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公务罪的立法演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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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公务，简言之，就是指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是公民在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领域之外的公共事务，是相对于“私人事务”领域而言的。由于长期受国家与社会高度一元化观念的影响，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所维护的是社会管理秩序，要达到的目标是维持国家、社会、公民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建立起一种国家、社会、公民都遵守的公共秩序——包括精神道德、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所规范的总和。而公共秩序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变迁、国家结构的变动，在利益杠杆的驱动下，在国家、社会、公民之间不断地波动着。波动过程亦即比较合乎理性的公共秩序的建构过程，它需要起码的时间段和一定的回合数的“博奕”。历史发展到今天，“一般地说，现在大概许多人可能都会同意，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公共秩序是比较合乎理性的。”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比较合乎理性”的公共秩序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国家、社会、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考虑，统治者不得不运用国家权力来调整利益结构关系，表现为国家公务人员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依法执行公务而牺牲公民的某些利益。而公民为了争取与生俱来的跨文化的普遍人权——“生存权”，又不惜运用暴力、威胁方法
妨害公务的执行而获取个人利益。从统治者角度说，国家公务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是维护依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所建构起来的公共秩序，人们妨害公务的执行即是对现存公共秩序的破坏，为了维护这种公共秩序必须对其破坏者予以法律制裁。这在我国不同时期所制定的刑事法律中都有规定，妨害公务罪即是对破坏某种公共秩序的一种制裁性规定。因为不同时期“比较合乎理性”的公共秩序的内涵不同，所以据此而设定的妨害公务罪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本文拟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妨害公务罪的递进演变为依据，分析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及其刑罚处罚上的变化，揭示刑法立法的一般进化规律，并对97年刑法关于妨害公务罪的立法完善略抒己见。
一、妨害公务罪的立法概况
从妨害公务罪罪名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较明确的提出到1979年刑法的规定，再到1997年刑法的规定，该罪的立法演进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2年专门颁布了《妨害公务违抗法令暂行治罪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妨害公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聚众骚扰捣毁政府机关者；2.绑架杀害公务人员及其家属者；3.对公务员执行职务时，聚众施行强暴胁迫
而致公务员于死或重伤者。第二，妨害公务违抗法令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之徒刑或两千元以下千元以上之罚金：1.以强暴胁迫或诈术阻止公务员执行职务或煽动公务员弃职逃亡者；2.以强暴胁迫或诈术阻止扰乱政府之集会者；3.毁坏或盗窃重要公物者；4.恶意造谣、曲解、破坏或抵抗法令超过违警行为者。第三，妨害公务违抗法令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下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千元以下三百元以上之罚金：1.制造行政纠纷或调唆他人词讼者；
2.以声色货利诱惑公务员腐化堕落贻误职务者；
3.减租减息后故意不退还文约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46年6月《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关于特种案犯运用刑法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规定：
“对公务员施强迫胁迫或公然聚众施强暴胁迫或因而臵公务员于死或重伤等”，按妨害公务治罪。
第二阶段：
xx以后至97年刑法出台以前。
1957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于妨害公务行为规定如下：
扰乱国家机关办公秩序，不听劝阻的，或者拒绝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尚未达到暴力抗拒程度的，分别处以十日以下拘留，二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79年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157条规定：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者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这一条文，包含了两种罪，即妨害公务罪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79年刑法生效以后，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对于妨害公务者，分别规定要依照刑法有关条款予以惩处。例如，
79年12月25日《国家水产总局渔政管理工作暂行条例》规定：
对使用暴力威胁抗拒渔政检查，或滥用职权阻碍渔政管理人员履行职责者，视情节轻重，根据刑法第157条论处。
80年1月25日《工商管理总局、公安部关于查处投机倒把案件的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
对无理取闹，抗拒检查处理，冲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围攻辱骂、殴打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和检举人的违法分子，公安机关要严肃对待，认真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1年5月5日《财政部税务总局通知》也重申：
遇有无理取闹、殴打税务干部、围攻税务机关，或以其他威胁方法，阻挠税务干部执行任务等事件，应将肇事人移送当地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指出：
“对执法人员和揭发检举作证人员进行阻挠、威胁、打击报复的，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或第一百四十六条报复陷害罪的规定处罚。”
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规定：
“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
的规定处罚。”
第三阶段：97年刑法以后。97年刑法第277条规定的是妨害公务罪，共有4款，内容如下：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第1款）；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2款）；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1款的规定处罚（第3款）；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1款的规定处罚（第4款）。
此外，97年刑法第157条第2款基本吸收了88年《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关于抗拒缉私的条款，略加修改后为：
“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本法第277条规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二、妨害公务罪构成要件的历史演进
依据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构成是指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通说认为，根据我国刑法，任何一种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
体、犯罪主观方面。每一种具体犯罪都有自己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在上述三个不同阶段的刑事法律规定中有着不同的规定。
1942年《条例》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内容十分庞杂，由于立法经验的缺乏和立法技术的落后，该罪是同违抗法令罪规定在同一条文中的，其所界定的犯罪客体与对象混乱不清，客观表现五花八门，给人一种十分零乱之感觉。该《条例》把妨害公务与违抗法令一同规定，而从法条上看，涉及违抗法令的只有两处，即《条例》第二?４款和第三?３款，其余的内容，按当时的理解都该是妨害公务了。诚如斯，则妨害公务罪的客体范围涉及太广：
有国家安全（如聚众骚扰捣毁政府机关者），有人身权利（如绑架杀害公务人员及其家属），有公共秩序（如以强暴、胁迫或诈术阻止公务员执行公务或煽动公务员弃职逃亡），有财产权利（如毁坏或盗窃重要公物），有国家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如以声色货利诱惑公务员腐化堕落贻误职务）等。根据这么包罗广泛的法律规定，很难简洁地概括出妨害公务罪的客体特征是什么，至少不能简单地说本罪侵犯的客体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务人员的公务活动，因为有些根本不属于对“公务活动”的妨害，如毁坏或盗窃重要公物。这里的“公务人员”或“公务员”的概念应理解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有机关的工作人员，不限于行政工作人员，故与我国现在的《公务员法》所
说的公务员不是一个概念。因此，当时的“公务活动”应是所有“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依照当时法令的规定所进行的各项职务活动，而从妨害公务罪的法条来看，它把诸多本不属于“公务活动”的内容，也多囊括其中了。如此，它不只是一个大口袋，更是定罪的灵丹妙方，据此几乎能包定百罪。
人们对“边区政府”稍有动静，不管是哪方面的，几乎都可认定是妨害公务罪。本罪侵犯的对象亦十分广泛，有政府机关，有执行职务的“公务员”和“公务员”的家属，有政府的集会，有公共财物等。1946年的《指示》将妨害公务罪侵犯的对象又扩大到不正在执行职务的“公务员”，不管是否正在执行职务，只需具备“公务员”的身份即可。该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也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有聚众骚扰捣毁政府机关的，有绑架杀害公务人员及其家属的，有对执行职务的公务员或不在执行职务的公务员聚众施行强暴胁迫而致公务员死亡或重伤的，有以强暴胁迫或诈术阻止公务员执行职务的，有制造行政纠纷或调唆他人词讼的，有以声色货利诱惑公务员腐化堕落贻误职务的等。如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客观特征总结为以强暴胁迫或诈术阻碍公务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但据此可以总结出两点：
一是行为人使用的方法多样，不单是暴力、胁迫，还有制造纠纷、挑唆词讼或诈术诱惑等；而且暴力、胁迫的强度不限，包括致人重伤、死亡，意即对公务员乃至公务员的家属施强暴、胁迫致死或重
伤，均按妨害公务罪论处。二是行为人妨害公务不要求一定是发生在公务人员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如绑架、杀害公务人员的家属，毁坏、盗窃重要公
物，聚众对公务员施强暴胁迫等都不要求发生于公务人员执行公务过程中。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革命根据地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各地区在不同时期的规定不尽一致，见诸条文的有12岁、13岁、14岁、16岁不等，至于妨害公务罪最低负刑事责任的年龄是多少，42年《条例》本身没有规定。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而且从聚众扰乱捣毁、绑架杀害、聚众实行强暴胁迫、以诈术阻止、煽动、盗窃、制造、诱惑等字眼来看，都是直接故意。
79年刑法第15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较上述内容而言专门化了许多。其侵犯的同类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直接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侵犯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
何谓“国家工作人员”？79年刑法第83条规定：
“本法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种列举加概括性的规定方法，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失于宽泛，难以准确界定，几乎把一切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划进了国家工作人员之列，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把国营或集体汽车出租公司的司机、商店的营业员等等，都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看待。至于集体企业的干部、农村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以及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都成了国家工作人员。而且，上述每一类别的“国家工
作人员”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职责范围，所以，这一阶段妨害公务罪中“公务”的内容依然十分宽泛：
工商、税务、公安、渔政管理部门的活动是公务活动，企业厂长经理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公务活动，学校校长的教育管理活动也是公务活动，还有其他等等活动也都可能纳入“公务活动”。这种宽泛性规定的实践意义不大，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妨害公务罪主要集中地发生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过程中，故有必要从立法上对此作出改变。但与42年《条例》相比有三点明显进步：
一是把明显不属于公务活动的内容如绑架杀害公务人员的家属去掉了；二是将侵犯的对象限定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列，非国家工作人员如“公务人员的家属”去掉了；三是将该罪行为限定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排除了42年《条例》与
46年《指示》规定的非执行公务过程中构成该罪的可能性。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其特点有：
第一，客观方面仅限定在“以暴力、威胁”的方法上，行为人使用了暴力、威胁的方法，且只能针对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行使，暴力的程度不包括致人重伤、死亡在内。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如使用盗窃、挑唆、诈术、诱惑等方法的，不构成本罪。第二，本罪的对象只能是正在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是正在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本罪侵犯的对象，这是一个进步。第三，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是依法进行的，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用合法职权从事公务活动。这在42年《条例》中没有明确指出。其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只要年满16周岁以上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根据79年刑法规定，14-16周岁人实施妨害公务的行为不构成本罪。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侵害的对象是依法正在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使用暴力、威胁的方法使其不能正常执行职务。
79年刑法对妨害公务罪规定的主要缺陷是：
第一，在法条上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混合规定在一起，与42年《条例》中同“妨害公务违抗法令”的混同规定如出一辙，没有实行“一罪一条”的科学立法方式。第二，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务的范围宽泛，使得妨害公务罪依然有大杂烩之嫌。
97年刑法将妨害公务罪规定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对其侵害的客体作了更细致的界定，其同类客体与79年刑法相同，依然是社会管理秩序，次同类客体是公共秩序，直接客体有三种：
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的公务，二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时的公务，三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依法履行职责时的公务。侵害的对象与79年刑法相比较作了严格的限制，只包括下列三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这三种主体所从事的活动更符合“公务”的内容，
比42年《条例》、46年《指示》与79年刑法科学，纠正了宽泛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和包罗万象的公务活动的不合理之处。在客观方面的表现有两种情况：
一是以方法论，即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只要采取了暴力、威胁的方法妨害公务，即构成妨害公务罪。但暴力不包括重伤、死亡在内，如果造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死亡、重伤，则应按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处断。如果不是采用暴力、威胁的方法，而是吵闹、谩骂、诱惑、纠缠不休、不服从管理等，即使对执行公务造成了一定妨害，也不能构成本罪。二是以结果论，即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只要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此种情形下，不以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为必要条件，以主观上的故意和客观上的“造成严重后果”为必要条件。以结果论是对79年刑法的新发展，79年刑法只有以方法论的一种情况。但是这两种情况都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行为人妨害公务的行为发生在有关公务人员正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否则不构成本罪；二是上述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是依法进行的合法行为，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用其合法职权（亦即职责）从事公务活动，越权或滥用职权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民个人利益，受到他人阻止的，对“他人”
不能以犯罪论处。本罪主体与主观方面的特征与79年刑法同。97刑法还有一重大进步是将属于妨害司法罪的“违抗法令”或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内容从条文中分离出去，实现了一罪一条，更符合现代法治的罪刑法定原则。
三、妨害公务罪法定刑配臵的历史演进
依据刑罚理论，刑罚是对犯罪分子某种利益的剥夺，并且表现出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评价。历史上的立法者与司法者，有的追求刑罚的剥夺功能，有的追求刑罚的威慑功能，有的追求刑罚的教育功能；或者兼而有之。因而，各个不同时期对同一罪行的刑罚规定存在巨大差异，妨害公务罪亦如此。
上述三个不同时期，对妨害公务罪规定的刑罚种类和幅度分别如下：
42年《条例》针对不同情节分别规定：
处死刑、无期徒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三年以下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两千元以下千元以上罚金及千元以下三百元以上之罚金。
79年刑法规定：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剥夺政治权利。
97年刑法规定：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
从不同时期刑罚种类和幅度的规定可以看出对妨害公
务罪的处罚由苛重走向了轻缓。42年《条例》对此有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79年刑法有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97刑法只有自由刑和财产刑。如此，由苛重向轻缓程度的递减是显而易见的，也符合刑罚进化过程中由重到轻的一般规律，也是刑罚逐渐人道主义化的历史见证。如今市场经济社会，主体自由度高，刑法是国家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的重要法律之一。如果刑法处处干预人的行为，并且动辄处以极重的刑罚，势必把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度降低到一个很低的程度。这样既不利于保障人权，也不利于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构，也不利于国际竞争。这里只重点谈一下97年刑法对79年刑法妨害公务罪在刑种上的修改。
97年刑法与79年刑法相比，97年刑法对妨害公务罪删去了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增加了限制自由刑——管制这一开放型刑种。笔者认为，这种法定刑种的修改是进步的、科学的，主要理由是：
剥夺政治权利是一种资格刑，当其附加适用时，主要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本罪不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也不属于上述列举的重罪，而是一种轻罪。故不宜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当它独立适用时，主要针
对利用职权或职务等政治权利进行犯罪的犯罪分子。本罪行为人并不需要利用某种政治权利，侵犯的客体不是某种政治权利而是公共秩序，“刑罚
中的剥夺功能，在剥夺权利和利益上尽可能地类似于犯罪所侵害的客体。这是现代各国刑罚种类设臵的一条不可忽视的原则。”对妨害公务罪不宜规定剥夺政治权利，97年刑法删去这一刑种是合理的。而增加规定管制这一刑种也是妥当的。因为经实践证明，管制作为一种不关押犯罪分子的开放型的轻刑，有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扩大开放型刑罚的适用范围也符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管制可以避免监狱生活的交叉感染，可以调动社区的力量参与对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同时不影响犯罪分子的日常生活。再者，国家运用刑罚权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是需要成本的，很显然，放在社会上改造由公安机关监督的成本要低于关在监狱里改造的成本，这也符合刑罚经济学原理。针对本罪，管制作为一种轻刑种，与本罪规定的其他刑种相配合，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完全可以达到刑罚的目的。
四、97年刑法妨害公务罪的立法完善
从以上的比较得知，妨害公务罪在三个不同阶段立法上的递进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无论是在客体的限定上，还是在侵犯对象的界定上和刑罚种类的规定上，都是后者优于前者的，97年刑法对妨害公务罪的规定毫无疑问是最优的。但这只是从三者比较的角度而言的，并不是意味着97年刑法对妨害公务罪的规定是尽善尽美的，笔者认为97年刑法第277条的内容规定本身还存在着一些问
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在此冒昧地提出，以期抛砖引玉。
1．第277条第2款的规定是多余的、重复的。根据第1款规定，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97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的确立，意味着一般不允许对条文作广于字面的扩大解释。那么，按照字面解释，结合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构成理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以下几类：
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军事机关工作人员。
按照目前学界通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应包括党的机关和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这里，结合本文主旨，我想要说明的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问题。1982年宪法第2条规定：
“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表明：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是我国法定的无可辩驳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由代表组成。这又表明：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即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由“代表”组成。故从宪法逻辑上推导出“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既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那当然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在宪法实践中我国采取的是地域代表制和职业代表制相结合的代表制度，即全国人大代表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中按一定人口比例选出，工农兵学商不限。而这些代表除了进
一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从事权力机关的日常工作以外，都不是专职的，一年一度的人代会一闭会，又得奔赴全国各地，忙忙碌碌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时下宪法学界多数人称之为“兼职”代表。有学者认为，这些“兼职”的各级人大代表是属于刑法93条中“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的确，代表中有一部分属于工人、农民，他们在平时的工作岗位上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他们在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力时，比如选举政府官员、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进行调研或视察，则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无论从宪法理论上还是宪政实践上说，依法行使代表职责时的“代表”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既然是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么此内容就已经涵盖在第1款中了。
目前宪法学界要求设立“专职代表”的呼声很高，当然，专职代表制若全面确立，就不会存在兼职代表了，也就不会存在他们是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争论了。但这毕竟还只是一种呼声，没有成为最高的宪法准则，所以目前我们还只能从现行的宪政运转模式看问题。97年刑法第1条就明确指出，刑法是“根
据宪法”制定的。所以，从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设臵看，刑法第277条第2款中“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时的代表应属第1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列，而第2款的规定恰恰是把依法执行职务的代表排除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笔者认为，第2款规定有违宪之嫌，因为根据宪
法，第1款与第2款在立法上应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不应是97年刑法所展示的平行并列关系。第2款的内容已全部包含于第1款之中，故第2款的规定已是多余的、重复的。立法者是否为了强调，才将行使职责的“人大代表”单列为一款？没有看到相关立法资料对此予以说明。
2．从第2款本身说，“代表”所指意思不明。现行宪法和有关组织法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是各该级相应的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各级常设机关也是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从相应各级的代表中选举产生的。毫无疑问他们首先必须是各相应该级的人大代表。这一部分代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人们都能认同他们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第2款所言“代表”应包括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这部分代表和非常委会组成人员代表两大类。那么，第2款中的“代表”究竟所指何为？是指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还是指非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或者兼而有之？若是指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已如上所述，与宪法逻辑不符，导致第1款与第2款相矛盾。若是指非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那么，这种窄于字面含义的限制解释，虽不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但总觉得与宪政理论不相吻合。因为即使是非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其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时也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然这涉及到宪政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问
题，因这超出本文范围，故在此不论。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北师大刑科院博士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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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公务罪的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2008年9月1日，被告人陈某酒后在本溪市平山区站前德克士快餐店门前，无故殴打行人郑某，之后郑某与其同伴拨打110，本溪市公安局平山分局站前派出所民警盖某等人接到报警后，即前往现场制止。到达现场之后，被告人陈某明知民警盖某等人是依法执行职务，而与执行公务的民警发生撕扯，在撕扯过程中，用拳击打民警盖某眼部，致使被害人盖某左眼眶下壁骨折，经法医鉴定属轻伤。案发后，经公安机关侦查，被告人陈某被审查归案。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7日作出判决，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因之前就先行羁押了将近九个月，所以在判决生效之后，即被释放出来。 辩护意见： 一、本案中被告人陈某的行为，是否严重到足以由刑法来惩治的程度。 检察院起诉的罪名为妨害公务罪。该罪的构成要件中需以暴力，胁迫方法阻碍执行职务。那么本案中重要的是对于暴力、胁迫的如何认定。辩护人认为只要当暴力，胁迫的行为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使职务难以执行的现实可能性时，才可以用刑法来惩治。在本案中，被告人只是在醉酒状态下实施了二至三拳，危害性有限。如果对其给予刑法上的严厉处分，是违背刑法立法目的的。 二、鉴定书的效力问题。 受害人的伤情是否构成轻伤?本身鉴定机关与被害人之间就存在利害关系，在此种情况下出具的鉴定书，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三、数个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被告陈某的行为，在被害人、证人的询问笔录中存在多处不一致。 四、讯问笔录与询问笔录的效力。
《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回避的规定，被害人为派出所工作人员，那么侦查活动则应当由其他侦查机关进行。并且《刑事诉讼法》中也规定了，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也应当讯问其有无犯罪行为，并让其做辩解。而讯问笔录中并没有相关 记载。所以是违法程序规定的。 点评： 辽宁省本溪市XX律师事务所接到此案之后，便委派郎慧君律师做为陈某的 辩护人。 郎慧君律师在接手此案以后，多次会见犯罪嫌疑人，详细做询问笔录，查阅案卷，积极寻找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在与受害人就赔偿数额进行调解时，受害人要求给付五万元。在郎慧君律师的努力下，本案在庭审中，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要求撤诉。并且受害人对赔偿数额也做出了让步。检察院重新起诉之后，被告人家属也与受害人达成了协议，给付其医疗费等一万元。法院也做出了有期徒刑九个月的判决，在判决之后的数日被告人即被释放。 通过本案例，发现妨害公务罪与一般治安处罚案件的界定是值得探讨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0〕7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9年12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1次会议、2010年2月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26日起施行。二○一○年三月二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1次会议、 2010年2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生产、销售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未经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销售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卷烟、雪茄烟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卷烟、雪茄烟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定罪处罚。 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2016年司法考试刑法案例分析题，你会解吗？ 每年司法考试刑法案例题是必考的，并且分数还不低。如何解答司法考试刑法案例分析题？许多司法考试考生备战2016年司考时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题刑法案例，独角兽司考网校肖老师特为大家带来以下内容，希望能对各位的备考有帮助。 司法考试中的刑法案例题一般是给出一个具体案例，让考生分析案件中行为人涉嫌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虽然问题很短，但是需要考虑的知识点却很多，增加了答题的难度。对于准确解答刑法案例题，要遵守以下步骤： 1.仔细阅读案例内容。 案例分析题一般都是考刑法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或者是法条中极其特殊的规定，即最基本的概念或法律规定，只要把概念和法律规定理解透彻，应试时就会比较有把握。 2.找准案例所涉及问题的“知识点”。 在案例分析中，以下知识点可能是经常会涉及到的：总论部分包括：（1）犯罪故意与过失、意外事件的认定。（2）刑事责任年龄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者应当负责任的范围。（3）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4）犯罪预备、未遂和中止的区分。（5）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共同犯罪人（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的认定。（6）刑罚运用中的累犯、自
首。分论部分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侵犯财产的犯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它们都是传统的考查内容，案例分析原则上都会涉及这些犯罪。 3.理清答题思路。 在找准案例分析题所涉及的知识点以后，不要急于答题，还应当进一步整理答题思路。一般答题分为以下三步：（1）分析犯罪人的行为符合哪（几）种犯罪构成要件，确定犯罪人可能涉嫌的罪名。（2）考虑犯罪人有无法定或酌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如犯罪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具有某种特殊身份，是否具有自首情节。（3）根据刑法总则关于罪数的规定，以及刑法分则中关于特殊犯罪的处罚规定，确定犯罪人所触犯的罪名。如盗窃信用卡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定盗窃罪，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从一重罪处罚还是数罪并罚，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考生一定要认真掌握各种具体情况，注意法律的特殊规定。当初在朋友的推荐下，报了独角兽司考网校的VIP保过班，老师们不仅传授理论知识，还会帮助考生从命题者的角度分析问题，寻找准切入点，培养答题思路和技巧。确实让我受益匪浅。大家不妨联系一下学学看吧！ 4.对不同题型采用不同方法，准确答题。 在答题时，独角兽司考网校的老师，特别强调要考虑每
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认定文档Identification of the object of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p ublic affairs
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认定文档 小泰温馨提示：调研报告是以研究为目的，根据社会或工作的需要，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调研计划，即将被动的适应变为有计划的、积极主 动的写作实践，从明确的追求出发，经常深入到社会第一线，不断了 解新情况、新问题，有意识地探索和研究，写出有价值的调研报告。 本文档根据调研报告内容要求展开说明，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便于学 习和使用，本文下载后内容可随意修改调整及打印。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履行职责的行为，或者故意阻碍～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是依法正在执行职务或者履行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会员三类人员。那么，除上述三类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争议，集中表现在“身份说”与“公务说”之争。笔者就此问题结合具体实例谈点个人浅见。 一、行政执法机关中的事业编制人员。由于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编制有限，加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实践中普遍存在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有的行政执法单位本身属于事业编制，法律、法规赋予其行政执法权力；二是同一国家机关
中，有一部分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员属于事业编制。他们在依法进行行政执法活动时，受到暴力、威胁方法侵害，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换句话说，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身份说”认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会员身份的人员，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否则有悖“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笔者认为，研究某种犯罪，应当坚持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上述人员从形式上看虽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由于其依法从事行政执法活动，行使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无本质区别的管理职权和职责，其行为实质上是代表国家从事公务活动，而国家公务活动是受法律的强制力所保证，当公务活动受到妨害而无法进行时，对于侵害人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而保障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是立法本意之所在。如果将上述人员排除在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外，将不利于国家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么，将上述人员纳入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是否有悖“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上述人员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将他们纳入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并不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明确指
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全文) 人民网北京6月18日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自2013年6月19日起施行。 以下为《解释》全文： 法释〔2013〕15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二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至第十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第三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一）致使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个小时以上的； （二）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十五亩以上，其他农
刑法学案例分析45题及答案 案例1：刑法对外国人的效力范围 卞某，23岁，外国人，系某国在医科大学的留学生。某年5月13日，卞某某遭到医科大学另一外国留学生安某拳打后，蓄意报复。6月10日晚7时许，卞某得知安某在留学生l楼104会客室会客，便手持木棒，到会客室敲门。安某将门打开后，卞某用木捧击打安某。安挣脱后，会同在该校的本国留学生翁某、风某、莫某等7人，手持木棒、手杖等器械，聚集在留学生宿舍2楼走廊西端。卞某也和某国留学生朱某、穆某、白某等5人手持木棒和尖型菜刀等，聚集在留学生宿舍2楼走廊中部208房间门前，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后双方发生殴斗。在厮打中，卞某手持的木棒被打掉，随手用尖型菜刀乱刺，刺中对方留学生翁某的上腹部，创伤透入胸腔，将肝脏切成局部破损，经抢救无效，于次日下午死亡。 [问题]卞某某的行为构成何种犯罪?可否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答案： 卞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应当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卞某某为报复他人，聚众斗殴，并在斗殴的过程中，使用菜刀乱刺，将被害人刺死。依照刑法第293条的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应根据情况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卞某在用菜刀刺人时，主观故意不明确，对他人的死、伤均持放任态度，因此，对被害人死亡他应负(间接)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6条和第11条的规定，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外，均应适用我国刑法。卞某是一普通外国留学生，不属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自应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案例2：刑法的效力范围 李学沛，男，26岁，工人。王义勇，男，24岁，工人。李、王二被告均系我国公民。某年10月，该二人受雇在美国轮船上工作。同月24日，轮船停泊于巴西某港口后，二人在轮船上饮酒闹事，不仅不听从船长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劝阻，反而公然杀死制止他们的中国公民张世良。杀人后又抢劫了一些其他船员的财物，然后逃到巴西某市藏身，并策划逃到第三国。由于在隐藏期间二人的财物被盗，王义勇被迫回到船上，并报告了李学沛隐身之处。其后，巴西警察将李、王二犯逮捕。 [问题]李、王的犯罪行为可否适用我国刑法?为什么? 答案： 我国刑法对李学沛、王义勇应当适用。李学沛、王义勇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的情况。根据我国刑法第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构成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均适用我国刑法。李学沛、王义勇受雇于美国轮船，在轮船停泊巴西时杀人，应当依照刑法第7条的规定适用我国刑法。 案例3：刑法的效力范围 ]温源和，泰国籍。戴文，广东省广州市人。余锡宽，广东省台山县人。上述三人在泰国曾策划进行跨国贩毒活动。约定戴文负责接运毒品，经我国昆明、广州至深圳市出境。某年4月18日，戴文与余锡宽进入昆明市与从泰国到达的温源和会面后，共同约见了潜入昆明市的国外贩毒分子，商定在昆明市交接毒品的时间和地点。8月16日下午6时许，戴文和余
王思鲁律师辩护词专辑 主办：王思鲁律师 涉及隐私，采用化名 黄核云涉嫌妨害公务案（从轻处罚，终审改判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之 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经办人郭连新法官、本案其他合议庭法官及审判委员会各位委员： 我受黄培金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贵院正在审理的黄培金等妨害公务案中依法给黄培金辩护。我们在侦查阶段已介入此案,并全程追踪到现在,对此案十分了解。本着依法辩护的原则和履行律师的基本职责,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已于2004年4月20日提交了 (200 4)粤环经法意字第140号“法律意见书”；于2004年5月17日提交了(2004)粤环经法意字第143号“补充法律意见书”，并附送了本案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条例、学理著述和权威判例等资料。在一审阶段，我们于2004年7月15日一审开庭后，整理、提交了“一审辩护词”；2004年8月3日，也就是一审法院2004年7月29日打印出判决书后的第四天，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件研究中心关于黄培金等涉嫌妨害公务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这份专家论证意见书对此案作了详尽论证，并一致得出如下结论： 泉州市公路局的扣车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泉州市公路局的执法超越了泉州市交通局的委托权限范围……。在任何单位对任何形式的欠缴通行费车辆均无扣押权情况下，泉州市公路局强行扣车、强行开车而引发冲突，黄培金等涉案人员的行为针对的不是“依法执行职务”，因而，不符合妨害公务罪的犯罪构成，应属无罪（详见附件1）。 在二审阶段，我们于2004年8月13日向贵院提交了律师代书的四位上诉人的“刑事上诉状”；于2004年8月23日向贵院提交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申请书”。 鉴于上述意见对本案的相关问题已经从不同角度作了详尽的论述，鉴于从法律上看，这的确是一起十分简单的案件，鉴于贵院法官质素较高以及业务繁忙，我们在此不再“老调重谈”，以
浅议转化型抢劫罪和妨害公务罪之实务认定 通过对转化型抢劫罪和妨害公务罪的简单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两罪基本上都使用了暴力且在犯罪对象上也存在交集。随着犯罪手段的多样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分二者和认定罪名，就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本文将会通过一起简单案例来浅议两罪之实务认定。 标签：转化型抢劫罪；妨害公务罪；暴力；犯罪对象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卜某某携带镊子跟刀片伺机盗窃时，被民警现场抓获，并从其手中查获被盗手机一部和随身携带的盗窃工具镊子一把。在抓捕过程中，卜某某为逃避打击，用随身携带的刀片将两公安民警的手划伤。病例证明上显示，二人的右手外侧都为9厘米长的血口，深度较浅。 二、认定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卜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转化型抢劫罪是指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公私财务的所有权和公民的人身权利。本罪的客观方面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转化的前提条件和转化的客观条件。转化的前提条件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客观条件是“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4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具有将公私财务非法占有的目的，转化型抢劫罪中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综合本案来看，卜某某的行为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卜某某在犯盗窃罪的前提下，为了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且负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卜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卜某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盗窃罪和妨害公务罪，应实行数罪并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盗窃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中，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是其主要客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人身权利是其随机客体；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两高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6月1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6月17日 法释〔2013〕15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 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 为的； （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二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至第十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第三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妨碍公务罪的量刑标准 来源：智豪刑事律师网编辑：张智勇律师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了妨碍公务罪，其中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人民代表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或者以暴力、威胁以外的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妨害公务罪量刑标准构成要件： 1．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侵犯的对象必须是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2.本罪在客观要件表现为使用暴力或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3.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4.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对方是正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而故意对其实施暴力或者威胁，便其不能执行职务。 妨碍公务罪量刑标准及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 下列情形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或者以妨害公务罪和相关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1.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妨害公务罪和相关走私罪实行数罪并罚。 2.未聚众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以及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活动中使用暴力、威胁 方法的非首要分子，均应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3.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
工作心得：当前妨害公务案件的分析与思考 近年来，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带来了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种暴力抗法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引起公众质疑和社会热议。商贩暴力抗法打城管，醉汉酒后闹事咬民警等等，此类妨害公务案件逐年递增，该类案件不仅威胁到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家正常管理活动，损害了国家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威。以本院201X年以来办理的妨害公务类案件为视角，对当前该类案件的特点、成因及预防对策进行分析归纳，以期为该类案件的防治献言献策。 一、妨害公务类案件主要特点 （一）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X年至201X年上半年，我院受理的妨害公务案件分别为0件、2件2人、4件8人、3件4人，从下图可以看出，案件数量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图1）。 （二）涉案主体以无业者居多，文化程度偏低。14名犯罪嫌疑人中，有11人是无业人员或农民，占总体人数的78.6%，其他3人分别是个体经营户、民营企业职工等。从文化程度看，妨害公务案件犯罪嫌疑人全部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其中，高中学历2人，初中10人，小学2人。 （三）本地居民和男性是主要犯罪人群。涉案14人中，13人为本地人，占总人数的92.9%；男性11人，占总人数的78.6%。 （四）案件发生领域比较集中。目前，妨害公务案件的多发领域集中在娱乐场所、道路交通执勤、民事纠纷调解等公安执法领域，以及查处拆迁违章违规建
筑等行政执法领域。据统计，办理的9件妨害公务案件中，行政执法的1件，占11.1%；道路交通执勤的2件，占22.2%；民警处理民事纠纷执法的4件，占44.4%；民警依法执行职务行为（如执行抓赌任务等）的2件，占22.2%（图2）。 （五）均为临时起意犯罪，均属突发性，事态发展快。妨害公务案件发生在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大多事前没有预谋，多因在管理与被管理、处罚与被处罚中，被执法一方不接受管理和处罚，进而矛盾激发产生暴力抗法，具有明显的突发性。采取的暴力手段，多数开始由辱骂、推搡，进而引发为抓挠、撕扯、拳打脚踢，造成执法人员不同程度受伤的后果。 （六）被侵害对象绝大部分是公安执法人员。受理的9件案件中，被侵害对象11名，其中，绝大多数为公安执法人员，包括民警、交警、辅警，占全部案件量的77.8%。这一方面说明群众在面对公安执法时存有对立和抵抗情绪，另一方面公安干警在执法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执法不规范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图3）。 二、引发妨害公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涉案主体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仍有少数群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法制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依然相对滞后。当他们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侵害或威胁时，往往习惯于通过私力救济，采取过激行为抗拒执法者的正常执法活动，而很少认识到保护执法人员合法权益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如轩某某妨害公务案中，公安民警因行政案件在两次传唤其到派出所接受调查时，其以自己“没有犯多大法，凭什么到派出所”为由，抗拒接受调查，对民警进行撕扯、殴打，使用砖头将民警头部击伤，甚至扬言拿刀要将民警砍死。
乔海珍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二审辩护词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我接受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乔海珍委托，担任二审辩护人。我接受委托后会见了上诉人，了解了案情。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对案件有了进一步了解。现在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二审法院采纳： 一，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三款规定：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依照>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第二款规定：甲类传染病是指：鼠役、霍乱。第三条第五款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椐情况，增加或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只是鼠疫和霍乱两种。国务院也没有把非典规定为甲类传染病。刑法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先决条件是，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方可构成本罪。非典不是甲类传染病，上诉人乔海珍怎么会构成防害传染病防治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胡云腾说，如>第三百三十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针对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但是非典现在还没有被确定为甲类传染病。所以刑法这一条就不能适用于处理非典案件。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XX年4月8日卫生部发文把非典纳入传染病管理，但是并没有规定为甲类传染病。根据>第三条第五款、>（XX年5月9日国务院令第376号公布）第三十条规定，卫生部无权规定增加或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一审判决书引用的XX年4月 8日>在审理刑事案件上没有任何意义。更不应作为定罪的根据。甲类传染病的先决条件都不存在，上诉人不可能触犯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2，在客观构成要件上，上诉人的行为也不具有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特征。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一款，对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构成要件，规定了四项行为，触犯其中任何一项（别的构成要件也应具备）就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这四项行为是：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卫生标准的； （二），拒绝按照卫生防役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四），拒绝执行卫生防役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b012265933.html, “袭警”类妨害公务案件分析 作者：杨振强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33期 摘要目前，“袭警”类妨碍公务案件频发，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执法机关权威。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处罚普遍较轻，将是否达到轻微伤作为入罪标准、将对民警的民事赔偿作为从轻处罚量刑情节等问题。出于保护公民权利自由的同时捍卫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考虑，针对袭警类案件的办理，寻求合理解决途径。 关键词袭警犯罪司法政策执法保障机制 作者简介：杨振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助理检察员。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1-088-02 2008年初至2013年底，5年期间S检察院办理妨害公务类案件共计办理52件66人，受 理刑事案件总数为1816件2533人，占比例2.9%和2.6%，这一比例虽然不高，但也属于多发性案件。在妨害公务类案件中，侵害对象为民警执法行为的妨害公务案件共计41件53人，占到妨害公务案件的比重78.8%和80.3%，其余案件的侵害对象多为城管执法、交通执法、烟草专卖等行政执法机关。我区的妨害公务类案件基本情况与北京市同类案件情况基本相同，即侵害公安民警执法类的妨害公务案件常年维持高发态势，其中不乏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案件。 一、案件特点 1.多为使用暴力妨害依法执行公务民警的行为：在统计的41件53人中，绝大多数案件中，犯罪人使用暴力殴打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民警，而且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均没有瑕疵。 2.酒后滋事殴打民警的案件频发，此类犯罪的人数共计20人，占到总数37.7%。该类犯罪的共同特点就是，犯罪人多酒后自我控制能力丧失或降低，在公共场所无故滋事，并对上前劝阻的民警进行辱骂、殴打。由于该类犯罪人员在公共场所无故殴打、辱骂民警，或打砸警车等警用设备，极易造成群众围观，社会影响较为恶劣。酒后殴打公安民警的案件共计批捕18 人，无逮捕必要不批捕2人；目前，15个人有最终处理结果，9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6人被判处拘役，其中判刑最高的2008年赵北大案，该人酒后殴打民警，造成轻伤后果，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还有2013年马德全妨害公务案，该人醉酒驾车，民警依法对其进行检查，该人无故殴打，并辱骂执法民警长达半个多小时，造成大量群众围观，后该人被批准逮捕，最后法院判处该人拘役三个月。 3.驾车拖带、撞伤执法民警情节严重：此类案件共计7件7人，占总数17.1%和13.2%。该类案件多发生在交通民警执法过程中，犯罪人多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检查，驾车强行逃离，民警上前阻拦，嫌疑人不顾民警的阻拦和生命安全，驾车拖带、撞伤执法民警。此类案件的社会
妨碍公务一审范文 2018年11月21日上午，被告人吕某哲涉嫌“妨害公务罪”在岳阳楼区 ___第二法庭公开审理。 2018年8月30日，岳阳楼分局望岳路派出所民警李某彪出警处理位于本市七里山社区一起打架警情。被告人吕某哲因对李某彪出警处理方式不满，多次暴力威胁李某彪，并两次捡起砖头和水泥块砸向李某彪，而后其又捡了一块砖头冲进望岳路派出所值班室，威胁正在工作的值班辅警，大吵大闹，望岳路派出所民警遂将其制服。 被告人吕某哲当庭认罪，并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懊悔，希望法庭从轻处理，给自己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庭审结束后，经合议庭合议，法庭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吕某哲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庭表示服法认罪，并取得当事民警的谅解。根据被告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指控其“妨害公务罪”罪名成立，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对吕某哲从轻处罚，判处被告吕某哲拘役四个月。 （文中所涉人名为化名）
：中国庭审公开网 对于这类妨碍公务的人员，必须严惩！ 这事儿是这样的，浦东警方在查处一起摩托车驾驶员酒后驾车的过程中，遭遇驾驶员朋友和家人的阻挠，造成民警受伤和执法设备损坏。 而被带到派出所后，这两人对妨碍民警执行公务的行为供认不讳。这两人都是过度饮酒了，在酒后因为鲁莽和冲动与要求配合工作的民警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 虽然现在对于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的惩罚都很严苛，但是还有人抱有侥幸心理，这不光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也是对坐在自己车上的人、乃至路上人的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 而且在被警方拦下后，还阻碍民警执法，动手推搡民警，造成民警受伤和执法仪器受损，这种行为绝不可取，必须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和严惩。 公民遇到民警执法应该主动积极的配合，营造安全文明的交通出行环境！
妨害公务罪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本罪主观上限于故意，即行为人必须明知上述人员正在依法执行公务而加以阻碍，才能构成本罪。犯本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妨碍公务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了妨碍公务罪，其中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妨碍公务罪最高刑罚是3年有期徒刑，过失致人死亡最高刑罚是7年有期徒刑。 我国对妨碍公务罪中行为人的暴力行为造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重伤结果或因重伤导致死亡结果，甚至故意杀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按处理牵连犯的原则，以重罪吸收轻罪，按故意伤害(重伤)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应注意下列问题： 1 本罪的对象限于三种人： （1）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各级人大代表；(3)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须注意，上述人员都必须是依法正在执行某种公务期间，才能成为本罪对象。 2 行为人具有妨害公务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关键。此处须把握三点： （1）妨害公务的实质，是阻碍上述人员依法执行其职务，具体表现包括使其不能执行和不能正常执行其职务； (2)妨害公务的方式，除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可以 暴力、威胁方法，也可以是非暴力、威胁方法外，其余都须以暴力、威胁的方法实施才能构本罪。但应明确，在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作任务的情形下，须造成严重后果才能构成本罪；(3)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的，必须是在自然灾害 中和突发事件中，才能构成本罪。
论刑法中的“公务” 摘要:关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务,要分别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把握。根据公务的统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特征,可以从内涵上将公务划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而不包括社会公务。关于公务的外延,则须根据公权力特征和公共性特点来分析,基于“反面说”理论的要求和公务执行依据的内容,刑法中的公务仅限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 关键词: 公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主体;公权力 Abstract:In crimina l law, “pubic affairs” should be interpreted from its denotations and connotations respectively. Its denot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governmental public affairs” and “social public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ing, administrative and serving features of civil service. The affairs administered by the state civil servants only refer to governmental public affairs rather than social ones. As for the denotations of “public affairs,” an analysis should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power and publies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opposite observation” theory and administering of pubic affaires, “public affairs” in criminal law is limited to state public affairs while collective public affairs are excluded. Key Words: public affairs; the staff in state organ; subject of crime; public power 虽然“公务”在我国《刑法》总则中已经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词汇,然而,关于“公务”的含义,目前既没有对之进行立法界定,也没有形成理论共识,致使其含义相当模糊,有些刑事立法解释还因此与刑法条文产生了逻辑矛盾。例如,20XX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主体的立法解释,就是以”公务”为核心来构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这就使得《刑法》第93条中以“公务”为核心构建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与之难以区别。这样一来,《刑法》分则中部分罪名(如滥用职权罪和贪污罪)的犯罪主体在理论上就会界限不明,(注:而且,有些罪名的犯罪对象也会出现认定上的困难,例如妨害公务罪。)以致于时常引发司法实践中的论争。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公务指的就是公共领域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可解释为
1、妨碍公务罪： 第二百七十七条【妨害公务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行为对象：不包括妨碍军人执行职务；→妨害军人执行职务罪 行为内容：阻碍合法的执行职务行为； 主观方面：明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依法执行职务，而故意阻碍。 数罪并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走私罪； 按一罪从重：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同时要注意转化问题；注意不作为的方式 2、招摇撞骗罪：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行为方式：非冒充是、下冒充上、此冒充彼； 冒充军警人员进行犯罪活动的处理：如果是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属于第263 条规定有抢劫罪的加重情形；如果是冒充警察招摇撞骗的定招摇撞骗罪并以第279 条第 2 款从重处罚；如果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定第372条的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如果是冒充武警招摇撞骗的，则根据第450 条规定，仍应定第372条的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 行为人冒充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抓赌”、“抓嫖”，没收赌资或者罚款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以招摇撞骗罪从重处罚；在实施上述行为中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冒充治安联防队员“抓赌”、“抓嫖”、没收赌资或者罚款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在实施上述行为中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如果认为可以此罪可以包含钱这种利益的，那么由于此罪与诈骗产生法条竞合，会导致罪刑不适应，但如果认为此罪可以骗财，但数额巨大的话按诈骗罪处理，那么这样就会违法罪刑法定原则（因为诈骗罪中规定了，“本法另有规定的依规定”） 所以：韩说认为此罪不能包含钱这种利益，张明楷表示支持。 3、聚众斗殴罪： 第二百九十二条【聚众斗殴罪】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多次聚众斗殴的； （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 （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 （四）持械聚众斗殴的。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聚众”：必须双方都是多人，其中一方至少3人以上； “斗殴”：不能有重伤以上程度。此罪侵犯的是社会管理秩序，所以不要求有伤害结果。 法律拟制：只要致人重伤、死亡的，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定故意杀人、故意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