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及法律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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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困境探究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困境探究摘要: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法律职业共同体又一次成为了我国法律实务界和法学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纵观西方法治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发展与一国法治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法律职业的出现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前提条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是法律职业化高度发展的外在表现。
伴随社会进步,社会管理方式向法治的转变,社会的高效运转也就迫切的要求有与之相匹配的完善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
除第一章绪论之外,共包含以下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从概念和特征两方面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础知识进行梳理和总结。
在结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基础之上,根据我国转型社会运行的特殊情况,提出可以构建一种以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为基本雏形的中国式法律职业共同体类型。
此外,从知识构成、职业属性、组织结构、价值理念以及职业伦理五个方面,总结出法律职业共同体具有智识性、专职性、自治性、认同性和公共性。
最后,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以一套独有、完整和有机的法律思想、理念和价值为前提的。
第二部分主要为两部分内容:一是从我国法官职业化、检察官职业化、律师专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专职性特征;二是对当前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构中,在智识性、专职性、自治性、认同性和公共性五个方面所凸显出来的诸多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法律职业人员知识储备不够、法律职业门槛设计不合理、法律职业行政干涉影响较强、职业群体成员之间缺乏职业认同以及法律职业伦理缺失等。
在此基础之上,认为尽管我国的法律职业化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后取得了一些成就,为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然而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尚不够成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为了解决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中所存在的上述五方面问题,第三部分通过借鉴国外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先进经验,从五个方面探索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未来发展路径。
论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条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法律职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
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也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本文将深入探讨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条件。
一、专业能力的提高任何职业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专业能力的提高之上。
对于法律职业来说,专业能力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法律职业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并且不同领域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法律从业者必须不断学习和掌握各个领域的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二、职业操守的规范职业操守是法律职业的一项重要要求。
法律从业者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行为准则,保持职业操守的规范性和纯洁性。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客观公正、守法诚信的形象,增强公众信任和支持,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
三、合理的法律体系合理的法律体系是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条件。
法律体系必须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
同时,法律体系也需要和国际惯例接轨,与国际社会保持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
这样,法律职业从业者才能在一个开放、稳定、公正的法律环境下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保障公共利益。
四、专业协会的建立专业协会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专业协会的建立,法律从业者可以加强沟通、交流,共享资源和信息,提高整个行业的水平和声誉。
此外,专业协会还可以起到传习、识别和改善职业道德的作用,为行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总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条件的支持。
只有在专业能力的提高、职业操守的规范、合理的法律体系和专业协会的建立等多方面取得进展,才能建立起一个健康、有机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伦理建设一、本文概述《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伦理建设》旨在探讨和研究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职业伦理建设方面的重要性、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路径。
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者和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其职业伦理的建设不仅关系到法律职业的健康发展,更对社会公正和法治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定义与特征出发,分析当前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伦理建设的策略与建议。
通过本文的论述,期望能够引起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职业伦理建设的重视,共同推动法律职业伦理的完善与发展,为法治社会的构建贡献力量。
二、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伦理的内涵与要求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为社会公正的重要守护者,其职业伦理建设至关重要。
职业伦理的内涵与要求,不仅体现了法律职业者个体的道德素质,更直接关系到法律实施的公正性和社会法治的进步。
职业伦理的内涵: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其核心在于“公正、诚信、责任”三大原则。
公正原则要求法律职业者在处理案件时,始终坚持公平、正义,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扰;诚信原则要求法律职业者对待当事人、法庭和其他法律职业者时,始终保持诚实、守信,不隐瞒、不歪曲事实;责任原则则要求法律职业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勇于承担因错误决策或行为带来的后果。
职业伦理的要求:为实现上述职业伦理原则,法律职业共同体需满足以下要求:一是专业能力的提升。
法律职业者应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确保在处理案件时能够准确、迅速地作出判断和决策。
二是道德修养的加强。
法律职业者应注重个人道德修养,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以自身的良好行为影响和带动他人。
三是制度规范的遵守。
法律职业者应严格遵守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业自律准则,确保自己的行为符合职业伦理的要求。
四是社会监督的接受。
法律职业者应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对于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应勇于承认并改正。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法律职业者个体和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努力。
法律职业素养是“法共体”的基本资质一、素质教育是统领和贯穿整个教育活动的基本要求(一)困境与选择当代大学教育面临矛盾与困境是:一方面,在教育理念上,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而另一方面,在实行中,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忽视。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XX年12月版,第144页。
)然而,对于任何文明来说,人文精神才是它的内在的灵魂,科学技术只是实现人的目的的外在手段,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来自人文精神。
正因如此,人文与科技的二元对立引起社会各届有识之士深深的忧虑,可以说“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早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广泛关注和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当然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人文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教育体制、培养对象和课程设置等不同层面上,大力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可以说,素质教育不仅能充分体现党的教育方针,而且成为统领和贯穿各种教育活动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见,首先,在我国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科类)和不同层级的教育和学校,从整体上统筹考虑。
其次,在我国由党和政府大力推导开展素质教育,一是源于对原有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思,二是为了主动适应现代化建设对高素质人才的全面需要,三是来自于教育理念和指导思想的更新和转变。
当今西方国家的大学通识教育在保持自由教育精神的同时,并非反对而是修正专业教育,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必然接受一般教育,即包括人类共同知识经验的学习、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养成以及基本的做人做事的能力训练。
(刘振天:《美国、加拿大高等学校的道理教育》,载《中国大学教学》20XX年第3期,第44页。
)中国学者杨叔子教授指出:现代高等教育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而形成一体的绿色教育,素质教育是绿色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核心。
〖ZW(杨叔子:《时代发展呼唤科学人文的交融——20XX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综述》,载《中国高等教育》20XX年第23期,第26页。
关于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思考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为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法律职业制度,而且为重构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内在的动力。
而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的重构,从根本上讲,又为构建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打下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含义及形成如果把从事法律职业以及从事与法律职业相关的人员进行分类,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应用类法律人才,又称为法律实践者,主要指法官、律师、检察官以及立法人员、公证员等。
二是学术类法律人才,又称法律研究者,主要指法学教授、法学研究人员等。
三是法律辅助类技术应用型人才,如书记官、法律助理、司法秘书、司法执行人员、司法警察等人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辅助法官、律师和检察官履行职责和执业。
其职责分工与医师同护士、工程师同技术人员相似,存在一种职业间的互适、互补的合作共存关系。
本文所称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从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专指法官、律师和检察官。
这三者一方面,既具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资质”,也即同一性。
另一方面又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行业特点。
一般来说法官是“法共体”的典型代表,而律师则具有多重角色,他们除了担任辩护人或代理人参与诉讼外,更多的是在立法机关、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公司或其他社会机构中从事非诉性法律事务。
因此也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和服务面向。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西方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又是与三个因素相、相适应的。
其一是与社会进步相关联。
人类社会从神权统治、君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从统治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推动了法律职业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其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联。
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分工与协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并将此广泛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现代社会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与更加密切的社会化协作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促使法律职业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实行专业化可提高效率,降低消耗,保证质量,大大提高规模效益),促进法律从业人员形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独立职业。
工作心得: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且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研究法律职业共同体行为规范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十九大精神,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提升我国司法行为理论研究水平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着重要影响。
”构建司法公信力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树立司法公信力是为了增强人们对司法的信仰,对构建社会法律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制定法律职业共同体行为规范旨在指导、约束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职业行为,通过协作配合促进公正、严格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规范法律职业群体的行为,是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建设法治中国目标,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需要。
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应当在三个方面努力:一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应依法“求同”,法律职业共同体同受法学教育、同用法律语言、同循法律思维、同在法庭活动,肩负着共同的责任和使命,应该在依法“求同”上下工夫。
二是法律职业共同体行为规范要注意“存异”,法律职业共同体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特有的角色定位、职权与职责、权利与义务,要尊重各自的职业理念和价值追求,每一个法律职业者都要忠实履行相关法律和伦理的职责义务。
三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要理性“谋合”,既要尊重包容也要坚持原则,既要相互支持也要加强监督,既要有交流也要有边界和分寸,既要有分工也要有协同。
追求公平正义是共同的理念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及法律共同体 范愉∗
一、问题缘起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法律职业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通过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参与和努力推进司法改革、实现法制现代化,已成为法律界的基本共识。[1]
法律职业是西方法律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要素和象征,它对于法律的运作、发展、法律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由于现代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并非历史地形成的,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从无到有地培养一批现代法律家,这不仅存在难度,更需要时间;而由此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模式及其历史作用也会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
我国很多法学家对通过建立法律共同体实现法治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例如,贺卫方教授始终在积极呼唤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自治改造社会、改造权力,推进法治的实现。 [2]强世功博士在《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呼吁:“所有的法律人(lawyers),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对这个法律共同体的历史、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对待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对这个共同体的现状、社会功能、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团结起来,抵制专断和特权,抵制暴力和混乱,维持稳定与秩序,捍卫公道和正义,实现改良与发展。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3]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法学家冷静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梁治平教授指出:“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很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地推敲。比如,法律自治或者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说法通常包含一个假定,即认为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法律方法论,与比如政治的或者伦理的方法截然不同。其实这种假定很成问题。所谓法律推理常常夹杂了政治判断、实践理性、常识等因素,这些早已经许多法学家甚至法官指出。”[4]
关于我国法律共同体的模式和建构方式,也存在不同意见。很多人把英美式的一元化的法律共同体作为理想模式,主张从律师中选任法官,以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司法公正程度,并通过自治的方式使法律职业共同体成为一种独立自觉的社会力量。[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实际上不应是指一种实体性的建构,而是一种精神或理念上的共同体,即职业认同。而共同体的建立只能在政府主导下促成。[6]
进入21世纪之后,司法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民众对司法的关注与利用日益增加,诉讼数量持续增长,国家对司法的重视和资源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与此同时,法律教育的规模以及法律职业的规模和数量同时在以大跃进的速度发展。[7]从形式上看,法袍的穿着、法槌的使用、法院建筑的建设,无不在强烈地显示着司法地位的独特性和权威性;从职业素质上看,现任司法官的学历程度也在逐年提高,博士、硕士所占比例不断攀升,并产出了不少引人关注的案例和司法解释;不仅如此,法律界在社会上的声音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已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力量。这一切,似乎标志着法律家职业化时代已经来到,[8]法律职业阶层及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然而与此同时,法律职业的社会公信力并没有提高。以2003年全国关注的刘涌案为契机,包括法官、律师和法学家在内的整个法律职业受到了公众的严重质疑,甚至有人因此明确提出在中国不能轻言司法独立的意见。[9]与此相呼应,作为针对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积极对策,以人大个案监督为标志的对司法机关
∗ 范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和司法活动的全面监督、甚至直接介入正在以不可遏止的趋势发展。[10]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考虑并回答: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在当代中国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什么形式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与社会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依靠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自治能否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笔者通过本文尝试探讨这几个问题。
二、法律共同体的意义及模式 在西方法治的发展中,法律职业共同体既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也是特定社会和法律体系选择的结果。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在论述西方法律传统时曾归纳了近现代西方法的十大特征,他指出,当代随着西方法律传统遇到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其原有的许多重要特征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存留至今的有四个最本质的特征:即:第一,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政治、宗教、道德和习惯等)相对自治;第二,法律被委托给专业的法律职业集团施行;第三,专门的法律职业培训;第四,一种超然于法律制度之上的法律科学,可以用以评估和解释法律制度和规则。[11]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为法律精神、技术和文化的实施者和载体,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不仅在法治的建立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而且是法制运行的基础。
然而,在看到西方法律传统和法律职业的这种宏观的一致性的同时,还需要注意,世界各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并非是按照同样的模式和规律产生和活动的。相反,在世界各国,法律职业的构成、行为方式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如此千差万别,以至于比较法学家们通常把他们之间的差别作为划分法系的标准之一。无论是英美法中的法官、还是德国的法学教授,都可能在自己的法律体系中充当主角;无论是立法者、法官、检察官、律师,还是法学家,甚至是行政官员,都可能在法制的发展中起到特有的作用 [12].换言之,法律家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和社会地位不仅具有一定的共性,更多地是具有个性和特殊性。就法律共同体的样式及其形成(包括教育培训途径)而言,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英美法的一元化的模式,[13]及大陆法国家普遍采用的分业模式。[14]这两种法律共同体模式的形成至少与以下因素直接相关:诉讼模式及相应的职业技能、法律技术,司法资源分配(如诉讼收费及负担机制),法律传统,社会的特定需求(如对司法权的限制或保护),对司法效率与效果的追求及评价机制,法律职业的人数及精英化程度,法律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以及法学研究和社会理念的影响,等等。这两种基本模式在法律实施中的意义和作用有很大的不同,并各有特点和利弊,而各国在所属的基本模式基础上设计建构的具体制度往往又各具特色。
不可否认,在当代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法律教育模式因其特殊性尤其值得关注。美国的模式确实有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它表面上秉承了英国普通法传统,也正是由于英国普通法培养出来的法律职业集团主宰了其制度建构,才使得普通法传统得以在美国延续。然而,基于不同的时代理念,美国的模式又完全不同于英国的精英化或贵族化模式,从最初就体现出一种开放性、民主性和平民化的取向。这不仅体现在宪法所确认的陪审团制度上,[15]而且体现为从最初的平民化律师到在由大学与律协共同创立的法学院(Law school)职业教育模式。经过历史的检验,美国的司法权威、律师行业的竞争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等等,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体制上的优势。因此,对于一些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而言,美国的模式往往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例如,日本在战后一直在探讨“法曹一元化”的问题,并已将其作为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开始付诸实施。[16]“法律家一元化”的主张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律师出任法官来解决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的问题,这一思路是建立在对律师的社会性、公益性、民主性和正义性的前提假设之上的,其中隐含着一种将律师的民主性、公益性转化为法官的民主性和社会性,进而通过法律职业内部的调整直接实现司法民主的逻辑。然而显而易见,这一主张内在地隐含着极大的矛盾,且尚未得到实践的验证。[17]
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各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延续中自然形成的,每一种法律职业在法制史上的作用也是基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得以发挥的,因而是很难替代或模仿的。我国在法制建构之初就缺少一个独立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参与,并缺乏系统的理念指导和成熟的法律技术,乃至时至今日仍未建立起司法独立的现代体制。[18]因此,当法治和司法改革发展到今天,积极倡导通过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自治促进司法独立和现代法制环境的形成,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众所周知,不仅是法律职业,中国的法制本身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形成、发展和运行的,同时社会需求和环境、公众期待和评价也具有决定作用。而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与西方社会近现代初期全然不同,何况西方的时代理念和实践也在悄然变化。因此,在我国,西方社会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在法律事务、法律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和行业自治实现法律自治和司法独立的历史已不可能重现。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能产生法学家们期待的巨大意义和历史作用;至于法律家一元化的模式,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无实行的可能和必要。
三、法律职业共同体与社会 西方的法律职业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和社会分工的结果,但它诞生后就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各种法律职业统一在共同的理念和规则体系之下,通过独立的体制、专业化的程序、独特的法律技术,使法律成为一种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系统的调整机制。在西方法的发展过程中,法律的自治和法律职业的自治是一体的,法律机制通过规则、职业和程序的全面自治,划清了与政治及其他国家权力、法律与道德宗教及其他社会规范、社会权力之间的界限,确立了其独立的地位以及在纠纷解决机制中最高的权威性。统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不仅包括以法律为毕生的事业和精神信念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专门的法律技术,还有一种共同的利益——通过职业共同体垄断法律调整的各个环节,包括法律规则的创制、法律程序的操作和法律实施结果的产出。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职业一方面完成了其对社会的责任,实现着对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建构;另一方面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和独立的社会地位,形成了自治的传统。
然而,历史证明,现代法治的建立并不仅仅是法律家自治及其努力的结果,而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求和选择。如果法律职业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身也可能被社会所淘汰或改造。[19]实际上,法律职业共同体自其存在之始就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即法律自治、逻辑自足的假设、知识技术垄断与社会的需求和决定作用之间的矛盾,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殊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之间潜在的矛盾。在当代,法律意识形态及法律职业的垄断则进一步受到了社会的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法的正当性(合法性)的追问颠覆了法律逻辑自足的假设。法律自治的基本理念首先是建立在对法律规则体系逻辑自足的假设之上的,但法律实践已经证明,对法的正当性(合法性)评价不可能仅仅通过对法律的形式推理和文义解释获得。因为,不仅法律的实施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且法律规则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缺漏。随着社会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对法律规则正当性的追问经常贯穿于法的适用过程中。援引各种法外因素,如社会正义、公共价值观和利益平衡、公共道德等,作为解决权利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