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

浅论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派小说中文系 16班罗晓燕指导教师：陈兴樊青美摘要：回眸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曾出现了“京派”“海派”这两个代表着南北不同文化的文学流派，呈现了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

表现为中与西、南与北、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种种对峙。

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京派作家不同程度表现出了疑惑甚至排斥的态度，而海派作家则对都市文明有着留恋多余批判的心态。

前者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显得凝重典雅；后者崇尚现代艺术，标新立异。

前者具有传统的厚重感，后者标榜时代的先锋性。

由于不同的文化视角,他们的小说作品中往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倾向。

京派小说偏重于对乡村生活中美好人性的挖掘，追求和谐、静穆；海派小说则强调对都市社会喧哗躁动的生活的刻画，追求新奇超突。

关键词：京派；海派；文化形态；艺术倾向一关于“京海派”的论争提到“京派”与“海派”,必然会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那场规模不大，但火药味十足的“京海”之争。

京海派在这场激烈的文化交锋中，各自明确了鲜明的文学理论主张，同时也折射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文学景观。

这场论争中，凝聚了20世纪以来，中与西，南与北，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种种对峙。

所以，京海之争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也是中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经济、文化、地域等多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冲突。

关于京海之争，首先发难的是沈从文。

他于1933年发表在《大公报》上一篇名为《文学者的态度》的文章。

其中称文人的态度是游戏的，白相的（靠玩来混饭吃，上海话）笔锋有针对性地指向了当时上海的文学风气和一些作家的创作态度。

鲁迅在当时有一篇文章叫《京派与海派》，他在其中指出“京派是官，海派是商”这个著名的论断。

①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一步到位，在当时极具影响力。

如果说鲁迅在“京海之争”的对峙中态度是中立的，而沈从文则主张文学者应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做到真诚质朴。

与此同时海派文学正以一种先锋的文化视角、锐不可当的姿态动摇着千年文化底蕴的传统文学地位，而京派文人则艰守和捍卫着这一块千年文化土壤。

“海派”与文学“海派”这个词进入到文学界，是始于1933年爆发的“京海之争”。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有一帮“玩票白相”的文学者“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苏汶等沪上作家的反批评，在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论争中，有不少作家写了文章，介入其中，连鲁迅也写了《“京派”与“海派”》等文章，鲁迅的观点是京派和海派都是帮闲而已，只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而已。

文学界的京海之争所触及的是一个历久常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文学艺术与现代商业的关系问题，在一个一切都逐渐变得高度商业化的现代社会里，文学艺术该如何自处？艺术当然不能成为商业的附庸，但把艺术与商业看作是水火不容的对立的两面，也是过于简单化的。

在30年代的这场争论中，京、海两派有一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都承认海派“近商”，又都基本上否定这个“近商”。

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海派文学就基本上被认定是一种商业化的文学了。

叶灵风(1905—1975)原名蕴璞，江苏南京人。

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

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

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这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时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

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

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说我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

二、新感觉派（一）新感觉派概况“新感觉派”本指20年代日本的一个作家群体，后来被中国批评家用来概括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小说创作。

这一流派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从诗歌领域向小说园地的延伸，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第一次对都市景观作集中的描绘。

粤海风□曾军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海派”与“韩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初期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海派”和“韩流”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与之相应，围绕这两个关键词而进行的一系列话语演绎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也相当惊人。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化阶层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这场话语的阐释与再阐释进程，“海派”与“韩流”也因此不断得以强化其文化身份的独立性并进而生产出更多的文化产品——物质性的商品和精神性的话语——和更多的文化消费行为。

只要用googl e或百度输入“海派”和“韩流”，都会跳出数以万计的页面，为我们叙述关于它们的故事。

但是我在此关心的问题是，“海派”和“韩流”之所以能够从纷繁复杂、鱼龙混杂的当代文化现象中脱颖而出，应该有其内在的原因。

如果以拟人化的方式来把“海派”与“韩流”放到一起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海派”与“韩流”的文化身份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在这种建构过程中起决定的因素有哪些？它们发挥了哪些作用？里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命名之惑：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把“海派”与“韩流”放在一起来看，似乎两者的差异太大了。

从“命名”时间来看，“海派”就像一名枯木逢春的老者，而“韩流”则似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

正如有专家考证的，“海派”的缘起大概与三个艺术门类有关。

一曰“绘画”，盖指以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绘画风格；二曰“戏曲”，来源于以“麒派”为代表的借鉴西洋戏剧形式改造传统京剧的流派；三曰“文学”，成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物。

而正因为有了这种出身，就使得“海派”从一开始就在争议与非议中成长。

不用说《清稗类钞》对“海派”的“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式的讥诮，也不用说京城红伶的“呼外省之剧曰海派”的揶揄，我们仅从沈从文的《论“海派”》中“‘投机取巧’，‘见风转舵’……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

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摄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的描写中便不难发现，“海派”之“海”在外人眼中甚至包含着某种愤怒与敌意了。

历史学基础（论述题）模拟试卷47(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题型有：1.1．论述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边疆危机正确答案：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边疆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危机。

1．疆防：1864年，新疆爆发了反清起事，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机人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侵占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

阿古柏与俄国、英国相互勾结，、危害了新疆的利益。

俄国还占领了伊犁等地。

左宗棠分三路进疆，不久就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部领土。

清政府与沙俄交涉，最终于1881年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地区，但仍然损失了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设置州县。

2．海防：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台湾。

因琉球船员被高山族人误杀，此事与日本毫不相干，但日本要求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的封号，并向清政府进行讹诈，派兵侵犯台湾。

日本进犯台湾后，清政府接受列强的调停，被迫与日本签订《台事专条》，日本限期从台湾撤退，中国赔偿日本军费50万两。

1879年，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当西北与东南同时形势紧张之时，清政府内部有人主张海防，有人主张疆防。

直隶总督李鸿章借口“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主张放弃新疆，大力加强海防。

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规复新疆，否则敌人会得寸进尺。

清政府一面加强海防，同时也没有放松疆防。

3．滇案：1875年，英国驻京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开枪打死景颇族群众多名，随即被打死，这就是“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

迫于英国的压力，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约》，除抚恤、赔款、逞凶、道歉外，还允许英人开辟印藏交通，开放通商口岸，免税、扩大领事裁判权等。

4．英国势力进入西藏：1884年英印政府官员率领一支约300人的武装队伍闯入西藏，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清政府最终派人议和，分别于1890年与1893年签订了《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以及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等特权。

媒介地理学视角下海派文学一、“京海”之争中上海文人的地理集聚二、“新性道德特刊”事件中的南北对峙除了地理集聚效应，海派文学的生成与上海报刊媒介关系紧密，其所秉持的自由、包容的文化理念为之提供了强大的传播平台。

论争期间，京派、海派文学的同人期刊，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与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的较量并未充分参与，除了沈从文、师陀、杜衡之外，学派同人也并未加入论争，最为突出的是《申报•自由谈》为此刊发的上海文人的诸多篇目。

20世纪30年代，因内容的民主与思想的活跃，《申报》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

尤其在留法回来的黎烈文任主编时期，《自由谈》刊发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文字，众多文艺家就文学、文化、社会等热点问题发表观点，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论争热潮。

在此态势下，《自由谈》为海派文学的“浮出”营造了强大的气场，迫使“北方文学家”弃甲而归。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海派文学初期跨越北京、上海两地展开的“新性道德特刊”事件上。

此次讨论始于上海，也以北京学者的告退为终。

海派小说的浮现源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观念的转变与生成。

受五四新思潮的激荡，20世纪2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大力宣扬现代观念，国内大报刊都展开相关的介绍、讨论，掀起现代意识的巨大思潮。

其中1925年1-_6月发生在北京、上海两地期刊《妇女杂志》、《现代评论》、《莽原》、《妇女周报》、《京报副刊》等关于“新性道德”的讨论对于海派文学的初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件的起因是1925年1月1日出版的《妇女杂志》上，刊发了主编章锡琛亲自撰写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一文。

该文借鉴福莱尔的《性的问题》，遵从自由与平等的人生原则，提出性道德“以有益于社会及个人为绝对标准”。

同时刊发的有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一文，指出“人的自然的欲望是正常的”，“科学的性道德”只需合乎两个标准——“不损害自己和他人”、“顾到民族的利益”。

此刊一出，国内学者为之哗然。

3月14日，北京的《现代评论》第1卷第14期刊发北大教授陈百年的文章，批判章、周二人的言论为“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一、填空题：要求：书写规范，不得有错别字。

1．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在英国写作的《--------------》。

2．在《--------------》中，当奉行“破缸哲学”的祁老太爷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

3．老舍与茅盾、--------------的长篇一起，构成了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

4．祥子在人生中经历了三起三落，其中，包括被--------------诱骗与之成婚。

5．“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

”这是小说《--------------》的开头。

6．老舍在《大明湖》和《猫城记》双双失败后，终于抓住一个“张大哥”，以《--------------》“返归幽默”。

7．《四世同堂》以沦陷后的北平为背景，选取了--------------胡同作为“亡城”的缩影。

8．《骆驼祥子》写于--------------年，连载于《小说月报》杂志第25-48期。

9．从1926年到1929年，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讲授中文时，连续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

二、单项选择题：要求：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

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错选或多选均不得分。

1．在老舍早期作品中，在艺术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作品是（）。

A．《二马》B．《骆驼祥子》C．《离婚》D．《四世同堂》2．老舍曾为自己作品一度流入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而深深地苦恼，试图“故意的停止幽默”，而他为自己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健康的发展方向的作品是（）。

A．《四世同堂》B．《二马》C．《骆驼祥子》D．《离婚》3．在老舍早期作品中，有一部作品在“文革”中受到严厉的批判，并直接导致了作者的噩运。

这部小说是（）。

A．《二马》B．《赵子曰》C．《离婚》D．《猫城记》4．在《骆驼祥子》中，如同“无底的深坑”的“白房子”是（）。

A．赌场B．烟馆C．车厂D．妓院三、多项选择题：要求：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

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20世纪的中国，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完型中，将要走完这100年。

这种文学的形成，因为一直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激进的左翼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相当的重视，成为研究界的焦点。

同样，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其包容量却越来越显得狭小，最后甚至仅仅成了左翼文学单线索发展的简单化叙述，使得“现代民族文学”的丰富概念名不符实。

进入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左翼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思索，而对其他非左翼文学也开始投入大量的关注。

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这种格局，目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动。

我认为，对以往左翼文学的深入认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

因为学术界认识到，全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应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对在现代文坛曾经保持活跃状态的三种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应当做一合论。

包括考察它们是如何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独特风貌的，探究它们的成因、业绩、影响面，以及对峙和相互渗透的程度。

这种新的综合已具备条件，应当逐步进行。

而且这种综合并非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加深对它们各自的认识。

研究历史的文学，是为了今天的文学。

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

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

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从文风的小说。

到1980年后连续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属于京派风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京派的复出。

），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觉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

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

历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条件下做现实的出演，并一定会延续到新的世纪。