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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对外交往的特色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重要时期之一。
汉朝对外交往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开拓西域，拓展边疆汉朝时期，中国统一了大部分中原地区，同时也开始向西拓展边疆。
汉武帝时期，中国先后派遣张骞、班超等使者出使西域，开展了一系列对外交往活动。
这些使者不仅是政治使节，还是文化传播者，他们通过与西域国家的外交接触，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汉朝通过对西域的开拓，不仅拓宽了国土边界，还积极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二、和亲外交，维护边境稳定汉朝时期，为了维护边境稳定，避免战争和冲突，汉朝采取了和亲外交的政策。
汉武帝时期，中国与匈奴达成了和亲协议，通过婚姻联姻的方式与匈奴建立了亲善关系。
通过和亲外交，汉朝有效地维护了边境的安全，保持了与匈奴的和平关系。
三、外交使节，促进贸易往来汉朝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为了促进贸易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汉朝派遣了大量的外交使节出使各国。
这些外交使节不仅是政治使者，还是商贸代表，他们通过对外交往，推动了贸易往来的发展。
同时，汉朝还采取了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降低关税，鼓励商人进行海上贸易，使得中国的商品得以出口到世界各地。
四、文化交流，推广汉文化汉朝时期，中国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传播。
汉朝通过对外交往，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周边国家。
汉朝的文化特点，如儒家思想、汉字书写等，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同时，汉朝也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如佛教、西域音乐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通过文化交流，汉朝不仅推广了自己的文化，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融。
五、外交礼仪，维护尊严汉朝对外交往非常重视外交礼仪。
汉朝派遣的外交使节在出使时要严格遵守外交礼仪，以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形象。
同时，汉朝也要求其他国家的使节在中国境内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定，以显示对中国的尊重。
外交礼仪不仅是一种外交手段，更是一种国家尊严的体现，通过外交礼仪的规范，汉朝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形象。
汉朝的文化交流与西域东南亚与中亚的文化交融汉朝的文化交流与西域、东南亚与中亚的文化交融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间发生了许多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事件。
特别是与西域、东南亚和中亚的接触，这些交流不仅丰富了汉朝的文化，也对这些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西域的文化交流1.1 丝绸之路的开启西域是汉朝与中亚之间的重要枢纽。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使节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奠定了汉朝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基础。
丝绸、瓷器、铁器等中国的物产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同时西域的各种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1.2 婚姻交流汉代皇室与西域诸国的王公贵族进行了多次婚姻交流，这一交往形式促进了文化的交融。
通过婚姻，许多西域诸国的风俗习惯、服饰、建筑、宗教等进入了中国。
1.3 文化学术交流西域是众多文化学术交流的中心地带。
汉代医学家张仲景曾经收集了许多中亚的医生方剂，丰富了中国的医药学。
佛教传入中国也主要通过西域，其中最有名的是前秦僧人竺法深和曇无讳，他们将佛教理论注入到中国的文化中。
2. 东南亚的文化交流2.1 渔民文化交流汉代时期，中国的渔民开始远洋捕鱼，他们在东南亚沿海地区定居，并与当地居民进行了交流与融合。
这种渔民文化传统促进了汉代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丰富了汉代文化。
2.2 交通往来东南亚地区的玻璃珠、金银器、贝壳等商品通过南海航运进入中国，促使了汉代与东南亚的文化交融。
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铜器等商品也通过南海航运传入东南亚地区。
2.3 文化信仰的传播佛教的传播也通过东南亚地区实现。
东南亚地区的原佛教信仰接受了从中国传入的佛教理论和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文化，同时也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3. 中亚的文化交融3.1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亚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亚与汉代的交往始于汉武帝时期。
中亚地区的匈奴部落经常与汉代进行战争和和平交流，这种交往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3.2 艺术与宗教交流帕米尔高原上的精美壁画展示了当时中亚地区的绘画艺术，许多艺术风格和主题都受到中国的影响。
《内蒙古居延汉简》阅读札记目录一、内容综述 (2)二、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3)2.1 居延汉简的发现地点和时间 (4)2.2 居延汉简的出土与保护 (5)2.3 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 (6)三、居延汉简的内容与价值 (7)3.1 居延汉简的内容概述 (9)3.2 居延汉简的学术价值 (10)3.2.1 历史学价值 (11)3.2.2 文化学价值 (12)3.2.3 书法学价值 (14)3.3 居延汉简的现实意义 (15)3.3.1 对历史研究的启示 (16)3.3.2 对文化传承的贡献 (18)3.3.3 对现代治学的借鉴 (20)四、居延汉简与相关文献的联系 (21)4.1 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的关系 (22)4.2 居延汉简与其他出土文献的比较 (24)4.3 居延汉简与现代学术研究的互动 (25)五、结论 (26)5.1 研究成果总结 (28)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30)5.3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31)一、内容综述《内蒙古居居延汉简》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其内容包括大量汉代简牍，这些简牍主要出土于内蒙古居延地区，因此得名。
这部文献为我们揭示了汉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丰富信息。
阅读这部札记，可以了解到居延汉简的发掘过程、历史背景以及其学术价值。
居延汉简的发掘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大量的汉代简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这些简牍内容包括官府文书、民间契约、账簿、遣策等，涉及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
在阅读这部札记时，可以明显感受到居延汉简对于理解汉代历史的重要性。
这些简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可以纠正史书中的错误记载，填补历史空白。
居延汉简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和风俗民情，为我们理解汉代社会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这些简牍中的文字、符号等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的文化和艺术。
在阅读过程中，我深感居延汉简的学术价值非常高。
这些简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对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刊号 CN61-1499/C2020年11月（下）收稿日期：2020-08-13探析儒家学说未能在中亚深入传播的原因
摘 要：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不仅对我国民族历史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东方文化甚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中也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但例外的是，中亚作为与我国邻近的内陆地区，对儒家学说的接受程度并不如东亚、东南亚等地深入。本文通过对中亚地域特征、历史沿革以及文化本质的考察，使这一现象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关键词：儒家学说；中亚；原因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因其独特的内在要义和思想活力，不仅渗透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史的各个方面，而且紧随社会时代的变迁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嬗变和更新，以适应各个国家和地区生存、发展的需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学说海外传播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或地区都曾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这种思想体系和价值核心并没有在各接受国得到同等的传播和吸收。以历史上的中亚为例，尽管它与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地一样，紧邻中国，但伴随着双方贸易、使节往来等方面的交流，儒家学说在中亚的传播远不如在东亚、东南亚等地区深入，甚至在文献著述中也很难找到相关记载。因此，纵观历史上我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概况，结合中亚的地域特征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已有文献，笔者试图探析儒家学说的深入影响何以在中亚例外的原因，以弥补学界在这方面的论述，同时也为类似例外现象的原因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地理环境原因从疆域版图上看，我国与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紧邻。地理位置的邻近按道理来说会为我国与这些国家或地区间的接触提供先天优势。但与此同时，地形条件的限制却也构成国家或地区间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的的天然屏障。比如，我国与中亚之间横亘着成片的沙漠和高原，并且中亚诸地均离外洋较远，这就使得我国与该地区的联系不如与以东的朝鲜半岛、日本等地频繁和方便。直到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才使得中西经济文化间的交流发展到一个新高度。许多中亚各国使者主动前来汉朝报聘，向我国带去苜蓿、葡萄、良马等地区特产。我国中原内地居民开始亲自了解中亚地区的风土习惯。另外，这条商路的畅通也使我国与南亚印度、西亚以及更远的欧洲开始建立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相比中亚以西、以南周边地区对其带来的影响，通过对中亚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考察发现，这时候，他们已经沿着山脉或湖岸河流向四处散布。在南土库曼的哲通遗址中发掘的手制粗陶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伊朗和阿富汗东北部出土的陶器很相似。古巴比伦帝国的崩溃，也促使雅利安人（属印欧人）向东、东南方向的大规模迁移。其后进入帝国统治阶段的中亚地区无一不是被与之邻近的民族或王朝侵占，进吕文璐（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而为这里带去了他们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宗教意识形态。而我国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的交流就是得益于地理交通的便利。早在周武王时期，就有“箕子东走朝鲜”的传说，姑且不计其真实与否，单从大量文献记载和历史遗迹就足以反映早在商周之际，我国便于朝鲜半岛有了文化间的联系，中原大陆的大量移民迁入这里，为他们带去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同样，我国对日本、越南等地的影响同样因此。二、政治统治原因通过梳理中亚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该地区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便一直笼罩在帝国统治的阴霾下。频繁的政权更迭使这块土地成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汇中心。为了维护各自的王朝统治，他们除使用政治手段外，往往借助宗教信仰、民族意识等精神力量收拢人心。如在阿拉伯帝国对中亚地区的统治期间，伊斯兰教的入侵致使这里原先已有的宗教形态如袄教、佛教等受到极大破坏，加之后期其他一些伊斯兰信仰的帝国不断东征，中亚的伊斯兰教影响变得根深蒂固。而早在汉代，我国就与中亚地区建立了官方往来。到了唐代，中亚一度划归到唐政府的管辖范围。但是这种往来更多是出于平定民族侵扰、巩固边防的目的，这一来不同于其他帝国对中亚侵占扩张的野心，二来不同于我国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因文化需要所建立的往来。在这些地方，自发的、成系统的文化引介如汉字、汉籍、儒教的传入在它们早期开发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作用。日本学者石田一良曾说：“中国古代的儒教，作为日本氏族国家成立与维持的意识形态而被接受。”[1]坂本太郎也指出，在精神文化方面，早期汉文化包括精神文化的引入决定了后来日本文化的性质。[2]所以只能说，伴随着我国与中亚之间的往来，我国向中亚地区流入的生产技术和器物产品，一定程度上携带和寄寓着中国一般的文化精神，[3]其中的伦理教训、文化品性只是部分地通过这些实用的物质形式得到阐释和传播，因此系统而完备的儒家学说并不能达到像对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的影响程度，这也与双方的内在文化本质有着根本联系。三、文化本质原因“一种文化从一个民族能否成功传入到另一个民族，不仅取决于这种文化的发展水平，还取决于接受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和需要程度，取决于接受方的态度。在各文化要素的传播中，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的传播相对容易一些，接受范围更广一些；艺术文化、制度文化的传播缓慢一些，传播的力度弱一些；而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所受到的影响和限制要更多一些。”[4]但某种程度上，之前的物质、技术、艺术、制度等形式也能间接传达它所在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精神理念。如图所示：
试论汉代的边疆民族观与治边策略——以《汉书》为中心王文光;杨琼珍【摘要】《汉书》继承并发展了《史记》对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民族的记述,把所有边疆民族都作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成员,这样的边疆民族历史观,对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整个汉王朝时期,国家战略的重点在调整与北方匈奴的关系,所以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具体表达了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基本观点,即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策略应该是,在和亲的同时,也要进行积极的军事防御与进攻.班固还认为,汉匈民族关系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汉初汉王朝处于劣势,汉宣帝以后匈奴处于劣势,所以汉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是“贵于未战”.【期刊名称】《思想战线》【年(卷),期】2016(042)006【总页数】7页(P1-7)【关键词】汉代;民族史观;边疆治理策略【作者】王文光;杨琼珍【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昆明,650091;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昆明,65009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8汉代，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特别是在汉武帝时代，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边疆有了很大的扩展，在新开拓的边疆设置了许多郡县，边疆的民族基本上都纳入了汉王朝的治理之中，如何治理这些民族就必须有明确的民族观。
在《汉书》中，班固通过民族列传的重新排列、内容的增加，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观，还通过班固自己继承《史记》“太史公曰”的体例，创新了“赞”的体例，用“赞”来表达自己的民族史观。
在具体的列传当中，也通过汉王朝君臣的辩说来表达汉王朝君臣的民族观。
对这些思想的研究，可以推进对汉代民族史研究的深度，也可以看到，今天统一多民族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汉书》的研究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许殿才在《史学史研究》发表的《〈汉书〉的民族史撰述》，目的是从《汉书》看汉代民族历史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① 作者简介：王文光，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琼珍，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讲师（云南昆明，650091）。
汉代统一措施1. 背景介绍汉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中央王朝。
在统一之前，中国处于战国时期，诸国割据，矛盾重重。
汉武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统一措施，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2. 学术和文化汉代的统一措施在学术和文化方面具有重大影响。
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并将其确立为国家的儒家经典。
他下令收集古代的经书，修复古代的经典文献，并建立起著名的经学教育制度。
这些措施同时也推动了古代文献的保存和研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3. 法律和政府汉代的统一措施还体现在法律和政府方面。
汉武帝颁布了《律令》和《秩禄令》，对汉代的法律和官员任免进行了规范。
他还建立了官僚制度，并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全国各地。
4. 经济和贸易汉代的统一措施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汉武帝实施了农田改良政策，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他还开辟了丝绸之路，与西部和中亚地区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这些措施为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 土地和人口汉代的统一措施对土地和人口的管理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武帝建立了土地制度，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减轻了他们的负担，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他还通过一系列的举措，鼓励人口的增长，加强了人民的凝聚力。
6. 军事和征服汉代的统一措施在军事和征服方面也表现出色。
汉武帝积极推行了征服政策，统一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他把当时边疆地区的夷狄和少数民族纳入汉朝的统治范围，加强了国家的边防力量，并为后来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7. 总结汉代的统一措施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武帝的政策和措施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并为后来历代统一王朝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汉朝的统一措施在学术、法律、政府、经济、贸易、土地和人口以及军事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治理边疆措施概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是一个辉煌的王朝，其辖地广阔，涵盖了现代中国大部分地区。
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汉朝需要面对来自边疆的多种挑战，如民族融合、边界安全和军事控制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汉朝采取了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措施。
本文将介绍汉治理边疆的措施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内徙和交流汉朝采用了大规模的内徙和交流政策，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
根据这一政策，汉朝将一些边疆地区的居民向内地迁移，并且鼓励汉族居民前往边疆地区。
这种政策促进了汉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并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同时，内徙和交流政策也有利于减少边界地区的民族冲突。
部署驻军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军事控制，汉朝部署了大量的驻军。
这些驻军不仅用于维护边界安全，还用于镇压当地的起义和抵抗。
通过部署驻军，汉朝能够更好地控制边疆地区，防止外族入侵和内乱的发生。
建设边疆城市为了加强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汉朝还建设了一系列的边疆城市。
这些城市位于边界地区，成为汉朝与周边民族的贸易和交流中心。
边疆城市的建设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还加强了汉朝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
开疆拓土汉朝采用了开疆拓土的政策来扩大领土，增加边疆地区的控制力。
这一政策通过武力征服周边民族和领土，并建立州县来加强对开疆土地的管理。
开疆拓土不仅增加了汉朝的国土面积，还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力。
边疆巡视和治理为了确保边疆地区的稳定，汉朝采取了定期进行边疆巡视和治理的措施。
这些巡视和治理活动由朝廷派遣的官员组成，他们负责检查边疆地区的治安、民生和边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通过边疆巡视和治理，汉朝能够及时解决边疆地区的问题，保持边界的稳定。
影响与评价汉治理边疆的措施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内徙和交流政策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加强了汉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促进了多民族融合。
其次，驻军和边疆城市的建设加强了汉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力，维护了边界的安全稳定。
汉代《论语》在边疆的传播作者：郝树声《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8日16版）西北汉简中关于儒家文化典籍的简文同朝鲜半岛发现的《论语》简两相辉映，昭示了汉武帝以后，儒家的大一统文化随着政权的建立而推广到边疆，政治、军事和文化三位一体，成为汉王朝建构国家认同的基本形态。
一悬泉汉简是20世纪90年代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大宗地下出土文献，所出20000多枚汉简中，除了反映中西交通、丝绸之路、西北边疆的主要内容外，还有一些儒家经典保存了下来，《论语》简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V92DXT1812②：215）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V92DXT1812②：119）此两简应是编连在一起的一份册书，为《论语·子张》篇的部分内容。
包括分章符有字57个。
每章之间连续抄录，章与章之间用墨点隔开。
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子张》篇总共25章842字，按此字数再加25个分章符，应有867个字符。
如每简按57字计算，全部《子张》篇的内容大约需要15支简才能抄录完毕。
也就是说，《子张》篇的内容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上述两简，而其另外13简已经散佚不知去向。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有《鲁论语》20篇，有《齐论语》22篇，后者除比前者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外，其他内容大致相同。
后来又有《古论语》21篇，是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孔子壁中发现的。
将《尧曰》篇“子张问”处再分为一篇，故有两《子张》篇。
篇次也与鲁、齐二论不一样，文字不同者有400多处。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基础，吸纳齐论，“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号为《张侯论》。
“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
”东汉灵帝时所刻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通行本也是《张侯论》。
张禹其人，“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
宣帝甘露年间崭露头角，受太子太傅萧望之赏识。
元帝时拜光禄大夫，为太子授《论语》。
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卒。
历仕宣、元、成、哀四朝，是西汉中后期历任丞相中少有的善终者之一。
不过此人阿附王氏，官声不佳，当时就被指为“奸人之雄”和“佞臣”。
张禹以帝师贵显乃在成帝时期（公元前32年—前7年），故《张侯论》的流布当在此时及其后。
与悬泉汉简《子张》篇同层出土的汉简有464枚，明确纪年者36枚，从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到东汉永平二年（59年），前后跨越113年。
悬泉简《子张》篇的年代当在成帝建始（公元前32年—前29年）以前。
如此，其版本内容要比《张侯论》早，比刘向在成帝时校阅典籍的时间要早，尽管断句残篇，但在《论语》流传史上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至于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中看到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篇，那又是远在200年之后东汉末年的事。
二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对新开辟的地域采取了修筑边塞、驻兵屯守、移民设郡、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
与此同时，适应大一统格局的儒家思想也如影随形地被推行到了边疆各地，塑造了官员和军民的核心价值取向。
儒家典籍在西北汉简中的陆续发现，就是其中的例证。
除了上述悬泉汉简中的《论语》外，西北汉简中的儒家典籍还有1930年代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中方队员黄文弼和瑞方队员贝格曼分别发现的罗布淖尔汉简和居延汉简中都有《论语》残简片断。
罗布淖尔汉简中有《论语·公冶长》第12章的断简：亦欲毋加诸人子曰赐非……今本作：“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简文“无”作“毋”。
“赐”后面多一“也”字。
黄文弼先生指出：“此简出罗布淖尔古烽隧南兵房中。
在北兵房中同时出土者，有黄龙、河平、元延诸年号，则此简书写当亦在斯时……此简所书《论语》，不惟在郑玄之前，且在刘向之前矣，甚可贵也。
”在居延甲渠候官遗址所出汉简中，有《论语·为政》第10章残简：所由观之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4.6）今本作：“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人焉瘦哉？人焉瘦哉？‟”简文“察其”作“观之”。
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金关汉简中，有《论语·泰伯》第一章的残简：子曰大伯其可（73EJT15：20）今本全文作：“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还有《论语·阳货》19章和21章的残文：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年之丧其已久矣君子三□（73EJT24：833）今本作：“子曰：…予欲无言。
‟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
‟”“百物生焉”简本作“万物生焉”；“期已久矣”简本作“其已久矣”。
卅井次东隧有一简似为臣民上书皇帝的奏章，引用了《尚书·洪范》和《论语·季氏》：无扁无党王道汤汤无党无扁王道□辨论语曰不患寡患不均圣朝至仁哀闵□□□□□□□（ESC106）今本《尚书·洪范》作：“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而简文“偏”作“扁”；“荡”作“汤”。
另外，“王道平平”，简文后二字未释，今细审原简，似应释为“王道辩辩”。
《论语·季氏》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简文作“不患寡患不均”，少一“而”字。
杨伯峻《论语译注》根据俞樾《群经平议》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因为“贫”和“均”是从财富着眼，“寡”和“安”是从人民着眼。
但从简文看，并非如此。
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金关简中，还有若干《孝经》的篇章，比如：《开宗明义章第一》：中尼居曾子寺子曰先（73EJC：37）今本作：“仲尼居，曾子侍。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简本“仲”作“中”，“侍”作“寺”，即是同音假借又体现了时代的先后。
《庶人章第六》和《三才章第七》：不及者未之有也曾子曰甚哉□（73EJC：179）此简连续抄录了《庶人章》的末尾几字和《三才章》的开头几字。
而今本《庶人章》的全句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的全句是：“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
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圣治章第九》：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73EJC：176）今本《圣治章》全句是：“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人之行，莫大于孝。
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其中“天地之性，人为贵”，简文作“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广要道章第十二》：□其父则子说敬其兄则弟说敬其君则（73EJC：180）今本全句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者，敬而已矣。
故敬其父，则子悦。
敬其兄，则弟悦。
敬其君，则臣悦。
敬一人而千万人悦。
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今本“悦”简文作“说”，二字通，但“说”的用法更早。
上述《孝经》残简，是1973年发掘时采集的散简，其中30多枚纪年简中从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到元始四年（4年）前后跨越近80年时间。
虽然难以再缩范围，确切年代不得而知，但是仅从出土地而言，说明它的出现与边疆的军事活动密切相关，是边防将士一边驻守边关一边学习文化知识和接受思想教育的产物。
所谓始于孝悌而终于忠君报国，与凝聚陶铸军人的精神和士气有直接关系，也与巩固边疆有直接关系。
三西北如此，东北亦然。
就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军攻打楼兰的同时，派了左将军荀彘和楼船将军杨仆率军攻打朝鲜，“故遂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同河西四郡和西域的情况类似，武帝之后的各代统治者尤其是宣元时期即把儒家思想和伦理教化推行到了朝鲜半岛，影响深远。
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在平壤贞柏洞调查了3000多座汉代古墓，其中364号墓出土了一批《论语》简，估计总数为120多枚。
全部材料朝鲜社会科学院一直未曾公布，部分照片辗转传到日本再传到韩国，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39枚《论语》简中有31枚的内容属于《论语·先进》，存字557个。
8枚属于《论语·颜渊》，存字144个。
由于同墓出土有《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所以其年代，至少在此之前，即公元前45年以前。
所以它是除河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以外较早的论语版本。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出自中山怀王刘修之墓，而刘修死于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
前后相差十年。
定州本《论语》存字7576个，将近传世本一半的文字，但差异之处有700多处，近十分之一。
平壤本《论语》的39简中，有10简内容完全与今本相同，其余29简有差异。
而此29简与定州本相比，内容相同者10简，文字差异者19简。
不过未曾寓目的平壤《论语》简可能还有70多枚，内容不得而知。
所以日、韩学者认为：“平壤贞柏洞364号墓中出土的《论语》竹简，与1973年中国河北省定州汉墓中发现的《论语》竹简几乎是同时代的，作为目前已知的《论语》原典，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资料。
”目前从地下发现的上述材料看，《论语》等儒家典籍从朝鲜半岛的北部陆续传到南部，再传向日本，形成了东亚地区汉文化圈亦即儒家文化圈，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3年在韩国南部的金海市凤凰洞和2005年在西部仁川市桂阳山发现的《论语·公冶长》的木觚以及在日本发现的《论语》原文，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最好的支持。
对汉王朝开拓疆域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各种方略和重大活动，史书都有明确记载。
但在思想文化上对巩固边疆、维系人心、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统一的价值观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尚属阙如。
敦煌、居延、西域以及朝鲜和韩国发现的简牍《论语》及其他儒家经典，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弥足珍贵。
（作者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