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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389June 2017（B）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总第389期2017年6月（中）摘要明代初期，晋商在徐州地区安家落户。
因为元末战乱，徐州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山西境内因生存发展需要，大量人口迁出，迁入江苏徐州等地，为晋商在徐州地区的发展奠定了人口基础。
徐州独特的地理自然条件为晋商的贸易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明初晋商以开中制为契机，率先在全国开展边际贸易活动，在徐之晋商利用徐州五省通衢、水陆便利的地理战略优势，将其作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贸易要道，使得徐州日益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区域。
明代晋商在徐州地区的发展为晋商在全国地区的贸易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同时也为徐州地区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
关键词晋商徐州人口迁移地域优势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ise of Shanxi Merchants in Xu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Yang QinxinAbstrac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Shanxi merchants settled in Xuzhou area.Because of the wars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the population of Xuzhou area decreased sharply;due to the need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a large population emigrated from Shanxi Province,and immigrated to Xuzhou,Jiangsu,which laid a population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anxi merchants in Xuzhou area.The uniqu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Xuzhou provided a convenient traffic condition for the trade development of Shanxi merchants.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with the salt administration system as an opportunity,Shanxi mer-chants took the lead in the country to carry out marginal trade ac-tivities.Due to its convenient traffic condition,Xuzhou increas-ingly became the distribution area for north-south goods ex-change.The development of Shanxi merchants in Xuzhou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provided traffic convenience for the trade of Shanxi merchants in the whole country,and also brought impor-ta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Xuzhou area.Key words Shanxi merchants;Xuzhou;population migration;re-gional advantages明初山西人口大规模向外迁移，政府移民的原则是，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
浅析晋商成功原因作者：安海霞来源：《商情》2013年第38期【摘要】晋商作为中国十大商班之首，纵横商界500年，在中国商业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积聚了数量惊人的财富，也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
晋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自己适用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
这些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在现看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本文通过分析晋商的生长环境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得出晋商成功的外在原因和内在必然性。
【关键词】晋商成功一、生存环境的先天不足是晋商形成的自然条件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恶劣，山多地少，水土流失严重，历来有地瘠民贫之说。
《太谷县志》记载：“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牛年之谷，不足供俩月。
”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
晋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
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
”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人生活困苦。
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外地谋生。
由于艰苦的自然环境，山西人大都吃苦耐劳，质朴诚信，不畏风险。
《诗经·唐风》记载山西风俗：“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焉。
”正是这种精神促成了晋商的成功，也是晋商文化的精髓。
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晋商成功的精神支柱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人杰地灵。
山西作为中华民族摇篮地之一，其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
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使得山西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晋商深受传统文化的伦理规范，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晋商主动或不自觉的吸收丰富的思想资料和营养精华来构建自己的商业道德规范。
晋商极其推崇关公。
关公文化以“忠、义、仁、勇”为核心，植根于三晋大地的土壤，关公的信义精神对于商界加强自我约束，正商业正气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论明清时期鲁商与晋商异同比较及原因分析明清时期山东商人主要来自齐鲁两地,即山东半岛的登、莱、青三府和鲁中的济南、济宁等地。
前者因地少人多,养生者以贸易为计,加上海运道通,商旅往来南北,风帆便利,故大商人辈出。
后者则处于全省中枢,且附近物产丰富,可输出商品较多,或处于运河沿岸(济宁),工商业较发达,“逐末者多于务本之人”。
同时期的山西商人(晋商),主要兴起于山西平阳、泽州、潞州、蒲州、汾州及大同等地。
山西自古有经商的传统,明初实行食盐的开中和商屯制度,依靠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山西商人率先进入北方边镇市场,依靠贩运粮食、布等军需品迅速发展起来,并通过食盐行销与全国市场发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商人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品类日益增多,以至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商帮。
笔者通过对明清时期鲁商和晋商的对比研究发现,鲁、晋商帮既有经营理念和方式技巧上的相似性,又有相异性,并均取得了颇具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与教训。
对祖先这一经商智慧的挖掘将有助于中国商业史理论的扩展与深入,更有利于现代经商实践。
一、鲁商与晋商兴起与经营方式上的相似性(一)兴起原因鲁商与晋商作为明清之际的两大地方性商人集团,在兴起之初,在社会经济背景、自然地理特征、政府政策的制定三个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
1. 社会经济背景。
鲁商与晋商两大商帮都是在生产力水平普遍提高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内经济背景下兴起。
明朝中后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已经日渐成熟,并引进了许多新品种。
农产品的商品化普遍提高:商品粮销售量大大增加,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山东和山西两地出现了专门生产农产品商品的地区。
山东的临朐县和山西的曲沃县种植的棉花几乎全部作为商品出售。
手工业也快速发展,随着纺织技术的提高和工具的改进,棉纺织业已成为当时较为普及的手工业。
农业的巨大发展以及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工艺技术的提高,不仅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而且为脱离生产而专门从事商业活动创造了非常充分的条件。
晋商的成功之道诚信经营看晋商晋商，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
山西人自始善于经商，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
据《易·系辞》记载，早在尧舜禹时代晋商就开始出现了。
据《国路·晋语》记载，晋文公时，山西的榆次、安邑(今运城)就是有名的商业重镇；秦汉时代，山西的太原、平遥、汾阳、临汾、平陆等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
《马可波罗行记》载称，当时元朝的“太原到平阳(今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入明时，平阳、泽州(今长治、晋城)富豪甲天下。
尤其在明清以来五百年间，晋商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当时流传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
明清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之首，长期执掌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以雄财善贾而饮誉海内外，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世界经济史学界也把晋商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那么，晋商创造如此辉煌的主要秘诀是什么呢？那就是诚信经营。
其诚信经营的特点有以下五个方面：一、维护商誉，信誉第一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
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
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倒掉重装，经济上虽蒙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复盛西面铺在咸丰年间，掌柜立帐把装称放大，比市面上加一成，市发争相到该号购买；有的晋商父祖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经商再次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年老债，则主动代先人偿还。
诸此之事，屡见不鲜，外国人曾就此事评论说：“这种品德在其它地域从未见闻。
”梁启超也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
”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从明朝政策变化与地域因素，探究商帮兴起的原因从朱元璋立国之日起，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排在末尾。
但是随着时光的变迁，商人群体在明朝的地位与作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并衍生出各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商帮，其中有我们所熟知的有晋商、徽商、洞庭等商帮就在其中。
这其中的变化与交通条件的改变、商品生产的地域性、白银流通，以及政策转变等诸多因素分不开关系。
地域商帮兴起的全国背景•明代中后期交通条件交通条件的便利，是发展商业的基本要素，自明代元之后，国家承平200余年，在大统一的背景下，水陆畅达，为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交通条件。
明初为了利用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运输来自江南的漕粮，在永乐九年，由工部尚书宋礼和侍郎金纯等对会通河进行了重修，负载重的大船得以通过；又在永乐十三年由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引管家湖水入淮河，设闸建坝作涵洞，按照时间开关，从此漕船直达通州，大大节省了运输的时间，在运送官方货物的同时，同时为民间商品的南来北往提供了条件。
同时，有明一朝，北方的蒙古势力一直是最为主要的边患，为了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在永乐时期修建了大量的道路，方便了军队的调动和粮草辎重的运送。
使得北方与内陆地区的交通非常方便。
通过长期的发展，到了明朝中后期，全国的水路交通网已经十分的便捷。
根据隆庆时期的徽商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记载，当时全国水陆共有道路143条，其中从南京前往全国各地的长途道路分8个方向，共 11 条，形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商道网络。
而且在这些主要道路之上，又形成了许多新路。
比如两京之间的道路有3条，与其他重要城市之间的道路也不少。
•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结构有利于商人集团的兴起棉布和丝绸的生产是明朝商品最为突出的两种。
棉花的种植在宋朝时期已经在部分地区l进行种植。
进入元朝以后，棉花的种植从南方传入北方，到元朝中后期棉花已经在全国大范围种植。
进入明朝后，北方的河南、山东、湖广和江南的松江、太仓、嘉定、常熟等地成为棉花种植的主要地方，但是，当时的棉布生产与棉花种植是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
晋商兴衰的原因分析内容提要：二百年前，晋商的商号已经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远及西伯利亚、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达到鼎盛。
但是，它又在很短的时间内衰落了，这使我们不禁会问晋商兴起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又很快衰落了呢？明清时代的晋商，是山西人永远的骄傲。
他们凭着肩扛力挑，凭着诚实守信，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借助一次又一次的机遇，让自己的商业王国不仅覆盖了全国而且延伸到欧亚大陆，以及日本和朝鲜。
他们的经商才能让犹太人却步；他们积累的财富让皇室羡慕；他们的经营制度和策略，当代人都无法企及；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中国的传统美德在商界发挥得淋漓尽致，把商人而且是群体商人的操守推到了一个近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
在中国历史上，他们是推动和主导中国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主力军。
但为什么他们又突然在近代衰落下去，甚至忽然销声匿迹了呢？一、明清以来晋商兴盛的原因1、地理及自然条件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自然是高消费的城市。
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
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
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丘外，北部地瘠民贫，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活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
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1949年山西省人均耕地由10.82亩降至4.88亩，其中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达到最低点，且十年九旱，即使是丰年，居民的粮食也常感不足，从而迫使很多人不得不外出经商。
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2、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入明以后，新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对农民、工商业者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政策，诸如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移民屯田、推广桑棉种植、减轻商税、严惩贪污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同时，全国水陆交通进一步发展，简品交换打破了地域限制，商业资本也逐步活跃起来。
辉煌的晋商是如何起家的？
辉煌的晋商崛起于明初，鼎盛于清代，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邦之一，在中国和世界的金融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那么汇通八方，富甲天下的晋商是如何发家的呢？
在明朝初年的时候，为了抵御北方蒙古骑兵的侵袭，政府在长城沿线设立军事九边重镇，在山西境内有太原镇和大同镇。
但是政府屯兵不屯粮，为了解决军饷问题，明朝开始推行“开中盐法”，这个政策就是由商人输送粮食等物资到边镇，来换取盐引，然后持盐引到盐场兑盐，再到规定的地方贩卖。
山西人正是抓住了这个机遇，不畏艰辛，依靠输盐贩粮，渐渐崛起于商界。
富起来的山西商人不再仅仅满足于从事纳粮输盐，他们发现其实山西老家拥有着丰富的资源，比如在运城有盐田、潞安府有潞绸和铁，
还有煤炭等资源。
山西本地的资源被他们输送到各个需要的地方，再把各地的特产带回来，当时经营有棉、粮、丝、茶、颜料、烟草等商品。
在此过程中，晋商的财富不断积累。
到了清代，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世，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晋商积累越来越雄厚，资金的结算也越来越频繁。
在清道光初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晋商票号在山西平遥开办起来，就是日昇昌票号，专营汇兑。
在此我们可以小结一下晋商发家的原因：首先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第二是因为山西的地理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三，山西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源优势；最后要归功于山西人坚忍不拔的品质。
明清晋商兴起现象中多种因素分析
作者：王一菁
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0年第35期
摘要：本文通过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气候与农业生产关系及社会人口等因素来阐述明清时期晋商兴起背后的自然与社会人文条件，从而揭开晋商群体演变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明清;晋商;地缘;气候;农业;人口
中图分类号：F23 ; ; 文献标识码：A ; ; ;doi：10.19311/ki.1672-3198.2020.35.053
山西晋商作为特殊商业群体从起源、发展壮大、到最后没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商业活动史上留下了极为浓厚的一笔。
“汇通天下，通达九洲”是其突出代表，山西人善于理财经商的名气影响了整整几代人。
为什么山西会产生晋商这个群体？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军事等，其中地缘、气候及农业、人口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 特殊的地缘因素造就成功之道
山西地处太行山以西故名山西，北部与内蒙、张家口等游牧民族地域交界，西部与西北诸省连接，东部南部与河北、河南接壤，一直以来都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屏障，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明朝中国政治中心从南向北移动，北京成为中国政治中心后，山西的地理地位更加突出，无论在军事防御上，还是贸易交流上都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这决定了山西成为加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贸易交流、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
尽管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战争不断，但这种互补型需求决定了双方贸易一直保持下来。
明朝建立以后，山西北部以长城为界，双方在长城脚下开展贸易，更是刺激了山西商人与外蒙的物资交流。
明朝政府出于巩固边防和解决军需供应的需要，大大强化了自宋代以来的盐引制度，地理的优势使山西商人有机会参与到与少数游牧民族的边境贸易当中，晋商作为一个独立的商业群体出现在中国商业史上。
清朝以后，隨着蒙古等少数游牧民族纳入中原版图，山西商人的足迹开始走向草原腹地。
当时出口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今天归属朔州市右玉县的杀虎口和河北省张家口市，史称西口和东口。
明以来，山西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包括平阳、蒲州的三大商业中心城市。
内陆货物从中国东南经水路到达湖北、河南等地，经旱路运至山西东南部入晋，后贯穿山西经雁门关后分成两路，一路经西北新疆至中亚各国，一路经张家口过外蒙至圣彼得堡。
（图1）当时晋商借助地缘优势，基本控制了两口的贸易交流，主要范围包括今天的内蒙、陕西、甘肃和宁夏一带。
明清时期中国实行“海禁政策”，受到维护自身统治和“重农抑商”传统农耕思想的影响，明清统治者多次下达禁海令，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和交流规模，使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交流出现严重阻碍。
清代特别是康雍乾三朝更是将海禁等闭关锁国政策发展到了顶峰。
与此同时，明清时期中国东南部手工业规模较以往有了极大提升，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
国内对产品的需求有限，导致东部生产商品无法充分消化，商品急需找到可靠的输出地。
十八世纪中俄结束边境争端，双方商定开放位于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市场，对于此处边贸双方政府均给予相当大的优惠，使得恰克图成为中俄边贸的最重要市场。
晋商抓住了该市场的控制权，据不完全统计恰克图市场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进出口总额已达2，868，333卢布之多。
正是把握了恰克图市场的控制权，晋商分号远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主要有恒隆光（祁县乔家）、锦泰亨（太谷曹家）、大德玉（榆次常家）、大盛魁（祁县史家）等名闻山西的商贾大户。
可以看出晋商之所以兴起，特殊的地理位置是重要因素。
2 不太温和的气候条件和脆弱的农业造成晋人多从商
山西地处我国内陆，山地和高原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境内沟壑众多，山高坡陡，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态势，全省各地气候差异很大。
受太行山脉阻挡，温湿气候难以进入山西腹地。
温差大，冬春寒冷干旱，夏秋多雨易涝，这种条件对于农业影响很大。
从影响农业的降水量来讲，全省降水量总体在400—650毫米之间，而且分布极为不平衡，西北少东南多。
同时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森林覆盖面积小，水土流失严重，这对于农业生产极为不利。
因地处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融地区，山西一直是边关要地，战争频发对农业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
正常的农业秩序常被战争所打乱，这是相对其它中原内地省份所没有的情况。
因此，山西农业的发展相对稳定阶段是在明代以后的事情，因明朝强大的中央政权和山西北部蒙古游牧民族的进一步没落，使地处边塞的山西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此时农业得到发展，具体表现在农业人口的迅速增加，到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省农业人口达532万人之多。
但明末大乱，农业人口锐减，农业生产严重倒退。
清初政府实行“圈地”政策，大量的农业土地被划为“旗地”，原本从事农业的人口失产失业情况加剧，山西人口进一步向商业领域流动。
山西人多经商的情况从清代税制改革中可见一斑，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废除实行了上千年的人头税，推行“摊丁入亩”制度，全国其它省份陆续推行，但山西在乾隆时期才开始实施直到道光二年（1822年）基本实行完毕。
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山西外出经商人数众多，只征地税不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利于实现“均平税赋”，清政府在山西长期实行“丁粮分办”政策，可见当时晋商人数之庞大。
就薄弱的农业而言，山西发达的手工业和农副产品为晋商贸易提供了坚实基础。
山西自古以煤铁称于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此外潞泽的丝绸、绎州的皮张、交城的玻璃、大同之铜器、运城之食盐、蔳州麻纸等，在一定程度为晋商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物资交流基础。
可以看出，不利的气候条件，山地众多加上土地贫瘠导致农业可耕地少，地产不高，但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历代统治者的农业相关政策反而促进了山西晋商群体的形成。
3 过剩的社会人口是晋商兴起的原动力
山西受地形、气候因素的影响，可耕地面积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直至近代山西可耕地面积仍不占到全省土地面积的7.1%。
比例较全国处于较低水平。
与此同时，山西的人口一直处于缓慢上升阶段，在清乾隆二十七年突破一千万人。
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人口与耕地矛盾日益凸现。
山西自清代以后粮食已不能完全自给自足，需外省输入，人均耕地也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例如同治、光绪年间，全省人均耕地仅仅三亩多，且单产低。
仅靠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养家糊口的基本需求，山西各地劳动力向其它领域转移，当时条件下，过剩的人口只能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来弥补农业生产的不足。
故有“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地”的记载（表1）。
自元末明初开始至明成化将近一百二十年来，明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和巩固边防的需要，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充实京师的需要，分批从晋南将人口分别迁往各地，富裕大户多迁往北京周边，普通百姓主要迁往晋北及河北、河南、山东甚至远达陕西和安徽多地。
因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原有的生产方式和关系被打破。
大量的山西人被迫走上各式各样的谋生之道。
他们当中许多人本来就是从事着半商职业，其中一些人抓住时机，最终成为名震一方的富家大户，从另一层面也促进了晋商群体的迅速扩大。
在中国人特有的乡土文化浸染下，走出去的人很多在成家立业后又与故乡的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断促进故乡物资交流，客观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脉络，为晋商行走全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就人口问题而言，山西近代日趋严重的人口性别不平衡因素是影响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
山西地处内陆，重男轻女的问题尤为严重，男丁在家庭結构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从经济角度来看，山西地区土壤不宜种植棉花，又无桑茧养殖条件，妇女在传统种植产业中相对男子处于劣势，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在山西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仅以山西清源县举例，咸丰年间该县男女人口比例为157∶100。
直到民国1919年数据统计，榆次县男女比例高达166∶100，如此之高的人口性别失衡问题在全国也是不可多见的。
高失衡带来广大底层男性无法婚配，形成特殊人口过剩的社会现象，大量失婚人口缺少家庭的羁绊与牵挂，客观上为人口外流扫清了障碍。
这种现象在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清晰的记载，可以看出山西特殊的人口结构失衡情况是晋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间接的推动了晋商的发展势头。
4 结论
晋商作为在中国甚至世界商业史上的特殊群体，它的出现并非历史巧合，其中蕴含了多方面的原因。
探讨、论述晋商能脱颖而出背后的客观因素，从而揭示晋商兴起的特定环境与条件。
晋商现象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商业活动完美结合的典型范例，山西商人创造出巨大的商业成就，同时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更显其弥足珍贵。
诞生于三晋大地的晋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紧紧抓住历史给予的时机，克服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顽强地发展壮大起来，可以说是历史选择晋商，也是晋商把握了时代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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