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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
他认为，现代后工业社会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的时代，风险的产生来自政治、经济、伦理、卫生、科技、文化、科技、文化、大众传媒等诸多领域，并且相互重叠、相互交叉，又无法截然分开。
在诸多的社会风险领域中，公共健康领域的风险爆发，在现代社会表现得日益突出。
从各类传染病的每年递增，到突发性食品安全和食物中毒事件频繁发生，再到环境污染、生化危机、心理问题导致的自杀等等与健康相关的问题层出不穷。
健康传播这个议题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将公共健康领域带入了人们的关注视野。
在这场危机中，人们反思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中的表现。
以张自力为代表的国内诸多学者，纷纷将健康传播作为一项重要议题来研究，《健康传播与社会》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专著。
张自力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一书中指出，医学专家通过大量研究统计表明，在遗传生物因素、行为生活方式因素、环境因素、医疗卫生条件四类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中，行为生活方式的因素占到60%以上，因此，健康传播有了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跃升和提高。
人们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开始将目光越来越多的聚焦在生活品质上，而健康则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
笔者从以下两方面对健康传播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
一、健康传播的基本概念综述什么是健康传播？对于它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学界也一直缺乏一个全面、完善又得到广泛认同的定义。
参考研究学者的观点，健康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定义：从传播内容的角度定义。
“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Rogers 1994）。
美国人性行为的最新调查报告邓明昱博士编译（美国东西方性学研究所所长、教授）2010年10月，美联社发布了美国全国性健康和行为调查协会的一项关于性行为调查报告，这项调查是由印第安纳大学性健康促进中心得研究人员完成的。
调查人数为5865人，年龄为14至94岁。
这是自1994年以来，美国规模最大、最全面的有关性行为的调查，也是第一个把青少年包括在的调查。
与16年前相比，美国人的性行为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变化，包括性病的传播、年轻人可以获得的性教育类型、同性婚姻的出现，以及互联网成为社交工具等。
让研究人员吃惊的是，他们发现美国人的性行为方式花样繁多，竟能数出41种不同的方式，包括阴道性交、肛交、口交以及替性伴侣手淫等，而女性更可能从包括口交在内的多种性行为中达到高潮。
研究包括了820位14－17岁 的青少年，在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向他们询问了基本上与成年人相同的问题，只是为了适应他们的年龄而在用词用语上做了相应的调整。
结果表明，他们的性行 为方式与成年人相比一样丰富多彩，只不过他们的行为不是那么活跃，也不是那么富于冒险性。
虽然大多数青少年并没有发生伴侣间的性行为，但是其频率和性活动 的多样性会随着年龄而急遽增长。
他们的性行为基本上是正常的和健康的。
例如，14岁男孩在过去3个月里与伴侣发生任何种类性行为的比例为14%，而到了17岁则增加到40%。
对于青少年而已，不论其年龄如何，最常见的性行为莫过于自慰行为（自己的手淫），自慰行为在一生的发生率为男性80%，女性48%。
阴道性交的发生率随年龄而逐年递增，14岁时男孩为2.2%，女孩为12.2%；到了17岁，男孩为40%，女孩为 31%。
青少年开始初次性活动并不意味着将会具有持续的性活动。
无论哪个年龄组或哪个性别，过去90天内的阴道性交频率都高于一生性生活的频率。
研究结果提示，性教育提供的信息应该调整，一方面关注性幼稚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则要关注已具性经验的青少年。
提问：计算传播学中如何保证数据隐私？回答：1.数据平台搜集用户信息的可选择性，用户可以选择不获取(opt out),也可以选择获取(opt in),用户的数据存储自主权；2.数据平台的安全性建设，数据泄露可能性的降低，管理对存储在目标大数据平台中的数据的访问的隐私策略规范，数据接口集中式的管理；3.生成强制执行监督这些政策，数据泄露和个人隐私侵犯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完善00：25提问：垂直渠道是什么？回答：例如微博这个平台，下面垂直分为很多不同类的用户，不同类的主题，这些用户哇主题哇都可以说是垂直渠道。
形象化来说就是一个纵向下来的分支。
00：46提问：数据新闻有些啥案例回答：数说命运共同体、据说春运等00：48提问：这里说物与物的连接并非作为烙印所有权的分享是什么意思呢？回答：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物与物之间的连接不仅仅是像过去一样简单的相连，比如以前我们去商场购物买东西就是去买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场景实现万物互联，你去商场的gps数据定位和你吃什么、玩什么、可能用什么交通都关联起来了，这个数据已经并不仅仅是属于你、你自己了解而没有更广泛连接应用的数据了，它的共享自动实现了更广泛的价值00：58提问：研究计划？回答：研究计划：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设计（方法、变量构建、如何数据分析）、研究结论、研究讨论和文献参考。
01：18（政治传播系统处）提问：为啥第一列里面参与者在上面和下面出现了两次呀？回答：这是一个循环的图呀01：28提问：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回答：精英主义是即认为社会上一些特殊阶级、人群的成员，因为他们的财富啊、地位啊、权力上的优势，所以是精英，这些精英的观点应该被重视，精英应该居于领导地位。
民粹主义强调普通民众的权益，主张相信大众的智慧。
01：44补充：《知识的边界》事实的历史三个阶段：经典事实时期，基于数据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网络时代网络化的事实。
提问：请问，政治谣言的特点是什么？回答：1.与一般谣言相比，网络政治谣言除具有一般谣言的全部特性外，其政治特性更为突出2.网络政治谣言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毫无根据的政治信息或严重失真的政治消息，以有意诬陷、攻击和诽谤为主要手段，以攻击政治人物、政治集团或具体政策、政治主张等为根本目标；3.以互联网等为传播载体，是具有无国界性、全球化的趋势。
健康传播(一)健康传播的定义健康传播是传播学下的一个新分支，用来生产和传播有关健康的知识。
尽管健康传播的活动由来已久，但是相较于其他传播学分支的发展，其理论发展才刚刚兴起。
目前，健康传播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来源于美国学者罗杰(EverettMRogers)，他认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易读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
健康传播是研究有关健康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各个传播要素的关系，并对传播效果和技巧等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健康传播的研究发展影响着国家和社会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措施，对人们的幸福生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以新媒体为媒介的健康传播的特点一是传播速度快，通过网络转发、推广等方式，健康信息的阅读量及传播速度可以达到指数级的增长；二是互动性强，健康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接受者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流与信息反馈；三是健康信息的精准传播，针对个人特点及需求，可以营造出个性化、分众化的健康信息群。
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积极作用（一）发布与传播健康信息，并有效遏制谣言扩散受众依赖媒介来满足他们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新媒体特别是专业类健康媒体可以更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大众卫生和医学科普知识信息，向大众传播各种卫生防病控制的政策法规，以提高群众的公共卫生意识、自我保健意识和疾病防控能力，促进人们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政府部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有效沟通，及时快速地告知公众政府决策，指导公众采取何种措施规避风险，还可以对社会流传的各种谣言进行及时遏制。
在2011年3月的“抢盐事件”中，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和杭州市卫生局长陈卫强相继在微博上做出回应，告诉网民核辐射监测结果、食盐供应充足、碘盐无助抗辐射等信息，官员的安民告示在短短数小时内被转发了数千条，)“吃盐防辐射”的谣言不攻自破。
健康资讯：美国梅毒恐慌梅毒的传播途径
梅毒的传播途径
梅毒病人是唯一的传染源。
性接触传染占95%。
主要通过性交由破损处传染，梅毒螺旋体大量存在于皮肤粘膜损害表面，也见于唾液、乳汁、精液、尿液中。
未经治疗的病人在感染一年内最具传染性，随病期延长，传染性越来越小，病期超过4年者，通过性接触无传染性。
亦可通过干燥的皮肤和完整的粘膜而侵入。
少数可通过接吻、哺乳等密切接触而传染，但必须在接触部位附有梅毒螺旋体。
由于梅毒螺旋体为厌氧性，体外不易生存，且对干燥极为敏感，故通过各种器物的间接传染，可能性极少。
输血时如供血者为梅毒患者可传染于受血者。
先天梅毒是患有梅毒的孕妇通过胎盘血行而传染给胎儿。
一般在妊娠前四个月，由于滋养体的保护作用，梅毒螺旋体不能通过，故妊娠前四个月胎儿不被感染，以后滋养体萎缩，梅毒螺旋体即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传染胎儿。
梅毒的概述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即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性传播疾病。
可以侵犯皮肤、粘膜及其他多种组织器官，可有多种多样的临床表现，病程中有时呈无症状的潜伏状态。
病原体可以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而发生胎传梅毒。
1。
ChineseJournalofHealthEducation,January2010,Vol.26,No.1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回顾钟晓书1,魏超2,3【中图分类号】R1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9982(2010)01-0046-05【摘要】 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从理论的角度对每一种新出现的疾病和危机作出反思,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和建议,并把目标确定为制定改善社会整体健康状况的有效传播战略。美国健康传播的理论研究不断融合其他交叉学科各种理论的特点,在不同专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上相互促进,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美国健康传播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实验法、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访谈法等。【关键词】 健康传播;疾病;危机;研究回顾
ReviewofhealthcommunicationresearchintheUSA ZHONGXiao-shu,WEIChao.ShaanxiPolytechnicInstitu-te,Xianyang712000,China【Abstract】 Fromatheoreticalviewpoint,Americanhealthcommunicationresearchersreflectonemergingdiseasesandcrises,proposeappropriateresponsemeasuresandadvices,andmakeeffectivecommunicationstrategiestoimprovethehealthstatusofthewholesocietyastheirgoal.ThetheoreticalstudiesofhealthcommunicationinAmericaconstantlyin-tegratethecharacteristicsofvarioustheoriesofotherdisciplines,practicetheirtheoriesandmethodologies,andgraduallydevelopanewdiscipline.ThemainresearchmethodsofAmericanhealthcommunicationincludesurvey,contentanalysis,experiment,literaturestudy,casestudyandinterviewing.【Keywords】 Healthcommunication;Disease;Crisis;Researchreview
【作者单位】1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2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3 南京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作者简介】钟晓书(1983-),女,辽宁沈阳人,大学本科,助教,主要从事传播研究工作。【通讯作者】魏超,男,讲师,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E-mail:weic08@mails.tsinghua.edu.cn
健康传播是一个相对较新但日益突出的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涵盖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等领域的内容。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80年代走向成熟,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又有了新的发展。各种疾病和健康危机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但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也正因为这些疾病和危机得到从政府到普通民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在获得更多的资金与关注之后,美国健康传播学试图从理论的角度对每一种新出现的疾病和危机作出反思,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和建议。在此过程中,美国健康传播学逐步走向成熟。与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迅速推进相对照的是,中国的健康传播发展才刚刚起步,在健康传播领域仍然进展甚少。有学者提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主要刊登在医学、卫生专业期刊上;主要研究者为医学、卫生专业研究与实务人员;实证研究是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是传播效果及大众媒介的编辑、报道业务。传播学者的缺席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特征[1]。在这样的背景下,梳理美国
健康传播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总结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已有成果,能够为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促进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进一步发展。
1 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相关背景早在“健康传播”(HealthCommuniactnin)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前,美国医学界和传播学界对健康传播有一个替代性的概念———“治疗性传播”(TherapeuticCommunication)。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局限性的概念才被另一个更为宽泛、涵盖内容更丰富的概念———“健康传·46·中国健康教育2010年1月第26卷第1期·论著·播”所取代。这是因为伴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一个矛盾凸显出来:治疗性传播针对的主要是与疾病治疗和预防有关的医学领域,而不包括诸如吸毒、性乱、避孕、延长寿命等一系列重要议题。为此,在1975年国际传播学会(ICA)芝加哥年会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的成员提议使用更为宽泛的名称———“健康传播”来涵盖这一专业传播领域的研究工作并获得通过。ICA“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学会”(HealthCommunication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这不仅扩展了研究领域,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传播学者加入到这一领域中来[2]。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的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3]。而有的学者从大众传播的视角出发,认为健康传播是通过大众媒介来传播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4]。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E.M.Roger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都是健康传播,他在1994年提出一种界定,认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健康传播研究议题涉及广泛,既包括以艾滋病预防为龙头的疾病预防,也包括烟草控制、药物滥用预防、医患关系研究、计划生育、癌症的早期发现、戒烟等内容[5]。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研究主要集中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健康相关信息中的作用;后者主要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强调人际传播在个人健康传播中的作用,特别是医患沟通以及社会支持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将这些不同领域串到一起的主线是强调:健康是传播行为理想的结果。无论是医生以病人为中心传播行为的病人满意度调查,还是公共健康运动有效于个人安全性行为的检验,最终的目标已经确定为:制定改善社会整体健康状况的有效传播战略。2 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发展虽然美国传播学者从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以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但是利用传播改善公众健康的零星努力可以追溯到250多年前。最早的一个案例发生在1721年,宗教和政治领袖CottonMather利用传单和演讲,成功地促进了波士顿天花严重流行期间的疫苗接种。19世纪末,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领导的社会运动利用报纸和新兴杂志的大众传播,在社会和个人层面促进反酒精运动。在世纪之交,试图揭开黑幕的改革者将目标定位于一些与健康有关的问题,如不纯食品,为穷人服务的保健严重不足等,他们通过印刷媒体传播令人震惊的故事将这些问题设置为较高的公共议程。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还不成熟和传播原理被发现之前,理论研究在早期的健康传播中发挥了最低限度的作用。健康运动领导人和新闻记者依赖直觉和传统的智慧,制定战略和倡导解决办法。直到20世纪中叶,研究人员才开始推动复杂的传播活动设计及实施。健康和传播两者关系系统化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在二战之后,当流行病学家发现慢性疾病和文化强化、文化诱导行为之间的联系时,专业人员和公众都转向了疾病预防问题,特别是确定了有效向公众传播健康相关信息的战略。关键的传播过程,例如劝说和信息传播被认为在个人健康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当确认了从业人员和患者之间的传播在卫生领域研究的关键作用之后,学界最早承认了人际传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当健康传播研究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已经成熟时,更先进的研究方法被使用,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健康传播学者从传播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吸取了广泛的理论观点,一些理论和框架在健康传播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中开始流行。麦奎尔总结出了一种常见的引导健康运动效果的说服框架,主要内容包括“投入产出模型”和心理学理论分类。他在框架中引入了信源可信性和信息组织构成输入因素等传播研究变量,并讨论了直接沟通和说服模式的变异。班杜拉引入了社会学习理论,指出要特别注意形成健康行为模式和激励结果的重要性,强调自我效验行为是健康说服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传播学者引入理性行为理论,重点·47·ChineseJournalofHealthEducation,January2010,Vol.26,No.1强调个人关于结果的信念预期与有关健康行动和评价结果的结合,并突出社会规范在行为意图中的作用;引入经典说服理论,在健康传播的运用中界定了关键输入变量,如信源特点,信息获取和态度改变的信息重复等;引入社会营销框架,以交换理论的基本原则为基础,运用商业营销的实践技术将健康活动包装和定位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产品,最低限度地减少货币、心理和社会成本,根据人口和风险概况巧妙地分割受众,并战略性地混合促进产品的个人和媒体渠道;引入创新扩散理论,指导健康传播设计者的战略,并将媒体宣传方法运用在健康运动的实施和完善过程中。罗杰斯认为,1971年在美国开展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StanfordHeartDiseasePreven-tionProgramSHDPP)是健康传播研究的真正起点[5]。SHDPP是一次以心脏病学专家Dr.JackFar-quahar和传播学者Dr.NathanMaccoby的联合为发端,借助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力量开展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促进运动,并对其效果通过现场调查进行评估。这项心脏病防治计划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习理论,并通过社会营销策略和创新扩散策略来开展健康传播活动。他们从国家心脏、肺和血液协会获得了长期的资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个社区内开展了一项心脏病预防活动。他们在活动中用精心准备的劝服性话语进行健康宣导,鼓励社区居民进行常规的体育锻炼、戒烟、改变饮食结构,努力减少生活压力以达到预防心脏病的目的。从两个社区收集的数据显示,通过以上活动,这两个社区居民的心脏病发病率明显降低[5]。在心脏病防治计划中,传播学者己经开始进入计划的整个过程中,传播学者运用传播学专业理论设计计划,引导计划的实施并对传播活动进行效果评估,在整个过程中一改过去健康传播以医务工作者为主导的局面,传播学者在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学者与心脏科医生开创将传播理论应用到大众公共卫生宣导的开端,斯坦福大学的心脏病防治计划成为健康传播介入社区模式的一个里程碑似的起点,斯坦福心脏病防治计划也因此成为公认的健康传播学的起点。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健康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不断融合其他交叉学科各种理论的特点,如社会学习理论、行为意图、健康信念模式、说服理论、使用与满足、议程设置、创新扩散、交换理论以及公共关系等,健康传播学与公共卫生学、行为科学、心理学、传播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间的整合越来越密切,在不同专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上相互促进,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健康传播(HealthCommun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