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共识与分歧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搞清“四个重大问题”昆仑岩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政治共识出现严重分裂，思想价值理念尖锐冲突，深化改革道路选择上的分歧日愈突出，已是不争的事实。

没有全党高度统一的清醒头脑和科学认识，就没有抵御风险挑战的灵魂和力量，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思想和实践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澄清是非，端正方向，统一全党思想，把握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有效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但由于传达范围有限，媒体宣传很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想看看不到，想听听不到，社会上误传曲解不少，种种猜疑、争执和思想隔阂难以消弭。

因此，有必要在全党全国范围加大学习宣传习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的力度，以推动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不断提高到新水平。

在学习宣传中，必须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依据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着重在四个重大问题上澄清是非，统一认识。

一、当今中国要搞的是什么主义？有人说，改革就是为了“过河”，河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化，只不过中国比苏联采取的办法巧妙，是“平滑过渡”。

中国改革好比“过河”，但究竟是过“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河，还是要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习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

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他基于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由空想到科学、实践乃至发展至今的“六个时间段”的精辟分析，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把社会主义思想置于这两大理论基石之上，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1958-1978年间中国政治整合研究：背景、过程与教训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摘要：1958年后的20年间，在国内外双重压力的协奏下，我国开始了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为统领的政治整合过程。

它通过“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强化了政治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形成了政治与社会高度重合的结构；通过社会流动的“内部化”和“反向化”控制固化了社会阶层结构；教条化了的意识形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不但内耗了社会力量，也退化了其整合能力。

这种高强度的政治整合，大大超越了生产结构和政治体制所能承受的限度，最终局限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关键词：政治整合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社会流动政治整合就是指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化解矛盾与风险、促进融合与合作，从而维护动态稳定和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过程。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乐观的态度，在国内外压力的双重协奏下，快字当头的“左”倾路线迅速取代了积极稳妥的建设思路，由于领导集团对形势的误判，新中国初期小范围内萌动的良性整合框架被重新祭起的“阶级斗争”法宝所破坏了，中国开始步入到运动式政治整合的曲折阶段。

一、运动式政治整合的浪漫前奏与社会铺垫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先建立政权，再改造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在完成所有制改造以后，新中国开始着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受到波匈事件和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对改善经济状况的强烈要求，“赶英超美”和“自力更生”的民族主义迅速膨胀，在一个高强度整合的社会肌体内部，领导人浪漫主义的勾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就更大限度地收缩了政治与社会的关系。

在延续长达20年的曲折发展阶段，1958年前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奏无疑为运动式整合的到来埋下了铺垫。

1.中苏关系变化加剧了国内建设“急于求成”的倾向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苏之间开始产生政治上的分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又着手开始对此进行“反思”。

回看中国1980年代初期的三大经济改革罗小朋作为一个参与过1980年代改革政策研究的经济学者，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不免对经历过的改革事件，从新的角度去思考。

在我看来，80年代初期的三大经济改革，即包产到户，地方财政包干和三来一补都是在危机压力下生出的“急智”，但这三项改革，不仅各自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并且在总体上对中国目前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国与整个世界经济的互动发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包产到户：为什么从争议最大变成了争议最小？在80年代初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中，包产到户可能是当时最具争议的一个。

但是在1/4世纪后的今天，新一代人未必知道这一点。

包产到户在今天成为人们不大置疑和争论的一项改革，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包产到户这一改革的价值取向，已经有了比当年更广泛的认同。

在今天来看，多数人都能够理解，如果当年不确立这样的价值目标，中国的改革根本不可能走远。

其次，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包产到户，人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改革具有“帕雷托改进”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一改革并没有真正损害多少人的利益。

恰恰相反，很多当年反对这一改革的人，反而从中受益匪浅。

这个历史事实本身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也就是如何克服许多改革面临的公共选择悖论。

一种本质上是帕雷托优化的社会变革，却只有在改革完成后才能向所有人证明其有益无害的性质。

因此，在改革被建议的时候，一些人会因为不相信自己受益，而行使否决权。

改革一旦被否决，虽然不一定不能再实现了，但本来是“帕雷托改进型”的改革，就改变了性质。

包产到户并不是1979年才在凤阳小岗村发明的。

80年代以前，包产到户曾两度遭到否决。

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包产到户不仅发生过，而且救过许多人的命，但不久就被作为一种异端被“纠正”了，几乎所有支持包产到户的人，从高官到基层干部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

到了80年代这一次，直到1981年，对包产到户持怀疑态度的人还很多，不仅高层有，而且在机关干部、学者、城市职工以及农村基层干部中也占相当多数，甚至连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也顾虑包产到户会影响他们的社队企业收入。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学术史回顾与展望陈胜祥;文志宇【摘要】系统梳理和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有关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研究进展及其学术贡献,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研究发现:(1)受现实问题和重大政策或法律的影响,四十年的学术探索大致呈现出六个研究阶段.(2)研究取得的共识性成果主要有二:一是普遍认同无偿无限期占用制度是农民滥占耕地建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一户多宅、一户大宅、空心村等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对超占部分实行有偿使用是解决它的根本路径;二是在宅基地初始取得、利用过程管理、超占部分退出等基本问题上取得了相当一致的共识,但在具体路径和操作程序上则又有多种不同的思路和办法.(3)持续的学术争鸣是关于宅基地使用权应不应当突破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进行市场化流转;争论形成的原因是对下列问题持不同的看法:一是宅基地究竟是社会保障品还是一般性财产,拟或二者兼具?二是农民究竟会不会随意出卖宅基地?从而应不应当限制宅基地流转?今后学界还应继续推进两项研究:一是深入探索宅基地\"三权\"的权利关系及其具体实现形式;二是要在本轮试点改革行将收官之际,对所有试点地区的改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和理论提炼.【期刊名称】《金融教育研究》【年(卷),期】2018(031)006【总页数】11页(P3-13)【关键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财产权;改革开放四十年;文献综述【作者】陈胜祥;文志宇【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301.12018年系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四十年来，为应对不同时期农村宅基地利用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分别推行了不同发展理念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相关学术研究也相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其中，个别热点问题如宅基地流转在不同时期均有探讨，但各有不同的侧重点，需要分阶段予以理清。

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作者：刘广栋程久苗时间：2007-08-14 来源：《中国农村观察》一、引言当前，由于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推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沿。

诺斯说，改革路径的选择是历史在起作用，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无论是政治制度本身，还是信仰制度都与历史密切相关，它们的产生和演变受过去影响，同时也限制了当前和过去改革路径的方式的选择；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过来的，就不知道今后前进的方向①。

「《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答京城听众问》，载《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

」因此，有必要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政策调整以及学术界的有关理论脉络进行概括性梳理。

科学总结农村土地政策演变进程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对于中国未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中国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方向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

二、学术界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讨论新中国建国以来至2005年，学术界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从文献数量分布、关注和讨论的中心及主要观点来看明显分为五个阶段（图1）。

第一阶段：1980年以前。

这一阶段，学术界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可谓水波不惊，近30年文献发表数量较少，主要是以纯学术考证为目的讨论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的演变或对土地制度进行断代研究（例如朱绍侯，1960；邓拓，1963），以及关于国外历史上或者现当代典型土地制度模式的研究（例如潘先仍，1963；张甍，1980）。

该阶段的文献研究与现实结合很少，除了1978～1980年，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中国理论界对能否实行"包产到户"进行大讨论外，几乎没有涉及农村土地制度的理论研究。

50年代，合作化之初，邓子恢曾经认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最好形式之一是'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制度"，但在当时谈"包"色变的年代，其主张随即被淹没在合作化的汪洋之中。

引言：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生产力差距逐步缩小、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破除、城乡壁垒逐步打破的过程。

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激发农村地区活力，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开始松动。

1982~1986年间，中央连续发布农业“一号文件”，学者重点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视角进行阐释，提出旨在实现要素流动与城乡经济的一体化。

1980年代后期，国家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学者指出协调城乡关系的系统性一体化。

面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对农业冲击加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城乡一体化”研究进入新阶段，重点是面向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社会经济一体化。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论断，“城乡一体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阶段，要实现从单向城乡一体化向双向城乡一体化的转变逐渐成为共识。

当前，伴随着十九大正式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学者在“城乡融合”背景下重新理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推进城乡一体化内涵的进一步深化。

1 研究框架研究以“内容-评估-展望”为基本逻辑，重点对142篇包含高引用量、核心期刊以及近三年发表的文献展开综述，总结城乡一体化基本理论和相关理论。

进一步基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及cssci期刊数据库，以“城乡一体化”为篇名精确检索，时间范畴为1984年至2020年，根据相关度排序取Top1000篇中文文献纳入研究样本。

从文献背景展开综述，运用综合分析法与文献计量法，以洞悉和揭示城乡一体化领域的研究热点分布、聚类情况及学科演进脉络，展开研究评估，探讨未来国内城乡一体化理论发展完善的方向。

2 研究内容2.1 城乡一体化基础理论研究综述2.1.1 发展内涵：关注城乡区域基础与要素协调机制从发展目标来看，城乡一体化是为了实现城乡资源优化配置，使得城乡居民平等享有现代文明。

浅析当代中国利益关系的新变化作者：段勇王薇来源：《学理论·下》2013年第06期摘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新世纪新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转轨、结构转型的快速推进，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在利益主体、利益博弈、利益心理、利益变动等方面均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准确把握这些变化，是统筹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化解种种社会矛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利益关系；新变化；统筹协调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33-02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利益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动因。

利益关系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历史关系。

当前，我们国家现阶段已进入到改革发展的非常关键的重要时期，现阶段的经济改革体制需要更加深入，现阶段的社会层次结构具有非常深刻的变动性，个人及组织利益方面的格局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刻的调整。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曾提出了：“要坚持统筹和兼顾，并且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曾经强调了：“统筹协调等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问题，并且要求妥善处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因此，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利益关系的新变化，是正确处理好、协调好利益关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前提。

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由于经济现代化、经济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经济信息化的多重冲击，宏观政策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观念结构的交叉变动，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大规模、多层次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利益主体多元化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中，利益中的主体方面是具有各自的独特性的，而且是不可以替代的利益追求以及相关的利益行为等，是得到社会的公开承认的，而社会的各方面的利益边界问题也愈益明晰，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过程当中，无论通过个体和群体等还是通过整体的运行问题的层面上来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的相关趋势等问题，也都表现得特别的明显。

我国家庭农场研究进展郏慧芬1，张玲2，胡海胜2（1.江西省工程咨询中心，江西南昌330046；2.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32）【摘要】家庭农场是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承包适度规模的土地，以现代技术为指导，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的现代农业经济实体。

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经营的重要主体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文章对家庭农场的概念内涵、开发对策、经验借鉴与启示、政策体系等进行综述，并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案例等方面进行总结，提出应立足中国国情，探讨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家庭农场；研究进展；概念内涵；开发对策；政策体系一、引言自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家庭农场”的概念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使得全国各地发展家庭农场空前的热情高涨，家庭农场的发展迎来了全新的局面。

同时，随着国民旅游休闲需求的日益增加，基于家庭农场的农业生态观光、采摘体验等休闲农业旅游项目遍地开花，实现了家庭农场和乡村旅游的协同发展。

但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组织形式，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对家庭农场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研究的内容主要围绕国内外经验的总结、发展的困境、对策性研究等方面。

随着家庭农场的实践发展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学界对家庭农场的研究呈井喷式增长。

为此，有必要对家庭农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了解研究者们对这一领域的共识和分歧，发现研究的不足，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向。

二、文献数据统计分析根据中国知网收集的数据，以“家庭农场”为主题检索，截止2015年2月2日，共获得15,245 条结果，具体来源数据库、学科、发表年度、作者、机构和基金等方面的数据如下：1. 来源数据库分布[作者简介]郏慧芬（1987-），女，江西玉山人，江西省工程咨询中心，硕士，研究方向：旅游规划设计。

中国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突破王郁昭: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取得突破的，是中国改革的开篇之作。

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重大战略部署。

改革已走过了30个年头，现在回顾农业大包干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总结改革的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当前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包干：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一）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改革是从纠正“左”的错误，放宽农村政策开始的。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安徽省滁县地区工作。

当时地委在农村着重抓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1977年春，地委组织调查写出130多篇调查报告，并向省委写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列举“左”的错误许多表现，提出端正和落实农村政策的意见。

1977年6月，中央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万里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

7月份，万里看到滁县地委的报告后，当即批示：“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报告所提意见，可供各地参考。

”在滁县地委报告和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

《六条》强调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可以组织作业组，适合个人干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减轻社员和社队负担；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兼顾三者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随着《六条》的贯彻，农村政策的放宽，群众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一些地方偷偷搞起了联系产量责任制，实际上揭开了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序幕，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钟声。

（二）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双包到组”兴起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

9月初，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

会上，许多公社干部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40多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这些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他们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干，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不上去自动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