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贺麟翻译思想

百年中国，谁是思想家？2002年毕业的一位老学友，把我推荐给音频讲座的主持人陈虎先生，最初准备讲清华百年。

要是进行个人年度盘点，2011年，“一个中心”——搬家，“两个基本点”，便是围绕清华和辛亥百年写就的两篇大稿。

陈虎先生回复说，已经确定人选讲“大学精神”，是否可以讲讲顾准等知识分子，实获我心，题目初定为《百年中国思想谱系——以顾准为线索》。

但是，接下来问题便来了，中国百年，谁是思想家？很长时间里，思想家是有着特指的，指的是那位三十五年前去世的老人家。

说起来，笔者与伟大领袖有着殊胜因缘，大学的专业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之后，“发配”到河北轻化工学院政教室，所讲课程也很与专业对口——毛泽东思想概论。

全能政治的生态格局，可以说奠定了主题基调：1949年之后的思想家，毛泽东一人而已。

也就是说，毛泽东之外，旁人是不配有思想的。

如此态势，从中国历史来看，效仿秦朝，以吏为师；从世界史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开国领袖，信奉“普世伦理”，把上帝和恺撒的工作，进行双肩挑。

特别有趣的是，中国的好事者还把这种“普世伦理”，向历史的纵深处延伸，便发现了思想史上的孙中山。

这样一来，孙中山——毛泽东，都成为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关键。

既然，近现代思想史上矗立着两位如此重量级的“超级男生”，那么，除了老前辈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章太炎，有资格列入百年思想史的先贤祠，旁人是不配的。

中央党校的李振霞教授，编撰出版《当代中国十哲》，李达、杨献珍、艾思奇、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贺麟、金岳霖、张岱年、胡适，没有列入孙中山、毛泽东，可不是说这两位不重要，而是两位太重要了，已经成为思想家了，而这十位哲学家，似乎火候未到。

李泽厚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推出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具有“祛魅”的作用。

但是，迄今为止，思想家和哲学家、政治家的“联姻”，依然是，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大景观，追本溯源，反映了百年中国史的一种“焦虑”和“纠结”。

鲁迅“直译”思想的历史性阐释及其现实意义-2019年文档资料鲁迅“直译”思想的历史性阐释及其现实意义一、鲁迅“直译”思想的阐释（一）鲁迅“直译”提出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严复、林纾在晚清时期开创了崭新的翻译模式，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初的翻译活动。

然而，他们的翻译模式恰似一把双刃剑，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此，鲁迅兄弟大胆提出“直译”，强调对原文的忠实，“不妄改原文的字句，”“能保留原文的情调和风格”。

另外，“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他们大力提倡“西学”，鼓励以“白话文”写作，号召以西方文学中的战斗精神作为反封建的武器。

这正是“直译”得以提出的时代背景。

（二）鲁迅“直译”与“硬译”的提出与“鲁梁之争”早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提出“别求心声于异邦”。

而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他们“直译”理论的第一次实践，它寄托着鲁迅兄弟想借此发动一场“翻译革命”的希望，以及假翻译域外文学而引发中国的“文学革命”、“社会革命”的梦想（王友贵，2005：3）。

在该书中，鲁迅发出了“弗失文情”的号召。

“直译”的倡导，在当时的语境下的确是革命性的，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翻译方法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世界意识的觉醒。

鲁迅发明的“硬译”，从一开始就遭到猛烈攻击，其根本原因是对于隐藏其中的伟大、深刻的目的的无知。

鲁迅看到了汉语语义的缺陷，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说：“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

……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他想通过“直译”甚至“硬译”，把国外的表现法力求不变地引入汉语，推动汉语的现代化。

德国翻译家本雅明（Benjamin）认为：“说翻译读起来就像用本国语写的一样，并不是对它的最高褒扬，用逐字逐句对译来确保译文的忠实更重要，因为这体现了不同语言互相补充的渴望”（本雅明，1999：130）。

浅析力行哲学摘要：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本着"心理建设"的教化目的倡导力行哲学,主要是为了振奋国民党的精神进而整肃统治集团的力量,同时也为了统一全体国民的人心。

蒋介石引入"致良知",使力行哲学完成了由中国传统阳明心学与现实教化目的之间的逻辑链接。

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力行哲学更加轻视民众的理性求知活动。

这也正反映了力行哲学作为蒋介石愚民哲学的实质。

同时,蒋介石引入传统哲学意义上"诚"的概念,并将它尽情发挥。

他将"诚"作为"行"的内在动力,在"行"的源头套上了合目的性的制约,并将"诚"贯穿于"行"的全过程。

关键词：蒋介石、力行哲学、孙中山正文：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种言论文告中,尤以三十年代为多,有时称“革命哲学”、“中国新民族哲学”,有时则命为“行的哲学”或“力行哲学”。

因其哲学思想的重心都注重一个“行”字,故习惯称为“力行哲学力行哲学是三、四十年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官方哲学。

它的提出，适应着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需要，也和蒋介石的哲学思路密切相关。

力行哲学从王学及孙中山“知难行易”观念中借用了大量的现成概念和思想资源，同时，为发挥哲学现实目标又对之进行了加工、改造，并由此引发概念的混乱及哲学基本精神的冲突。

力行哲学以“行”为中心，而“行”的概念本身就是复杂、含混的，“行”的落实也困难重重。

当然，作为一种政治化的哲学思想，概念的统一，不是真正受到关注的问题，力行哲学的出现及其目标，和现实的政治要求息息相关。

蒋介石最初提出力行哲学，是在30年代初。

当时，虽然针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讨伐军事告一段落，蒋有了较为从容的整理内部、收束思想的时间，但内外仍然面临着中共武装斗争和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处境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精神和统治力量却已趋于涣散，腐败、堕落现象滋生，保官保位、不思进取心理日渐强盛，对此，蒋介石深感忧心。

《中国哲学史》考试大纲（2022年）一、大纲综述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湖北大学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目标在于考察考生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哲学派别和哲学观念等基本知识的储备和掌握；同时考查考生分析和解决中国哲学史上综合问题的实际能力等。

二、考试内容第一编先秦哲学第一章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第二章孔子第三章老子第四章孙子第五章墨子及其后期墨家第六章子思子第七章孟子第八章庄子第九章惠子与公孙龙子第十章《易传》第十一章荀子第十二章韩非子第二编汉至唐代的哲学第一章汉初的哲学思想第二章董仲舒第三章谶纬的盛行及其批判者杨雄、桓谭第四章王充第五章魏晋玄学第六章佛教的传入与早期中国佛教哲学第七章汉魏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第八章隋唐时期的道教哲学第九章隋唐时期的佛教哲学第十章隋唐经学与儒家哲学第三编宋至清代的哲学第一章宋明理学的问题与发展第二章张载第三章程颖、程颐（二程））第四章朱熹第五章陈亮、叶适第六章陆九渊第七章陈献章、湛若水第八章王守仁第九章黄宗羲第十章方以智第十一章王夫之第十二章颜元、戴震第四篇现代哲学第一章康有为、谭嗣同与严复第二章章太炎第三章孙中山第四章陈独秀与李大钊第五章胡适、梁漱溟与张君勋第六章熊十力第七章冯友兰第八章金岳霖与贺麟第九章李达与艾思奇第十章毛泽东第十一章牟宗三与唐君毅三、考试要求要求考生全面掌握中国哲学史每一历史时期各哲学学派和哲学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思想，了解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熟悉中国哲学的特点，在掌握基本概念、知识点基础上重点把握中国哲学整体性、规律性问题。

三、试题结构1、名词解释（约占30分）2、简答题（约占60分）3、论述题（约占60分）五、考试方式及时间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时间为3小时，满分为150分。

六、主要参考书郭齐勇编著：《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贺麟西方文化观概述论文贺麟西方文化观概述论文［摘要］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史上，贺麟是一位“另类”学者。

他的西方文化观不仅代表着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化认识问题上的重大突破，而且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他的见解既体现出哲学家的深邃与敏锐，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哲学思想的拘囿。

客观评价贺麟在这一问题上的得与失，对于我们当下认识西方文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贺麟;文化理论;西方文化;基督教［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贺麟的西方文化观研究》(HB15WX026)，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文化运动早期文学观研究》(GH151110);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学衡派文化观研究》(2015020501)193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抑中扬西的文化热浪在中国思想界已然降温，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肯定与认同则再次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更趋于理性;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与此前相比更加客观和深刻，也更具学术意蕴。

贺麟的文化理论及其对于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就是这一思想背景下的产物。

一、贺麟西方文化观的哲学基础贺麟(1902—1992)，中国现代哲学家，新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其所提出的“新心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其中，他所提出的以“新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文化理论，不仅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精华。

因此，贺麟的文化观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他的西方文化观，首先须对其哲学思想和文化理论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贺麟认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须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哲学的基础之上，否则，仅仅局限于文化现象层面的争论，就只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局面，而这种无指针、无原则的讨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再思考编者按:16年前有关《红与黑》汉译的那场讨论,似乎一直在延续着。

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文化语境,对这场讨论的认识好像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那场讨论的意义何在?对这个问题,当年讨论的参与者、亲历者和关注那场讨论的研究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那场讨论的焦点何在?有论者认为那场讨论所涉及的“意译”与“直译”的问题是个误会,折射了当时翻译界理论的落后,也有论者认为“意译”与“直译”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还涉及翻译的立场、翻译的可能性等翻译的根本问题,那场讨论本身就是有目的的理论探索,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从历史到现实,从实践到理论,不同观点的交锋,拓展了人们对翻译思考的空间,丰富了对翻译理论探索的途径。

由16年前《红与黑》汉译的讨论再到当下有关村上春树汉译的讨论,争论的焦点似乎不变,是认识的落后还是问题的深刻性有待进一步探讨?期待学术界的关注。

理论意识与理论建设———《红与黑》汉译讨论的意义南京大学　许　钧 提　要:上世纪九十年代围绕《红与黑》汉译展开的大讨论,对中国翻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留给我们诸多的思考与启迪。

本文通过回顾此次世纪大讨论在翻译的道德批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深化对文学翻译及翻译批评的认识、文学翻译批评形式的拓展、对翻译批评者素质的要求以及翻译的理论意识的建设等六方面的贡献,阐明其在文学翻译的理论意识与理论建设上的积极作用,和对我国的文学翻译与文学翻译批评事业发展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红与黑》汉译讨论,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批评,翻译理论建设 1995年,围绕《红与黑》多个汉译本的问世,中国翻译界展开了一次范围很广的讨论,我积极参与了整个讨论,在某些环节上,还起到了组织、沟通的作用。

同年,我在许多同行的支持下,把讨论中的有关文章、书信、对谈、读者调查等文字结集出版,题为《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16个年头过去了,有的往事已经淡忘,但那场大讨论却常常被译界的同行提起。

•陈时秋：《实践第一——〈实践论〉点滴体会》，载《中国摄影》1966年第1期。

•马清福：《〈实践论〉与文艺创作》，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4期。

•艾思奇：《学习〈实践论〉》，载《学术研究》1982年第4期。

•王先霈：《体验与创作》，载《文艺研究》1984年第6期。

•[日]新岛淳良：《“实践”和“实验”》，欧力同译，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85年第4期。

•贺麟：《关于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载《求索》1985年第1期。

•汪澍白：《“两论”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0年第1期。

•张颖：《实践的主体与主体的实践: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论毛泽东的〈实践论〉》，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张城：《“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史观及其方法论启示》，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李圣传：《苏联美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涂途先生访谈录》，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4期。

•吕荧：《我对于〈实践论〉的体会》，载《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刊》，1951年。

•《〈实践论〉与文艺创作》，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1951年。

•杜高：《战斗和战斗者》，文化工作社，1953年。

•李蕤：《文艺问题短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56年。

•傅云龙：《中国知行学说述评》，求实出版社，1988年。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曾乐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李凡夫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洪峻峰编：《西方学者论毛泽东》，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人民出版社，1997年。

•《邓以蛰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顾随：《〈实践论〉学习笔记》，载《顾随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