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官知识养成看法官纠纷解决能力建设

从法官知识养成看法官纠纷解决能力建设

一、法官知识构成

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从总体上说，人的一切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都是后天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对现实的反映。这一解释表明，在知识的产生中最初就与实践有着不解之缘。在这一定义的统领下，知识被分为很多种，其中，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分类较为有名，即按照在生成方式上的不同，知识被划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按照这种分类，纯粹理性是那些通过精密的逻辑思辨而产生的知识如逻辑学，实践理性是从人类行动中总结归纳并直接服务于实践的知识如工程技术学，技艺则是无法用语言传授或者用语言传授很不经济从而必须由自己亲身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的知识，如理发师的手艺。以此为据，本文认为法官知识就是由司法审判中所必须的与司法相关的纯粹理性知识、司法实践理性知识和司法技艺构成的。

从司法审判的实际看，与司法相关的纯粹理性主要有逻辑学、数学(在计算诉讼费、损害赔偿额等情况下用到)、法理学以及各部门法的基本原理等，这些知识主要通过集中的课堂教案即可学到。而司法实践理性则是法官审判中最直接运用、且经常体现在整个司法审判过程和结果中的知识。法官判案过程中的程序性知识、实体法中的具体制度如善意取得制度、期前违约制度等具体知识、关注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中法律运作不同机理并进而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社会学知识、司法政策以及司法中用到的经验法则等都属于司法实践理性。司法实践理性中除经验法则外，大都可以通过课堂教案获得，而经验法则需要通过自身在生活经历中习得。与司法相关的纯粹理性和经验法则之外的司法实践理性其实就等同于我们日常所说的法理知识。此外，法官知识还包括以下司法技艺：控制庭审秩序的知识、促成当事人各方达成调解的知识、促成当事人各方服判息诉的知识、剪裁案件事实的知识、裁判棘手敏感案件时保护法院及自我保护的知识、借助各种力量使判决有效执行的知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如此种种的司法技艺是无法言传的，也是无法组织起来形成文本中的知识而集中推广的，因为“它只存在于实践中，惟一获得它的方式就是给一个师傅当徒弟———不是因为师傅能教它(他不能)，而是因为只有通过与一个不断实践它的人持续接触，才能习得它。”并且，在这种习得的过程中还会打上习得者深深的个人印记。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逻辑学”、“法理学”以及“法律社会学”等概念是从学科意义上说的，因为很多学科本身就囊括了纯粹理性、实践理性、技艺三类知识中的两种或三种，比如法理学中的法哲学思想、法律推理属于纯粹理性，而关于法的运行、法的实效等内容则更多地属于实践理性，但从法理学内容的整体看，它的思辨性更强，总体上应归为纯粹理性范畴。

二、问题意识：法官知识养成中的应然与实然

在法官知识养成中，鉴于我国的法学教育、法官培训、法官的任职年龄和来源等方面的现实问题，我国法官的知识养成并不全面。

(一)专业训练：纯粹理性与大部分实践理性的获得

在诉诸权威仍然作为法律论证的重要方式的今天，霍姆斯的那句经典语言“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往往被实用主义法学用来论证法律的本质是实践理性。强调法律的实践理性是没错的，但是，没有了逻辑，法律的生命之树就会常青吗?“如果我们不是完全无视道德与社会方面的考虑，也不是错误地把逻辑认为是机械式的推理行为，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出结论说，逻辑和经验在行使司法职能过程中与其说是敌人，毋宁说是盟友。”就此而言，偏重逻辑的纯粹理性训练显然应该是法官职业的必备经历。从我国的教育实际看，不少与司法相关的纯粹理性如数学、简单的逻辑学等在高中毕业以后就具备了。但是法理学、各部门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司法实践理性中的程序法知识、实体法知识、法律社会学等内容的获得，则是由法学院垄断的，必须接受大学教育才能获得。即使自学，也要最后通过法学院拿到文凭才有“对世”的效力，而法学文凭的发放权还是由法学院垄断的。也因此，法官纯粹理性和大部分实践理性的养成受法学院教授的影响很大。而法学教授是法律共同体中的精英，他们的博学成就了学生的多才，他们的睿智启迪了学生的敏思，他们的严谨促成了学生的认真，他们的独立操持传教出学生的诚实正直。但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法官中接受过法学院教育的还只是少数，这就使得学院式的专业训练在法官知识养成中的作用大打折扣。

同时，法学院在培养人才时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必须宽口径，这就使得它不能完全满足司法中的许多具体知识需求。而法官知识中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既需要有法学家式的“阳春白雪”，还需要有法律家式的“下里巴人”，既需要“西学东渐”借鉴域外成果，还需要“本土资源”解决中国问题。此外，法学教育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传授了学生法律论理知识的同时却没有很好地训练学生动员、组织、整合、调配这些知识的知识，典型表现如法律方法论、模拟法庭等课程在法学院基本是选修课或者干脆没有。所以，从法学院训练所得的学院派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还需要被态度更为务实和立场更为中庸的实务派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去中和。这一任务自然要通过对法官的在职继续教育来完成。但是，习惯于照搬法学院教育模式的法官在职教育训练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培训理念僵化、培训方式单一、培训内容空洞已经成为法官在职教育中的顽疾。虽然国家法官学院已经在根治这些顽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自身的实践：成长生活过程中的经验法则累积 司法审判除了需要法官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中的法理知识外，还需要经验法则，即我们日常所说的“常识”和“情理”。一般来说，没有人会把常识当作法学专业知识来看待。但是，在特定案件审判中，常识却往往是裁判案件所要求的必须知识储备。比如，正是基于“父母亲爱自己的小孩要胜于别人” 这一常识，所罗门国王才通过“将婴儿劈为两半，各得其一”的诈术，将婴儿判归宁愿放弃小孩而不愿把小孩劈为两半的妇女。所罗门国王所用的这一常识，并不是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而是在我们的成长生活过程中逐渐悟到的。而很多作为法官知识的常识的获得，需要有特定的生活经历，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结过婚的法官在对离婚案件的审判中会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有准确的把握。经验法则的另外一个内容是“情理”，在中国司法语境下，也可以等同于社情民意、主流价值观念。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大学生阿洛与老法官老冯在处理“猪拱罐罐山案件”中的不同做法及由此产生的截然相反的后果可以凸显出中国语境下法官掌握“社情民意”的重要性。而社情民意的掌握同样需要法官丰富的人生经历。由此可见，作为法官知识的经验法则必须通过丰富的人生阅历而获得，“与其他行业中年龄和智力都相当的人相比，年轻的法律人并不具有更好的判断力。”反而是年龄越长，经历的世事越多，经验法则就越丰富，由此蔚成的法官气质就更有蕴涵，解决纠纷时也更容易让当事人信服。而在司法中吸收外行(陪审员)参与审判也是弥补经验法则不足的有效方法。但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受“干部年轻化”观念的影响，越来越多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被推上审判岗位。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人民陪审员本来有助于补充法官在其他领域的“常识”的不足，但因与人民陪审员制度配套的相关机制没有跟上，使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沦落为有“陪”之名，无“审”之实的点缀，非常不利于法官整体知识的养成。

(三)参与的实践与自身的实践相结合：审判工作中的经验累积 司法在减少社会压力方面的定纷止争功能有赖于法官群体纠纷解决能力的不断提升，这就必然要求司法技艺的获得、娴熟并炉火纯青。技艺在司法的全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体现，对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的剪裁、对庭审的控制和引导、调解、判决时对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衡平、判决之后的服判息诉工作都是司法技艺和其他法官知识共同作用的成果，而这些过程本身又使司法技艺得到了加强。司法技艺的这种生成和发展过程决定了这种法官知识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因为每个人在这种参与性实践和自身的实践中的体悟是不同的，因之而形成的司法技艺也是不同的。在此意义上，司法技艺是一种个体性的知识。而“个体性知识对于现代社会的构型和运作有着根本性的作用”，比如，“农场主最了解他的土地的性状以及他所蓄养的牲畜的特点和需要。……这些知识只是为他所支配，充其量部分为其同事所支配。知识的这种分散化甚至还由于社会的分工组织而得到程度急剧的强化：没有一个人能够支配比如需要用来生产一个面包的全部知识。”也因此，司法技艺这种个体性知识的养成成本非常高昂，它是长时间的反复实践造就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对这种知识非常珍视。而现实中的“干部年轻化”和法官过早退休却漠视了这种昂贵知识价值的存在，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语境意识：法官知识养成中的“知识背反”假象与法官角色定位

(一)法官知识养成中的“知识背反”假象——以事例、司法方针、人物为样本的分析

假象一：具体案件处理中的知识背反

1995年12月26日，被告燕莎商城与原告丁惠燕签订5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终止日期是2000年12月26日。1998年7月31日，燕莎商城作出决定将丁惠燕辞退，但丁惠燕称没有收到该决定。后丁惠燕多次要求燕莎商城安排工作，遂发生纠纷，经由仲裁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关系于2000年12月26日自然终止，丁惠燕明知这一情况，却直到2004年才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其申诉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对其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请求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则认为，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具有强制保险性质，燕莎商城应为丁惠燕补办社会保险。

上述案件中的焦点问题是：社会保险金的缴纳是否应受仲裁申请期限的约束。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仲裁申请期限在性质上等同于诉讼时效。而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不得任意排除其适用。该案中，虽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质，但并不足以否定时效的适用。二审法官所谓“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具有强制保险性质”更多地是考虑了主流价值观念和该案判决的社会效果。在这里，法官优先考虑情理而弃用法理，似乎出现了法理知识与情理知识的背反。

假象二：宏观司法方针中的知识背反

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教养行政案件是否遵循确立的基本原则的请示》的答复中，最高法院向山东高院答复称：

你院《人民法院审理劳动教养行政案件是否遵循〈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与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在国家以法律形式规范劳动教养制度之前，否定该通知的效力，将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从稳定大局的角度出发，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教养行政案件中，仍应将该通知视为有效的规范性文件。 按照新法优于旧法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理知识，上述《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如与《刑事诉讼法》不一致，则应该废止。但最高法院基于稳定大局的理由，最终认定该通知为有效文件。在这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常识被优先于法理知识考虑，似乎又出现了知识背反。

假象三：模范法官职业行为中的知识背反

1996年，村办企业负责人向信用社贷款22万元，现信用社要求村民小组和村经济合作社归还这笔贷款本息共44万。村办企业多年亏损，早已名存实亡，如今要村民拿钱承担还款责任，村民想不通。葛建萍先找到镇领导表示希望镇政府帮助做好村民的工作，尽量减少利息，法院出面再去做信用社工作。葛建萍又找到信用社，在她苦口婆心对其讲明道理后，又找了其上级单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说服信用社同意减免大部分利息，双方达成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