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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公布日期】2011.04.13•【字号】•【施行日期】2011.04.13•【效力等级】地方司法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正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1年4月13日）为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惩处毒品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以下简称《禁毒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及有关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省毒品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关于毒品种类、数量的认定问题第一条毒品是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卫生部最新发布的《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中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及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中明确管制的其他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
上述毒品品种包括其盐和制剂。
毒品名称的认定应当以《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及相关国际公约为依据进行规范表述。
第二条认定毒品的数量应以查证属实的数量计算，并以克或千克为计量单位，不以纯度折算；但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对查获的毒品进行含量鉴定。
第三条涉案毒品系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可以参照《非法药物折算表》将涉案毒品折算成海洛因后，依照《刑法》的规定适用刑罚。
第四条涉案毒品为不同种类的，可以依照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累计后依照《刑法》的规定适用刑罚。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办理贩卖毒品案件有关犯罪预备问题的意见川高法〔2001〕327号2001年12月27日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分局），成都铁路运输两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为了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依法惩处贩卖毒品犯罪预备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贩卖毒品案件有关犯罪预备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一、毒品犯罪预备行为是指贩卖毒品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
二、有下来行为之一的，应以贩卖毒品犯罪预备行为认定，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为贩卖毒品样品在四川省境内主动寻找毒品卖主；（二）协定毒品样品在四川省境内主动寻找买主；（三）为贩卖毒品，有商谈毒品种类、价格、数量、质量、交付时间、地点、方式、出示毒品样品、预付、收取定金、准备运输工具等情形的；（四）其他为贩卖毒品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
三、属携带毒资联系贩买毒品的贩卖毒品案件，须报省公安厅批准，由市、州以上公安机关组织立案侦查。
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应及时通知相关人民检察院。
四、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毒资以及不宜随案移动的证物有公安机关妥善保存，不随案移送，但要在移送起诉意见书中说明，并附照片和清单。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贩卖毒品案件中需要核实有关证据时，公安机关应予积极支持、配合。
五、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应客观反映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全面提供案件证据。
六、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严禁引诱犯罪。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贩卖毒品案件依法实施监督。
七、贩卖易制毒化学品案件有关犯罪预备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参照本意见执行。
八、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等关于办理涉毒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意见正文：----------------------------------------------------------------------------------------------------------------------------------------------------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办理涉毒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意见（2005年2月5日）为严厉打击涉毒犯罪活动，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等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涉毒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一、打击涉毒犯罪应当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方针，对罪犯适用主刑的同时，应当增强适用财产刑的处罚力度。
同时要坚持严格依法取证，规范证据使用。
起诉、审判涉毒案件应当做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
二、公安机关发现涉毒犯罪线索，应当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对罪该逮捕的，应当批准逮捕，并依法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判。
办理涉毒犯罪案件的地域管辖必须坚持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
但根据此类犯罪的特殊性及当前毒品犯罪的侦查体制，涉毒犯罪的“犯罪地”既可以包括毒资筹集地、犯罪预谋地以及交易进行地等犯罪实施地，也包括毒资、毒赃、毒品藏匿地、转移地以及贩运目的地等结果发生地。
“被告人居住地”，既包括被告人常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也包括临时居住地。
对已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案件，遇有管辖异议的或者自己发现没有管辖权的，受案法院应当报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不再自行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凡刑法和司法解释已明确列举的毒品，应当严格遵照执行。
对非刑法和司法解释列明规定的毒品，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该药品已列入国务院《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的管制目录等证据。
毒品犯罪案件中特隋引诱的法律规制毒品犯罪案件中特隋引诱的法律规制文◎王昕李进庄本文案例启示:特情引诱是毒品犯罪案件中最重要最常用的侦查方法,但由于权力普遍具有扩张性,使用不当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且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不计程序和方式滥用的现象,对此应在立法和司法中对审批程序,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过程监督进行严格规制,以实现司法权准确打击与有效保护的目的.【基本案情】两名新疆籍男子,带领妻儿在上海合伙开小店,勤勤恳恳工作.然而千里之外的一个电话打破了平静,有个老乡说能联系到吸毒人员.力劝两人带毒品到天津卖毒品挣大钱,两人几经犹豫,禁不住诱惑,被这位老乡特情"钓"上,后人赃俱获.获刑多年.以上是一起典型的特情引诱毒品犯罪案件.在我国每年侦破的毒品犯罪案件中,采用"特情引诱"侦破的案件已达三分之二以上,可见特情引诱对我国打击毒品犯罪,净化社会环境所具有的必不可缺的作用.然而特情引诱如同一柄双刃剑,用之不当,会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伤害,甚至会将无辜的公民卷入刑事案件.如何既能充分运用特情引诱打击犯罪,防范潜在的社会危害,又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所有法律工作者都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一,特情引诱的概念,分类及正当性论证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特情引诱一般是指特情在介入侦破案件中对他人进行实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和数量引诱的情况.许多学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法『2000]42号《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将特情引诱分为"犯意引诱" 和"数量引诱"两种.笔者认为应当还存在一种"间接引诱",即受特情引诱的嫌疑人意欲贩卖毒品的行为又引起没有犯意的其他人实施毒品犯罪或加大数量实施毒品犯罪.这种情形在最高法的上述《纪要》中也有体现. 特情引诱侦查方式是否具有正当性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认为特情引诱是一种凭空制造犯罪的行为,采用这种方式会使刑法丧失谦抑性,扩大了公权力的边界,因此,应当宣布这种侦查方式非法并禁止使用._1]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毒品犯罪案件具有手段隐秘, 单线联系,隐藏身份等特点,这些都给侦查机关发现犯罪行为,收集犯罪证据带来极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下,通过特情引诱取得控告犯罪的证据,一方面可以防止毒品}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Z[300130]流入社会毒害人群,另一方面则造成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造成毒贩的恐慌心理,压缩其生存空间,缩小毒品的危害面.这种侦查方式在打击假币,毒品,走私等无被害人的犯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现实中显示了显着的成效,也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应当给予肯定.二,当前特情引诱使用中的问题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反映出来的关于特情引诱使用中的问题主要有:(一)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特情引诱作为侦查机关使用的一种手段,是否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6条和公安部1984年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对特情引诱中特情的设置,使用及证据采纳等作出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纪要》中对此予以认可.笔者认为虽然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但这种法律依据仍不够具体和权威,尚需进一步明确.(二)擅自扩大特情引诱的适用案件范围由于目前在我国对于特情侦查可适用于哪些案件法律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大多用于毒品,假币,走私犯罪等一些没有被害人的案件,但这种侦查方法"有可能被滥用,从而孕育出诱使本无犯罪倾向的公民犯罪的危险,使国家执法机关违背其打击,防止犯罪的职责和义务.使公民丧失对国家司法权的信赖."口]在部分地方为了提高破案率而将这种侦查措施滥用,甚至以侦查实验的名义.诱骗被害人作诱饵应用于强奸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严重违背刑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初衷. (三)特情使用没有规范化操作程序从司法实践来看.关于特情的管理机关,使用机关,特情身份的证明出具机关等没有统一规定,导致特情滥用,甚至出现公安机关为了完成立案指标,提高破案率,将吸毒人员建立为临时特情,这种做法明显失去20]1年第12期(经典案例)/总第138期了特情侦查措施的真正意义.现实中这种案件占有很大的比例.2001年的甘肃马进孝系列毒品栽赃案就是缺乏法律规制导致特情与不法警察勾结,共同策划陷害他人的典型特情引诱假案的代表.[31三,对特情引诱的法律规制特情引诱面临的诸多问题表明,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已成为立法及司法界不容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加强立法,制定相关法律,最终应当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制:(一)建立严格的审批程序通过立法或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特情的身份为侦查机关人员或侦查机关控制的相对固定的社会人员.对于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不能一概免除其刑事责任.而应当规定免刑的条件,减刑的上限和下限.在审批程序上,应借鉴西方国家的有关制度,侦查机关在采取特情侦查措施前要申请法律监督机关即人民检察院的许可或备案.然后根据许可或规定的要求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搜集证据.通过依法侦查,将特情侦查的结果转换为符合刑事诉讼法要求并可在庭审中公开出示的证据,增强此类证据的证明力,减少案件面临的风险.(二)对特情引诱适用案件范围应当严格控制在立法中对特情侦查措施适用的案件范围应作出明确的规定.多数学者均认为,特情引诱只能运用于用常规侦查方法难侦破的具有严重危害性的重大,隐秘,无被害人,且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的公诉案件,[4]笔者认为,特情侦查措施适用的对象应当限于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实施犯罪的意图.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性质严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且方式较为隐蔽,无被害人,而采用其他侦查手段又不足以有效获取证据的犯罪. (三)对特情引诱的适用对象进行严格控制由于目前我国对侦查权的监督和控制非常薄弱,因此对特情引诱的对象必须进行严格限制.具体而言,一是犯意引诱的对象应当是有重大线索和一定证据表明犯罪嫌疑人手中掌握有一定数量的毒品或具有毒品来源,且是欲实施毒品犯罪的人;二是数量引诱的对象应当是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犯罪嫌疑人具有更大数量的毒品,且其目前欲实施的毒品犯罪数量远低于其手中握有的毒品数量.(四)对特情引诱的过程要加以监督特情引诱属于侦查机关的一种侦查措施,由于这种方法可能具有侵害公民私权利的危险性,其侦查过程应当受到监督机关的监督.基于此,笔者建议:首先,特情的使用应当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其次,应当将特情使用决定书面抄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备案,检察机关有权提出建议.第三,在侦查人员或者特情进行特情引诱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对侦查人员和特情的行为进行随案监督,以防止侦查人员或者特情通过实施不合法的行为收集证据,必要时检察机关可介入侦查. 四,结语鉴于毒品的危害性及毒品案件侦破的困难性,公安机关在侦破毒品案件中采用特情引诱手段是必要的.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特情引诱虽然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被大量应用并被证明具有特殊的效用, 但缺乏法律的基础支撑将无法走地更坚定,加强立法对这一侦查手段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制约,拥有了法律规制的特情引诱将能够准确平衡打击犯罪与保护权利的关系.在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囝注释:[1]李心淑:《我国不宜建立诱惑侦查制度》,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2006年第2期.[2]许惠宏:《毒品案件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及立法思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2oo5年第6期.[3]《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概要如下:2001年7月,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区分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赵明瑞为了完成缉毒任务.伙同特情马进孝制造假海洛因2公斤,并诱使彭清带毒品与假扮成买主的赵明瑞等人交易,后被抓获.彭清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1年7月,临夏州公安局缉毒支队队长丁永年与马进孝合伙陷害出租车司机杨树喜,致杨树喜一审被以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2001 年8月.甘肃省临姚县公安局原分管缉毒工作的副局长张文卓和该局缉毒队队长边伟宏与特情马进孝共同合谋陷害出租车司机荆爱国.荆爱国一审被以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后甘肃省高院在死刑复核时发现这些案件提供破案线索的人均失踪或在逃.案件事实存疑. 甘肃省公检法机关相继介入调查,并揭开这一系列案件背后的黑幕.所有涉案人员均受到严惩.[4]马宗虎:《对诱惑侦查法制化的思考》,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2011年第12期(经典案例l,总第138期。
由刑诉法修正案看侦查程序的完善一、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此次修正案第147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这项规定很好地解决了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
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
（一）引入技术侦查措施的积极作用一是将已经有的公安机关和安全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法律规定而更加法治化；二是将技侦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所以，技术侦查的是这次修正案一大亮点。
（二）引入技术侦查措施的必要性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使得一种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①的说法被提出。
笔者认为这是对刑诉法基本规则的误解。
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有法律规定且规定适当、合理。
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
而且随着对常规侦查手段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用以有效打击各种隐形犯罪。
可以说，技术侦查因其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现实困境而必然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二、关于沉默权与如实供述修正案第49条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
但另一方面，修正案第117条保留了”如实回答”义务并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上升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试析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监督论文摘要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做出了相关规定，确立了其法律地位。
技术侦查有其内涵和外延。
对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应合法使用。
对技术侦查措施应当进行监督从而保证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的正当性。
论文关键词技术侦查正当性监督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诉法单独设立一节五个条文（即第148-152 条）对技术侦查措施做出了专门规定，明确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同时也给法律监督机关对侦查监督带来了新的课题。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有监督权，由于技术侦查以往一直披着神秘面纱，更多的是作为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内部的侦查措施，对其规定也很笼统。
对公安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监督，一直游离在检察机关有效监督之外。
新刑诉法让技术侦查措施卸去神秘的面纱，确立了其法律地位，检察机关依法对其进行监督责无旁贷。
一、技术侦查措施概念辨析（一）技术侦查措施的内涵及外延对于技术侦查措施，有的观点认为“技术侦查措施是指特定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法律所规定的某些犯罪案件，经过特定的审批程序，运用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所实施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它包括秘密的和公开的技术侦查手段，如测谎技术、电子监视、网上侦查、模拟画像、警犬使用、通讯工具控制等”。
有的观点把“技术侦查措施”等同于“秘密侦查措施”，即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
还有一种观点跟其类似，但是认为“技术侦查措施”是“秘密侦查措施”的一种。
我们认为技术侦查措施就是利用区别于传统的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搜查、查封扣押、查询冻结、鉴定、辨认的侦查手段，更加依赖科技手段对特定犯罪进行侦查的措施，一般表现为秘密侦查的方式，但也可能与传统的侦查措施结合以公开的方式进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犯罪类型的出现及跨区域、重大、复杂案件一般既需要依赖传统的侦查措施，又需要结合技术侦查措施，从而抓获犯罪嫌疑人。
江苏省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新型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其他,其他,其他•【公布日期】2022.06.24•【分类】新闻发布会正文江苏省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新型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典型案例案例一“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吴某某贩卖毒品案2021年7月，无锡滨湖警方破获一起贩卖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案件，包括犯罪嫌疑人吴某某在内的110余名贩毒、吸毒人员纷纷落网,警方在所缴获的“上头电子烟”中检测出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吴某某将合成大麻素油灌入电子烟烟杆内，以“上头电子烟”的名义对外销售。
采用微信联系、快递跑腿送货模式，向无锡地区30余名购毒人员出售“上头电子烟”共计100余支。
其中一名买家系中专生“小风”，“小风”在一次跟朋友在酒吧玩乐时，吴某某给他介绍时下最潮流的“上头电子烟”，让他免费抽几口。
“潮流”“上头”的字眼撩动着“小风”，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尝试抽了几口。
殊不知，不知不觉中已经沾染上毒瘾，他逐渐成为了吴某某的购毒常客，严重时发展到每晚不抽几口无法入睡的程度。
辍学、自残，毒品毁了这个十七岁的少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它让人“上头”的真相是其中所含的合成大麻素。
合成大麻素的精神活性比普通大麻素更高、致瘾性更强，对健康危害巨大，我国已于2021年7月1日将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整类列管。
针对办案中发现合成大麻素等新型毒品犯罪蔓延快、低龄化的特点，检察官走入学校、走上街头、走进法治电视节目演播室，通过以案释法，揭露新型毒品真面目，加强对新型毒品的禁毒宣传，引导公众特别是未成年人认清新型毒品的巨大危害。
检察机关对于新型毒品犯罪坚持依法从严从快打击。
自合成大麻素列管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审查起诉贩卖合成大麻素犯罪案件80件116人。
检察机关在此提示，贩卖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属于贩卖毒品行为，而吸食“上头电子烟”属于吸毒行为，必须远离“上头电子烟”！案例二肆意销售“止咳水”构成毒品犯罪被判刑——赵某某、陈某某等人贩卖毒品案2012年的一天，公安机关在赵某某经营的小吃店中发现其代售的止咳水中含有可待因成分，因可待因尚未被列管，公安机关对其做批评教育处理。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Journal of Yunnan Police College2021年第1期NO.12021总第144期Suml44打击跨境毒品犯罪中控制下交付的思考——以国际执法合作为视角徐轲1陈巧琪2(4浙江警察学院，浙江•杭州314253； 2.诸暨市公安局，浙江•诸暨311402)内容摘要：随着互联网及跨境电商的发展，跨境毒品犯罪存在流动性大、取证困难等问题，传统打击毒品犯罪的方法和手段很难将犯罪链条一网打尽。
因此，控制下交付成为各国在打击跨境毒品犯罪中的重要手段。
借鉴国外控制下交付的先进经验，完善法律程序，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灵活选择控制下交付类型，建立健全相关证据制度等方面构建我国控制下交付法律机制，更好地发挥控制下交付在打击跨境毒品犯罪领域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跨境毒品犯罪；控制下交付；国际合作；法律程序中图分类号：D9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057(2021)01-01-06随着互联网技术与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跨境毒品犯罪已成为当前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与洗钱、国际恐怖主义等其它严重犯罪相交织，对各国警方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跨境毒品犯罪的有组织性、犯罪链条性、手段隐蔽性和高科技性使得传统侦查手段难以奏效，因此,控制下交付等国际执法合作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
控制下交付改变了传统侦查“见一打一”等被动低效手段，采取情报导向主动侦查模式，从发现犯罪任意环节的蛛丝马迹入手，顺藤摸瓜实现“以物找人”或是“以人找物”，破获整个犯罪链条并予以一网打尽。
多方监控，联合撒网，情报资源共享的控制下交付不局限于对毒品犯罪的国内侦查，而是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对跨境毒品犯罪链条的各个环节实施全程监控并进行抓捕,节约了执法与司法资源，加强了对跨境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1988年“锦鲤贩毒案”、2002年“•30”特大国际贩毒案，都是通过国际执法合作，采用控制下交付手段成功侦破的经典案例①。
毒品犯罪案件管辖问题及移送工作调研报告作者：魏建李章颖乔莹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11期摘要在刑检工作中，由于毒品犯罪案件以及侦破的特殊性，其管辖问题一直是困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重要问题。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移送毒品犯罪案件及审查起诉工作进行总结、归纳，分析办理毒品案件管辖等程序性工作的不足之处，并依據法律规定细化毒品犯罪管辖范围，提出办理此类移送案件相关工作建议。
关键词毒品犯罪管辖移送案件作者简介：魏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处处长；李章颖，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处检察员；乔莹，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处书记员。
在司法机关办理毒品犯罪案件过程中，由于毒品犯罪地多样、犯罪情况复杂，公安机关又享有跨地域侦查权，这就给检察机关毒品犯罪案件地域管辖工作带来问题。
在此，笔者通过对近两年来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移送毒品犯罪案件及审查起诉工作进行总结、归纳，分析办理毒品案件管辖等程序性工作的不足之处，并依据法律规定细化毒品犯罪管辖范围，提出办理此类移送案件相关工作建议，以供今后审查起诉工作参考。
一、移送丰台检察院毒品犯罪案件管辖的情况2006年其他区县院移送我院案件共37件，其中毒品犯罪案件21件。
截至2007年7月31日，我院接受移送案件30件37人，除二分检交办2件2人，其他均由其他区县院移送，其中毒品犯罪案件22件26人，包括非法持毒10件11人，贩卖毒品5件5人，非法运毒4件7人，容留吸毒3件3人。
由此不难看出，毒品犯罪案件占移送案件绝大多数，而且以涉嫌非法持毒、贩卖毒品罪名居多。
另外2007年上半年我院共审查起诉毒品犯罪案件67件74人，可见移送管辖的毒品犯罪案件也占我区办理毒品案件较大比例。
二、产生大量移送毒品犯罪案件的原因毒品犯罪案件不同于其他种类犯罪，其侦破过程绝大多数根据特情报告、群众举报、犯罪分子检举揭发等渠道获取线索，其最大特点就是公安机关侦查行为始于犯罪行为的未遂阶段甚至是预备阶段，犯罪行为指向毒品将在何时何地出现处于一种不特定状态，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毒品案件，最终破获并能够证实犯罪行为发生地，并不一定在负责侦查案件的公安机关所在地，但公安机关只能移送同一地区检察机关，就引发毒品犯罪案件管辖问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３作者简介：易罡（１９８６－），男，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刑法学研究。
从检察视角看毒品犯罪侦查问题易罡（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目前毒品犯罪在全世界范围有内愈演愈烈，尤其在中国，２０１２年中国禁毒报告公布的数据相比２０１１年的数据来看，２０１１年毒品犯罪案件增加１．３万件，毒品犯罪嫌疑人增加１万名；查获毒品的数量、种类和强制戒毒的人员人数均呈增长趋势。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南京市破获的千克以上毒品案件数量、登记在册新式毒品的吸毒人员、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均持大幅增长［１］。但是毒品犯罪以其手段隐蔽性、毒品多样性等特点阻碍我国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的侦查，特别是公安机关在查办毒品犯罪取证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最终导致不逮捕、不起诉甚至法院不予认定犯罪事实的问题。本文拟选取某市的几个基层检察机关审查毒品犯罪的典型案例来说明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作出对策。一、公安机关在侦查毒品犯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１．证据形式单一，缺少必要旁证。公安机关在办理毒品案件取证过程中主要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为主，部分侦查人员还没有突破“证据之王———口供”的思想。第一，取证缺少必需的物证。如某县公安部门接到举报，在某社区出租房内抓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赵某夫妇与李某夫妇，并从李某身上搜缴出２克海洛因。公安机关在取得赵某夫妇、李某夫妇的口供后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起诉过程中赵某妻子翻供，由于公安机关在侦查及补充侦查过程中没有收集到物证（毒资），导致法院没有认定该事实。第二，取证缺乏相印证的其他证据。再如某县公安机关在高速公路出口抓获肖某、李某，从肖某身上查获３０多克海洛因，在取得肖某与李某的口供后，向检察机关报请逮捕。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过程中肖某、李某翻供，由于仅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李某的决定。２．侦查措施单一，侦查过程不连贯。首先，由于毒品犯罪的隐蔽性和毒品犯罪人员联系的单线性，公安机关主要使用“诱惑侦查”的侦查措施。如某县公安机关在２０１１年中旬到２０１２年上旬侦查完毕的贩卖毒品案件中有三起是在毒品交易完成后当场实施抓捕的，其中的王某是这三起贩卖小额毒品案的证人。对于吸毒成瘾的王某因其没有达到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标准而没有认定其涉嫌犯罪，也没有对其进行任何行政处罚；形式上公安机关的行为似乎没有违反法律，实质上公安机关通过放纵吸毒而抓获贩毒人员的行为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相关条文以及刑法的公正价值和正义精神，客观上存在利用“特情”进行“犯意引诱”为新刑诉法所禁止的侦查措施的嫌疑。其次，侦查机关报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毒品犯罪案件均只查明被当场抓获的犯罪事实，缺乏在宏观上对管辖地所有的毒品犯罪上线进行侦查的意识。如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２年的贩毒案件中多起贩卖小额毒品的李某供述其上线为唐某，而公安机关在抓获唐某后也仅对其被当场抓获的贩卖毒品的行为进行侦查。３．侦查活动不细致，影响证据的有效性。第一，由于侦查人员过失，遗漏当面称量记录。如某县公安局在查获邓某携带１２克海洛因的案件中，缺少对海洛因的称量记录，后经补充当时遗漏的称量记录、原始扣押物品清单和鉴定结论，检察机关最终认定了该证据有诉讼法效力。第二，侦查人员移送起诉后不再进行补证，譬如拒绝提供用以证明没有刑讯并事实的入所体检表。某县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讯问毒品犯罪嫌疑人时，某特大贩毒案的嫌疑人称受到严刑逼供，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提供该犯罪嫌疑人的入所（看守所）体检表而公安机关一直未予提供；后经检察机关通过调取视频资料、入监体检表、询问知情的同监室嫌犯、查阅看守所干警的教育谈话，最终发现该犯罪嫌疑人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故意编造刑讯逼供的借口，也证实了
摘要：毒品犯罪一直以来是我国历来打击的首要目标，但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在侦查过程中普遍存在侦查难、取证难、查证难。除了毒品犯罪本身的特性，侦查机关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问题。通过某市几个基层检察机关的具体案例来分析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促进侦查机关在实践中更为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关键词：毒品犯罪；侦查问题；检察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８．２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５８９（２０１２）３６－０１１１－０２
FaXueYanJiu☆法学研究☆
１１１TheoryResearch
学论理★★★★
侦查机关侦查中所获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合法性。侦查机关上述遗漏、不提供相关证据的行为严重延缓了诉讼进程，极大增加了诉讼成本，给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后续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二、侦查机关在侦查毒品犯罪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解决１．合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１９８９年我国加入的《联合国禁止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就明确了控制下交付（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的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与诱惑侦查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两者是同一侦查方式［２］，有学者认为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３］，有的学者认为两个各不相干［４］。直到新刑事诉讼法在第２章第８节技术侦察的措施之中第１５１条明确规定了隐匿身份（包括特情侦查、诱惑侦查、卧底侦查）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个不同的侦查措施，肯定了这两种秘密侦查措施的合法性，应当认为这两种措施所获证据具有刑事诉讼法上的效力［５］。值得注意的是在隐匿身份侦查之中存在特殊情况，即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如何进行界定需要等待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规定的出台，但新刑诉法明确规定的使用上述技术侦查手段所必须采用的正当程序（违反该程序所取证据不合法）。同时还应引起注意的是“犯意引诱”的问题在２００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２００８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施行的新刑诉法三个文件中，对毒品犯罪侦查的“犯意引诱”从最初的肯定到有条件肯定到最终否定，毒品犯罪侦查中“机会引诱”在理论与实务界已经达成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共识。由于诱惑侦查的成本低、可操作性强、侦查周期短等特点被我国公安机关广泛采用，相对而言的控制下交付就需要跨区域的公安机关联合、侦查周期相对较长，但控制下的交付回避了诱惑侦查中可能违法“犯意引诱”的缺陷，公安机关应当加强跨区域的合作转变现有的以诱惑侦查为主的工作方式。侦查部门在采取上述技术侦查措施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维护公共利益与尊重和保障人权中找准价值平衡点，保证技术侦察所获证据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２．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取证机制。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在侦查毒品犯罪的活动中仅从自身出发，只要达到破案的目的就认为完成了自身的任务，没有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角度补充完善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虽然新旧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讨论和参加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等，但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进行检察引导侦查活动，至今为止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也并没有建立起检察引导侦查机制，各地公安和检察机关也处于探索阶段。笔者以为可从这几点出发：第一，完善我国侦查阶段诉讼证明标准；在具体的诉讼证明标准中公、检、法因各自阶段职能的差异而略有差别，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和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①公安机关应当在按照刑诉法的规定下参照检察、法院的诉讼证明标准，完善在刑事诉讼中侦查证明标准的内部规定，按照侦查机关的刑事诉讼职能与检察、法院在刑事诉讼证据上进行对接。第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检察机关可以引导侦查的案件界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即公安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第三，建立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打击毒品犯罪的联席会议，针对上个阶段毒品犯罪侦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总结。第四，组织有经验的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的检察干警与公安侦查人员进行毒品犯罪取证的经验交流，帮助侦查人员树立打击毒品犯罪刑诉法宏观上控诉职能的观念，培养专职毒品犯罪侦查人员学习、运用证据规则的能力。３．强化侦查人员责任意识，加大对毒品犯罪侦查投入。毒品犯罪案件其中存在严密的犯罪网络，跨区域的毒品犯罪已经成为常态，破案的过程中所取的证据有着数量多、种类复杂等特点；需要侦查人员必须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从毒品犯罪取证的细小处着手充实完整整个毒品犯罪的证据并形成证据链条。侦查人员还应在查获毒品犯罪之后结合以往侦查的结果，根据相关线索弄清毒品流通渠道并捣毁整个贩毒网络。另外随着新刑诉法的即将施行，现阶段基层公安机关在侦查毒品案件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缺乏各类先进侦察设备、不同程度缺少办案经费的情况，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其投入力度保证对毒品犯罪的打击顺利有效。三、结语某市几个基层检察机关审查的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这几个经典案例，反映出毒品犯罪侦查机关在实践中存在的不同侧面的问题及其原因，拟通过侦查措施的转变、检察引导侦查、强化侦查责任意识的途径探索对上述问题的解决。随着新刑事诉讼法即将在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正式施行，毒品犯罪侦查现有的侦查模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安机关在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后还必须严格遵守新刑诉法的规定，侦查人员树立侦查过程是刑事诉讼程序重要一环的整体诉讼观念，自觉运用证据规则、证明标准审查所获证据和从严打击毒品犯罪，最终达到成功遏制我国毒品犯罪日益增加的效果。
参考文献：［１］许惠宏．毒品犯罪形势与遏制对策［Ｊ］．江苏警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２］杭正亚．诱惑侦查行为的性质及法律责任初探［Ｊ］．杭州商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１）．［３］邓立军，吴良培．控制下交付论纲［Ｊ］．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４，（４）．［４］于燕京，张义荣．禁毒学（下）［Ｍ］．北京：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５：５８５．［５］程雷．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隐藏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Ｊ］．中国检察官，２０１２，（７）．
①参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１９９９）１号第２５０条；《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１９９８）２３号第１１６条。
（责任编辑：石银）１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