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封建史学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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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章 封建史学的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
一、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该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熟知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的编纂特点及史料价值,通过对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介绍,引导学生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几大名注的内容、特点及史料价值。
二、本章教学重点、难点:
《三国志》的内容、特点;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特点;《后汉书》在沿袭《汉书》体例的基础上有哪些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大名注。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
一、封建史学发展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封建史学彻底摆脱“附经立说”的束缚,在学术领域形成一个独立、完整、多样化学科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史学得到了初步的巩固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1、官私修史成风,且私人修史数量多于、质量优于官史;
2、史籍数量宏富;
3、史著类型多样;
纪传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编年体蓬勃发展;起居注也发展成为一大门类;还出现了杂传、史注、史评、史考、史要等多样史著类型;
4、史学地位的提高;
魏晋时期,史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经学的附庸变为独立学科。《汉书·艺文志》把史书放在“六艺略”“春秋类”中。西晋荀勖所编《中经新簿》是在魏郑默《中经》基础上撰写而成,将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丙为史部,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把史部提到第二位,仅次于经书。
魏晋以前,虽设有太史令,但不是著史专职。魏明帝太和年间,开始设著作局,(著作郎、佐郎、令史),隶属中书省,专门负责国史的修撰。宋、齐设著作佐郎、梁设修史学士。北魏在秘书省下设著作局后又设史局。北齐、北周讫于隋,史局由大臣统领,称为监修。这些变化,说明魏南北朝史学不仅成为独立学科,而且受到重视。
二、封建史学发展的原因:
1、各政权对撰录史书的重视,推动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使得统治者非常重视通过修史来考察、总结前代王朝的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更好的为现实政治服务。
A、魏晋以前的史官并非以著史为专职,完全意义的史官始于曹魏,设著作 2 郎。
B、政府还创立了传授历史知识的学馆。
2、世族门阀制度的形成,刺激了史学的发展;
世族为了保持门第不被混淆,尤其重视研究家谱和立传,因此谱牒和任务传记当时非常流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史学的发展;
3、历代政府重视对文献典籍的搜集和保存,也对史学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纤维纸普遍用于书写,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二节纪传体史书与编年体史书的竞相发展
一、纪传体史书地位的巩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纪传体史书的地位的巩固和大发展时期,涌现了以《三国志》为代表的大量纪传体专著。
这一时期的纪传体史著,多以断代为史。在体例上不仅因循史记、汉书旧制,而且在体例上还均有创新;
凡此种种,都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史书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为隋唐以后纪传体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刺激了该时期编年体史书的发展;
二、编年体史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史书数量之多、作者之广,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以专写一个朝代的最多,几乎每个政权都有几部编年体史书。
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不少价值颇高的编年史,包括:
1、东晋袁宏的《后汉纪》
《后汉纪》30卷,起于刘秀称帝,止于曹丕废汉。
特点:(1)、简明扼要,同时纠正了以往后汉史的各种错误和缺陷;
(2)、鉴别材料非常慎重
(3)、注重史事评论
治史目的:叙述政治的治乱得失,用前代旧事维护宣扬“名教之本,达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2、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
全书102卷,是一部以编年纪事为主的十六国国别史。该书把十六国作为一个历史发展时期和一些区域性政权加以著录,既不推崇北魏为正统,也不贬斥南朝为僭越,史法公允高明;书中贯穿以儒家经典、圣贤之作为判断是非的基本 3 思想,并以春秋笔法为著史的最高宗旨,强调以史资治,为现实政治服务;是有关十六国国史的集大成;
3、此外还包括孙盛的《晋阳秋》、干宝的《晋纪》、裴子野的《宋书》等史著;
三、几部重要的史学专著
1、 陈寿修《三国志》:
陈寿(22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四川南充)人。曾求学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谯周。(曾撰《古史考》25篇)他经历了蜀汉、西晋两个朝代。在蜀汉任观阁令史(掌图籍文书),在西晋,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在任佐著作郎期间,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卷和《益部耆旧传》。武帝太康元年(280)灭吴,时年48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撰写《三国志》以前,魏、吴两国官、私均有国史著述。如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昭《吴书》等。这些均是陈寿的主要参考资料。加之陈寿亲历蜀汉,对故国文献早有留意,因此对史事的记载较为正确。《三国志》撰成后,“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本传》)公元297年,陈寿去世后,晋惠帝诏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抄录一部《三国志》,这标志着《三国志》正式被统治者所认可。
《三国志》内容及特点:
全书65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记载了从东汉灵帝光和七年黄巾起义(184)——西晋灭吴(280)(220曹丕代汉建魏——280)前后共60年的历史。其中一些处于鼎革之际的人物如董卓、袁绍、袁术、公孙赞等,在《后汉书》中有传,《三国志》中也有传。但《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志,这是一个缺憾。
特点:
(1)《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用本纪来记述魏国君主行事,记蜀、吴二国事称传。但对三国国君均采用编年体方式,按年月记事,名为传,实为纪。这是陈寿精心设计的。身为晋臣的陈寿不能不以魏为正统。但其中曲笔太多,回护太甚。比如《魏书·文帝纪》“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高贵乡公(魏少帝)曹髦亲自率兵讨伐司马昭,被司马昭指使成济杀害。这在《汉晋春秋》、《魏氏春秋》等书中均有记载。而《高贵乡公纪》只书“高贵乡公卒年,年二十。”不仅如此,还载入司马昭奏议,将弑君罪魁写成为讨贼有功之臣。对魏、蜀之间的战争,凡魏胜则大书特书,而蜀、汉的几次胜魏,魏纪中皆只字不录。
(2)《三国志》在选材上非常慎重。裴注《三国志》中所引材料,陈寿在当时都能看到,但是他没有采用。比如《魏略》、《九州春秋》均记诸葛亮先见刘备,刘备以其年少,以诸生礼待之。然陈寿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自述,写道:“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再如“空城计”,是据王隐《蜀记》: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北伐屯兵阳平(山东冠县北),司马懿率二十万至城下,诸葛亮设“空城计”。据考证, 4 时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守宛城(今南阳),而诸葛亮时在汉中,不可能发生“空城计”这样的事。故陈寿弃此记载不用。
(3)《三国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反映魏晋时期士大夫中间流行的品题人物的风气,封建正统思想较为薄弱。如记乔玄称曹操是命世之才;徐庶称诸葛亮为卧龙。评论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刘备是“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孙权是“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批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周瑜是“万人之英”“器量宏大”。这些评论,点出了各人的特点和地位。
(4)叙事简约,以致疏略:如曹操于196年许“屯田”,书中只记“是岁……始兴屯田”。关于九正中正制:《魏书·陈群传》“制九品官人法,群年建也”,具体内容不详。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
《三国志》是正史,而《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据《三国志》、裴注及有关杂记、遗闻趣事等创作的一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三国演义》以蜀为正统,尊刘抑曹。
在人物的塑造上,《三国演义》美化刘备集团,丑化曹操和孙权集团。如:诸葛亮的“草船借箭”,源于《魏略》所记濡须之战争前孙权乘船侦视曹军之事。“借东风”,显系受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启发。“怒鞭都督”在史书上记载本是刘备干的,移植到张飞身上。再如“第四回”记曹操图谋杀死董卓,未果,逃至成皋,暂歇吕伯奢家,杀吕氏一家八口,又杀沽酒而归的吕伯奢,并对陈宫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把曹操描写为一个非常歹毒的人。周瑜:孙权称其“文武筹略,万人之英”,为人“器量宏大”。而《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孔明一气周公瑾”,五十五回、五十六回“二气”、“三气”结果把周瑜气死了,临死前还喊“既生瑜而何生亮?”鲁肃:史称“体貌魁奇,少有壮节”“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好为奇计”,而小说中将之描绘成懦弱的文弱士大夫形象:老实有余,而智谋不足。可见作者的思想倾向直接决定了书中人物的形象塑造。因此我们今后在讲授历史的过程中一定要引导学生分清历史人物与小说、戏曲中人物的差异。
2、裴松之注《三国志》: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人(山西闻喜),出身世代官僚之家。28岁做官,东晋武帝时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刘裕代晋称帝(420)时,裴49岁。文帝时任中书侍郎。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乃命裴松之作注。裴氏花了三年时间完成此注。
裴注重点不在训诂名物,而在史料的补缺与纠谬,引用的书达200多种,搜集资料十分广博,其注文近于原著数倍。
补缺:如《魏书·武帝纪》注中全文抄录了曹操《述志令》(《让县自明本志令》),这是一篇自述作者55岁以前生平抱负变化的重要文章。然《三国志》没载,裴氏从《魏武故事》中全文抄录。再如《武帝纪》记屯田之事只有“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13 5 个字。裴注补充了有关屯田的事迹140字,在《任峻传注》中又补充了182字。又如马钧是三国时著名的科学家,《三国志》中只字未提。裴氏从《魏书·明帝纪注》、《杜虁传注》中引了有关著作的记载共1200多字,对马钧的生平事迹和创造发明作了详细的交待。
纠缪:如官渡之战,《魏书·武帝纪》“兵不满万”,裴注引《荀彧传》所云“十万之众”,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
评论:一是裴氏自己评论,如《蜀书.关羽传注》中有对曹操听任关羽投奔刘备而不去追赶的评论;《吴书.张昭传注》中有张昭劝迎曹操的评论;二是引录其它史家评论,如《魏志.武帝纪注》引王沈对于曹操的评价,《蜀书.诸葛瞻转注》引干宝对于诸葛瞻的评论等。
备异:对各种不同的记载,暂无法下结论的,采取备异的手法。所引用的古书有159种,这些书籍早已亡佚。
当然裴注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前人批评其“嗜奇爱博”“喜取聚异闻,不加刊定”,所引史料考订失实,荒唐不经的也多有之。
3、范晔与《后汉书》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398——445)。与裴松之为同时人。其父范泰,从东晋至刘宋两朝均任高官。范晔初为彭城王刘义康的冠军参军,官至尚书吏部郎。元嘉九年(432)冬,因在彭城太妃(义康生母)丧中饮酒作乐,被贬宣城太守,时年35岁。因不得志,乃广集学徒,作《后汉书》。由于文帝常识他的才能,又累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因参预孔熙先“谋反”事,被捕入狱,以谋反罪被杀,年仅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