁行业经济效益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钢铁企业和行业当然希望铁矿石降价，但铁矿石价格升降的最终承担着或受益者是最终用户，而不是价值链的中间环节——钢铁行业。

其次，迄今并未出现“钢铁需求萎缩”。

随着国民经济减速，我国钢铁消费没有像过去十几年那样呈现年均百分之十几二十的高速增长，但毕竟到目前尚没有发生绝对量减少现象，只是增速下降而已。

2012年和今年1-8月份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分别增长4%和6.8%，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是下降的，如1-7月份除中国外钢产量同比下降了2.6%。

中长期看也是如此，欧盟27国2012年钢材消费比2007年下降29.6%，日本下降21.2%，美国下降10.7%，它们才真正称得上“消费萎缩”，而同期我国钢消费增长了29.6%，根本谈不上“萎缩”。

第三，产能过剩及其影响被夸大了。

过去简单地把产能减去产量之差视为“过剩”，这种看法近两年来有所转变，人们开始承认存在一个“合理产能利用率”。

多数观点认为，钢铁行业合理的产能利用率大约在85%左右。

但目前媒体声称2012年钢铁产能利用率只有72%（又一说为73.9%等），因此产能存在“严重过剩”。

笔者认为这些判断是不准确的：一是将分母（产能）加上了估计瞒报的6000万吨，而分子却未相应加上瞒报的产量；二是本应以年初年末的平均数作为分母，却以年末产能作为分母，得出来的值势必偏小。

对上述因素进行调整后，可计算出我国2008年~2012年的炼钢产能利用率分别为80.2%、84%、82.6%、84.4%和80.2%。

这些数字明显高于同期欧美等国的水平。

根据OECD钢铁委员会今年7月份的一份报告，2012年除中国外的国家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0.9%，其中欧盟27国平均为69%，北美为73.2%，南美为66.3%，中东低至46.5%。

与他们对比，若以85%作为合理的产能利用率，我国目前钢铁产能总体上确有过剩，但属于略有过剩而不属于“严重过剩”。

夸大产能过剩及其影响，容易使我们放过造成钢铁行业目前困难的主要矛盾，从而难以做到“对症下药”。

那么，经济效益低迷的“元凶”究竟是什么呢？个人认为是市场机制失灵，具体说是部分承担供求调节器的边际生产者未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致使上游价格变化因素不能正常地向下游传递。

徐乐江会长在中钢协四届六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所做报告中区分“产能过剩”与“产量过剩”的概念，是很有道理的。

任何行业都存在产能大于产量的现象。

例如今年1-7月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高达8.15%的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只有65%；另据报道，我国碾米业产能利用率只有28%。

可见，产能过剩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市场失灵导致的产量过剩，即一部分企业不计盈亏，严重亏本仍坚持不减产、停产。

我国钢铁行业企业众多，光有炼钢能力的企业就有500家左右，一些集团公司在组织上进行了整合，但业务并未整合，子公司之间存在同类产品竞争关系。

因此，我国钢铁行业是一个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

在这种市场结构中，钢铁企业之间在经营环境、产品质量、管理水平乃至经济效益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如果在按利润率由高到低排序的“队列”中，排在队尾的企业作为边际生产者，发生亏损就减产或停产，则市场供求关系将较快回归正常状态，整个行业不至于陷入亏损。

这也正是近几年来其他多数行业、中小钢铁企业主导的长材和钢材深加工市场发生的情况。

但在板材市场，这种市场反应比较“迟钝”，一些已经没有销售毛利甚至没有边际贡献的企业，也不及时调整生产节奏，再加上钢铁产品具有需求缺乏弹性和价格富有弹性的特性，在产能过剩、需求放缓的市场环境下，势必进入“越亏越干，越干越亏”的怪圈。

从2012年汇总数据看，在主要钢材大类品种中，全年平均亏损1000元/吨以上的企业并非个别。

例如某企业一个圆钢品种每吨实现收入4102元，亏损却高达2110元，仅此品种当年就亏损了2.5亿多元。

另一家企业全年全部钢材平均实现收入仅3493元/吨，却亏损了1052元/吨，全年钢材业务累计亏损11.7亿元。

由于这些“亏本干”的企业存在，一方面，它们的亏损额拉低了行业利润平均数；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向市场倾销亏本钢材又拉低了钢材价格。

双重作用的结果，使得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大低于合理水平。

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末钢产量只有1亿多吨时就曾经发生过，当时大中型钢铁企业连续3年利润基本为零。

“边际生产者”对市场环境反应迟钝的原因，既有技术经济方面的，也有体制机制和管理方面的。

在一定限度内，亏损仍生产比停产的损失可能要小，从技术经济角度衡量，不停产是合理的。

特别是规模大、固定费用比例高的板材生产线，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一些企业产业链长，其部分工序（例如炼钢、轧钢）的亏损可以用其他工序（例如矿山）的盈利来弥补，从技术经济角度看虽不合理，但为企业不停产提供了客观条件。

但是长期地、连续地亏本或无边际利润生产销售，不仅自身生产越多亏损越多，而且严重危害钢铁行业内部其他竞争者的利益。

二、“市场失灵”的深层原因是改革不到位改革不到位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企职能错位。

在政企关系上，主要是政府直接干预太多，而该管的事没有管住管好。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越权行政。

很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增加税源、扩大就业和维稳等动因，不顾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得违规扩大钢铁产能的禁令，默许、纵容甚至强令企业扩大钢铁产能；有矿石、煤炭等自然资源的地方政府，则要求必须在本地建厂进行深加工，不准把原料直接销往外地；有些地方给予钢铁企业大量财政补贴。

据对30家钢铁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统计，其进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高达45亿元。

虽然这些补贴大多以“节能减排”等社会目标为根由，但容易给国外竞争对手对我国出口钢材频繁发动“双反”提供口实。

近两年钢铁市场不景气，按照市场原则一些企业或某些产线、品种本应停产减产，但地方政府强令即使亏损也要继续生产，致使亏损扩大。

国家鼓励钢铁企业兼并重组，企业双方也有意愿，但地方政府对外地企业兼并本地企业，以及本地强势企业将资金投往外地或并购外地企业，基本上持不支持态度。

而央企兼并地方企业，通常不愿意采取双方（中央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共同持股的方式，而要求无偿划拨变为央企，也是某些兼并重组项目迟迟不能落地的原因之一。

政府该管的、有法可依的却没有管住管好，存在“重审批，轻监管；重制度，轻执行；重利益，轻效益”（重地方税收利益，轻企业经济效益）倾向。

例如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违规排污放松监管，致使一些本不具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尤其是不规范的小型钢铁企业获得低成本优势，挤占大企业的市场，使优胜劣汰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另外，某些地方仍存在不少假冒伪劣建筑钢材，但至今我国尚没有制度化的建筑钢材监控体系。

中央政府对投资的管制政策，也不十分成功。

主要标志之一是目前半数左右钢铁产能是未经核准的“违规产能”。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为投资核准制赋予了本应由投资者决策并承担后果的“效益原则”，由于钢铁从来被认为是过剩产业，对未来需求预测过于保守，从产能只有4亿多吨就开始对新增产能严加限制，而实际上需求远不止4亿吨（目前已达7亿吨左右），于是中小企业落后产能绕过核准制乘虚而入，而国家对违规产能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