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关于浅谈宪法司法化

宪法解读宪法与司法改革的关系宪法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石，旨在确保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使。

司法改革则是为了完善司法体系，提高司法公正性和效率。

宪法解读宪法与司法改革密切相关，彼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本文将探讨宪法解读与司法改革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首先，宪法解读对司法改革至关重要。

宪法是法律的根本，但由于其笼统和一般性的特点，需要通过解读才能使其具体化并适应时代的发展。

宪法解读的过程涉及对宪法条款的具体解释和裁判实践的借鉴，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通过解读宪法，可以确保司法实践与宪法精神保持一致，为司法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思路。

其次，宪法解读需要借助司法改革的力量。

司法改革是修正和完善司法体系的过程，旨在提高司法公正性和效率。

在司法改革的推动下，可以引入新的法律理念和实践经验，从而为宪法解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例如，在司法改革的推动下，可以加强宪法审查制度的建设，提高宪法解读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同时，司法改革还可以加强宪法的强制力，确保宪法解读的有效执行。

宪法解读和司法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宪法解读的结果可以为司法改革提供依据。

宪法的解读是通过审查宪法的规定，揭示其中的法律含义和精神内涵。

这种解读的结果可以为司法改革提供参考和依据。

例如，通过解读宪法中有关人权保障的规定，可以为司法改革提供思路和方向，促进司法机构的人权保护工作。

其次，司法改革可以为宪法解读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司法改革主要是通过修改和完善司法体系的法律规定和制度安排来实现的。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司法公正性和效率，有时需要对宪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读和调整。

这就为宪法解读提供了实践的空间和条件，使之成为切实可行的路径。

最后，宪法解读与司法改革的互动可以推动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宪法解读旨在确保宪法的权威性和适用性，而司法改革则旨在提高司法体系的公正性和效率。

通过宪法解读和司法改革的互动，可以实现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关于“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引出的几点思考[论文摘要]关于齐玉苓的案件引出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空前激活了中国的宪法学界，本文在不否定最高法院《批复》的合理性基础上，驳斥众多观点后得出该案不是宪法的司法化，而是宪法在个案中的论证，本文又从该案的背后揭露了炒作的真正原因，从而显现出了中国宪法体制的弊端，针对该弊端笔者作出了中国宪法司法化制度建设的一些构想。

[关键词] 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宪法的适用宪法论证效力优先原则背景提示1990年，山东藤州八中应届毕业生齐玉苓考上了一所中专，但录取通知书却被同学陈晓琪及其父亲陈克政与所在中学共谋攫取。

陈冒齐之名上学和工作直至1999年。

1998年7月，齐知道了真相，于是就以陈晓琪、陈父以及原所在学校为被告提起了诉讼。

枣庄市中院一审认定陈晓琪，侵害了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停止侵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金35000元。

齐玉苓不服，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

山东省高院就此案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院作出了批复，指出：在此案中，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001年8月23日，山东高院终审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藤州八中、藤州教委向齐玉苓赔礼道歉：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损失7000元有陈晓琪和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藤州八中、藤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齐玉苓因受教育的的权利被侵犯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藤州八中、藤州教委承担连带责任；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藤州八中、藤州教委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失费50000元。

自从最高院针对齐玉苓一案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发布后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再度成为宪法学界一大热点问题，不少学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案是“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此保持高度的冷静和理性，但无论如何，人们对此案的关注，说明在今天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但从学术界不同的观点和争论中，也说明在对宪法司法化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上，尚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法律思想网作者：道可道廖奕等一水寒宪法司法化就是要设立宪法法院，而在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就无法司法化，因此首要的问题还是要讨论宪法为何要司法化而不是立法解释化？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不能成为宪法司法化的理由，要使宪法司法化必须有宪法依据，即必须修改宪法。

【一水寒】 2001-10-5 14:35:11看看人家美国怎么解决的？我看还是加强一下最高法院的权力好，这样可以制约行政权和立法权，弄个宪法法院还是解决不了普通司法过程中的违宪审查问题。

三权分立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看看美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就知道了。

法国改（不是修正而是推翻重来）了多少次宪法了，现在都第几共和国了？【道可道】 2001-10-5 23:25:54我觉得研究一下独联体各国宪法法院的运作更切近我们的需要，哈哈，也许还是要学习老大哥，宿命！【一水寒】 2001-10-6 11:16:02我们需要什么？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我们不是在为我们自己而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设计一个美好的制度，让我们的子孙们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度，所以我认为出发点不应该仅仅是解决现在的问题，改革切末急功近利，要不真的问题越来越难办了。

假如毛主席他们能为我们设计一个比这完美的制度，也许我们现在就不用瞎忙了。

有些东西还是想的长远一些好。

独联体的宪法法院也刚刚起步，很多弊端也许还未让我们发现，还是学习比较成熟的制度好一些。

【廖奕】 2001-10-7 18:12:02宪法司法化的内在意蕴决非简单的宪法诉讼化，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反对将宪法变成一种可诉之法的。

宪法一旦可诉，在现今我们这个司法体制弊漏重重的大环境下，不难想见，可怜的宪法会被肆意异化到什么程度。

在我看来，司法的本质是一种超越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的知识力量；而宪法的要义也非口号意义上的国家根本大法，它应当是一种协调衔接均衡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基本法，效力并非最高，但功用一定最大：只有等到事态的确已到不要之“出山”便无以弥救的地步，宪法诉讼化才具有法理的正当性。

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一、本文概述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司法化是现代法治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其实践与理论探索也在不断深入。

本文旨在探讨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以期为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将回顾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宪法司法化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探讨当前中国宪法司法化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如司法独立性问题、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等。

本文将分析国内外宪法司法化的成功案例与经验教训，提炼出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通过对国内外宪法司法化实践的对比研究，本文将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司法化路径和方法。

本文将提出具体的建议和措施，以推动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

这些建议和措施包括加强司法独立性、完善宪法解释机制、提高法官素质等方面。

通过实施这些措施，本文期望能够促进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健康发展，为构建法治中国提供有力支持。

二、宪法司法化的理论基础宪法司法化，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种重要现象，其理论基础源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司法权的独立性。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不仅确立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因此，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宪法应当成为他们寻求救济的最后屏障。

司法权作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独立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

司法独立意味着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不受任何外部干预，只服从法律，从而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公正、公平的执行。

在宪法司法化的过程中，法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法院通过受理和审理涉及宪法问题的案件，将宪法规范具体应用到个案中，从而实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

这种司法化的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公民对宪法的认同感和尊重度，也有助于增强宪法的权威性和生命力。

当然，宪法司法化并非意味着宪法可以直接适用于所有案件。

由于宪法的抽象性和原则性，其适用需要遵循一定的条件和程序。

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近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持续推进，宪法作为最高法律文件的地位日益凸显。

为进一步保障宪法的权威和有效实施，中国探索着宪法司法化的路径。

本文将从司法化的概念、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历程及其意义入手，探讨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展望。

一、司法化的概念与特点司法化，即将宪法的规定通过司法手段进行具体实施和维护。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司法化，宪法司法化更具有重要性和复杂性。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司法化旨在通过司法手段保护宪法，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国家管理和社会秩序的法治化。

司法化的特点有两个方面：其一，宪法司法化是国家法治的集中表现，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司法化通过法院和司法机关的审判和裁决，确保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具体案件中得到实现。

其二，司法化是宪法权威的展现，强化和保障宪法权利的效力和可操作性。

二、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历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重要阶段。

1. 宪法的刑事司法化阶段建国初期，中国的宪法司法化主要体现在刑事司法领域。

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依托宪法规定，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确保审判程序公正合法。

同时，刑法中也体现了宪法的原则，如平等原则、人权原则等。

2. 宪法的行政司法化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宪法司法化逐渐扩展到行政司法领域。

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使得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成为可能。

行政诉讼中，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受到更多关注和保护，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强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原则。

3. 宪法的立法司法化阶段随着中国宪法内容的丰富与完善，立法司法化成为必然趋势。

宪法作为最高法律文件，其规定涉及各个领域和层面，需要通过立法具体落实。

如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通过立法明确细化，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进行裁判，保障宪法权利的实现。

4. 宪法的全面司法化阶段目前，中国正朝向宪法的全面司法化迈进。

不论是刑事、行政，还是民事和经济领域，法院都在更多地注重宪法的权威和规范。

同时，中国正在逐步建立起宪法审查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效力。

讲述我国的宪法司法化的可能性下文为大家整理带来的讲述我国的宪法司法化的可能性，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一、宪法司法化的概述(一)宪法司法化的概念宪法司法化，我们还可以称之为宪法适用，具体的说就是宪法实现了司法化，法院法官进行案件的裁判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一般的法律法规，宪法也是法官必须要考虑的依据。

关于宪法司法换，相关的专家学者提出了两种形式，一种是将宪法直接作为案件判断的依据。

另一种方式是利用宪法来审查案件的适用法律是否合法合理，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违宪审查。

在1803年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是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是美国法院首先对国家的法律进行了审查，并且宣告了美国议会制定的80余项法律违宪。

这是宪法司法化的道路上迈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并且成为了各个国家研究宪法司法化的一个重要的判例和依据。

目前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广泛的认同，它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我国目前对于宪法司法化的呼唤，主要体现形式上，即呼吁或授权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对具体的案件进行裁判，但在事实上，这在实际的操作中是相当困难的，首先就是表现在理论上的障碍。

(二)宪法司法化的特点虽然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法，任何法律的实施都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意志，也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是宪法在具有其他法律相同的性质和作用，但是宪法本身也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的特点。

这种特点是宪法相较于其他法律的一个重要的优越性，也是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最高性和原则性。

所谓最高性是指先发的效力要高于其他的一切法律。

任何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实施和执行，任何超越宪法的法律都是无效的。

所谓的原则性是指单普通法律的规定和宪法的内容发生冲突或者争议时，要使用宪法的相关规定。

但是宪法的适用并不否认其他法律的适用，在某些情况下，必须适用具体法。

第二，穷尽原则。

所谓的穷尽原则是指，如果一个案件的法律适用不仅符合宪法的规定而且符合具体法的规定，并且具体法合宪，那么法院判案的依据就不能是宪法，而应该依据具体法，这种事法律适用中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的体现。

宪法“司法化”的反思与前瞻宪法“司法化”的反思与前瞻引言推行宪政的关健在于制定一部合乎正义的宪法，并且切实保障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

宪政的主题是让国家权力特别是立法活动受到某种超越性规范的约束，避免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使社会正义以及基本人权的理念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得以具体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法“司法化”①最能体现和落实宪政的精神。

迄今为止，中国的法院还没有获得审理宪法案件权限，不仅不能审查违宪立法，就连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规章的抽象行为是否合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没有资格作出判断。

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直接适用宪法条款审理涉及教育权的诉讼案件的问题做出批复启动了关于“宪法司法化”②的讨论。

今年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伤害致死案，导致了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①从而进一步引发了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对违宪问题的关注。

孙志刚案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暴所露出来的问题的反思使之能够把普遍关心的个案公正处理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这二个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这将对宪法贯彻实施起着极大推动作用。

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若干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语义解析首先，宪法“司法化”这一话语在纯理论意义上具有两个维度②：一是当没有具体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司法机关能否直接适用或引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在这种意义上，宪法“司法化”意味着宪法司法适用性。

这个命题建立在公民基本权利之充分保障的宪政理论之上，即认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具体法律落实，司法机关又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无疑权利保障成为一纸空文③。

因此，宪法的司法适用有最后屏障之功效。

宪法司法化的第二层面是：在司法机关对个案审理过程中，能否对有违宪嫌疑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

这涉及到司法机关是否有违宪审查权问题。

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近年来，中国的宪法司法化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对于保障公民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宪法司法化的路径并不容易，需要政府、法律界和学者共同努力，以使宪法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

首先，要加强对宪法的宣传和教育。

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法律，应当得到全民的认知和尊重。

政府可以通过推广宪法知识的普及，组织宪法宣传活动等方式，提高公众对宪法的了解和尊重。

同时，学校教育也应当将宪法纳入课程，加强对宪法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宪法意识。

其次，要加强宪法的解释和适用。

宪法的解释和适用是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

目前，我国设立了宪法解释机构，为法院和行政机关提供宪法解释的指导意见。

然而，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宪法解释的权威性与司法独立的协调关系等。

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宪法解释机构的设置和职权，并加强宪法解释的透明度和权威性，确保宪法的解释和适用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和尊重。

此外，要加强宪法保障机制的建设。

宪法保障机制是宪法司法化的重要支撑。

当前，我国已经设立了宪法保障委员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情况，并可以接受公众的举报和申诉。

然而，宪法保障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力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加强对宪法保障机制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宪法保障机制的信任和依赖。

最后，要加强宪法的监督和评估。

宪法的监督和评估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环节。

政府可以建立宪法监督机制，对涉及宪法问题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估。

同时，法院也应当加强对宪法的监督，确保宪法的权威地位得到有效维护。

此外，还可以通过组织宪法评估活动，评估宪法的实施情况和效果，为宪法的修订和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总之，中国的宪法司法化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需要政府、法律界和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功。

通过加强对宪法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宪法的解释和适用，加强宪法保障机制的建设，以及加强宪法的监督和评估，我们可以为宪法司法化的路径探索提供有效的支持和保障。

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黄松有案情简介及问题的提出齐玉苓和陈晓琪原同系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初中毕业生。

１９９０年齐玉苓通过了中专预选考试而取得了报考统招及委培的资格，而陈晓琪在中专预选考试中落选。

同年齐玉苓被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但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被陈晓琪领走。

陈晓琪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市商业学校报到就读。

１９９３年毕业后，陈晓琪继续以齐玉苓的名义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滕州市支行工作。

１９９９年齐玉苓在得知陈晓琪冒用其姓名上学并就业这一情况后，以陈晓琪及有关学校和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公布了法释【２００１】２５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此案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能否通过诉讼程序获得保障和救济？或者说宪法是否可以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判文书中直接援引？这个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显然，这与我国目前实行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极不适应。

依法治国，在某种角度上可以说就是依宪治国，树立法律的权威首先要树立宪法的权威。

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健全，这个问题将日益突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我国宪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宪法虽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在我国的具体司法实践中，宪法并没有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现在，我国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一般在裁判文书中只引用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作为裁判案件的具体法律依据，而没有将宪法作为直接的法律依据在法律文书中援引。

宪法司法化研究通过“齐玉苓案”分析我国司法中存在的一些违宪现象,探讨、分析违宪内涵,对宪法司法化提出相应看法,对宪法司法化做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标签：宪法司法化;齐玉苓;违宪1 什么是宪法司法化笔者认为,宪法司法化是以上二者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所谓宪法司法化,指宪法可以与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由专门机构对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活动进行违宪审查或者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

2 关于齐玉苓案的定性问题笔者认为,齐玉苓案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案件。

理由如下:从该案看,陈晓琪通过侵犯原告姓名权达到取而代之上学的目的,陈晓琪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权进而侵害了受教育权。

但造成该侵权行为是由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滕州八中、滕州教委的故意和济宁商校的过失共同造成的。

故本案所调整的关系不仅包括私人关系、还包括个人与公立学校和行政机关的关系。

本案发生在1990年,当时适用的法律只有《民法通则》。

《行政诉讼法》和《教育法》还未颁布,难以对原告实施法律救济。

若本案起诉于十年后,该案适用《民法通则》呢?还是适用《教育法》?显然,从本案所调整关系看,陈晓琪、陈克政侵犯了齐玉苓的姓名权,进而侵犯了齐的受教育权。

侵犯齐姓名权可适用《民法通则》。

但侵害齐受教育权,则不为《民法通则》调整的范围。

在侵害齐的受教育权利的被告中,滕州八中、济宁商校和滕州教委的侵权行为都不为《教育法》所调整的内容。

可见,齐玉苓的受教育权是宪法明确规定受到保护,当它受到侵害时,但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应有的诉讼救济,显然与宪法精神相违背。

现实生活中,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被侵犯了,而该侵害却没有具体法律来规定应承担责任,造成司法无法对之干预或过问的现象屡次出现。

根据宪法精神,在该情况下,我们应采取宪法司法化的途径对公民受损的基本权益予以保护。

3 关于齐玉苓案的几个问题的思考问题一:我国的法院是否可以直接适用宪法?答案是否定。

宪法是纲领性和抽象性的行为规则,无法就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宪法司法化的“误区”——从“宪法司法化”的话语悖论看国家转型的宪政悖论（上）一、导言20XX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案（以下称“齐玉苓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 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以下简称《宪法》或宪法）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判决原告胜诉，由此，引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引用宪法作为审判依据的所谓“宪法司法化”的讨论，该案被称为可以和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相媲美的“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

就司法判决引发公共讨论或者辩论而言，这个案件并不是第一次。

事实上，1999年底由“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一案引发的公共辩论的热烈程度和影响的广泛程度差不多超过了本案。

尽管如此，本案有着其他任何案件所无法比拟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案件引用了司法判决中触及到了宪法问题。

尽管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仅仅局限在话语的层面，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将话语理解语言学上的言语或者言说行为，理解为一个反应性的社会表达，而是理解为一种建构性的实践，理解为建构社会事实的力量，或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特殊方式，一种和“非话语实践”相对应的“话语实践”。

那么，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相，这个案件的讨论不仅对于深化我们对宪法的理解，培养整个社会的宪法意识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宪法时代的到来，这样的讨论对于廓清宪法的政治理想以及围绕这个政治理想创设的国家机关，尤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在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问题上复杂的内在关联，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句话，该案引发讨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必须放在中国的宪政理论和宪政运动的背景下理解。

然而，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我们会发现在“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存在着内在隐蔽的话语悖论或者紧张，这种紧张不仅体现在不同话语之间的“表面共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话语内容与话语策略之间的悖论，这种悖论已经使宪法司法化的讨论陷入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误区。

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做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开启了中国宪法的一个新时代，是我国宪法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对于该批复许多学者阐述了其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宪法可以被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即宪法司法化。

诚然，该批复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该批复的上述理解笔者颇有异议。

对宪法司法化上述理解的异议宪法司法化一说本无可批驳，但将其理解为宪法可被直接引用于法院裁判案件似有不妥。

首先，宪法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宪法不可作为具体案件的裁判依据。

宪法的高度抽象性决定宪法只能是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及公民权利义务做出最为本质最为精要的规定，只是对国家、社会、公民权利义务做出提纲契领的构建，具体细化的工作只能由各部门法来承担。

宪法的功能应在于宏观的构建一国法律体系，而不是具体调整法律关系。

由高度抽象性又可引申出宪法的原则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

宪法的原则性是宪法无法做出具体细致的法律适用规定，是宪法很难被引用于具体裁判中；宪法的纲领性使宪法不但规制现在而且规划未来，规划未来的内容对于发生于现在的具体案件当然不适用；宪法的原则性决定宪法只作概括的叙述而无详细的规定，在具体引用时缺乏操作性，很难适用；宪法的无具体惩罚行使宪法在具体适用中出现法律真空：如果当事人行为违反宪法规定，其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应受何种法律制裁？其次，有必要对国际通行做法加以分析。

1803年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举世公认的开创宪法司法化先河的案例，但这一案例中马歇尔大法官并非直接引用宪法裁定当事人行为违宪，而是引用宪法指出当事人行为遵循的法律违宪，是先确定该法律无效再进而裁判当事人争议的。

具体的案件不过是引子，最终引出的是宪法对及法律的裁判而非对具体案件的裁判。

纵观世界各国不论是采取普通法院模式还是采取特殊法院模式，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既有具体案件来引起对普通法律的违宪审查。

论宪法监督司法化;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除两个国家外（英国和新西兰）都有成文宪法，而实行司法审查体制的国家，明确规定的有40多个，间接规定的有20多个；由宪法法院监督宪法实施的国家也有37个1，这均表明了宪法监督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司法化的趋势。

那么，什么是宪法监督司法化，它具有什么价值和功能，当代司法化发展前景如何，以及对于我国反思和选择宪法监督体制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予以认真对待和研究。

;一、宪法监督司法化的概念及其当代发展趋势; （一）宪法监督司法化的概念; 关于“司法化”的表述，最近两年来在法学界，特别是在宪法学界已经耳熟能详。

论者都以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在讨论这个问题，表示自己或赞成或反对或疑惑的态度。

应当承认，日前在中国学术界不仅对“司法化”意义的理解上见仁见智，没有也不能统一起来；而且在“司法化”的概念上至今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权威性的解释。

概念上的含混不清，也是导致对相关问题表述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在此对“司法化”的概念作一梳理，同时表明一下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 从字义上来说，“化”有多种含义，按《辞海》的解释，其含义达十二种之多。

与我们研究最密切相关的意义是：“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

如绿化、电气化、大众化。

”；“司法化”应当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不过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其使用都用了不同的前置词，主要有两种表述，即“宪法司法化”和“宪法监督司法化”。

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两者之间在适用的范围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影响了人们对它们的选择态度。

; 我们不赞成“宪法司法化”的表述。

首先，因为这种表述至少部分地不能在学理上准确地反映宪法的基本意义，容易产生对宪法、宪政、宪治的误解与误导。

宪法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工程，其基本性质至少包含政治和法律的两种属性。

其政治性是最早被设计和开发出来的，首先主要用来规制和约束国家公共权力机关的设立、配置、职能、权限和活动原则等机制。

司法化是我国宪法实施的必然趋势【摘要】我国曾经一度弱化宪法的法律性，提出宪法司法化可以转变我们以前忽视和淡化宪法法律性的错误观念，这也正是我们中国法治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显而易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的出现有着确定的价值来支撑，实现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关键词】宪法实施；途径；宪法适用在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获得适用，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并经由法院加以适用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

法律贵在实施，宪法也不例外。

一、为什么司法化是我国宪法实施的必然趋势（一）我国宪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实践问题首先，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没有具体法律来落实。

近年来我国宪法在实施的过程中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在不同方面受到了来自私权的直接或者间接的侵犯，比如教育权、劳动权、平等权等等。

而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了，但是都缺乏实际的救济方式。

我们所面临的涉及公民权利的宪法保护等问题，都是到了迫切需要探讨的时候了。

其次，宪法不是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

我国宪法与外国宪法的最大区别是，外国的宪法大多有适用性，不仅因为他们有专门的机构来构建司法化体系，还因为法官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而我国宪法在法院却不具有直接司法适用性，法院在裁判案件时援引的这些法律法规都是依照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制定的，实际的适用性很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间接地适用宪法，另外，我国宪法解释权归属全国人大常委会，我国的法官无权解释宪法，更无权直接适用宪法条文。

再次，宪法与其他法相比，具有最强的政治性。

这是由宪法的内容所决定的，过去的宪法的强烈政治色彩使得它们缺乏了最基本的功能，因为宪法与政治的界限在于宪法的法的属性，宪法有一个区别于政治的特性——法律性，但在司法实践中的宪法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

因而宪法司法化的提出可以针对我国的宪政实践，可以转变我们以前忽视和淡化宪法法律性的错误观念，这也正是我们中国法治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２００８．０５（中）论我国的宪法司法化刘静摘要本文介绍了宪法司法化的起源、含义，分析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现状，从宪法的法律性、最高权威性、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等方面，阐述了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关键词宪法宪法司法化中图分类号：D911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9-0592(2008)05-013-02一、宪法司法化的起源、含义宪法进入司法程序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政的产物。

它源于1803年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

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此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

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即联邦法院的法官可以以宪法为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

这一案件昭示了以下三条原则：其一，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与普通法律一样，具有特定意义，并且可以在现实中得到解释与实施；其二，解释和实施这部最高法典的实体是司法机构；其三，法院解释宪法对政府其他机构产生约束力。

它要求某个独立于立法机构的机构能够依据宪法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从而建立宪政审查体制。

一、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现状（一）个案适用宪法的现状我国目前存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制度，随着社会发展，司法实践中逐渐出现许多无法由这三种诉讼制度加以解决的案件，这些案件就是我们所说的“宪事诉讼”，即需要适用宪法加以裁判的案件。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宪法不具有可诉性，宪法只是宣言和宣告，导致这些案件长期以来只能处于不可诉的或无法妥善处理的状态。

目前未能对个案适用宪法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宪法规范的本身特点决定了宪法司法化在具体运作中终会遇到困难。

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其假定、处理、制裁三个方面的区分并不完全，造成其惩罚性、制裁性不强，因此，宪法规范本身缺乏可塑性和可操作性。

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条文可能只起到“定性”或者“判断”作用，而无法为法官提供可行性的“裁量标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宪法司法化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