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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卷第2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l.27No.2 2021年3月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Mar. 2021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1.02.014政党整合社会：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的中国实践潘泽泉，辛星(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75)摘要：经由政党整合社会实现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能够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面对空间行政化、治理碎片化、党建悬浮化等社区治理困境，社区党建能够推动社区公共性建构、服务性供给与邻里空间打造；党组织网络治理能够推动社区社会网络重构、社会资本培育与治理效能提升；党建动员能够推动社区耦合式发展、协同治理与协商共治。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党整合社会”的社区实践，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
关键词：政党；中国共产党；社区治理；党组织建设；中国实践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文章编号：1672-3104(2021)02−0153−11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是联系我国广大群众的桥梁。
政党如何整合社会，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中国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新时代基层党建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着国家关于基层党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基层党建和基层社区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通过政党整合社会，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有利于实现政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本研究基于政党整合社会的理论基础、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境况，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发展的实践经验，重新思考如何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区治理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考虑中国基层党组织整合基层社会的制度环境、实践困境和实现路径，重新检视如何经由政党整合社会实现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实现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应答◎田旭明砒广西师范大学a.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b.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6摘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对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超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社会风险问题叠加、社会力量增能、公民权利伸张、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发展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而作出的战略抉择，体现了中国治理文明的重大进步。
在新的时空境遇中，社会转型和变迁中出现的“原子化”动向、社会转型中的信任困境、现阶段社会参与机制短板掣肘,给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带来了不可小觑的考验与挑战。
因此，要牢固树立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大力培育公共精神，积极推进网络化治理结构建设，让平等参与、互信合作、责任共担、风险共抗、普惠共享等公共品行转化为社会行为和价值自觉，从而筑牢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之基。
关键词：社会治理共同体;逻辑必然;现实考验;路径选择中图分类号：D63-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21)01-0153-082020年这场抗疫斗争对我国现行的社会治理体制既是一次大考，也是未来完善社会治理结构的一次契机。
社会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加速转型，多元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网络化、城市化等特征日渐突出，特别是面对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社会风险问题叠加、社会力量增能、公民权利伸张、发展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过去那种以政府主导、行政管控、刚性整合、被动接受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显然已不符合时代需求，单纯依靠技术、制度更是无法有效解决深层社会问题。
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问题和系统上的“处理术”必须革新。
在新时代的构境和场域转化中，如何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塑造新型治理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既成为党社关系构建的主要议题和话语，也是党在社会建设领域改革理念的重要转变。
人教部编版2024-2025学年高二政治学困生专项复习《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一．选择题（共24小题）1．山东莒县在社区治理中制定了“居民提事、网格听事、社区议事、民主定事、协同办事、群众评事”六步工作流程，实行问题清单销号制，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上报社区党组织，联合相关方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莒县的这一做法（ ）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高了基层治理效能②尊重居民的决策权，提高了居民自我管理能力③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形成了基层治理的合力④创新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了基层治理流程A．①③B．①④C．②③D．②④2．某县将367个建制村（社区）细分为561个网格7709个单元格，每个网格设1名网格员和数名信息员，每人联系20至30户村（居）民。
走访民情、收集意见、调解矛盾、排查隐患……一个个“微网格”串起基层治理千条线，也搭起了干群之间的“连心桥”。
该县的做法（ ）①可以提升社区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基层治理效能②创新了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激发基层群众自治活力③优化了基层治理方式方法，更好地维护基层群众权益④保障了村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增强其主人翁意识A．①②B．③④C．①③D．②④3．扬州积极探索“五社联动”治理新模式，通过搭建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区慈善协商平台，有效整合人力、物力、资金、场地、信息等资源，让社区治理从独角戏变成大合唱，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这一探索（ ）A．有利于优化基层自治组织的形式B．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C．通过多元群体互动形成治理合力D．通过资源能力互补实现各取所需4．2024年4月17日，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联合北京市政协的部分政协委员围绕“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建设书香中国”这一主题，与部分实体书店主理人、基层阅读推广人代表和相关专家进行了互动交流，形成相关调研报告。
政协委员开展上述活动表明（ ）①人民政协履行国家职能，有序开展协商民主活动②人民政协发挥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的优势与作用③政协委员强化自身履职意识，积极推进全民阅读④政协委员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完善新型政党制度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5．南京玄奘寺住持、电影《三藏塔1942》出品人传真法师应邀出席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省上虞区379家社会组织为例赫林;徐金刚【摘要】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一,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发挥也越来越明显.本文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主题,通过对上虞379家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作用发挥现状、典型案例的剖析,查找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最后从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政府要加强扶持力度、政府与社会组织要实现良性互动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提供参考.【期刊名称】《理论观察》【年(卷),期】2019(000)004【总页数】4页(P100-103)【关键词】社会组织;基层社会治理;上虞区【作者】赫林;徐金刚【作者单位】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浙江绍兴 312300;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浙江绍兴 3123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916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一，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
近些年，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日益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量规模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000多个发展到今天的70多万个。
① 数据来源于2017年8月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在部分全国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工作交流会上的讲话。
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以及作用发挥上仍存在不少问题，仍没有很好地找到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的最佳平衡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治理方式的推进。
２０２０．０５ ＬＡＮＺＨＯＵＸＵＥＫＡＮ作者简介：杨代福，博士，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玲丽，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１４ＢＳＨ０１７）；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ＣＹＳ１７０１３）。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与扩散模式研究———基于荟萃分析杨代福 沈玲丽摘 要 社会治理创新扩散是推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共享的重要方式。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以个案分析为主，尚未得出一般化的研究结论，文章采用荟萃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整合。
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主导者的根本动机、上级政府主导的外部压力、以政府内部互动为主的学习渠道这三类因素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扩散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三类影响因素的内在关联，建构出“晋升锦标赛”驱动的“上级压力主导的准社会学习”这一扩散模式。
文章对阐释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发生规律，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政策积极稳妥且有效地进行扩散，以及改进创新扩散的实证研究都予以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 社会治理；创新扩散；影响因素；扩散模式；荟萃分析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３４９２（２０２０）０５－０１２６－１０一、引言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我国在解决社会问题、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社会治理６２１领域取得一系列显著的创新成果，并经由特定的渠道，在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进行推广和传播，这一现象可以称为“社会治理创新扩散”（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社会治理创新扩散有助于社会治理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更关系到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进程。
当前，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社会治理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例如政务微博计划、公共自行车计划、社区网格化管理等政策的事件史分析。
•社会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以南京市秦淮区为例林靖汪社会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 热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期间要 努力实现“社会治理特別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根据中央提出的“建 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可 以看出将“共同体”这一概念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 表明中央在顶层设计上更加注重社会治理的制度 建设和治理效能，注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 结合。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及其研究逻辑“社会治理共同体”将“社会治理”和“共同体”这两个概念有机结合,要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 本含义和时代价值，就要从“社会治理”和“共同体”这两个概念入手。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首次用“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
从“管理”到 “治理”体现的是主客体关系、治理制度、治理工具 等方面的转变，其核心要义是“良法善治”。
我国的 社会治理形成土壤与西方不同，西方奉行社会中心 与个人本位，理性经济人假设成为社会治理的逻辑 建构基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是以人 民为中心的集体本位为逻辑起点，打造共商共建共华杨柳治共享的多中心治理网络，进而实现吸纳与激活多 方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u。
共同体是指个体、组织 等基于相似的价值认同、目标追求等，自觉形成的相 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群体[2]。
党的十八 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其本质是基于共 识的联合体。
中国语境中的共同体强调集体中的个 体在共识基础上的权责对等,其前提基础是对公共 价值的认同，对公共责任的共担。
价值性和工具性 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两个显著特征，当参与者基于 平等的连带关系和共同生活，解决的是一般的差异 性方面的问题时，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较明显的价 值特征,参与者要有某种共同意识;当治理或解决社 会矛盾作为达到某种目标的手段时，这种治理就具 有明确的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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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沛龙（1980—），男，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站博士后。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近年来，部分省市在创新社会管理领导体制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和实践，中央也进行了体制机制调整和创新，具体表现在社会管理机构设置、职责确定、人员配备、程序设计等方面。这些改革创新举措，具体的设计较为多样，统筹协调是重点和难点，作用发挥和发展前景有待进一步观察。在今后的实践中，可以考虑以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实现党的领导，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以社会和公众参与、自我管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从而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使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社会建设；行政改革中图分类号：C9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4）01-0049-08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导体制改革实践研究———兼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杨沛龙（中央编译局，北京１０００２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力争到２０２０年使包含社会领域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其关键在创新体制机制，尤其是创新领导体制，这是便于工作开展、利于取得成效、符合长远发展的基础性、重点性工作。近年来，部分省市在创新社会管理领导体制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加强社会建设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中央也进行了体制机制调整和创新。这些改革实践举措，需要从研究的角度进行汇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领导体制、推动社会领域制度创新的思路与建议。
一、当前社会管理领导体制的改革实践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首先加强和创新的是领导体制。这在根本上是由党和国家领导社会建设事业所决定的。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往往最先进行领导体制以及相应的工作机制方面的改革创新，具体表现在机构设置、职责确定、人员配备、程序设计等方面。这是开展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影响长远的基础性工作。（一）中央统一部署。工作需要是确定机构设置、明确具体职责的前提。在中央层面，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策部署，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作为协调机构，负责协调、指导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重点协调、推动涉及多个部门的社会管理重
·社会建设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４９DOI:10.13660/j.cnki.42-1112/c.012468··要事项的解决，进行督导检查，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和做法等。该委员会在原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４０个成员单位的基础上，增加了１１个成员单位，下设办公室和若干专项组。现阶段，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中央综治委组织专门力量，主要集中做好涉及实有人口、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特殊人群、社会治安、青少年违法犯罪、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护路护线联防、社会管理法律政策等方面的专项工作。这些专项工作决定了中央若干专项组的具体设置。（二）地方探索实践。在中央统一部署的基础上，地方结合实际，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或早或晚进行了较多的创新实践，并呈现出综合模式和专项模式之分。综合模式多在社会建设或者社会工作的统领下，设立新的机构，尝试建立新的机制，探索在多个方面加强社会服务和管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专项模式一般通过设立新的机构，从党建、信访等某一专项工作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１．综合模式。综合模式以北京、广州、大庆等为代表。２００７年，北京市成立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二者合署办公。此后，又在市和区县两级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挂帅、相关部门参加的社会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相应层级的社会工委、社会办。目前，市区均已建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社会工委和社会办，全市街道、乡镇均已成立社会工作党委，从而搭建起覆盖市、区、街道三级的组织领导体系。在职责设定方面，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的主要职责是提出加强本市社会建设的意见建议和相关规划、方案、政策并组织落实，宏观指导、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社会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做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建设、社会动员体制机制建设、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社会领域党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志愿者工作等。由这些职责决定，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共设８个内设机构和机关党委（工会），８个内设机构分别是：办公室（人事处）、研究室（政策法规处）、综合处（宣传处）、社区建设处、党建工作处、社会组织工作处、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处、社会动员
工作处（志愿者工作处），共有行政编制６８名。下辖北京市社会建设信息中心和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两个事业单位，共计３０余人。２０１１年８月，广东省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省社工委既是省委又是省政府的工作机构。省社工委实行委员制，４１个单位作为成员单位，派出委员。省社工委建立决策、执行既相对分离又相互协调的社会工作运行机制，省社工委负责研究和统筹处理社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成员单位按照委员会的决策和部门职责分工做好贯彻落实工作。为了推动工作，广东明确要求各成员单位要指定一名负责同志分管社会建设工作，明确一个内设机构处理和承接社会建设具体工作，并抓紧组建各级社会建设工作机构。广东省社工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抓好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城乡基层服务管理、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安全稳定工作等５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由此，内设社会建设指导处、公共服务促进处（群众工作处）、社会组织工作处（社区建设指导处）３个处室，行政编制１８名。截至２０１２年年初，广东省市、县一级的社工委机构也已经全部成立。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大庆在全国地级城市中率先成立专门的社会工作机构———大庆市委社会工作委
员会，市委、市政府所属２７个工作部门成为市委社
工委成员单位，并由１名市委常委担任市委社工委书记。大庆市委社工委的工作职责为：围绕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搭建社会建设宏观管理平台，研究制定大庆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相关配套政策，通过构建社会公共服务、社区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社会工作运行、社会领域党建５大体系建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大庆特点的社会建设新格局。２．专项模式。专项模式以上海、重庆、海南等为代表。２００３年８月，上海成立了社会工作党委。其主要职责为：研究党建新问题，指导区县和有关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做好协助干部、人才、统战工作，指导、协调和支持有关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按照有关规定独立开展工作，教育、引导和督促有关单位依法开展各类经济、社会活动，遵守社会公德，建立社会诚信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等。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又成立市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５０··
室设在社会工作党委。社会工作党委的编制情况为：书记１名、副书记２名、纪工委书记１名、秘书长１名，正副处级领导职数１４名。２００６年８月，重庆市委两新工委成立，该机构是市委领导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党的工作的派出机构，与市总工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其主要职责为保证市委的各项决议在新经济和社会组织中贯彻落实，发挥维护全局、综合协调和促进发展的作用。重庆市委两新工委设有综合处、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指导处、党员教育管理处、纪检组。为了推进工作，重庆市要求各区县和北部新区设立两新工委，从而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工作体系，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统筹协调、两新工委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２０１１年６月，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成立，该部与省信访局合署办公。群众工作部成立后，信访局正式升格为正厅级单位。省委群众工作部部长由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除了成立省级群众工作部，海南还在海口、三亚等１０个市县启动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试点工作。其工作核心是维护群众利益，妥善化解群众难题。二、对当前社会管理领导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从以上对中央和地方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领导体制的综览，可以认识到：（一）具体的领导体制设计较为多样。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社会管理领导体制，总的来说呈现出中央统一部署和各地积极探索并存的态势。毫无疑问，中央综治委的规格最高、职责更广，不光具有协调职能，还有指导、督导检查、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等职能。中央综治委的各种领导体制设置对地方形成了一定的指导、示范效应，成为一种正式体制逐渐落实到地方。即使以上所举的一些地方有不同于中央综治委的机构设置，但同时也按照中央模式，设置新的综治委体制。而地方上创新探索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１．职责多少不一。综合模式地区如北京、广州、大庆所设立新机构的职责较多，普遍包含研究、党建、社工、社区、两新组织、流动人口等内容。专项模式地区如上海，新机构的职责主要是党建。海南的群众工作部，即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重庆市
委两新工委职责也很明确，即作为市委的派出机构，专门负责两新组织党建。但总的来说，综合模式和专项模式的工作职责，基本上包含了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①也符合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认识。２．新设机构的设置党政有别。新设机构有的是党的部门，有的是政府部门，有的同为党和政府部门，有的则是议事协调机构。北京负责社会建设工作的新机构有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广州设立一个机构，即省社工委，既是省委的工作部门，又是省政府的工作机构。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重庆市委“两新”工委、大庆市委社会工委、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则完全是党的工作部门。在机构设置方式上，有的机构为单独设置，如北京、上海、广东、大庆的机构，有的则是采用与原有机构合署办公的方式，例如海南的群众工作部与省信访局合署办公，重庆的两新工委则与市总工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但具体的情况在实践中又比较复杂，例如，虽然广东已经自上而下完善了社工委工作体系，但到目前，大部分市县社工委仍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为此，广东指出要保持各级社工委人员、经费、职能、运作的相对独立性，以免被混同在所合署的部门之中。［１］
３．新设机构的领导配置有差异。新设机构主要负责人的配备是观察新机构规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新的领导体制推动工作是否顺畅的关键变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差别较大。广东省社会工委主任、副主任配置较高，主任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３名副主任分别由省委、省政府分管政法、信访和民政工作的省领导兼任，另外３名为专职副主任，其中１名为正厅级、２名为副厅级。海南、大庆的情况与此相似。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办主任、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均由正局级领导担任。上海、重庆的情况与此类似。４．内设机构设置和工作人员配备差异较大。有的新设机构内设处室较多，例如北京，目前已有８个处室，相对较实。有的则内设处室较少，例如广东，目前只有３个处室。有的地方由于和其他原有部门合署办公，也可以认为新设机构并未独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