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书笔记近代以来，中国几经战火摧残，不论是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英鸦片战争，还是随后而来的第二次中英法鸦片战争以及中法战争，都无一不意味着，中国不再似“康乾”般强大。但在这一系列战争之后，满清的统治阶级似乎并没有真正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战争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而只是“天真地”以为“狮子打了一个盹”，并且相信“狮子”总会苏醒。但是，中国在三十年以后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再次失败，使统治阶级大为震撼。一直以来被中国称之为“倭寇”的东洋小国日本，持着“现代化”的武器，大刀阔斧的向中国袭来，而中国在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下创办的一系列成效显著的“战果”，掩不住“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的面目，亦挡不住昔日不足挂齿的“手下败将”；最终中日甲午战争以《马关条约》的签订而收场，它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跌到新低，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一直以来“天朝上国”的“美梦”，“狮子”还未苏醒，便已“遍体鳞伤”。
石泉先生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正是基于这场战争而作。在自序中，老先生说道：“私意颇欲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何以中国同日本同于19世纪60年代起步效仿西方，而二十余年后，以甲午战争为标志竟乃成败判然，国际形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拟寻究其所以然之故。”石泉先生通过分析战前、战后中国之政局变幻，以“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捩点之故，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
“中日甲午战争，无论就远东国际形势，或就中国国内局势言之，皆为近代史上划时代之大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导致远东国际均势被破坏，中国国际地位日益下降，而日本则成为远东强国。同时，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也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破产。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全书共有六个章节。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也即第一章：甲午以前政局概观。讨论了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内部政局的状况。在这一时期里，首先，“洋务运动”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和以“清流士大夫”为代表的守旧派之间的“摩擦”中艰难发展。洋务派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创办了一系列“兵工厂”，其中尤以李鸿章创办之“轮船招商局”为最；在海防、海军、军舰等方面亦颇有建树在轮船、电报、铁路等交通事业方面以及与之相关的煤矿业方面也取得不朽成就；但，此“一切大小事物之创建，几无一不遭士大夫之批评与反对者”。其次，在白莲教和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期间以及之后，统治者为尽快解决事端，不断放权于汉族将领，使得汉族将领在军队中的势力日益扩大，而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地方军队不再是“中枢所能遥制”，这不可避免引起了满清统治者对汉族新兴势力的猜忌与防范。最后，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也很激烈。形成两宫太后、亲王之“后党”，德宗一列之“帝党”，以及各“党”之间内部相互斗争的局势。
第二部分论述了甲午战争期间满清政府内部政局的变化。中日甲午战争以朝鲜“东学党起义”为导火线，中军与日军先后出兵朝鲜，
两年不到就先后发生了“平壤之陆战”“黄海之海战”“鸭绿江防之战”“金旅之战”、“威海卫之战”、“辽东之战”等战役。“战争期间为时虽短，但因国内政治势力颇倚外患之日亟而趁机加强活动，通过谋划战局以兼遂其打击对手（实力派之李鸿章与淮军将领，中枢之孙毓汶等）之政治目的，终于随败局演变之同时亦逐步形成朝局之重大变化。”
第二章：自发端至宣战。作者论述了战争发端至宣战期间清廷内部各种势力对于战争的态度，主要谈到了以主和派代表李鸿章与主战派翁同龢的观点，清廷中枢对待战争态度的发展演变以及北洋舰队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弱势”。第三章：战争初期——一意作战时期与第四章：和战并进时期。这两章作者主要论述了战争和战争期间主战派、主和派对战争争议，以及在作战期间的人事摩擦。“自宣战至八月（阳历9月）平壤黄海之败，可称为战争初期。”在此期间，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意见多有分歧，而分歧的结果是导致了战机被延误，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利。“惩办丁汝昌问题”是开战以后中枢首先引起的大争端。在此“争端”中，“德宗”与“太后”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平壤败后，至李鸿章奉派赴日议和以后，可称为和战并进之时期。”在此期间，“中枢决策由战趋和”，在“前敌军事之屡屡失利”及列强的推动下，“和议酝酿，亦着着进展，而终底于成。”。第五章：和议之成与主战派之挣扎。作者叙述了和议的波折进程与议后的种种余波。但不管如何，在历经波折之后，战争结束了，以签订“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标
志结束了。
这场战争历时年余，满清政局在此期间变化颇多。正如作者书中所言，“其间政局变迁之大端有四：其一，则李鸿章与淮军在日本与清流主战派夹击之下，声名扫地，大为失势，其三十年来在中国之首要地位，从此沦落。其二，则受抑十年之清流势力，在战争期间又东山再起，翁同龢一系，尤为之重心，上结德宗，外联湘君，一方面猛烈打击李鸿章之主和，与淮军之战败；另方面则力攻其十年来之政敌孙毓汶等，皆获相当成功，但其主站政策，则为太后所抑，亦由其惟事高论，无术挽败局也。其三，则经此一战，德宗与太后之见解益分歧，而宫廷内之矛盾亦愈演愈烈，‘帝党’、‘后党’之对立，乃逐渐表面化。其四，则经此一战，中国军队之弱点毕露，于是北洋新军，遂于战争末期，创建于小站。”
第三部分即第六章：政局新形势。作者在这部分探讨了甲午战后中国政局形成的新形势。“李鸿章十年来苦心经营之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之后，“全归乌有”，北洋军队在“和议大成之后，即议裁并改编，提高素质。”通过荣禄、刘坤等人的筹议整编，“北洋军队之系统，较之战前，亦大不相同”。但与李鸿章及北洋军队遭遇不同的是，恭亲王在战后再次主政，翁同龢、李鸿藻皆重入军机，清流人士再受重用，“孙毓汶掌握大计之时代，亦随战争以俱逝。”甲午惨败震撼了朝野上下，在内政上，“士大夫经此教训，一般对时势之认识，颇多较前有进，风气因之渐开，中外议论颇多主行新政，用西法以求自强，而德宗之态度亦由此渐趋于维新矣”；在军队之编练上，
袁世凯“亦颇注意于去旧更新，追步西洋”；而“甲午冬季爆发之宫廷矛盾，及其演成主战人士与太后之直接冲突”，“遂终演为戊戌八月之大政变矣”。以此可以看到，“甲午战争告终，内外局势皆变，于是新兴势力应运而兴：其一则康有为领导之变法维新运动；又其一，则袁世凯所领导之北洋新军；此外，则孙文所领导之革命排满运动，亦开始在国内谋武装起事。”因“庚子以后，人心则渐变”，“辛丑以降，国内之风气日开”，使得“民国肇建”，“北洋一系终于式微，而革命运动又进入新阶段，以迄于今焉。”
至此，全书内容即完。然而，对甲午战争的探讨至今也未完结。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亦是亚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大事。因为甲午战争是在满清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之后与经历了资本主义“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一次全面的大较量，是考察中、日两国同时在中央集权君主体制下进行资本主义变革成败与否的终极大考，对中、日两国人民影响意义深远。它使中国人认识到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发展资本主义不是“自强之法”，同时也使“有识之士”再一次踏上“寻路”之旅。而与中国相对的，日本在此战之后，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愈加膨胀，走上了“帝国主义”的不归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决定了两国人民近现代之命运。
就如前所述，作者作此文之目的就在于探讨甲午前后中国政局的演变，而作者也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无论就远东国际形势，或就中国国内局势言之，皆为近代史上划时代之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