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与人性变奏论文

神性与人性的变奏——艺术史演变的精神之维摘要：西方哲学有着强烈的人性特征,同时又具有浓厚的神性特点,人性与神性的并存形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

研究人性与神性的关系,对西方古代哲学中神性与人性的历史演进、矛盾运动进行分析、梳理,有助于对其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传承脉络关系,以及西方哲学思考方式的深层理解与把握。

关键词哲学;神性;人性由古希腊哲学所奠定的西方哲学的人性和神性的特征,构成了西方哲学的深厚的传统。

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各种哲学几乎都包容了人性和神性, 但近代从文艺复兴开始,尤其是20 世纪以来,在反传统思潮中,西方哲学家赋予人性以新的含义,批判并力图清除哲学的神性,成为西方哲学新的表现形态和发展趋势。

因而对神性与人性的追问,就成为了言述西方哲学的两种不可或缺的维度。

对西方古代哲学(从公元前5 世纪到公元后15 世纪,包括古罗马和中世纪两个时期) 大约两千年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学习西方文化,理解其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传承脉络关系,把握西方文化的思考方式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试图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就这一论题的历史演化作一梳理。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神性与人性的交融作为西方文化史之源的古希腊哲学诞生于城邦制的奴隶社会。

在从原始宗教之中脱颖而出的时候, 古希腊哲学首先表现为自然哲学的形态,这使它同时具有人性和神性的特征。

因为,那种自然哲学可以说是广义的人学,并包含着严格意义上的人学的萌芽。

正如黑格尔说的,自然界乃是与人“不同质”但又与人“牵连在一起”的人的另一半。

在古代哲学中,始基和宇宙本原的性质,决定了人的属性。

人类为了认识自已,首先必须认识自然界,所以认识自然界也就是间接地认识人自身。

当智者派把哲学变得通俗,即直接着手“认识自己”并通过人自身去看世界的时候,普罗塔戈拉率先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1 ] (P187) 在他看来,世界万物都必须接受人的感觉的标准和评价,要由现实的人的喜怒哀乐来决定真假、善恶和美丑。

思辨“人性”与“神性”的抗争梁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南昌330000）摘要：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而在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压制下,爱情每每带有悲剧色彩。

在西方文学作品关于神职人员的爱情的描写中,便有了“人性”与“神性”的抗争。

本文试从三部作品诠释西方宗教下的爱情悲剧。

关键词：爱情;人性;神性;抗争;悲剧爱情,永远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情感之一。

爱情与“谈爱色变”的禁欲主义一直在作着努力的抗争,即“人性”与“神性”的抗争。

尽管这种碰撞都带有悲剧色彩。

文章试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中笼罩在宗教统治下的爱情悲剧。

1人性悲剧：扭曲、变态的爱情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作邪恶势力的代表,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

纵观1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

克洛德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

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

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

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

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欲望和爱。

然而,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

他一方面憎恨宗教的非人性,一方面又在心里激起了对自己人性要求的憎恨,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解脱的疯狂的人。

于是在他爱而不得中,他设置了一系列阴谋,劫持爱斯美拉达,诬陷她,直到把她送上绞刑架,处在“人性”与“神性”双重压迫下的克洛德,最终也在自己布下的宗教网中毁灭了。

2处境悲剧：内疚、自责的爱情与克洛德的悲剧不同的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中则描写了海丝特·白兰与神职人员亚瑟·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悲剧。

神性与人性的变奏摘要：本论文通过研究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的不同艺术，总结出随着历史的发展，神性艺术在慢慢转变为人性艺术这一重要主题。

艺术形态是社会形态的衍生物，既然社会形态可以划分，艺术形态也可以划分。

关键词：神性艺术；人性艺术；神治社会；人治社会；欧洲中图分类号：j1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2-0142-02社会形态包括神治社会和人治社会两种，艺术也可以划分为神性艺术与人性艺术。

神治社会产生神性艺术，人治社会创造人性艺术；神治社会的哲学观是有神论，人治社会的哲学观则是无神论。

下列的例子都以美术作品为例。

神治社会中的艺术的产生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开始，其本质是一种对神灵的敬畏，而创造的图腾巫术，或是记录一天的事情。

原始社会中所有的成员都坚信神祗的存在，由巫师和祭司直接与神祗沟通，因而巫师的权利大于部落首领。

巫师和祭司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艺术家，绝大多数原始艺术都是巫师与祭司活动的产物。

进入阶级社会后，神祗的地位逐渐被君王所替代，君王也开始利用人们信奉神祗的心理，用宗教作为政治的工具，把自己宣扬为神祗的后代以求臣民的恭顺。

例如，3世纪的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其颁布的《米兰勒令》使基督教成为了正式的国教，使罗马教廷成为欧洲各国政治中心达一千多年之久。

由于罗马帝国的基督教神学理论的不断壮大与发展，西欧各国的中世纪美术作为基督教信仰和神学的表达形式，也随之发展与演化。

从4世纪开始教堂内的墙壁和天花板使用镶嵌艺术，其中最富盛名的《查士丁大帝及其侍从》、《西奥多拉皇后及其侍女》两幅镶嵌画，分别描绘了皇帝和皇后捧着供物进入教堂的场面。

你会发现，人物造型不具备透视，每个人物没有在同一空间——查士丁尼双脚的位置在主教之后，但他的袍子却在主教之前。

所有人物面无表情，目光向前；都呈一字排列，同样高度和大小。

人物像踮着脚，失去重量感，像要飘起来。

神性压抑下的人性抗争摘要：在西方国家，宗教思想、教会思想自古以来就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人们借宗教信仰来寄托自己的祈望，来减轻自己的罪恶、痛苦，认为对上帝彻底的忠实就能使人的灵魂得到洗涤，从而成为圣洁高尚的人。

然而，随着宗教、教会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呆板的教规戒律压抑着人性的正常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压抑已久的人性开始爆发、抗争。

在此，我们将以一群神父的爱情悲剧来反映这一现象。

关键词：宗教；人性；神性；抗争；爱情悲剧在西方文学中，有一群引人注目的神父形象：《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红字》中的丁梅斯迪尔以及《荆棘鸟》中的拉尔夫。

他们从小接受神学教育，修身灭欲，对上帝有一种狂热的虔诚与笃信。

但他们毕竟是肉体凡胎，呆板的教规只能暂时地禁锢他们的心，一旦那个能在他们心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女神出现，他们灵与肉的平衡便被打破了。

在禁欲主义的压制下，这些神父的爱情往往伴随着人性与神性的抗争，体现了宗教与爱情永恒冲突的主题，被赋予了爱情悲剧美的内涵。

一、教士的神性基督教是西方国家最主要的宗教信仰，西方一些基督教学者曾把基督教奉为“西方的神明”，柏拉图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其正宗而权威的信仰源头。

蒂利希曾总结说：“基督教力图使它的教义被有教养的罗马人所理解和接受时，柏拉图体系仍成为它的思想宝库。

”[1]柏拉图的学说尤其是灵肉二元对立学说，被基督教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柏拉图高扬灵魂，鄙视肉体，认为肉体是不完善的，是灵魂的桎梏，而灵魂却是不朽的。

他在《斐德诺》对话中做了有趣而详细的论述：灵魂“羽翼的本性是带着沉重的物体向高飞升，升到神的境界，所以在身体各部之中，是最接近于神灵。

”[1]如果灵魂不被肉体的罪恶所污染，不断追求超越，就能获得永恒的幸福；而如果灵魂迷恋于感性世界，则只会被囚禁在肉体之中。

二元论造成的灵魂与肉体的分裂是难以弥合的，信徒们从信仰中首先得到的是罪感，而罪感的根源又在于自身，那么修身律己的首要戒规便是对性的约束。

神性和人性一个人可能一无所成，却可能达到意识的极致。

失败和混乱，和虚幻的希望结合起来，⊥,正好是进入神秘主义体验的最好的催化剂，即使诗人一朝醒悟，觉得往事蹉跎，也让身心更加的放达。

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是神性的，是人永远都达不到，对于宇宙来说，我们都太渺小了，所以千百年后，神性的追求也不会消失。

在每个时代，政治，经济，科技，管理永远都是人性的，而不是神性的，哲学和艺术是神性的，而不是人性的。

人们各有归属，归于神，归于人，或者在两者中间挣扎。

自人类开元以来，这种分化就开始了。

一切试图综合两者的都走向失败，从来就没有中间地带，或者说两者交叉的地方总是变动的。

没有人性，我们的生活无法继续，没有神性，生活也将无法忍受。

不要奢望永恒的超越，两者都是无穷的，也不要放弃追求，不放弃的追求的人，在幻象中还有幸福的可能，却从来不可能完美。

一个哲学家，作家和一个科学家，企业家的价值之间是无法衡量，试图找到一种尺度，永远是把自己的灵魂引向一个死胡同。

有为的人可以在人性中找到归宿，但他必须面对单向度的悲剧，无为的人可以在神性中找到归宿。

但他必须面对孱弱地死去的危险。

或许我追求人性，我无法体验到意识的极致境界，但我会在有为找到力量和快乐，所以我是有价值的，或许我追求神性，我却孤独而无能，但是意识的极致境界是上帝最好的礼物，只要我不要自以为是，而漠视在人性世界中奋斗的复杂，艰辛和其巨大的意义。

人生是短暂的，却又是无限和美丽的。

同时，人生也有很多的悲剧。

下层民众食不果腹，生活没有保障，没有经济和政治地位，欲望受到了压制，是不会去区分人性和神性，只有中上阶层因为有各种见识，见识带来欲望，而欲望又大多不能实现，所以去追求人性和神性的区分，其实，神性成为一个逃避的场所，或者一个休息的港湾。

逃避的越多的人，是欲望最强烈的人，是有野心的人，所以说诗人和作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野心的人。

其实，一切讨论是无意义的，无法实践的理想和幻想而已，可是不这么麻醉作家，生活又怎么忍受。

神性与人性——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道德主题(一)论文关键词：莎士比亚文艺复兴道德人文主义神论文摘要：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进行考察。

以文化为参照，以人为基点，以道德主题嬗变的整理讨论为指归透析文艺复兴“人”的道德图式。

文艺复兴是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的时代，其成为莎士比亚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

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享受现世节制的自然之爱，同时以上帝之爱消弭邪恶。

莎士比亚文学作品道德主题体现为神性超拔人性、人文终极的图式。

一、引言瑞士著名史学家、文化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称文艺复兴为“人”的发现时代。

之所以被定义为“人”的发现，是因为相对于中世纪人是神的奴仆而言，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升。

人的价值不仅在于服从上帝、信仰彼岸世界的安宁幸福，而且在于人本身是世间的上帝，勇于追求此岸世界的美好和谐。

人文主义(也叫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

人文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以此来反对罗马教会所代表的神权的绝对统治。

针对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邪说，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针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人文主义提倡理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而有权追求知识，探索未知，了解自然和研究科学；针对封建压迫和封建等级制度，人文主义倡导仁慈、博爱，歌颂纯真的友谊和崇高品德，提倡平等和冒险精神。

总之，人文主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

欧洲文艺复兴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便是该时期应运而生的巨人。

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是莎士比亚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

享受现世节制的自然之爱，同时以上帝之爱的合理性消弭利欲滋生的邪恶，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

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代表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最高峰。

“从来没有比他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状态了。

[摘要]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而在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压制下,爱情每每带有悲剧色彩。

在西方文学作品关于神职人员的爱情的描写中,便有了“人性”与“神性”的抗争。

本文试从三部作品诠释西方宗教下的爱情悲剧。

[关键词] 爱情;人性;神性;抗争;悲剧爱情,永远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情感之一。

爱情与“谈爱色变”的禁欲主义一直在作着努力的抗争,即“人性”与“神性”的抗争。

尽管这种碰撞都带有悲剧色彩。

本文试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中笼罩在宗教统治下的爱情悲剧。

一、扭曲、变态的爱情———人性悲剧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作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

纵观1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克洛德作为社会的一员,也有了人性的要求。

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

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

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

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

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

基于这种爱,他才念念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

”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

人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消灭集中表现在他本身处境中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但是带着十字架的副主教既没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觉悟。

他一方面憎恨宗教的非人性,一方面又在心里激起了对自己人性要求的憎恨。

法朗士的获奖评语是：“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在于他高尚的文体……以及一个真正法国性情所形成的特质。

”神性与人性的精彩变奏译名：阿纳托尔·法朗士生卒年月：1844、4——1924、10国籍：法国代表作品：《泰伊丝》获奖评语：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在于他高尚的文体……以及一个真正法国性情所形成的特质。

19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一位法国左派人士，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尔·法朗士。

法朗士于1844年出生在巴黎一个书商家庭，他的童年是在书香熏陶下度过的，上学以后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其它方面的著作，极大地丰富了知识面，并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他热爱文学，信奉人文主义，同情社会底层人士，对社会现实十分不满，这些都构成他文学走向的朦胧标识。

187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金色诗集》，由此受到文学界的注目，并成为“当代巴那斯”的骨干分子。

“当代巴那斯”是十九世纪末法国的一个诗歌团体，代表人物有普鲁多姆、邦维勒等，他们主张诗歌应不问政治、脱离社会现实，强调为艺术而艺术，是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前驱，作品情调悲观颓废。

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法朗士逐渐认识到“当代巴那斯”的主张与自己的所思所想裂痕渐大，后来他毅然脱离了“当代巴那斯”，开始小说创作，1881年出版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从此名声鹊起。

小说的主人公波纳尔是一位博学多才，充满善心的人，后因搭救一位孤女而犯了“拐骗罪”，孤女长大后，波纳尔又因从自己送给孤女的嫁妆里抽回几本书，犯了“盗窃罪”。

小说通过主人公的种种遭遇，表现出作者对社会的怀疑和愤懑。

接着，他又创作了《泰伊丝》、《佩克多女王的烤肉店》、《现代史话》、《在白石上》、《企鹅岛》等多部作品。

其中，《泰伊丝》是法郎士的代表作。

小说讲述了贵族子弟巴福尼斯皈依基督教，隐居在尼罗河畔的沙漠里修行了10年。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从前在亚历山大剧场见过的一个美丽放荡的女演员泰伊丝，他决心把她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人性与神性的交融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灵史》与《荆棘鸟》，在现实之此岸世界与宗教之彼岸世界的交叉地带，以其对于人性、人类命运的深切洞察以及对于宗教信仰和人的精神追求的深邃揭示，实现了人性和神性的交融，展示了作家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

标签：人性；神性；苦难；宗教；世俗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文学始终注重对人的心灵状态的追踪与描述。

自古以来，人们就能从文学的世界里，观照到人类自身关于人生、命运、爱情、生死等重大命题的体验和思考。

而且，优秀的文学作品还往往能以其对人类命运、人生价值的深切透视与终极关怀，走进人类的精神生活，成为嘈杂纷扰的现实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养料，从而凭借它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构成人类在现实人生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境界。

宗教之于人类也是如此。

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指出，“宗教是整个人类精神的底层”，它所关注的不是对由本能所支配的现实人生的种种欲望，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意义，对人的自我实现，对完成生命向我们提出的任务的终极关注”。

文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传达人类的情感理想。

缘于文学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今中外的文学家，都把人性与神性、现实之此岸世界与宗教之彼岸世界的交叉地带，作为文学作品的永恒题材来观照。

本文试图将中外两部以宗教生活为观照视域和艺术轴心的长篇小说，即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史》和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作一比较。

这两部作品均产生于20世纪后半期，且都以其对人性与神性、现实与精神的深切关注，吸引着众多论者的目光。

笔者希望通过对它们的比较，来探究和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位作家关于宗教与人生、人性关系的思考，来考察宗教与人类精神生活的融通与背离之处，并由此透视出两位作家博大深邃的人文精神。

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佳构作为不同国度的文学作品，《心灵史》和《荆棘鸟》形成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自然各不相同，作者的文化建构、文学观念及审美理想也各具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