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激进主义地理学

1 第二章 激进主义地理学

20世纪的人文地理学已经历了一段重要的转变历程。在60年代的科学革命之前，西方人文地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主要是环境决定论、人类生态学和区域主义。这些传统理论的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来愈明显，从而促使地理学家们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模式。在科学革命之后，人文地理学界产生了一系列的新观点和新理论，其中主要有三个学派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就是人文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激进主义学派。它们都对当代人文地理学思潮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激进主义地理学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

本世纪60年代晚期，人文地理学阵营中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难以用简单的词语界定的思想和理论，它们起初都被界定为“激进的”理论。后来，这个词也曾一度用于指与新右派相关的政治运动。到80年代，这些理论又被界定为“左派地理学”、“政治地理学”（ Peet, J. R.，1977；Peet, J. R. 1978）。名称虽然在变化，但定义的标准却是一致的，即这些理论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以批判的态度关注于社会，力图获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更清晰的空间发展理论。这些理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危机：越南战争、美国城市权利运动、经济危机、社会不平等、环境污染等等，使人文地理学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应当转向社会问题，而传统的空间科学理论已不适合于这类研究工作。这样，对科学主义的幻灭和对社会日益增加的关切导致了激进主义地理学的产生。

70年代初，福克(Folke)最早正式提出了激进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地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是由极为复杂的技术性的、同时也是描述性的理论所组成，与现实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缺乏有机的联系。“这些理论反映的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兴趣而已”（ Folke, S.，1972）。他认为一切统一的社会科学，包括地理学，都需要引入一种新的范式（paradigm）。对于社会问题，它不仅要能给出理论方案，而且要能为实践提供基础，“没有实践的理论不仅是无用的，而且也是不可想象的”。到了70年代中期，激进主义地理学开始大量引入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理论，其中对地理学中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做出主要贡献的是著名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哈维（Harvey）。他认为社会问题最好的解决途径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解释了当前社会系统产生的原因，而且使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行动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Harvey, D.，1972 ）。在这层意义上，“地理学不再是学院式的、独立于象牙塔之内的学科了”（ Johnston,

R. J.，1991）。激进主义地理学运动的参与者必须具有充分的政治觉悟，并积极的投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运动之中（Harvey, D.，1984 ）。皮特(Peet)则是另一位重要的激进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贫困。他的基本观点是不平等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纯粹的通过以税收政策为基础的调控机制将无法解决贫困问题。他提出地理学者应投身于社会环境的变革之中，应以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模式取代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来审视社会。然而，到80年代，一方面，由于经济衰退、社会经济的巨大难题使地理学变革的前景变得十分渺茫，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遭到了激烈的批判，这样激进主义地理学变得“温和”起来；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少壮激进分子团体”成立起来，他们宣称激进主义地理学“在经历 2 了攻击、批判以及经济和专业的困难时期之后，已经成熟，开始成为当代地理思潮的主导学派”（ Peet, J.

R. and Thrift, N. J.，1989 ）。这一时期，激进主义地理学的确已在地理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发挥作用，例如，有关城市的居住模式和住房市场的研究就是核心之一，再如现代化、地租理论、贫困、城市政策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如此（林初升，1996 ）。

二、激进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及批判

激进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众多，其主要观点体现在各种不断的辩论和探讨之中，因此，其内容也表现得纷繁复杂。这里将通过对其哲学基础及其哲学批判的考察来分析激进主义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激进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主要存在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之中，并且这三个理论相互之间有所重叠，互为影响。

1、结构主义

所谓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而是由各门具体科学，如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地理学中共同使用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研究的客体符号化，希望寻找适合的概念来模拟研究对象的形式结构。结构主义思想认为：分析包括上层建筑、基础结构和深层结构三个层次，其中只有上层建筑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而深层结构无法直接观察到，它可以通过上层建筑来认识。结构主义强调研究不应只停留在表面，还要深入内部去研究对象的深层结构。在结构主义的许多形式中，例如社会人类学，一般认为基础结构的运作机制是由深层结构所决定的（Johnston, R. J.，1991 ）。对上层结构模式的研究应能揭示深层结构的性质。同时，激进主义地理学家认为深层结构的研究并不代表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所有工作。作为一种分析方式，马克思主义就是结构主义的一种变体，马克思结构主义多数都忽视深层结构而关注于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

2、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理论，认为基础结构包含一系列的经济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者寻求对经济基础的认知，并使之与上层建筑相联系。就人文地理学而言，这意味着要得到这样一种理论：它能够解释各种同特殊模式，并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这种理论应能对经济基础作出理论性的识别，并以此与上层建筑相比较看其是否一致。例如，哈维曾系统的研究了西方城市居住区的社会——经济分化现象，认为这是阶级的重构，是资本主义消除内部矛盾的手段（Harvey, D.，1975 ）。这个基本过程是物质性的，这可以解释社会分层出现的原因，但却不能解释社会分化形成的特殊模式——富有阶层的郊区化——是对这一过程的反应，但却并不是必要的反应模式（Walker, R. A. ，1981 ）。

3、 现实主义 3 现实主义哲学来源于三个不同领域。第一是经验主义领域，它主要考察体验所接触的世界。第二是实际（actual）的领域，它把经验和事实等同起来，认为不同个体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第三是现实（real）的领域，关注于无法直接接触的结构，认为这些结构包含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所有科学都是针对这三个领域的（Bhaskar, R.，1978 ）。现实主义哲学的目标与实证主义一样，是通过探寻事物产生、变化的原因来理解事物的（Sayer, A.，1985 ），但它又不同于实证主义，它认为造成事件发生的原因与事件发生的次数（即规律性）没有关联。现实主义者认为，规律的出现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事件发生的机制应保持不变，另一个是产生机制的条件应保持不变。当以上两个条件都满足时，研究对象就是一个封闭系统，规律性的结果就会出现。当有一个或两个条件不能满足时，研究对象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就不会出现规律性的结果。人类行为的特性使社会科学不能满足于以上任何一个条件，因此社会科学中规律性是极少出现的。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实证主义者采取了一种“集中性”（intensive）的研究方式，即在一个或一系列事件中考察偶然的进程，寻找“代理人实际在做什么”的答案（Sayer, A and

Morgan, K.，1985）。他们认为：与之相对的“广泛性”（extensive）研究，试图通过大范围的研究来排除特性行为，而集中性的研究则把特性行为视作可能的条件与必要的联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目标就是要删除其中必要的联系（Massey, D and Meegan, R, A.，1985 ）。

（二）哲学批判

激进主义地理学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基础，对其他哲学思想展开了批判，尤其对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最为激烈。实证主义者试图寻求对一般事物普遍适用的规律，而现实主义者则否认这种可能性（Sayer, A.，1979 ）；实证主义探求与基础结构不相关的上层结构中的规律，而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些规律是内含于基础结构中的。行为主义和人文主义理论受到了同样的批判，它们认为个体可以独立于环境的限制之外的，例如考克斯(Cox)就认为“行为主义地理学......很不明智的接受了个人与社会的分化”（ Cox, K. R.，1981 ）。

1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在实证主义地理学和人本主义地理学中，个人未被视为受社会限制的角色，而现实主义地理学则认为个人行为是受经济过程所制约的，经济过程限制并决定了个人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则力图把经验的世界与一系列基础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形式——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着眼于经济过程的改造，认为应通过个人行为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目标的形成源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观点，该理论认为：人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划分，无产阶级要获得自由就必须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政治目标是其批判实证主义的主要原因，因为实证主义者把上层建筑的当前形式描述为一系列定律。实证主义者认为：应通过维持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以避免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这种观点使实证主义研究缺乏对上层建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描述性的认识方面。

2、对行为主义的批判

现实主义最初的研究目的就是描述实证主义，特别是行为地理学研究的缺点。在城市地理学方面， 4 首先是在住房市场研究中，格雷（Gray）批判了行为主义理论对于人们的住房选择的限制因素的忽视。行为地理学理论仅关注居住变迁现象本身，认为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住址、选择住房，而实际上人们的选择是他们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地位而被迫做出的（Gray, F.，1975 ）。后来，帕尔(Paul)进一步研究了限制人们选择住房的因素，认为空间限制（时间/距离耗费）和社会限制（官方法规）是城市居住模式的两个基本限制因素（Paul, R. E.，1969 ），其中对后者的研究更关注管理单位，如建设单位和他们的政策，地方政府、住房材料的经销商和房地产商等。通过研究，帕尔进一步发现，开发商、房地产商等并不是独立的代理人，住房的研究不能象行为地理学家那样脱离对限制他们的社会机制的研究（Paul, R. E.，1979 ）。鉴于行为地理学之所以研究这些代理人（开发商、房地产商等），是由于他们参与了房地产机制，而哈维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对限制他们的社会机制本身（Harvey, D.，1974 ）。哈维认为：城市地理学家的基本工作应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身，并通过研究关键的对象（代理人）来认识和理解社会。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很多，都一致认为：人文地理学研究工作应致力于研究社会为什么和如何运转，而不仅是经验性的描述它（Johnston, R. J.，1980 ）。比如人文地理学家把城市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均衡发展的一部分（Harvey, D.，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