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小说文体辨析及其在教学中的理论意义

中西方小说文体辨析及其在教学中的理论意义
摘要：本文认为，应该从理论上让生者区分清楚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在文体意义上的差别，这两种文体便需要设计不同的判断标准。

做到这点之后，再让学生在新的标准下进入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学生就会发现中国叙事文学的独特之美。

关键词：古代小说；novel；阅读
一、小说还是novel？
任何一部英汉词典都会告诉我们，小说就是novel。

但我要说的是，任何一部双语词典从文化而非语言角度来看都是名符其实的郢书燕说，因为在人们欢呼“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时候，却忘了每个词语代表的文化细节都有程度不等的错位。

“小说=novel”就是一个典型的语言学判断，这种判断忽略了它们是不同文化系统中孕育出的叙事文体。

中国小说的发生与发展有自己独特的传统。

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第一次提到“小说”的是庄子，其《外物》篇中讲述了任公子的奇异故事，最后说明了“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道理，其“小说”实即字面所示之含义，即与圣贤大道相对的街谈巷议、浅识小语。

事实上，在庄子前后，许多先秦典籍都有大致相类之名，如《庄子》又以“小言”称之[1]，荀子则言“小家珍说”，名虽不同，其实则一，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小说”作为文体之名的被选用，不过是它比众多备选的名称更幸运罢了。

当然，在庄子那里，“小说”一词尚非文体名，但其指称的现象却在后世逐渐演进为文体，因此这一名称也便标示了后世作为文体的“小说”的特征。

可以说，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系统中，小说文体一直就没有摆脱“小说”原义的牢笼，而这其实也正是中国小说文体的核心特征。

进入两汉之交，刘向、刘歆父子对国家藏书进行大规模整理，撰《别录》及《七略》，其书虽佚，然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可见一斑。

其“诸子略”之末附论了“小说家”一类，并论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2]这一设置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中显得如此意味深长，因为它表明小说这一刚刚萌生就处于边缘地位的文体得到了高雅文化的认同，并且在大传统的文化分化中也拥有了自己的位置——虽然它的位置还并不固定，还总是在子部与史部之间游走。

此后桓谭《新论》亦有“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之言[3]。

从刘氏父子及桓谭之“小说家”三字连用可以见出，此时“小说”已经从庄子时代的原初意义发展而为某种类别的指称。

此外，他们也对它做出了经典的描述，如桓谭的界定与评价：“小语”与“短书”意味与“小说”同，皆指它的客观形态及思想意蕴上的“短”、“小”。

而“丛残”则指他的文体组织的随意性；“近取譬论”指它的意蕴的呈现与言说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在这个时候已经大体形成了，而且这一文体的成立经过了史官目录的吸纳与认同。

到了唐宋，中国叙事文学又出现了新的文体，即变文与话本，二者经过说书人的中间环节，最终形成了章回与话本的新传统。

于是，中国小说的两大体系都已形成并各自发展，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传统。

而西方则完全不同。

西方叙事文学的源头是史诗，继之以中世的传奇
（romance），最后发展到18世纪的novel。

所以，美国学者浦安迪认为，史诗传统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式微，但到了启蒙时代却又借novel形式而复活。

正因如此，18世纪才产生的novel与古典史诗遥相呼应，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标准如“结构完整性”和“时间循序感”等才是novel文体的本质规定[4]，所以，无论从创作的角度还是批评的立场看，novel都是欧洲文化的独特产物，决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也就是说，小说与novel是产生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或许有些类似但却有极深刻差异的文体，一定要当作一种文体看待，就只能使另一种文体削足适履。

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
在早期翻译家用“小说”一词来对译西方的“novel”文体时，就同时产生了一个矛盾。

如上所言，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小说的原初意义是街谈巷议之言，所以早期的小说可以通俗化为“小的话语”，因此唐宋之前的小说（当然全是文言语体的）篇幅都很短小。

唐宋之后发展起来的变文与话本其实也有“小的话语”的基因素，所以无论后来篇幅如何长，仍可归于“小说”一类。

西方的叙事文体主要分为两类，即story与novel。

在近代化的文化对接中，人们用中国固有的“小说”一词来翻译novel（这已经不合适了），又因此类文体篇幅较长，故在其前再加上“长篇”二字来修饰，同时又为story取了“短篇小说”的名称，似乎story与novel均为“小说”，只是一长一短而已。

当时匆忙以西学为救亡图存稻草的人们并没有发觉在西方叙事文学传统中story与novel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其差别也并不仅仅甚至并不主要在于篇幅的长短。

正如虽然杂剧与传奇大体上一短一长，但却没有研究者会认为它们本质的特征就是长与短的区分一样。

此外，所谓“长篇”就是要有“一定的篇幅”[5]（这是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引用法国人谢瓦莱的定义，也成为现在西方研究界对novel的经典定义）。

这个篇幅多少合适呢，福斯特规定是五万个词，如果用中文换算的话则应在十万字以上。

根据笔者的统计，中国的章回小说有754种，20回以下的占435种，40回以下占601种，一般20回的均数万字而已，就是40回以内的也不乏十万字以下者。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起码也有一半以上字数不到十万。

由此看来，就是在篇幅上，章回小说与长篇小说二名也不可兼容。

不过，一些学者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使用了另一个基于误解而创造的词：中篇小说。

郑振铎在1929年所作《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一文中说“第四类是中篇小说”，并解释说：“中篇小说之名，在中国颇为新鲜，其实像中篇小说一流的作品，我们是’早已有之’的了。

中篇小说盖即短的长篇小说（novelette）。

他们是介于长篇小说（novel）与短篇小说（shortstory）之间的一种不长不短的小说。

”并认为“中国的中篇小说，其篇幅大都是在八回到三十二回之间（但也有不分回的，那是例外）”[6]。

事实上，在西方学者看来，novel和novella绝非以篇幅来划分的，美国学者韩南曾经指出：“对于欧洲文学研究者来说，novel和novella之间的区别是不成问题的。

艾克亨堡说过：‘novel和novella并不是同质事物的不同形式；相反，两者相互间根本是陌生人。

’这话代表了西方研究者一般的看法。

”所以把novella译为“中篇小说”本来就是错误的，更何况再以此来区分章回小说。

其实面对这样一种文体，在“中篇小说”异军突起、盛极一时的当代，批评家也无法摆脱“难言的苦衷”，因为他们面临着“中篇小说是什么”那无法解脱的困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