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

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

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社会的结构是不同的，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剥削的可能，所以，不存在阶级。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有了产生阶级的物质条件，形成了奴隶主和奴隶阶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对阶级基本不提，因为现今已不是阶级社会。多谈论的是阶层一词。阶级是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产物。

阶层则是在阶级下由于资源、权利的占有不同而分的层次。良好的阶层结构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阶层结构的不合理会反过来阻碍社会的进步。阶层的向上发展有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阶层向下流动则意味着社会的倒退，我们应该减少向下流动。北京大学陆学艺教授认为现今中国社会已形成了十大阶层，但十个阶层无论人数还是比例主要还是集中在偏低的社会位置上，阶层结构还不够合理。《新周刊》也在《未富先懒——上行受阻和正在板结的阶层》文章中也发表了对中国现今阶层结构不合理的认识。文章中表明，上行的通道受阻，阶层间的流动通道被冻结，出现了许多年轻人未富先懒、“贫困世袭”，影响了这个社会的发展。

一个社会的运转需要权利起作用。通常我们把这个社会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权利、经济、公民。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又彼此独立。权利的正常运转有利于经济的进步，经济的进步巩固了权利，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会对自身的权利加以保护。权利不应该被当作统治整体的单质现象（一个人统治另一些人，一个团体统治别的团体，一个阶级统治别的阶级），权利应当作为流动的东西，或作为只在链条上才能运作的东西加以分析。权利从未确定位置，他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富或财产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利运转着。权利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利，他们从来不是权利惰性的或持续不断的靶子，而且永远在轮班。权利通过个人运行，但不归他们所有。红顶商人的出现表现了权利和经济关系间的混乱，当一个人可以用权为自己谋利是时候，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它同时也表明，社会的机制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当权利作为社会组成的一部分时，社会各阶层间流动的速度和通道也从侧面表现了权利的情况。权利运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进步，使越多的公民得到应有的利益。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前的权利分配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要想取消这些政策，又会遇到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且还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某些机制的改革悬而未决，但改革又迫在眉睫，只待一个好时机。2010年成都市的土地所有权私有化，被全国奉为模范，它让土地所有权真正分到每一个农民手中，有了这样的确权，土地可以出售，房屋可以出售，土地和房屋成了农民的私有财产，再通过增减挂钩来实现土地的管理。土地作为一个要素进入市场，农民可以通过出租、出售土地取得更大的收益，完成流动。这充分说明了合理分配给公民应有的权利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公平、正义是社会流动最为根本的土壤和基石，可是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官二”、“富二”、“裙带关系”等等冲刺着我们的视线。但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表面上的问题，是最深层次的机制的问题，要避免这些问题，必须完善各项机制，做到越细越好，执行的越严格越好。我认为户籍制度是阻碍阶层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把中国划分为城市和农村，给城乡间构筑了一道无形的墙，城乡间的福利差距大，在就医、就学等资源方面，农村要相对滞后。户籍改革已迫在眉睫。除户籍制度外，教育、税收、社会保障、就业政策、人事制度诸多方面的人为设置，也影响了阶层的流动。

现今提倡搞和谐社会，从社会结构上看，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所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顾名思义如同橄榄——“两头小、中间大”的似球状体，它所表明的是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级”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庞大的中产阶级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的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橄榄型”是相对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模型。

现今的中国特有的“洋葱头型”是一种“底层仍然很大、中间阶层成长不良”的状况，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类型，它反应了社会阶层生长和发育与社会发展非对称的状况。当前的社会财富如果按个人可支配收入计，15%的人拥有85%的财富，而剩余的85%的人仅仅拥有15%的财富。这就充分显示出我国阶层结构的不合理，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占人口23%左右，相对发达国家的40%还相差甚远。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远未完成，社会中下阶层比重仍然很大，中层比重偏小，与现代社会应有的“橄榄形”仍有一定的距离。在美国，年均收入在2.5万美元至10万美元作为中产阶级的衡量标准，美国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80%。

当然，阶层的结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新中国的头三十年没有太大的阶层差别，虽说不富裕，可也算平等的相安无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阶层间的流动非常活跃，只要有点本事的大可在这期间崭露头角，上行非常的容易，而且跨越数阶层的流动在这个时期不是神话。《南方都是报》在采访杨澜时，杨澜谈到了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她毕业那年中央台刚好招人，这是一个机遇，在现今电视编制已饱和的状态下，就算有比杨澜强的人可能也做不到杨澜现在的成就，机遇很重要，产生机遇的时代更重要。我们享受了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但他所带来的问题也日益突显，大局初定，赢者通吃，处于上层阶层的人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富二代”、“官二代”等问题正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他们通过现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来得到其利益，他们倾向于维护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希望当前制度被显著改变。

一般，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占据了社会上层阶层的位置，由于先到先得的原因，他们成为了幸运的一代。同样有才华的人在不同的时代奋斗得到了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先富起来的人捞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如此一般，雪球越滚越大，钱也越积越多。渐渐的有了资本，有了人脉，有了社会地位，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他们会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安于现在的位置，使得上行通道越来越窄，难度越来越大。除非面临新一轮的洗牌，他们的利益很难被撼动。

人上行无非是通过考试等几种流通渠道来完成。“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也充分说明了阶层的流动性。处于较下层的阶层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知识来达到阶层的向上流动。当然，这个流动跨越的阶层数是不等的，他可以上升一层，也可以上升几层。以前，只要考上了大学，就等于“跃出农门”，不出意外，大学一毕业，分了工作，有了正式编制，阶层的流动就算完成。但高校1999年扩招以来，大学生人数激增，导致就业人数与市场需求的严重不协调，大学生就业困难，上行受阻，《新周刊》提出：阶层板结，社会的流通渠道已经被堵，世袭贫困，未富先懒。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大学生的地位问题，以前，大学生的供应是供小于求的，所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就有这样的理念，考上大学就等于完成阶层的流动。但高校扩招，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大学生出来的已达不到人们期许的要求，但这是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整体知识的提高，就会导致阶层的流动更有竞争性，当然，人们的那种固有观念就应该改变。通过知识是可以达到阶层的流动，只不过达不到以前那种跨越很多阶层的大幅度的流动。有研究表明，有大规模向蓝领阶层转移的倾向，这对全国的整体发展来说有益的。第二，扩招的效果有一定的时间性，它需要相对足够的时间来显示它的成效，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扩招带来的现阶段的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而是应该给扩招足够的时间，相信在给与充足的时间过后，扩招带来的效果便会显现。

对于个人而言，我觉得，个人在强大的手腕也扳不过强大的现实，最好的办法是顺应现实，在现实中找机会。学校广场很多时候会有人在那募捐，有次路过，有同学在分发资料，前面两个女生拿着受助者的资料边走边念：“优秀学生干部、从不逃课…..”其中一个女生说：“为什么不去打工呢他，一个大学生，真是，这么点情况也来募捐”“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一旁的女生应和到。人存活于社会中，首先自己要适应社会，只有适应了社会的才可能发展，一个不能适应社会的人社会同样不会适应他，这样理应被社会所淘汰。我相信，流通的渠道并为被阻，只是我们脑子里的观念应该更新了，我们不妨把眼光放长远一些，考上大学并不是阶层流动的完成，相反，他恰恰是一个开始，我们应该通过大学这个平台，大学里的资源，完成自我能力的提高，最终完成自己阶层的流动。我希望有一天，自己有能力可以不圆滑。

参考资料：《必须保卫社会》《南方人物周刊》《新周刊》

广电2班 向淼 200810612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