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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改写理论视角下庞德诗歌翻译的探析和思考作者：武嘉澍来源：《卷宗》2019年第19期摘要：埃兹拉.庞德是美国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建立的“意象派”对美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庞德对于中国古典文化，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情有独钟，在其多元创作素材中，中国元素一直是其作品的核心和支柱。
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都收录于《华夏集》一书，受到美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美国诗人T.S.艾略特称他为“中国诗歌的发明者”。
然而，庞德本人却并不懂得汉语，他自己“翻译”的诗歌有很多对原文意思的“创造性误读”之处。
本文通过对庞德所“翻译”的诗歌进行分析，结合操纵派旗手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探讨庞德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希望能够对庞德所译汉语诗歌深受欢迎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关键词：庞德；华夏集；创造性误读；“改写”理论1 引言20世纪90年代，随着翻译理论范式讨论的逐渐深入，翻译理论家、著名学者巴斯奈特，与勒弗维尔合作共同提出了翻译发展中的“文化转向”理论。
“文化转向”理论是在传统对等理论、交际翻译理论、目的论等语义文本视角的升华，也对翻译理论的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文化转向”理论依然具有很大影响力。
勒弗维尔在其后期的理论著作中对“三要素”理论的内容进行了详细阐释。
由于受到“操纵学派”的熏陶，勒弗维尔提出翻译行为本身是一种对源语文本的改写过程，他的观点极大地改变并丰富了学界对翻译的视角和认识，也为翻译学的理论探讨开拓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2 翻译改写理论的内涵勒弗维尔其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指出：“翻译是对原作内容的一种改写”。
翻译的内容如果不能真实表征原作的面貌和风格，主要归结于翻译思考过程受到三种因素的巨大影响，即诗学风格，赞助人、意识形态等。
勒弗维尔认为，诗学风格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社会所使用的美学手法、艺术规律、环境认知、文本类型、题材风格等；另一方面是指文学艺术与政治、经济、环境等社会因素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代指文学对社会革新所起到的作用，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从改写理论的视角看诗歌翻译[摘要]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弗维尔提出的改写理论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改写理论强调译者的能动性，翻译过程受翻译目的、目标文本功用、读者期望和反应、委托者和赞助者要求、作品出版发行机构审核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改写诗歌翻译译者能动性诗情。
一、译事难，译诗更难诗歌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其丰富的语言内涵、优美的语言形式在语际转换中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冲突彰显突出，总是无法兼顾。
诗歌翻译历来也是翻译界争议最激烈的领域之一。
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有句名言“Poem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的东西)”极好地说明了译诗之尴尬。
诗歌不可译论者认为，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决定了诗歌民族性，其文学形式也是该民族与语言所特有。
难道语言的差异真的就剥夺了我们欣赏外国诗歌的资格了吗？几千年的翻译历史与实践证实，诗歌还是可以翻译的，并且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只有正视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适当改写，抛开于诗次要的华裳，完美再现原诗的意境和诗情，诗歌翻译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诗歌翻译诗歌是文学中的精品，诗歌翻译乃文学翻译的极高境界，翻译文学之极致。
诗歌翻译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据郭延礼考证，中国翻译文学最早面世的是诗歌。
要谈诗歌翻译，须先弄清什么是诗歌翻译？其本质特征在哪里？这些历来都是诗歌翻译研究和实践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信”或“忠实”的翻译标准堪称我国传统译学思想构建和演进的基石。
要研究诗歌翻译，应首先回答诗歌翻译中应“信”什么，“忠实”什么？我国的诗歌翻译，一开始就清楚意识到诗歌的审美特质，和美学、文学结下了不解的“姻缘”。
尽管“求美”并非诗歌翻译之惟一目标，但从文艺美学角度来看，诗歌翻译的理解阶段就是译者对原诗的审美感知和把握阶段，而表达阶段则是再现诗美的过程。
译诗中不能不谈的是诗之格律。
摘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是承载着文化、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文学等多维度的转换。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改写。
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操控，以服务于某一特定社会。
改写理论提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影响译者操控的三个限制因素。
长篇小说《扶桑》是当代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深刻描绘了第一代移民美国的华人劳工的生活。
经由美国汉学凯茜·西尔伯(Cathy Silber)译为英文，并由商业出版社Hyperion出版，刚一问世便备受欢迎，成功列入《纽约时报》十大畅销书。
尽管此书获得许多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的赞誉而且纳奖良多,但是美国受众的评价与中国读者差异甚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截然相反，尤其是书中主人公的解读。
究竟是什么造成这种结果呢？这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改写是否有关呢？而这改写背后深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文借助勒弗菲尔(Lefevere)改写理论剖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因素，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进行分析，以期回答以上问题。
然而由于《扶桑》译文中赞助人的操控不如另外两点突出，且涉及赞助人的资料极其有限，这一因素将不另外分出一章进行讨论。
本文研究的内容具体包含以下两点：第一，意识形态和诗学对译者翻译过程的操控，包括对翻译文本、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
第二，译者在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下，如何对原文有意或者无意进行改写以造成人物形象和叙述方式的重塑和变形。
作者得出以下结论：在译介中，译入国的意识、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过程影响深刻。
“东弱西强”的思维惯式，对中国佛学理解的缺失，“妓女”形象数千年以来文学中的不同体现，译入国读者对神秘“东方”的期待和阅读习惯等等都促使Cathy Silber在翻译《扶桑》时对原文大幅的进行删减，增译，以及调整故事顺序，乃至译入国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中国读者大相径庭。
尽管译本颇受好评，但这同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作用---译者在翻译中虽然起着关键作用，但应尽量把原文的主旨呈现给读者，以便中国文化更好地译介到世界。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改写下理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策略—以《狼图腾》英译本为例系（院）专业英语班级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职称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A Study on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A Case Study on the English Versionof Wolf TotemA Thesis Submittedto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ofBinzhou University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By独创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毕业设计(论文)，是本人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设计（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
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毕业设计（论文）使用授权声明本人完全了解滨州学院关于收集、保存、使用毕业设计（论文）的规定。
本人愿意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同意学校保存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或采用影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设计（论文）；同意学校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建立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系统，公布设计（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允许他人依法合理使用。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作者签名: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改写下理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策略—以《狼图腾》英译本为例摘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翻译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视角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一方面，以源文本为导向的翻译模式也使传统翻译研究陷入了僵局，部分学者发现仅仅从语言范围内研究翻译已经远远不够。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林纾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伟大译者，他的成就无可置疑。
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臣和大师，他不仅将西方文学和哲学翻译成中文，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改写理论。
林纾的翻译不仅被认为是精确的，而且也被看作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将从改写理论的角度分析林纾的翻译。
简洁地说，改写理论是一种以文学文本为基础，以文学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主线，以文学文本与其它文化因素的关系为理论的文学批评理论。
改写理论的重点是研究文本如何在时间、空间和文本间建立关系，它考虑了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体现了文本间的差异和改编。
林纾的翻译是一种从改写理论视角的翻译。
按照他的理论，翻译不仅要精确，而且重要的是要保留原文的意思和表达，他认为，翻译质量高低取决于译者精准地将文本所含的含义表达出来，注意不要给读者误导。
此外，他认为，翻译要贴近原文的形式，不要把原文的意义改变或改头换面。
林纾的翻译技巧和理论都是从改写理论的视角出发的。
他将原文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及地理资料等都作为参考，以便通过不同的技巧和方法来保留原文的意义，他强调要比较两门语言之间的特色，把背景知识融入翻译中，从而使译文有更强的准确性。
他认为，译者需要时刻尊重原文，不断探索文本的深层含义，而且还要考虑其语言特点，以此来保证翻译质量。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是一种以文本为本，以读者为对象，以保留原文的意义和质量为目标的文学翻译。
他不仅提高了中国的译文水平，也为中国文学的改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和思路。
林纾的翻译技巧和理论已经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家的重视，他们认为它是一种不断发展、不断改进的思想，它应用于诗歌翻译，能够更好地表达作品的全部内容，同时避免了不必要的失误，也让人们对林纾翻译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总之，从改写理论的角度来看，林纾的翻译是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翻译，他的翻译技巧和理论不仅使中国的文学翻译更加准确和精致，而且也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改写理论看庞德《华夏集》的翻译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论文题目：从改写理论看庞德《华夏集》的翻译选题意义：庞德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之一，其创作的重要性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不言而喻。
《华夏集》是庞德的代表作之一，该诗集旨在探寻和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华夏集》的翻译从一定程度上也是一次跨文化交流和传递。
因此，对这个诗集及其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翻译并不是单纯的信息传递，翻译过程中的译者选择和干预也会影响译文的意义表达。
因此，本文选用了改写理论分析庞德《华夏集》的翻译，旨在揭示翻译中的译者选择和干预及其对译文的影响，同时探究译文与源文之间的差异、译者的创造性和文化价值。
研究目的：本文旨在通过改写理论，系统分析庞德《华夏集》的翻译中的译者选择和干预，解释或揭示译文与源文之间的差异，探讨翻译的创造性和文化价值，明确庞德《华夏集》的译本的特点及其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庞德的创作意图和代表作品，并为后人研究庞德的诗歌创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研究内容：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
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的目的和内容，阐述本文所采用的理论方法和分析框架，以及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第二部分，庞德《华夏集》的译本和改写。
该部分主要介绍庞德《华夏集》的几个重要译本，包括何桥、李慎之、罗根等人的译本以及译者们的改写策略。
通过对比不同译者的翻译，探究翻译过程中的译者选择和干预，以及译者对原文的改写和表达。
第三部分，改写理论与庞德《华夏集》的翻译。
本部分详细介绍改写理论及其在庞德《华夏集》翻译中的应用，阐述翻译中的改写策略对译文的影响，重点研究改写与翻译的关系、译者选择和干预的影响，以及翻译的创造性和文化价值等问题。
第四部分，结论和展望。
通过对庞德《华夏集》翻译的研究，总结研究结果，解释翻译中的误解和失误，并提出基于改写理论的翻译改进策略。
同时，分析研究中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并展望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针对林纾翻译的认识有极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认识？改写理论可以提供一个范本来把握影响林纾翻译认识的视角。
林纾曾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中最优秀的一位，他被尊奉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伟大先驱，他的翻译作品被尊奉为最好的翻译示范。
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人们对林纾翻译作品的看法也有所改变。
林纾传统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注重传神把握原文思想，实现其格调的协调性和风格的统一性，以适应读者的文化习俗。
然而，随着改写理论的发展，这种以拟人化视角看待翻译的理论给以极大的批判。
改写理论以语言是一种活动的视角来看待语言，它强调以参与者为中心，将翻译作为一种全方位的活动，包括译者的理解、表达、改写、审稿等多种活动。
因此，改写理论认为，译者不仅要精确、准确地传达原文信息，还要将信息进行积极改写以适应待译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差异。
通过改写，译者可以使用更多的表达语言和表现形式，提高翻译作品的读者友好性。
改写理论以关注译者为核心，并认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可以自由运用多种手段，使翻译作品更具有吸引力。
因此，从改写理论的角度看，林纾的翻译工作不再仅局限于一种拟人化的认识，而是要运用多种手段，把握翻译过程中的活动性，注重差异性，传达准确有效地信息，并扩大受众群体。
改写理论认为，译者要运用多元的文化视角，从不同的文化视角，从而把握多元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多元文化的协同性、差异性和变化性，以达到准确、有效的翻译效果。
从这个角度看，林纾的翻译就显得更加准确，深刻。
他的翻译作品用精美的文字，准确、有效地把握了原文的思想，着力表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把多元文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副充满生动思想的翻译美作品。
本文以《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为标题，通过深入分析改写理论对林纾翻译的影响，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林纾翻译的独特魅力。
改写理论强调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可以运用多种手段，注重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把握翻译的多元文化性，使翻译作品更加准确、深刻，创造出一副充满思想的翻译美作品。
从翻译改写理论评析《七律·长征》英译一、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勒菲弗尔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提出“改写”这一概念，并系统地对其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而且“任何的改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从而操纵文学在特定的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起作用”。
改写者为了迎合其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深思熟虑，并且在翻译过程中会有意无意的对原文内容进行相应的改动。
根据勒菲弗尔（1994）的观点，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与选择的操纵因素有三个，即赞助人、赞助人及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赞助人是一种权力主体，是制约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外因。
赞助人通常对“意识形态”而非“诗学”感兴趣，对文学创作、阅读或翻译既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也能起到阻碍的作用（同上：15）。
王友贵指出，赞助为改写者提供了生活保障和政治庇护，“使其创作或翻译跟当时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并由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二、《七律·长征》的创作背景及分析毛泽东创作《七律·长征》是为了纪念长征的惊险和悲壮以及赞扬红军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七律·长征》句式标准，格律严密，平仄非常工整，而且诗人运用邻韵通押，突破了前人的樊篱。
三、译本分析（一）斯诺译本分析《七律·长征》最早由美国知名作者、记者埃德加·斯诺翻译，收录于其作品《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并将其作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红军长征章节的结尾，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出现在英语读者面前”。
在句子结构方面，译文没有遵循原诗结构，采用的是英文自由诗风格。
译者把原诗诗句按照英语语言逻辑进行翻译，适当加上一些表示逻辑关系的衔接词语。
原诗除第七行诗句，其余诗句均有完整的语法结构，译诗一共只有四个完整语法结构的句子。
译文诗句的字数在6—10之间，主要集中在8—9字，原诗中每句的字数都为7，由此可得出译者不太关注诗形方面。
从改写理论的视角看诗歌翻译
[摘要]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弗维尔提出的改写理论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改写理论强调译者的能动性，翻译过程受翻译目的、目标文本功用、读者期望和反应、委托者和赞助者要求、作品出版发行机构审核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改写诗歌翻译译者能动性诗情。
一、译事难，译诗更难
诗歌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其丰富的语言内涵、优美的语言形式在语际转换中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冲突彰显突出，总是无法兼顾。
诗歌翻译历来也是翻译界争议最激烈的领域之一。
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有句名言“Poem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的东西)”极好地说明了译诗之尴尬。
诗歌不可译论者认为，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决定了诗歌民族性，其文学形式也是该民族与语言所特有。
难道语言的差异真的就剥夺了我们欣赏外国诗歌的资格了吗？几千年的翻译历史与实践证实，诗歌还是可以翻译的，并且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只有正视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适当改写，抛开于诗次要的华裳，完美再现原诗的意境和诗情，诗歌翻译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诗歌翻译
诗歌是文学中的精品，诗歌翻译乃文学翻译的极高境界，翻译文学之极致。
诗歌翻译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据郭延礼考证，中国翻译文学最早面世的是诗歌。
要谈诗歌翻译，须先弄清什么是诗歌翻译？其本质特征在哪里？这些历来都是诗歌翻译研究和实践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信”或“忠实”的翻译标准堪称我国传统译学思想构建和演进的基石。
要研究诗歌翻译，应首先回答诗歌翻译中应“信”什么，“忠实”什么？我国的诗歌翻译，一开始就清楚意识到诗歌的审美特质，和美学、文学结下了不解的“姻缘”。
尽管“求美”并非诗歌翻译之惟一目标，但从文艺美学角度来看，诗歌翻译的理解阶段就是译者对原诗的审美感知和把握阶段，而表达阶段则是再现诗美的过程。
译诗中不能不谈的是诗之格律。
在格律问题上，译诗者及其研究者彼此间有共识，也不乏歧见。
共识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还不曾有人成功且全面地否定过诗歌翻译中格律的审美价值和功能；二是译诗应追求节奏效果。
至于分歧，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诗是否一定要押韵，二是在译诗音韵、节奏等格律手段的具体运用上，有的坚持“亦步亦趋”，对原诗格律加以“移植”，如卞之琳的“以顿代步”，有的坚持译诗格律“民族化”，用我国旧体诗的格律形式来译外国诗，有的则自创译诗格律，有的干脆提出译诗格律能协则协，不能则随其自然的观点。
而中国新诗派诗人戴望舒则另有看法。
他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不是诗的特点；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
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
倘若让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跟把自己的脚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
也就是说，形式是为内容的表达服务的，它不是本质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是内容，是诗情，是创作灵感。
译者是原作者艺术灵感的第二次创作之人，只要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原作者想象表达的艺术灵感、创作目的表达出来，并赋予诗的形式，就是成功的翻译。
只要原作的艺术灵感还在，或者说诗魂还在，译者还奢望表达些什么呢？原作者是因为有灵感而创作，译者则是因为欣赏原作灵感的艺术价值而创作。
改写理论。
翻译的改写理论是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得烈勒弗维尔提出的。
把翻译研究中的着眼点从语言学派所最为关心的语言结构及语言形式对应问题，转向目标文本与源文本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意义和功能，这是勒弗维尔的基本翻译思想。
他认为，任何文学都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对它的解读和接受，始终受到一系列互相关联、互为参照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这些因素包括文学内部的，如创作者、翻译者、评论者等从业人员自身的创作与翻译观念，以及他们所习惯采用的创作与翻译风格、手段等，同时也包括文学外部的因素，如特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原则、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作品委托者、赞助者、接受者的需求和反应等。
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研究的目标远不止于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对不对等或怎么对等的问题，而是要同时研究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化问题。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对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的改写；其他文学形式如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戏剧、电影、拟作等等也都是对文本形象的改写。
凡翻译都是改写，哪怕是“最忠实的”翻译也是一种形式的改写。
作为翻译操纵者的这种改写，在本质上应被视作一种文化上的必然。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他除了要考虑原作者意图、源文本语境等一切与源文本相关的特征外，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考虑翻译目的、目标文本功用、读者期望和反应、委托者和赞助者要求、作品出版发行机构审核等一系列与目标文本或接受文化相关的因素。
因此，无论是传统忠实意义上的理想翻译，还是各种改编式的翻译变体，都是文化翻译理论参照下的合适翻译。
这不能用“正当”或者“不正当”之类的道德价值词来评判，而只能从目标文本有没有达到翻译目的，符合不符合受众的期望值，能不能被接受语文化接纳等方面来评判。
评判的根本立足点，在于接受文化一方而不在源文化一方。
三、诗歌翻译中改写的必要性
有人认为，翻译是一种背叛，诗歌翻译当然也是一种背叛。
但这并不表明在跨文化交际中诗歌不可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
这一目标的实现就是对诗歌的改写。
当然，翻译的改写并不是随心所欲地乱写或胡写,诗歌改写的重点是文本，而不是诗人或诗人之志；诗歌的改写强调改写者作为诗歌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跳出译者亦步亦趋的仆人地位。
诗人兼翻译家余光中也曾
说过，真有灵感的译文，象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
直译，甚至硬译、死译，充其量只能成为剥制的标本：一根羽毛也不少，可惜是一只死鸟，徒有形貌，没有飞翔。
这充分强调了灵感和诗情的重要性及本质性。
庞德的译作《神州集》(Cathay)是一部经过改写的翻译作品，曾经招致一味指责，也赢得了极度赞誉。
然而，美国社会证实了其独特的价值，不仅具有传奇异域色彩，并且因充分考虑到接受语文化而使译诗更符合广大英美读者的口碑。
该诗集应融入特定历史时期进行解读，视为具备实体性的中国古典诗歌改写文本。
从内容和形式两大板块具体解读庞氏《神州集》的创造改写模式。
内容上，诗集呈现出自身特定的鲜明主题；虽然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异域风味（地名、人名、典故）在诗集中有所丢失，但诗歌内在心境、情感氛围却得以重奏、强化；另外，诗集中的意象虽与原诗也有一定的偏差，但意境的重构、涡旋的采掘使得译诗放射出更大的心灵能量。
形式上，诗集呈现出一副新面孔：语言口语化、图式信息化、节奏自由、灵活。
最值得一提的是，诗集的新面孔在一定的程度上更加有利于诗歌内在情感的爆发。
总的来说，诗集中有着明显的模仿、增删、保留，而正是这种“叛逆性”的、“创造性”的改写，使诗集具备自身独特的文学实体性，在目的语文学系统里表现出特有的价值。
《神州集》的改写翻译成功，致使庞德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译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改写。
综上所述，翻译的改写理论为我们进行诗歌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引入了一系列因素，如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等概念来分析文学以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与评介过程中，不能再仅仅满足于评论译文的忠实与否以及褒贬译者个人的功过是非，而应突破传统评价模式，将译文和译者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来探究和肯定每个译本存在的价值，使诗歌翻译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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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特夫、李国林，诗歌翻译研究：传统思路与现代视野[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1）.
[5]张静华，从改写理论解读庞德译作《神州集》[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