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及法律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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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困境探究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困境探究摘要: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法律职业共同体又一次成为了我国法律实务界和法学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纵观西方法治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发展与一国法治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法律职业的出现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前提条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是法律职业化高度发展的外在表现。
伴随社会进步,社会管理方式向法治的转变,社会的高效运转也就迫切的要求有与之相匹配的完善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
除第一章绪论之外,共包含以下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从概念和特征两方面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础知识进行梳理和总结。
在结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基础之上,根据我国转型社会运行的特殊情况,提出可以构建一种以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为基本雏形的中国式法律职业共同体类型。
此外,从知识构成、职业属性、组织结构、价值理念以及职业伦理五个方面,总结出法律职业共同体具有智识性、专职性、自治性、认同性和公共性。
最后,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以一套独有、完整和有机的法律思想、理念和价值为前提的。
第二部分主要为两部分内容:一是从我国法官职业化、检察官职业化、律师专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专职性特征;二是对当前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构中,在智识性、专职性、自治性、认同性和公共性五个方面所凸显出来的诸多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法律职业人员知识储备不够、法律职业门槛设计不合理、法律职业行政干涉影响较强、职业群体成员之间缺乏职业认同以及法律职业伦理缺失等。
在此基础之上,认为尽管我国的法律职业化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后取得了一些成就,为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然而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尚不够成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为了解决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中所存在的上述五方面问题,第三部分通过借鉴国外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先进经验,从五个方面探索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未来发展路径。
论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条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法律职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
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也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本文将深入探讨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条件。
一、专业能力的提高任何职业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专业能力的提高之上。
对于法律职业来说,专业能力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法律职业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并且不同领域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法律从业者必须不断学习和掌握各个领域的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二、职业操守的规范职业操守是法律职业的一项重要要求。
法律从业者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行为准则,保持职业操守的规范性和纯洁性。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客观公正、守法诚信的形象,增强公众信任和支持,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
三、合理的法律体系合理的法律体系是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条件。
法律体系必须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
同时,法律体系也需要和国际惯例接轨,与国际社会保持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
这样,法律职业从业者才能在一个开放、稳定、公正的法律环境下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保障公共利益。
四、专业协会的建立专业协会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专业协会的建立,法律从业者可以加强沟通、交流,共享资源和信息,提高整个行业的水平和声誉。
此外,专业协会还可以起到传习、识别和改善职业道德的作用,为行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总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条件的支持。
只有在专业能力的提高、职业操守的规范、合理的法律体系和专业协会的建立等多方面取得进展,才能建立起一个健康、有机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伦理建设一、本文概述《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伦理建设》旨在探讨和研究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职业伦理建设方面的重要性、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路径。
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者和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其职业伦理的建设不仅关系到法律职业的健康发展,更对社会公正和法治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定义与特征出发,分析当前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伦理建设的策略与建议。
通过本文的论述,期望能够引起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职业伦理建设的重视,共同推动法律职业伦理的完善与发展,为法治社会的构建贡献力量。
二、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伦理的内涵与要求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为社会公正的重要守护者,其职业伦理建设至关重要。
职业伦理的内涵与要求,不仅体现了法律职业者个体的道德素质,更直接关系到法律实施的公正性和社会法治的进步。
职业伦理的内涵: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其核心在于“公正、诚信、责任”三大原则。
公正原则要求法律职业者在处理案件时,始终坚持公平、正义,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扰;诚信原则要求法律职业者对待当事人、法庭和其他法律职业者时,始终保持诚实、守信,不隐瞒、不歪曲事实;责任原则则要求法律职业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勇于承担因错误决策或行为带来的后果。
职业伦理的要求:为实现上述职业伦理原则,法律职业共同体需满足以下要求:一是专业能力的提升。
法律职业者应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确保在处理案件时能够准确、迅速地作出判断和决策。
二是道德修养的加强。
法律职业者应注重个人道德修养,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以自身的良好行为影响和带动他人。
三是制度规范的遵守。
法律职业者应严格遵守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业自律准则,确保自己的行为符合职业伦理的要求。
四是社会监督的接受。
法律职业者应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对于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应勇于承认并改正。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法律职业者个体和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努力。
法律职业素养是“法共体”的基本资质一、素质教育是统领和贯穿整个教育活动的基本要求(一)困境与选择当代大学教育面临矛盾与困境是:一方面,在教育理念上,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而另一方面,在实行中,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忽视。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XX年12月版,第144页。
)然而,对于任何文明来说,人文精神才是它的内在的灵魂,科学技术只是实现人的目的的外在手段,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来自人文精神。
正因如此,人文与科技的二元对立引起社会各届有识之士深深的忧虑,可以说“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早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广泛关注和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当然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人文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教育体制、培养对象和课程设置等不同层面上,大力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可以说,素质教育不仅能充分体现党的教育方针,而且成为统领和贯穿各种教育活动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见,首先,在我国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科类)和不同层级的教育和学校,从整体上统筹考虑。
其次,在我国由党和政府大力推导开展素质教育,一是源于对原有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思,二是为了主动适应现代化建设对高素质人才的全面需要,三是来自于教育理念和指导思想的更新和转变。
当今西方国家的大学通识教育在保持自由教育精神的同时,并非反对而是修正专业教育,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必然接受一般教育,即包括人类共同知识经验的学习、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养成以及基本的做人做事的能力训练。
(刘振天:《美国、加拿大高等学校的道理教育》,载《中国大学教学》20XX年第3期,第44页。
)中国学者杨叔子教授指出:现代高等教育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而形成一体的绿色教育,素质教育是绿色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核心。
〖ZW(杨叔子:《时代发展呼唤科学人文的交融——20XX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综述》,载《中国高等教育》20XX年第23期,第26页。
关于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思考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为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法律职业制度,而且为重构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内在的动力。
而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的重构,从根本上讲,又为构建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打下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含义及形成如果把从事法律职业以及从事与法律职业相关的人员进行分类,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应用类法律人才,又称为法律实践者,主要指法官、律师、检察官以及立法人员、公证员等。
二是学术类法律人才,又称法律研究者,主要指法学教授、法学研究人员等。
三是法律辅助类技术应用型人才,如书记官、法律助理、司法秘书、司法执行人员、司法警察等人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辅助法官、律师和检察官履行职责和执业。
其职责分工与医师同护士、工程师同技术人员相似,存在一种职业间的互适、互补的合作共存关系。
本文所称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从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专指法官、律师和检察官。
这三者一方面,既具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资质”,也即同一性。
另一方面又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行业特点。
一般来说法官是“法共体”的典型代表,而律师则具有多重角色,他们除了担任辩护人或代理人参与诉讼外,更多的是在立法机关、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公司或其他社会机构中从事非诉性法律事务。
因此也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和服务面向。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西方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又是与三个因素相、相适应的。
其一是与社会进步相关联。
人类社会从神权统治、君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从统治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推动了法律职业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其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联。
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分工与协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并将此广泛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现代社会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与更加密切的社会化协作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促使法律职业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实行专业化可提高效率,降低消耗,保证质量,大大提高规模效益),促进法律从业人员形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独立职业。
工作心得: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且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研究法律职业共同体行为规范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十九大精神,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提升我国司法行为理论研究水平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着重要影响。
”构建司法公信力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树立司法公信力是为了增强人们对司法的信仰,对构建社会法律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制定法律职业共同体行为规范旨在指导、约束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职业行为,通过协作配合促进公正、严格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规范法律职业群体的行为,是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建设法治中国目标,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需要。
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应当在三个方面努力:一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应依法“求同”,法律职业共同体同受法学教育、同用法律语言、同循法律思维、同在法庭活动,肩负着共同的责任和使命,应该在依法“求同”上下工夫。
二是法律职业共同体行为规范要注意“存异”,法律职业共同体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特有的角色定位、职权与职责、权利与义务,要尊重各自的职业理念和价值追求,每一个法律职业者都要忠实履行相关法律和伦理的职责义务。
三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要理性“谋合”,既要尊重包容也要坚持原则,既要相互支持也要加强监督,既要有交流也要有边界和分寸,既要有分工也要有协同。
追求公平正义是共同的理念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法律职业共同体伦理规范的理论分析摘要:我国法制建设的目标是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律职业共同体主要由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组成,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目前法制建设正处在如火如荼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与推动。
这其中,构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统一的伦理规范,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乃至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重大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因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关键词:法律职业共同体;伦理规范;法官;检察官;律师1.前言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社会和法律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是一个法治国家赖以维系的基础。
因此,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日渐成为我国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并与我国广大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
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伦理规范的研究相对较少。
随着中国社会飞速发展,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雏形逐渐形成并渐趋成熟,伦理规范缺失的现实问题反而日益突出。
如果说全面统一的行为规范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外在约束,那么协调一致的伦理规范作为一项“软约束”,就是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生动力与凝聚力。
伦理规范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意义非凡,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2.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含义法律职业伦理规范是指在从事与法律相关的事务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
社会中不同的职业拥有各自对应的职业伦理要求,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的社会职业,它是在遵照法律、遵循理性、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中。
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从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入手,引导着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行动及价值取向保持相对一致,并维护整体良好的社会声誉及影响。
法律职业共同体因其职务的特性经常需要在各种利益和价值冲突间做出选择,由此法律人面临着比普通人更为严峻的道德考验。
法律本身就与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行为的引导,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对社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试论述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律师与法官的关系随着依法治国的逐步推进,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法律人的作用日益彰显,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渐形成。
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官与律师已被社会广泛认知。
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的社会职业,它是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
尽管法官与律师均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但他们的法律职业的社会角色是不同。
律师,具有民间性,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兼有法律人和经济人双重身份,一方面律师要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解决法律纠纷,维护社会正义;另一方面,律师以法律服务为谋生手段,通过提供法律服务获取经济利益,具有逐利性。
法官,则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不能谋取任何经济利益,其惟一的目的是正确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正义。
因此,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其特殊性表现在:律师的执业活动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其职业活动的种类与范围应当在当事人的委托范围之内;法官则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律人,审判权的行使实质上是国家权利的行使,这是法官与律师法律职业的根本区别。
另外,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是契约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律师向委托人提供的产品是“法律服务”;法官则不同,其履行职务是在行使权力,权力的行使是基于特定法律事实的发生,并非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因此,法官审判活动不具有服务性,也就不具有有偿性。
然而,法官与律师毕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角。
因此,由于法律职业的原因,两者必然发生接触,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两者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与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
首先,律师与法官是法律的实践者,他们有着职业的共性。
律师和法官大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法学教育背景,应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律师和法官都以法律工作为职业,都在具体地运用法律,有着相对共同的法律的认知和法律思维习惯;法官与律师的最终职业目标,应该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识在老师的推荐之下,我们有幸阅读了强世功所写的《法律共同体宣言》。
通俗的语句掩盖不了强世功那令人赞叹的才华。
读了三四遍之后,我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根据老师在课堂上所讲,我们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行了解讨论和思考,并且对其有了更为全面系统地掌握。
在本文之中,我将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含义,法律共同体成员所应具备的要素,形成条件、社会作用以及我国是否存在共同体这五个方面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行分析。
一、法律共同体的含义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个词最早起源于二战后的西方国家,它是根据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首次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演化而来,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多,对法律共同体的含义也有了不同的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由法律家们整合而成的社会职业精神群体。
张文显对于这个概念解释的比较详细,他认为法律共同体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所组成的共同体。
由于这一群体具有一致地法律背景、职业训练方式,、思维习惯以及职业利益从而使得群体中的人员在思想上结合起来,而形成特有的思维模式、辩论方法、推理技术,通过共同法老律语言使得他们之间得以沟通,通过共享共同体的意义和标准,成员间在职业伦理、准则达成共识。
尽管成员个体之间在思想人格、价值观念各不相同,但通过法律视野和法律目标的认同使得成员之间目标、精神、情感珠连带而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
强世功在《法律共同体宣言》中,以幽默地语言阐述了这个概念。
他认为这个共同体是由这样一群人构成:他们是一群神秘的人,如同神秘社会,有自己的切口和暗号,他们有自己的服饰和大堂,他们不屑一事无成使用日常语言,他们把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升到神圣的原则层面上来讨论,外人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他们把远离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关注日常生活称之为“专业化”。
我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指在同一层面上的法律人在追求相同目标的情况之下,按照大致相同的工作流程来实现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群体。
如何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
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法律职业组织:可以成立一个法律职业协会或者律师团体,通过会员资格的设置,吸引和组织法律从业人员加入共同体。
2.制定职业准则和道德规范:共同体应当共同制定法律职业准则和道德规范,明确职业操守和行为规范,保证共同体成员的职业形象和声誉。
3.加强业务交流和合作:共同体成员之间应当积极开展业务交流和合作,可以组织专业培训、讲座、研讨会等活动,提升成员的专业水平和能力。
4.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共同体可以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用于共享法律资讯、案例研究、法律文献等资源,方便成员获取最新的法律信息和知识。
5.推动法律行业发展:共同体可以通过与政府、司法机关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合作,积极参与法律改革和立法过程,推动法律行业的发展和进步。
6.强化职业培训和发展:共同体应当设立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
或者开展职业培训项目,为成员提供持续学习和发展的机会,提升整体职业素质。
7.促进社会责任履行:共同体应当积极倡导并组织成员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公益活动,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
通过以上的努力,可以逐步构建一个具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以推动法律行业的发展和提升整体职业水准。
论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条件研究与分析法律职业共同体(Legal Profession Community),是指法律领域内的法官、律师、司法决策人员等专业人士在共同遵守职业准则、维护公正正义的同时,建立团结协作的职业共同体。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法治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势在必行。
那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条件是什么呢?一、法治意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所有法律从业人员对法治的认同和信仰。
在实现法治的路径上,法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专业人士都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必须怀有法治信仰,敬畏法律,处处守法,以行动践行法治意识。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彼此之间互相尊重、相互信任且团结协作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二、职业道德规范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要牢记自己的职业身份,认真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法官要廉洁司法、独立裁判;律师则要严守职业操守,为讨客户的利益守护法律底线。
只有遵循职业道德规范,才能不断提升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形象。
三、专业能力对于法律职业从业人员来说,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也是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之一。
无论是法官、律师还是其他相关从业人员都应具备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技巧,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只有具备了这些专业能力,才能更好地让法律职业共同体为人民服务,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平。
四、职业认同感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还需要有彼此间的职业认同感。
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内的每个从业人员而言,必须珍视自己的职业身份,为团队作出贡献;也要认可其他成员的职业身份,相互协作、相互支持。
这样才能增强团队凝聚力,推动法律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
五、法律环境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还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
特别是,在日益复杂多变的法律环境下,提倡法律中立、公正、透明的社会氛围,可以既保证法律从业人员能够履行职责,又让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和认同法律职业共同体。
综上所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的努力。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意义刘作翔2013-03-19 15:43:37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3-02-15十年前,中国的法学界和司法界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联合召开了一次以“中国法治之路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为主题的学术会议。
这大概是中国法学界第一次召开的专门的关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学术研讨会,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了十分广泛的问题,最后还出版了一个文集。
十年过去了,当年讨论的有些问题可能解决了,但是有些可能依然存在。
比如在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上渐趋共识。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曾经为全国的司法学校写一本《法理学》的统编教材,当时就涉及到对法律职业怎么界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学界对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哪些职业可以算法律职业,是不清楚的,虽然今天可能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问题,但是当时这些问题是模糊的,比如法学教授是不是法律职业?立法者是不是法律职业?这都是一些问题。
大家说立法者是议员,怎么能是法律职业者?但是他是从事法律工作的。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边缘性的、交叉性的职业像法律新闻工作者,我们有大量的法律的媒体,这些媒体的从业人员是做什么的?包括我们司法行政这样一个很大的系统。
所以当时很多东西是模糊的。
后来我们讨论,说应该确立一个标准,什么标准?怎么确立这个标准?法律职业的标准怎么确定?最终我们大体上形成一个意见,就是凡不能被其他职业所包含的、所吸收的,就是法律职业,采取这样一种剩余原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法律职业罗列出来。
经典的几大类法律职业像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大家都是熟悉的,也是没有争议的,关键就是边缘性的怎么来认识?后来统一司法考试产生了,基本上就形成了以司法考试为一条主线,用司法考试把它串起来,这样来理解法律职业就好办一点,比如说立法者,立法者是属于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议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都属于权力机关,它们的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应该属于权力机关的人员;而法学教授,他可以被教育工作者所吸收,新闻工作者可以被媒体从业者所吸收。
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及法律共同体 范愉∗
一、问题缘起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法律职业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通过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参与和努力推进司法改革、实现法制现代化,已成为法律界的基本共识。[1]
法律职业是西方法律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要素和象征,它对于法律的运作、发展、法律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由于现代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并非历史地形成的,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从无到有地培养一批现代法律家,这不仅存在难度,更需要时间;而由此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模式及其历史作用也会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
我国很多法学家对通过建立法律共同体实现法治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例如,贺卫方教授始终在积极呼唤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自治改造社会、改造权力,推进法治的实现。 [2]强世功博士在《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呼吁:“所有的法律人(lawyers),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对这个法律共同体的历史、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对待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对这个共同体的现状、社会功能、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团结起来,抵制专断和特权,抵制暴力和混乱,维持稳定与秩序,捍卫公道和正义,实现改良与发展。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3]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法学家冷静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梁治平教授指出:“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很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地推敲。比如,法律自治或者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说法通常包含一个假定,即认为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法律方法论,与比如政治的或者伦理的方法截然不同。其实这种假定很成问题。所谓法律推理常常夹杂了政治判断、实践理性、常识等因素,这些早已经许多法学家甚至法官指出。”[4]
关于我国法律共同体的模式和建构方式,也存在不同意见。很多人把英美式的一元化的法律共同体作为理想模式,主张从律师中选任法官,以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司法公正程度,并通过自治的方式使法律职业共同体成为一种独立自觉的社会力量。[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实际上不应是指一种实体性的建构,而是一种精神或理念上的共同体,即职业认同。而共同体的建立只能在政府主导下促成。[6]
进入21世纪之后,司法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民众对司法的关注与利用日益增加,诉讼数量持续增长,国家对司法的重视和资源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与此同时,法律教育的规模以及法律职业的规模和数量同时在以大跃进的速度发展。[7]从形式上看,法袍的穿着、法槌的使用、法院建筑的建设,无不在强烈地显示着司法地位的独特性和权威性;从职业素质上看,现任司法官的学历程度也在逐年提高,博士、硕士所占比例不断攀升,并产出了不少引人关注的案例和司法解释;不仅如此,法律界在社会上的声音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已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力量。这一切,似乎标志着法律家职业化时代已经来到,[8]法律职业阶层及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然而与此同时,法律职业的社会公信力并没有提高。以2003年全国关注的刘涌案为契机,包括法官、律师和法学家在内的整个法律职业受到了公众的严重质疑,甚至有人因此明确提出在中国不能轻言司法独立的意见。[9]与此相呼应,作为针对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积极对策,以人大个案监督为标志的对司法机关
∗ 范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和司法活动的全面监督、甚至直接介入正在以不可遏止的趋势发展。[10]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考虑并回答: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在当代中国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什么形式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与社会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依靠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自治能否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笔者通过本文尝试探讨这几个问题。
二、法律共同体的意义及模式 在西方法治的发展中,法律职业共同体既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也是特定社会和法律体系选择的结果。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在论述西方法律传统时曾归纳了近现代西方法的十大特征,他指出,当代随着西方法律传统遇到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其原有的许多重要特征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存留至今的有四个最本质的特征:即:第一,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政治、宗教、道德和习惯等)相对自治;第二,法律被委托给专业的法律职业集团施行;第三,专门的法律职业培训;第四,一种超然于法律制度之上的法律科学,可以用以评估和解释法律制度和规则。[11]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为法律精神、技术和文化的实施者和载体,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不仅在法治的建立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而且是法制运行的基础。
然而,在看到西方法律传统和法律职业的这种宏观的一致性的同时,还需要注意,世界各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并非是按照同样的模式和规律产生和活动的。相反,在世界各国,法律职业的构成、行为方式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如此千差万别,以至于比较法学家们通常把他们之间的差别作为划分法系的标准之一。无论是英美法中的法官、还是德国的法学教授,都可能在自己的法律体系中充当主角;无论是立法者、法官、检察官、律师,还是法学家,甚至是行政官员,都可能在法制的发展中起到特有的作用 [12].换言之,法律家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和社会地位不仅具有一定的共性,更多地是具有个性和特殊性。就法律共同体的样式及其形成(包括教育培训途径)而言,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英美法的一元化的模式,[13]及大陆法国家普遍采用的分业模式。[14]这两种法律共同体模式的形成至少与以下因素直接相关:诉讼模式及相应的职业技能、法律技术,司法资源分配(如诉讼收费及负担机制),法律传统,社会的特定需求(如对司法权的限制或保护),对司法效率与效果的追求及评价机制,法律职业的人数及精英化程度,法律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以及法学研究和社会理念的影响,等等。这两种基本模式在法律实施中的意义和作用有很大的不同,并各有特点和利弊,而各国在所属的基本模式基础上设计建构的具体制度往往又各具特色。
不可否认,在当代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法律教育模式因其特殊性尤其值得关注。美国的模式确实有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它表面上秉承了英国普通法传统,也正是由于英国普通法培养出来的法律职业集团主宰了其制度建构,才使得普通法传统得以在美国延续。然而,基于不同的时代理念,美国的模式又完全不同于英国的精英化或贵族化模式,从最初就体现出一种开放性、民主性和平民化的取向。这不仅体现在宪法所确认的陪审团制度上,[15]而且体现为从最初的平民化律师到在由大学与律协共同创立的法学院(Law school)职业教育模式。经过历史的检验,美国的司法权威、律师行业的竞争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等等,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体制上的优势。因此,对于一些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而言,美国的模式往往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例如,日本在战后一直在探讨“法曹一元化”的问题,并已将其作为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开始付诸实施。[16]“法律家一元化”的主张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律师出任法官来解决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的问题,这一思路是建立在对律师的社会性、公益性、民主性和正义性的前提假设之上的,其中隐含着一种将律师的民主性、公益性转化为法官的民主性和社会性,进而通过法律职业内部的调整直接实现司法民主的逻辑。然而显而易见,这一主张内在地隐含着极大的矛盾,且尚未得到实践的验证。[17]
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各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延续中自然形成的,每一种法律职业在法制史上的作用也是基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得以发挥的,因而是很难替代或模仿的。我国在法制建构之初就缺少一个独立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参与,并缺乏系统的理念指导和成熟的法律技术,乃至时至今日仍未建立起司法独立的现代体制。[18]因此,当法治和司法改革发展到今天,积极倡导通过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自治促进司法独立和现代法制环境的形成,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众所周知,不仅是法律职业,中国的法制本身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形成、发展和运行的,同时社会需求和环境、公众期待和评价也具有决定作用。而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与西方社会近现代初期全然不同,何况西方的时代理念和实践也在悄然变化。因此,在我国,西方社会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在法律事务、法律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和行业自治实现法律自治和司法独立的历史已不可能重现。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能产生法学家们期待的巨大意义和历史作用;至于法律家一元化的模式,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无实行的可能和必要。
三、法律职业共同体与社会 西方的法律职业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和社会分工的结果,但它诞生后就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各种法律职业统一在共同的理念和规则体系之下,通过独立的体制、专业化的程序、独特的法律技术,使法律成为一种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系统的调整机制。在西方法的发展过程中,法律的自治和法律职业的自治是一体的,法律机制通过规则、职业和程序的全面自治,划清了与政治及其他国家权力、法律与道德宗教及其他社会规范、社会权力之间的界限,确立了其独立的地位以及在纠纷解决机制中最高的权威性。统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不仅包括以法律为毕生的事业和精神信念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专门的法律技术,还有一种共同的利益——通过职业共同体垄断法律调整的各个环节,包括法律规则的创制、法律程序的操作和法律实施结果的产出。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职业一方面完成了其对社会的责任,实现着对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建构;另一方面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和独立的社会地位,形成了自治的传统。
然而,历史证明,现代法治的建立并不仅仅是法律家自治及其努力的结果,而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求和选择。如果法律职业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身也可能被社会所淘汰或改造。[19]实际上,法律职业共同体自其存在之始就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即法律自治、逻辑自足的假设、知识技术垄断与社会的需求和决定作用之间的矛盾,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殊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之间潜在的矛盾。在当代,法律意识形态及法律职业的垄断则进一步受到了社会的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法的正当性(合法性)的追问颠覆了法律逻辑自足的假设。法律自治的基本理念首先是建立在对法律规则体系逻辑自足的假设之上的,但法律实践已经证明,对法的正当性(合法性)评价不可能仅仅通过对法律的形式推理和文义解释获得。因为,不仅法律的实施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且法律规则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缺漏。随着社会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对法律规则正当性的追问经常贯穿于法的适用过程中。援引各种法外因素,如社会正义、公共价值观和利益平衡、公共道德等,作为解决权利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