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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
起初世家大族通过察举制，依靠乡举里选，熟读经书入士升迁。
随着其自身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选拔官吏开始与世家大族紧密联系，如东汉思想家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门阀，一俗”。
所谓“族姓”，便是指世家大族。
三国时期魏国建制的选官制度——“九品官人法”以及西晋时期对此选官制度的沿用，维护了门阀士族政治层面的“权益”。
九品官人法起初主要以德识才学和门第高低为标准。
但到曹魏后期，政权旁落于世家大族司马氏集团手中，选才标准不再是德才和门第并重，而是门第标准远远超过了德才标准。
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官人法变成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工具，为门阀士族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永嘉之乱后，西晋王室渐为灭亡。
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王敦兄弟的帮衬下，建立了东晋。
在朝中，除皇帝之外，王氏兄弟掌握内外大权。
因此，就有了“王与马，共天下”之语。
至此门阀士族之势达为鼎盛。
门阀士族的势力如此雄厚，以至于东晋时期，可以与皇帝“共天下”，那么为什么之后走向衰落的残局呢？一、政治因素造成门阀士族崩溃的政治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士族之间关于争夺权力的政治内斗；另一种是士族自身的堕落腐化，昏庸无能。
1、士族间的政治斗争士族集团内部的权利斗争，是造成本身崩败的一个政治因素。
这种用阴谋或武力来相互摧残的政治斗争，是某一世族势力遭到另一世族势力排挤，甚至是被杀的一种政治手段。
虽然说，通过政治斗争，某一世族势力在朝内获得了极为强大的权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世族集团的整体势力在被削弱。
最终使整个世族集团走向崩败。
从晋初的司马懿和曹爽的斗争，到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都是大规模的世族斗争。
至南北朝后，这种世族间的争斗显得尤为频繁。
刘裕代晋，徐献之、傅亮二人有辅佐之功，后掌握朝权。
而文帝时，徐、傅则被诛杀。
构成其事者，则为王华、王昙首两世族。
孝武帝时，王僧达与颜竣的先后被诛，也是由于他们彼此间的互相攻讦与陷害。
士族的兴起与没落士族，又称门阀、世家，是在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
从兴起到没落，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士族在统治阶层中始终占据这重要的地位，对中古时期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士族有许多的元素构成。
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种，走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士族。
首先，在政治上，士族拥有先天的特权。
根据门第的不同，担任不同的官职，世代为宦，维持着自身的政治地位。
在经济上，士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佃农，依托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维持庞大家族的巨额花销。
在文化上，士族拥有大量的藏书，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走向，为其在政治领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社交上，士族极度排外，与庶族泾渭分明，甚至坐不同席；为了维持统治，不同士族通过联姻的方式联合在一起，共同抵抗其他势力的倾轧，一起分享拥有的权利。
士族的渊源可以追溯的先秦时期的士阶层。
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
到了春秋时期，士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即“贵族之末，庶民之首”，位列大夫之下。
及至战国，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许多士出身的人，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官爵，许多大夫由士升任，“士大夫”一词由此产生。
然而，自此之后虽然不断有士位极人臣，却多底蕴不足，不能累世传承，不能称之为士族。
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逐渐出现了时代为官的情况。
西汉中后期，中央政权对地方掌控下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逐步形成豪强地主势力。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望族。
就这样地方豪强士大夫化，士大夫家族化，从而走向了中古士族之路。
东汉末年，士族阶级的雏形已经出现。
其中的代表“四世三公”的袁氏一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等到帝国崩溃、群雄逐鹿时，袁氏兄弟曾占据天下超过一半的领土，可见其所代表的势力之强盛。
士族的强盛无疑使得中央政权的权威大大下降，士族阶级与最高统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
一.东晋建立的背景1.西晋灭亡，胡族贵族入主中原，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为了抵抗胡族贵族的奴役和压迫，汉族地主阶级和广大汉族人民需要建立与自己民族利益一致的封建阶级。
2.西晋永嘉年间，人们躲避战乱，迁徙到江南地区，史称“永嘉南渡”。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迁，壮大了南方地主阶级力量，从而为封建阶级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而永嘉南渡的首领是司马睿。
317年称晋王。
318年称帝，史称东晋。
二.司马睿晋元帝司马睿(276年-323年)，字景文，东晋的开国皇帝(318年-323年在位)。
晋宣帝司马懿的曾孙，琅邪武王司马伷之孙，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晋武帝司马炎从子。
司马睿于公元276年(咸宁二年)生于洛阳，290年(太熙元年)袭封琅邪王，曾经参与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的战役;但是由于作战失利，司马睿便离开洛阳，回到封国。
晋怀帝即位后，司马睿被封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后来在王导的建议之下前往建康，并且极力结交江东大族。
313年(永嘉七年)晋愍帝封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中外军事。
晋愍帝被俘后，司马睿在晋朝贵族与江东大族的支持下于317年(建兴五年)称晋王，建元建武，318年(太兴元年)即帝位，为晋元帝。
323年(永昌元年)去世，时年四十七岁，谥号元皇帝，庙号中宗。
三.“王与马，共天下”解释"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效，甚至还有过之，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进入极盛时期。
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赖了北方大族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
在此期间，王导位高权重，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政令己出。
王敦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后来又坐镇荆州，控制建康。
王氏兄弟权倾内外，司马睿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登基大典那天，皇帝司马睿突然拉住大臣王导同升御床，一同接受群臣的朝贺，表示愿与王氏共有天下的意向。
但天无二日，王导吓了一跳，连忙推辞说:"太阳岂能与万物同辉，君臣名分是有区别的"，晋元帝才没有勉强他。
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主要内容一、九品中正制1、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曹魏时，曹丕创立。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冲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军阀混战也扰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人(士、农、工、商)错杂，详(核)无所”(《通典·选举》)，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已无法实行；同时，一些大姓名士已逐渐成为支撑曹氏政权的柱石，曹丕夺权建魏也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拥戴。
这样，他创立了“九品中正制”。
这个制度规定：各州郡设“中正”，负责察访、品评本州郡士人；中正评定人物，要“计资定品”，就是考虑此人家世官位的高低，确定“品”；还要看此人的才德，作出评议，谓之“状”；中正把被评者的品状呈报吏部，作为政府选官的依据。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反映了东汉以来豪族势力的迅速发展，曹操曾经打击过不肯归顺自己的世家大族，但是他也网罗了一批名门大姓作为依靠。
实行九品中正制，为世家豪族长期操纵政权提供了法律保证。
特别是曹魏后期以来，中正一般都由“著姓大族”的官僚担任，这个制度就成了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
最初，还比较注意评议本人才德的“状”，后来，状就变得可有可无了，“品”成为选官任人的唯一标准。
这样，九品中正制为士族门阀政治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2、含义、内容：九品中正制是对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的选官制度。
九品：划分人才优劣的九个等级。
中正：评品官，一般按中央有名望的官员按原籍担任。
中央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授予相应官职。
3、评定标准的沿革：初创时，家世、才能并重；至西晋重门第和家世，轻视才能。
4、评价：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进一步促进了汉魏际士族形成及以后的巩固发展。
封建社会作为私有制的社会，从法理上讲属于身份社会，既然如此，就会需要森严的等级来确立社会秩序，官员也是如此，为了保证中央集权，使得政令畅通，不同级别间的官员建立起了不平等的关系。
但正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权力架构中的两极一样，士族的形成表面上即是这一制度造成，却也从理论上证明了社会权力的再分配。
古代士族门阀的成长史：从魏晋时兴起，到隋唐时衰败从秦汉时期起，皇权政治便追求极致的中央集权，虽说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干政，扰乱朝纲，但说到底他们都是皇权的延伸和变种。
但从曹魏时期开始，九品中正制度的人才选拔标准正式启用，士族逐渐壮大变成了集团化的门阀，成为了皇权与平民之间不可忽视的重要阶级，从西晋时依附皇权，到东晋时与皇权共治天下，再到隋唐时期逐渐走向灭亡，士族门阀在中国古代走过了四百余年。
曹魏时代，军事权力向稳定政权转变，九品中正制度的开始东汉末年，各地军事力量割据，在这些武装军事力量中，有一部分是豪门大族，依靠家族力量招募军队，另一部分则是缺少强硬家族背景的理想主义冒险家。
三国鼎立时期的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是后一种，他们靠着强大能力开疆拓土，以军事权力为根基建立政权，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继任者都没有能延续祖辈的统治力量。
剧照曹操建国者带来的军事力量和权威声望，在其过世后就基本消失了，要建立长久的国家政权，就导致权力转入当地士族门阀手中。
当朝廷强势时，他们与皇权政治和谐共处，但是当朝廷无力时，士族门阀便会从中央独立出来。
所以最后司马家统一三国，建立晋朝，与其说曹魏后代的无能孱弱，不如说士族兴起顺应时势潮流。
实用主义至上，是曹操一直以来信奉的人才选用标准，他多次声称，官职的大小只能有才能大小来决定，不用看他是否仁义，是否忠孝。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这个观点无疑是对东汉末年，那些主张道德权威对抗宦官和外戚动乱的无能的士族精英一次故意打击。
但是为了能从军事门阀变成真正的帝国管理者，为了将纯军事权力向稳定政权转变，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但是这一用人选人制度直到曹魏220年，曹丕即位后才真正确立实施。
剧照陈群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每个州郡中都有一个负责人才选拔的官员，叫做中正。
東晉及南朝的士族與寒門(參考資料)一、「士族」？(1)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一章〈名詞標準及研究方法〉(頁1-15)──1. 歷史書中對於兩晉南北朝累世官宦家族的稱呼，儘量意義大同小異，但因角度不同，名詞極不一致：從家門盛貴方面看：『高門』、『門戶』、『門地』、『門第』、『門望』；從身份華貴方面看：『膏腴』、『膏粱』、『甲族』、『華儕』、『貴遊』；從權勢方面看：『勢族』、『勢家』、『貴勢』；從家族綿延方面看：『世家』、『世胄』、『門冑』、『金張世族』、『世族』；從姓氏觀點看：『著姓』、『右姓』；從家門社會地位方面看：『門閥』、『閥閱』；從家族名聲方面看：『名族』、『高族』、『高門大族』；從政治、文化、社會諸方面看：『士流』、『士族』。
2. 用「士族」一詞的原因：一，包涵政治、社會、文化意義，能夠涵蓋累世官宦、門閥社會及家學等內容；二，希望能與歷朝士人政治在名詞上相一貫。
3. 給士族定出客觀可量化的標準：凡累官三代以上及居官五品以上，可視為「士族」。
與「士族」相對的為「寒素」，介於兩者之間的為「小姓」。
父祖皆為六品或七品者、父祖有一代五品以上者，以及遠祖為士族，但該族已趨衰微，間仕間歇者，列為小姓。
(2)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後論〉(頁275)──東漢世家大族和魏晉士族：「東漢著名的宗族，特點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
他們在地方有實力，不論是居官或不居官，社會影響都比較強大。
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實權。
而魏晉士族，其特點是世居顯位。
士者仕也。
只要他們權勢在手，濡染玄風，而又慎擇交游，取得名士地位，就算士族。
」(3)甘懷真〈中國中古士族研究的幾點構想〉(《臺大中國中古近世史研究通訊》第一期，頁3-4)──研究者常用的「士族」一詞為他稱，趙翼所用的「氏族」和史料中常用的「著姓」才是當時人的認知。
這類中古的統治階級的當代名稱是「姓」或「氏」。
要重新探索我們習稱的士族一類人，有必要探討從戰國以來的姓、氏集團成立與發展的問題。
二、士族的形成(1)余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士與中國文化》，頁197)──在武帝崇儒政策推行後，士人的宗族侯逐漸發展。
「士族的發展似乎可以從兩方案來推測：一方面是強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勢後，再轉而擴張家族的財勢。
這兩方面在多數情形下當是互為因果的社會循環。
」(2)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唐長孺文存》，頁133-143)──魏晉正值士族的形成時期，這些士族主要來自漢代以來的大姓、名士。
不過並非所有的漢代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晉期間躋身士族之流。
在晉代，成為士族的條件主要取決當朝的權勢，而非祖先名位；中正定品考慮的亦是「當代軒冕」，而不是「冢中枯骨」。
到東晉南朝，士族真正形成，雖然「士庶天隔」，普通人要躋入士流並不容易，但士族內部的高低序列因應當時權勢仍有升降。
在南朝時，能以寒微身份躋身士流，並躍升第一流高門的只有蘭陵蕭氏，這除了與蕭氏為蕭梁二朝的帝室有關外，蕭氏以外戚身份起家亦不可忽略，證明聯姻帝室在當時有一定的重要性。
(3)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三章〈兩晉南北朝士族之由來〉(頁48-66)──士族的形成，其一是憑藉政治勢力；其二是憑藉學業世傳；其三是憑藉經濟力量。
士族要長久維持家聲，都從學業與品德下功夫。
至於經濟力量，藉此而發展成大族的較少，常見於士族發展的最早期，待士族發展成熟而取得經濟特權時，這項途徑便常隱而不顯。
(4)蘇紹興〈淺論兩晉南朝士族之政治地位與其經濟力量之關係〉(《兩晉南朝的士族》，頁449-454)──兩晉南朝士族的經濟力量對其政治地位沒有影響。
士族起家，是靠政治勢力或世傳術業，而不是財富。
士族經營財富，皆藉政治地位而為，非以財富提高或鞏固其政治地位。
(5)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後論〉(頁289)──「士族由於際遇的原因，偶有少年家貧而成年以後富者，也有此代貧而下代富者，但不會累世貧窮而猶得稱為士族。
正因為他們先人已具備各種條件，包括經濟條件，使其家族得以躋身士族，所以驟遇逆境，雖可能一時貧困，但是逆境既遷，貧猶得富，與常人畢竟不同。
」(6)閻步克《波峰與波谷》第七章〈官僚階級的士族化〉(頁119-136)──豪右、官族、學門分別可視為鄉里、官場、士林場所中的世族。
士人接受教育，得以入仕居官，藉着官場權勢，強化了財富，而雄厚的財力又保障了子孫接受教育、成為士人。
這種「教育─權勢─財富」的循環佔有，環繞「族」而展開，呈現為一種「學門─官族─豪右」的循環，鄉里、官場、士林均可為循環的起點。
當中官場與士林互動的因素最為重要，鄉里豪右的身份並非必要條件。
東漢士族大多兼有豪右、官族、學門的特徵；魏晉以下的新出門戶，大抵是名士與官僚的綜合，其來源和形成與豪右的關係不大。
此外，漢代的官僚政治較為原始，亦是士人官僚得以發展成士族門閥的因素之一。
三、士族與東晉南朝政權的關係(1)趙翼〈六朝重氏族〉(《陔餘叢考》，頁316-319)──「六朝最重氏族。
自魏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選舉多用世族，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當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
……是以矜門第者高自標置……間有不恃門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傳為盛德之事……而單門寒士，亦遂自視微陋，不敢與世家相頡頏……其有發跡致通顯，得與世族相攀附，已為榮幸之極……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畯，南北皆然，牢不可破……甚至習俗所趨，積重難返，雖帝王欲變易之而不能者……當時衣冠世族，積習相仍，其視高資膴仕，本屬分所應得，非關國家之簡付。
毋怪乎易代之際，莫不傳舍其朝，而我之門戶如故也。
甚且以革易為遷階之地。
記傳所載，遂無一完節者，而一二捐軀殉國之士，轉出於寒人。
……五代時猶有此風矣。
」(2)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金明館叢稿初編》，頁55-77)──司馬氏過江之際，南方吳姓士族勢力強大，王導為司馬氏籠絡之，得以穩定政權。
(3)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後論〉(頁279-284、294-297)──西晉琅邪王司馬睿本不具備在江左運轉皇權的條件，在以琅邪王氏為首的士族支持下，才得以立國江左。
司馬睿需要士族的支持，南渡士族也需要晉室的保障，造成了皇室與士族共治的局面。
因此，王與馬、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格局延續多年，未有大變動。
孝武帝時，皇權有復蘇的迹像，士族勢力大不如昔。
後來桓玄篡晉，士族竟未敢公然阻止，最後由次等士族劉裕驅逐桓玄，終結東晉的門閥政治。
東晉門閥政治是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必需要有一個成熟而有力量有影響的士族階層和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餘號召力的皇統存在，外加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外部條件，才能成就。
這些條件在東晉末年逐一失落，門閥政治遂於南朝回歸皇權政治。
南朝雖然皇權高漲，但士族的特殊性仍在。
四、士族的衰落(1)何啟民〈南朝的門第〉(《中古門第論集》，頁133)──「我覺得南朝門第之所以衰微的最重要原因，是門第精神的喪失。
門第之有他們的地位，是受社會的公認，是經過長時間的特出表現而獲致的，這是一種社會地位。
這些士族，除了有着良好的教養學識，有着良好的家世外，更有他們獨特的精神，即忠於國家民族，為國家民族貢獻其一己之力量，以此，門第始有其存在價值，始為社會大眾所尊重。
」劉宋以後，門第精神喪失，門第只顧保存其家族的利益，門第亦因此而衰。
(2)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十一章〈各朝官吏士族成分之統計分析〉(頁355-361)──統計兩晉南朝的官吏，晉及宋士族所佔比例較高，南齊、梁及陳朝的士族比例漸次減少。
士族的消長與寒素成反比。
這是由於晉宋之際，士族越益不留心政務，而自南齊開始，君主多能用寒人，梁武帝更因喜愛用寒人，引起士大夫的怨聲。
侯景之亂，士族死亡眾多，加上之後連年戰亂，所以士族比例較晉、宋為低。
五、寒人的興起(1)趙翼〈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廿二史劄記校證》，頁173)──「至宋、齊、梁、陳諸君，則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
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竉；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
」(2)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唐長孺文存》，頁287-318)──魏晉士族形成後，士庶區別雖成鴻溝，但寒人地主或正向地主轉變的商人的勢力卻進一步發展。
在南朝，這些地主、商人在地方上擁有龐大的財富，但身份卑微，且不能免除徭役。
他們藉著與士族聯婚和向朝廷納資來衝破困局。
在政治上，官職出現了清濁之分，士族常出任的官為清官，寒人常出任的則為濁官。
清官不任實事，職務閑暇，濁官才是任事之官，結果造成權力轉入寒人手中。
寒人在南朝以「門生」或「左右」等類似隨從的身份聚集在士族和皇室身邊，來獲取地位。
宋、齊皇帝引用寒人出任中書舍人、制局監等重要職位，顯示皇權與寒人的結合。
不過，寒人在南朝始終未有脫離從屬於皇室和士族的地位。
在晉、宋之間，士庶之隔日益嚴格，這正緣於士庶之間有混淆的危險，士族為免自己的利益受到影響，必需要嚴分士庶。
宋代元嘉年間頒布的七條或八條，給士庶之間定了一個標準，卻導致了更多冒入士流的情況。
以後檢藉不斷，不但未能遏止冒藉的情況，反而引起動亂。
皇帝不得不放棄檢藉，部分寒人地主或商人得以冒入士流。
（按《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傳〉：「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
」——七條或者八條的具體内容不清楚，唐長孺考證此年宋文帝大舉北伐，《宋書》卷九十五〈索虜傳〉：「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
又以兵力不足，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兗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兗為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
」唐長孺認爲這是七條、八條的節錄，符合上述規定的就是士族。
）(3)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六章〈從壓抑寒素論士族保持政治地位〉(頁159-229)──兩晉南北朝的制度有壓制寒素的情況。
晉時，中正評品較低的寒素多為流外官。
及至劉宋，又有勳品。
寒素有功國家，只獲勳品，不得躋身九品之內。
官職又分清濁，寒素永居濁官，地位低微。
統計分析兩晉南朝寒素的起家官，兩晉寒素多以文才起家，南朝寒素多以武略起家，這與兩晉士族出將入相，不以文墨聞名，南朝士族則不涉軍旅，以文學顯名有關，加上南朝皇帝有鑑於晉室之前轍，不令士族掌握軍權，故需倚重寒人。
士族既不任實事，可自致公卿，南朝用人轉出於寒人之中。
南朝寒素仕進比例略高於兩晉，任官及身而止的比例亦較高。
(4)陳長琦《兩晉南朝政治史稿》第五章〈寒人與政治〉(頁191-245)──寒門、寒素和寒人的概念並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