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

从五四运动看近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作者：郭素莲来源：《商情》2019年第17期【摘要】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参与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既显现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又是中国人公民意识觉醒的结果。

公民意识是现代公民的重要标志，也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先决条件。

然而，在古代社会，受封建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只有臣民意识，根本没有公民意识。

自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中国人在人格上的主体意识、在权利义务上的权利意识以及在公共政治中的参与意识的开始觉醒。

【关键词】五四运动公民意识觉醒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5月4日，这场由青年进步学生发动的、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爱国运动已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四运动与以前的反侵略斗争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

最重要的不同体现在这次爱国运动是由广大人民群众主动的自觉的为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奋力抗争，这种自觉性和主动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

公民意识是现代公民的重要标志，也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基础。

它主要体现在人格上的主体意识、权利义务上的权利意识以及在公共政治中的参与意识。

在五四运动恰恰促进了中国人在这些意识方面的觉醒。

一、五四运动促进了近代中国公民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公民人格上的主体意识，指的是公民对自己作为国家主人身份的自觉认同和感知，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主权的维护者。

“公民”这一词语来自西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没有“公民”这样的记载。

1900年以后，随着中国打开大门，中国社会中才出现“公民”的词语。

公民首先体现在人格上的独立上，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独立于他人而又有着自身利益要求的独立个体。

公民意识不是天生就有的，它诞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所有人成为法律的主体、国家的主人，臣民变为公民，公民意识也由此出现。

古代中国人没有公民意识，只有臣民意识。

基本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起源与演变韩大元内容摘要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之一的基本权利概念反映了一个国家宪法发展历史与文化传统。

自清末立宪开始，蕴涵西方宪法文化的基本权利概念、理念与原理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移植到中国本土社会，为中国社会背景下形成基本权利概念提供了学术资源。

基本权利概念的变迁是宪法学历史的一个缩影，体现浓厚的本土宪法文化特色。

本文以历史文献分析为基础，探讨了在中国宪法学视野下基本权利概念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为我们思考“宪法学的中国化”提供宪法学说史方面的素材与经验。

关键词宪法学；宪法文化；基本权利一、问题的提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宪法学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具有100年历史的中国宪法学需要在学术反思中寻求“宪法学中国化”的理念与途径。

从宪法学所承载的学术思想与基本命题看，当代中国宪法学并没有跨越100年来宪法学历史传统所积累的基本知识背景与学术命题，在一些基本的学术命题上仍在继承着传统宪法学的学术遗产与成果，延续着宪法学学术思想的脉络。

宪法学是人类共同追求正义与幸福的知识体系，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反映了通过宪法治理国家的共同经验。

在不同的国家和历史发展阶段，宪法的历史必须接受价值与事实的严格检验，但宪法学相对来说具有一种公共性价值，它为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传承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尊重学术历史与维护学术共同体价值是中国宪法学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动力。

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看，基本权利的历史和学术遗产集中体现一个国家宪法学的传统与学术品格，反映了探求宪法价值的共同经验和文化特性。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中国宪法文化背景下，基本权利概念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力图揭示中国宪法学本身的历史与价值基础，为我们客观地思考未来中国宪法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历史文献基础。

二、基本权利概念的形成我国的宪法学界普遍接受一个命题，即基本权利是宪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1[1]，但学术上还没有系统地解释基本权利概念与宪法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对基本权利的文化基础进行系统研究。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变迁与反传统思想源流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批判，是近代以来非常重要的思潮之一。

但长期以来，“五四反传统”、“五四启蒙”早成“定论”，认为反传统思潮的突然兴起与高潮皆是“五四”。

然而，仔细考察历史则不难发现，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并非自五四始，至少从戊戌就开始了，而到辛亥革命前其论述已经非常成熟。

大而言之，后来的“五四”反传统话语的广度、深度甚至激烈程度并未超越“戊戌-辛亥”时期。

若再细究，向来被认为“温和”的梁启超、严复，恰恰是被认为非常激烈的反传统思潮的“奠基者”。

作为一种影响广大、深远的思潮，其发生、发展自有诸多社会性因素，然就思想史本身而言，却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发生变迁的结果。

一、两种国家观念所谓国家观念，实质是关于国家的权力来源，即国家权力的“合法性”（Legitimacy，又译作“正统性”、“正确性”、“正当性”或“合理性”）问题。

政治学中，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并非指符合法律条文，不在于统治者自己宣称统治的合法性，而是指一整套全社会、包括统治者和绝大多数被统治者认可、认同的道理、规则和行为标准体系。

马克斯?韦伯认为，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经济等因素，但是“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一个更深层的要素――对正当性的信仰”。

每个权力体系“都会试图建立并培育人们对其正当性的信仰”。

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种国家观念，即对国家权力“合法性”的两种话语。

一是传统的以伦理为基础的国家观，由皇权神授推衍出“朕即国家”，而国家（统治者）是家长，被统治者是子民，“家长”对“子民”理论上具有无限的管理权与责任。

二是现代以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观，认为国家、社会主要是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的人民联合起来订立契约，出让部分个人权利成立国家，以保护人的自然权利。

这种在人民全体一致同意基础上签订契约成立，是国家生成和存在的合法性来源。

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则是家国同构的伦理论。

长期的农业社会，使传统中国一直处于以“宗法为本”的社会结构。

近代中国公民教育及对当前我国
教育的启示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没有公民,只有臣民和统治者的封建社会。

在公民意识方面可谓先天不足,这对我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政治现代化进程十分不利。

回顾人类发展历史就不难发现,古代社会只能产生臣民或顺民的观念,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思潮则与西方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相伴而生的。

这是因为只有人的主体权利和意识的不断觉醒,才有可能提出公民教育。

而商品经济的发育,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是人的主体权利意识的天然酶剂。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迫切需要一个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需要教育培育出无数健全自律的公民,这些都需要中国当代教育做出自己的回应。

本论文旨在梳理公民和公民教育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公民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分析,给我们实施公民教育以启示,并指出实施的必要性及基本途径。

全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公民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及公民教育的概念及产生。

第二部分,近代中国公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从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课程设置、特点及评价等作了论述。

第三部分,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启示。

从中国近代公民教育是社会开放的产
物;一个长期的过程两方面进行阐述。

第四部分,中国公民教育实施的必要性及基本途径。

从实施公民教育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培养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实施公民教育的基本途径进行论述。

……。

中国近代法制观念变迁摘要：本文叙述了中国自晚清以来发生的法治观念变迁，以及晚清以来中国的各个政权颁布的法制特点。

关键词：近代法制观念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提倡“睁眼看世界”，中国人初步认识到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的必要性。

此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洋人兴办学校、出版翻译书籍，进行了以强权为后盾的一系列文化渗透活动，使得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进入中国。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者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除了科学技术上的领先，还有制度上的领先。

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礼治文化为底蕴、以专制主义体制为支撑的传统中华法系，面临着解体的深重危机。

以民主、宪政、法治为特点的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使得以儒学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法制观念开始更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法制的变革已经是呼之欲出。

在这一时期，守旧派不顾时代潮流，拒绝任何改革，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在保持孔孟圣道与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在练兵、工艺等方面主张“采西法，以应世变”，从对外交涉的需要出发，提出学习“公法学”和制定“交涉刑律”。

这种法观念打破了祖宗之法不可改变的束缚，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

这是国人由盲目排外到中体西用的观念的转变。

儒学三纲自汉以来一直是国家立法的指导原则，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改良派开始批评三纲，最为激烈的是谭嗣同，他提出“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号召，否定君权神授的观念，批判宗法父权与夫权，力主变法图强。

这是国人从维护三纲到批评三纲的观念转变。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等人提出设立议院、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新法制的立宪蓝图，并进行了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对于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做了广泛宣传。

到了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主派创建民国的纲领处于主要地位。

国人的观念由专制神圣到君主立宪、共和。

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都是资产阶级法治的支持者，反对“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观念，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

论近代中国政治权力的演变在近代中国，政治权力的演变是一个复杂而又动荡的过程。

从清朝末期到新中国成立，政治权力先后经历了政治疆界的动荡、政治理念的转变、政治制度的变迁等多个阶段。

清朝末期，中国政治疆界的动荡导致政治权力的演变。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治面临国内外压力，既有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也有来自内外的势力斗争。

由于清朝政治体制无法适应这般变局，政治权力逐渐由皇帝转而转移至地方官员、会党、领路人等各种形式的势力手中。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种政治势力纷纷崛起，他们都试图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随着政治力量的不断争夺，中国的政治理念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从以“国家至上”为中心，到以“人民至上”为核心，再到现在的“和谐社会”，政治理念在逐步演变。

中国政治权力的演变也伴随着政治理念的不断变化。

近代中国政治权力的不同形式在实现政治理念的进一步演变，如现代化、生态文明的建设等，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随着政治理念的大转变，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迁。

中国最初的政治制度为帝制，它的特点是封建式的君主专制统治。

但是，帝制因其内在缺陷而在近代中国被颠覆。

接踵而来的新政治制度不断试图在中国实行，如西方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

这些制度的实际操作及其效果对实践取决于中国整个政治体系的演变，而其演变主要受制于中国政治力量的操控。

总之，政治权力的演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亮点。

从政治疆界的动荡，到政治理念的转变，再到政治制度的变迁，这些都是紧密相连、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力量的变动、阶层化和不断变化都是不容小觑的。

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都是必须重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